城市社会的发展范式及其未来走向

    吴伟

    摘要：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体现为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有不同的形态，从而形成不同的城市发展范式，各个范式之间的纠缠又生成城市发展的一般范式，如“资本—政治—社会”“情感—历史—文化”“科技—人文—生态”等。随着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问题、城市矛盾的日益突出引发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反思。要发掘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根基所在，把伦理范式、有限范式等融合进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总体性范式，则需要构建以包容性、兼容性与公共性为基调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制度，构建与中国特色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文化，以有限范式的自觉合理应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代价与风险选择，以“此在单元”的微观视域推动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树立以城市的未来引领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实践理念与实践意识。如此，才能以城市命运共同体打开城市的未来。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36-09

    关键词：城市社会；发展范式；总体性范式；城市命运共同体

    城市社会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语境。亨利·勒菲弗[1]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城市是人的聚集，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聚集。因此，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与城市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城市是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人的一种定在，是不确定的人的活动的一种确定性。同时，城市也是现代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集聚地，城市发展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张力之所在。对城市发展趋势与规律的探索，对城市发展的内涵、功能、作用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具有社会存在论意义，另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的建构路径具有价值论意义。在反思的意义上，城市发展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逻辑、不同城市问题的相互交流与交融，在思想的深层激荡中，探寻城市社会的一般发展范式，激活城市发展的深层动力，实现城市的自信与自觉，在已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城市社会发展更好的可能。在结构主义语境下，城市社会的发展由单个范式主导，但是其他发展范式并未消失，而是在某个主导性范式的作用下形成“范式纠缠”。反思这些发展范式，探索城市发展的规律，树立可行的城市发展目标，对确立总体性城市发展远景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通过对城市社会发展范式的历史考察，探寻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明确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与意义，推动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

    一、城市社会的“资本—政治—社会”范式

    资本的目的是实现自我增殖。资本范式注重城市物质空间扩张、物质财富增长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表现出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使社会的剩余财富不断投入到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张链条上，通过货币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关系简单化和齐一化。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是通过理性祛魅奠定了世界货币化的哲学基础，而机器大工业把人与人、人与自然时空压缩与集聚在一起，工业城市的历史地位得到确立并且飞速发展起来。城市的外延，诸如人口增长、城市空间、经济指标等，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指标，城市的发展即是资本的集聚与分工的细致化，现代社会由此迈入城市社会。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在实现自我增殖的同时也孕育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范式，寻求资本发展的政治合法性。不同的资本样态，在不同的境遇下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总的发展趋势是：传统城市的神圣性转换为世俗性，城市成为民主与自由的表征，城市政治生命决定了国家政治生命，城市成为现代民主的政治舞台，城市的权力架构与权利诉求突变为政治范式的核心构件。因此勒菲弗认为，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其空间生产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人们通过资本通约把自己的生活世界转变为可以量化的世界，社会变成消费社会，城市的扩张引起消费的集聚，从而刺激城市的再度扩张，于是城市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和生产空间，日常生活范式随着资本范式的侵入演变成一种消费逻辑。

    “资本—政治—社会”范式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展现出巨大的魅力，社会以生产为目的，政治为生产扫清障碍，社会生活成为再生产的转化器。于是现代性城市的蓝图就被这种发展逻辑勾勒出来：高楼大厦玲琅满目，商业中心与高档住宅成为城市的涟漪中心，围绕这些中心形成了大都市。资本、政治、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纠缠奠定了城市社会发展的一种路径，彰显了现代城市社会利益共同体的生成。在物质力量与物质文明层面上，其他的发展范式在以资本为主导的范式面前，相形见绌，城市社会因此披上了理性主义的外壳，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载体。首先，资本范式改变了等级制社会处理社会剩余劳动的方式，打破了物质文明的等级制，开拓了物质文明的大众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市发展的功能性发生了改变。其次，资本范式打破了等级制的权力结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与追求使人类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世俗性权力与权利为每个人都可以生而触及，城市发展的价值性得以极大丰富。最后，资本范式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能，塑造符合资本发展的完成人，并形成城市发展的资本有序性。

    “资本—政治—社会”范式并不是资本完全占居主导地位，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政治引领资本和社会生活的范式样态，也存在着社会生活引领资本与政治的范式样态，这里只是表明三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人类社会并非只有这一种发展范式，倘若如此，那么作为母体的等级制社会如何也产生不了“资本—政治—社会”范式，等级制社会的周期式振荡也无力培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市问题与城市冲突也不断提醒我们反思“资本—政治—社会”范式的内在矛盾。

    其一，城市社会主体性的滞涨。“主体是关系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主体性是作为主体，也就是作为对象性关系与对象性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所具有的特性……人的主体地位，就是人對具体对象性关系的自觉、主导与控制程度的提升，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在具体地自觉控制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所生成、展开、积累的素质、能力和特性。”[2]170主体性的发展，一方面是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凝聚为具体性；另一方面是主体性的不断拓展而表现为结构的多样性。而货币关系作为抽象的一般关系，封闭了主体多样性不断生成的可能，致使社会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创新责任不断下降。主体性的不合理性引导社会追求消费与奢华，制造消费幻象、消费等级、享乐意识，无欲无节制的生活成为城市社会发展的现实幻象。城市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停滞了，合理的主体性被扬弃，不合理的主体性、单一的主体性又使得城市社会陷入功利主义泥潭，这就是主体性的滞涨效应，同时也是标准化主体的具体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