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及其实践效应
何海燕
【摘要】反思和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整体压抑，寻求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现实出路，是法兰克福学派总体性批判理论的根本意旨所在。总体性批判集中批判了后工业社会对人的绝对控制，并提出了新的斗争策略；但其理论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基于抽象人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和精神解放，不过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抗争和头脑风暴。从其所产生的实践效应来看，“五月风暴”作为一块试金石，既显示了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也充分暴露了这一理论的致命缺陷和历史局限。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总体性批判 绝对控制 人的自由与解放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14
20世纪5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们积极探索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致力于当代社会的科技与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在60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其理论成为当时一些西方国家造反运动的思想武器，超出了纯学术的领域，显示了它的现实生命力。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新左派运动的失败，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对该学派的批判理论做出了重大调整与修正，7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理论转向的历史时期。从理论特征上看，该学派的兴盛转折过程与其总体性批判无不相关。否定的辩证法与总体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批判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方法论基础，这是一种建立在否定总体观基础之上、以绝对否定为特征的否定哲学，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辩证法的一种独特解释。阿多诺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也就是说，肯定和否定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消除了以往辩证法中一切肯定的因素，要求对现实社会的一切内在联系进行超越性与批判性的反思。在否定的辩证法面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普遍性完全是一个否定的整体和否定的普遍性。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这个否定的整体本身就意味着它需要一个广泛的革命，即需要一个新的普遍秩序来代替这个整体”。[1]
总体性批判，概括来说，就是把现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整个社会体系的整体批判中拒斥一切既定的、维护现存秩序的东西，进而加以全盘否定，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社会批判理论在总体性批判的原则下，把现存社会看成是一个主客体相统一和运动着的总体，把一切异化与弊病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组织方式与控制形式，进而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学、文化学及意识形态学等多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全面的反思与批判，要求从总体上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建立一个全新的完全符合普遍人性、与人的情感欲望相一致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总体性批判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总体性批判从后工业社会对现代人的内在控制形式及其文化根源角度做了独特而精辟的分析与解读，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新的反抗形式与斗争策略，试图把人们从这种总体性的压迫与奴役中解放出来。
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与奴役归咎于启蒙理性内在的支配观念与实证主义原则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我逻辑发展。在技术理性面前，人被贬低为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物化，一切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实用手段与辅助工具，处于被计算与被支配的地位，艺术、思想、超越性、否定性都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了。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社会下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商品化、虚假性与欺骗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文化工业对人们加以奴役与控制的意识形态作用。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首次提出了“肯定的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的概念，用以揭示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所呈现的新的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肯定的文化与现实社会不断地亲近起来，后工业社会下的文化工业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使人们对现存秩序的“反抗无效”，使人的情感意志彻底消解在一个具有强大威力的文化模式中。最后，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压抑做了精彩而深刻的批判与阐释。他通过对技术合理性即统治合理性的分析，尤其是对“虚假需求”的无情批判，揭示了在新的控制形式下，人们过着物质丰裕而精神痛苦的单向度生活方式。一方面，科技的应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物质财富不断增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标准也随之提高，不仅社会的统治者过着奢靡的生活，而且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大部分老百姓也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具有操作主义的特点，在现代社会，整个生产体系与运作不仅决定了人们外在的不同职业、技能和态度倾向，还决定了个人内在的需求与欲望，尤其是通过文化商品、娱乐消遣等各种消费手段，使人们不自觉地自动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之中，消除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调和了所有与现存社会相对立并试图摆脱控制的一切否定与抗议力量，从而改变了统治方式与社会结构，使个人与社会直接同一起来，成为只有肯定性向度的单面社会。
而正是在技术合理性支配下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如“生产过剩、失业、不安全、浪费和压迫”[2]为超越后工业社会提供了否定要素。在否定辩证法的原则下，马尔库塞完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革命理论。其一，在革命主体上，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正在消失，现代社会下的工人阶级已经被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俘虏，他們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化了，与工业制度一体化了，主观上已经成为一种安稳和保守的力量。由于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主体力量被“劳资和解”所麻痹，革命的批判力量就只能由那些在工业社会影响范围之外、远离一体化模式的人来承担，他们就是第三世界的无产者以及被极权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其二，在革命形式上，他提出了“大拒绝”的策略。既然后工业社会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已然是一体化了，所以，无论是政治革命、经济斗争还是局部的文化革命，都不能再满足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要求，因此，要强调从思想上拒斥富裕社会的一切，彻底与这个社会断绝关系。其三，在解放途径上，他注重人的感性解放与审美革命，提出“新感性”的本能革命理论。这种“新感性”是指人们摆脱了受“工具理性”压抑的旧感性之后，人的本能得以释放的完全自由的活生生的感性，它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意味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美好和谐关系的重建。而从艺术入手是理解“新感性”的最好方式，他试图从艺术出发解决政治问题，希望通过以艺术和审美为中心的文化革命来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与本能欲望，从根本上培养社会“新人”，以此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前提。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应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尤其是1968年5月份法国爆发了标志西方现代新革命高潮的“五月风暴”。从造反的青年学生和工人所打出的各种旗号中可以看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面思想大旗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文化“大拒绝”转化成火热的革命实践，成为现实运动的行动指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在“五月风暴”的成败中得到了最确切的诠释和检验。
一方面，“五月风暴”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与进步意义。从根本上说，批判理论之所以能推动西方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正在于这一理论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它本身就是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的理论反映。换言之，总体性批判集中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对现代西方社会种种现实问题的思考，他们捕捉到了人民大众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企图在总体上反抗扼杀个体生命意义的现代文明秩序。而“五月风暴”所触及、暴露、反映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几十年来所力图揭示、分析、解释和努力解决的社会状况和矛盾。这场运动的高峰期，参加人数约有一千万人，达到了法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在既无武器又无宣传工具的情况下显示了自身的强大力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身处境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学生抗议的是，大学失去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学校变成了训练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技术知识分子的工具和武器。工人支持并参与到运动中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资本主义异化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渴望能在工作中负责、控制生产过程，提出了实行自治和获得企业管理权的要求。他们的抗议不仅针对生产场所和政治议会，而且针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异化；他们反抗的方式是马尔库塞的“大拒绝”，以此避免官僚们无所不在的操纵。
另一方面，“五月风暴”的自发性与最终失败也体现了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工人组织的“行动委员会”带有极端民主性和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他们既拒绝与政府为伍，又公然违抗工会的命令，他们虽然从未掌握国家政权，却把“行动委员会”当作消除资本主义等级制和物化关系的异化后果的有效组织，当作他们心中憧憬的未来理想社会的雏形和胚胎。这场运动并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其目标既不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批判表面上看是要对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全面整体的批判，实际上是偏重于对文化与科技的批判，重点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从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没有深刻认识到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对文化解放的决定性作用。“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总体性理论一般都倾向于将总体的各个因素等量齐观，拒绝任何决定论；同时，其理论内容又往往贬低政治经济批判，偏重于主观意识批判，尤其是夸大非理性因素的作用。”[3]在他们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如何实现人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而20世纪西方社会的现代人生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之中，异化力量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了文化束缚，对人的思维结构和自我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要在文化层面上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和否定性思维，通过艺术革命等方式实现人的文化解放。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消灭社会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不可能把人从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人们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如果没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大多人数就无法改变自身的阶级命运，文化上的解放就会因为失去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而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革命主体和解放方式上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没有抓住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力量和核心问题。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上的消费主义、文化上的技术理性和心理操纵、政治上的极权主义等综合手段使被统治阶级失去了反抗意识和否定思维，当代的工人阶级已不能成為革命的主体，革命的主体转变为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左派”，革命的方式转变为大拒绝或审美革命，人的解放内容转变为心理本能或新感性的解放。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其阶级性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之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他们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代言人，也可以是这种经济关系的思想反抗者。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如果只有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和积极参与，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如果人们只是在文化层面通过艺术革命等方式试图摆脱总体异化力量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心理操纵，而没有在政治生活中掌握国家政权、在经济生活中掌握生产资料，这样的文化革命必然会流于失败。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立足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其实质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而人本主义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其出发点是脱离了社会现实基础的“抽象人”。批判理论主要是以人的存在为核心，以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发展为依据，揭示人的历史困境和文化困境，并试图从人的对象化或超越性的实践活动中寻找人扬弃异化与超越现存世界的革命力量和推动力，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抽象的革命力量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人的现实联系和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的社会生活，无法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现实的人”不是永恒不变的抽象物，而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具体人”。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和具体的人，并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出发，才能真正揭示现实的人的生存困境，也才能找到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真正出路。注释
[1]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32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3]奚广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17页。
责 编/樊保玲
【摘要】反思和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整体压抑，寻求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现实出路，是法兰克福学派总体性批判理论的根本意旨所在。总体性批判集中批判了后工业社会对人的绝对控制，并提出了新的斗争策略；但其理论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基于抽象人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和精神解放，不过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抗争和头脑风暴。从其所产生的实践效应来看，“五月风暴”作为一块试金石，既显示了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也充分暴露了这一理论的致命缺陷和历史局限。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总体性批判 绝对控制 人的自由与解放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14
20世纪5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们积极探索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致力于当代社会的科技与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在60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其理论成为当时一些西方国家造反运动的思想武器，超出了纯学术的领域，显示了它的现实生命力。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新左派运动的失败，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对该学派的批判理论做出了重大调整与修正，7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理论转向的历史时期。从理论特征上看，该学派的兴盛转折过程与其总体性批判无不相关。否定的辩证法与总体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批判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方法论基础，这是一种建立在否定总体观基础之上、以绝对否定为特征的否定哲学，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辩证法的一种独特解释。阿多诺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也就是说，肯定和否定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消除了以往辩证法中一切肯定的因素，要求对现实社会的一切内在联系进行超越性与批判性的反思。在否定的辩证法面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普遍性完全是一个否定的整体和否定的普遍性。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这个否定的整体本身就意味着它需要一个广泛的革命，即需要一个新的普遍秩序来代替这个整体”。[1]
总体性批判，概括来说，就是把现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整个社会体系的整体批判中拒斥一切既定的、维护现存秩序的东西，进而加以全盘否定，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社会批判理论在总体性批判的原则下，把现存社会看成是一个主客体相统一和运动着的总体，把一切异化与弊病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组织方式与控制形式，进而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学、文化学及意识形态学等多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全面的反思与批判，要求从总体上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建立一个全新的完全符合普遍人性、与人的情感欲望相一致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总体性批判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总体性批判从后工业社会对现代人的内在控制形式及其文化根源角度做了独特而精辟的分析与解读，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新的反抗形式与斗争策略，试图把人们从这种总体性的压迫与奴役中解放出来。
首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与奴役归咎于启蒙理性内在的支配观念与实证主义原则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我逻辑发展。在技术理性面前，人被贬低为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物化，一切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实用手段与辅助工具，处于被计算与被支配的地位，艺术、思想、超越性、否定性都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了。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社会下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商品化、虚假性与欺骗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文化工业对人们加以奴役与控制的意识形态作用。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首次提出了“肯定的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的概念，用以揭示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所呈现的新的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肯定的文化与现实社会不断地亲近起来，后工业社会下的文化工业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使人们对现存秩序的“反抗无效”，使人的情感意志彻底消解在一个具有强大威力的文化模式中。最后，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压抑做了精彩而深刻的批判与阐释。他通过对技术合理性即统治合理性的分析，尤其是对“虚假需求”的无情批判，揭示了在新的控制形式下，人们过着物质丰裕而精神痛苦的单向度生活方式。一方面，科技的应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物质财富不断增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标准也随之提高，不仅社会的统治者过着奢靡的生活，而且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大部分老百姓也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具有操作主义的特点，在现代社会，整个生产体系与运作不仅决定了人们外在的不同职业、技能和态度倾向，还决定了个人内在的需求与欲望，尤其是通过文化商品、娱乐消遣等各种消费手段，使人们不自觉地自动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之中，消除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调和了所有与现存社会相对立并试图摆脱控制的一切否定与抗议力量，从而改变了统治方式与社会结构，使个人与社会直接同一起来，成为只有肯定性向度的单面社会。
而正是在技术合理性支配下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如“生产过剩、失业、不安全、浪费和压迫”[2]为超越后工业社会提供了否定要素。在否定辩证法的原则下，马尔库塞完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革命理论。其一，在革命主体上，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正在消失，现代社会下的工人阶级已经被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俘虏，他們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化了，与工业制度一体化了，主观上已经成为一种安稳和保守的力量。由于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主体力量被“劳资和解”所麻痹，革命的批判力量就只能由那些在工业社会影响范围之外、远离一体化模式的人来承担，他们就是第三世界的无产者以及被极权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其二，在革命形式上，他提出了“大拒绝”的策略。既然后工业社会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已然是一体化了，所以，无论是政治革命、经济斗争还是局部的文化革命，都不能再满足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要求，因此，要强调从思想上拒斥富裕社会的一切，彻底与这个社会断绝关系。其三，在解放途径上，他注重人的感性解放与审美革命，提出“新感性”的本能革命理论。这种“新感性”是指人们摆脱了受“工具理性”压抑的旧感性之后，人的本能得以释放的完全自由的活生生的感性，它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意味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美好和谐关系的重建。而从艺术入手是理解“新感性”的最好方式，他试图从艺术出发解决政治问题，希望通过以艺术和审美为中心的文化革命来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与本能欲望，从根本上培养社会“新人”，以此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前提。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应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尤其是1968年5月份法国爆发了标志西方现代新革命高潮的“五月风暴”。从造反的青年学生和工人所打出的各种旗号中可以看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面思想大旗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文化“大拒绝”转化成火热的革命实践，成为现实运动的行动指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在“五月风暴”的成败中得到了最确切的诠释和检验。
一方面，“五月风暴”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与进步意义。从根本上说，批判理论之所以能推动西方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正在于这一理论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它本身就是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的理论反映。换言之，总体性批判集中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对现代西方社会种种现实问题的思考，他们捕捉到了人民大众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企图在总体上反抗扼杀个体生命意义的现代文明秩序。而“五月风暴”所触及、暴露、反映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几十年来所力图揭示、分析、解释和努力解决的社会状况和矛盾。这场运动的高峰期，参加人数约有一千万人，达到了法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在既无武器又无宣传工具的情况下显示了自身的强大力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身处境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学生抗议的是，大学失去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学校变成了训练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技术知识分子的工具和武器。工人支持并参与到运动中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资本主义异化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渴望能在工作中负责、控制生产过程，提出了实行自治和获得企业管理权的要求。他们的抗议不仅针对生产场所和政治议会，而且针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异化；他们反抗的方式是马尔库塞的“大拒绝”，以此避免官僚们无所不在的操纵。
另一方面，“五月风暴”的自发性与最终失败也体现了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工人组织的“行动委员会”带有极端民主性和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他们既拒绝与政府为伍，又公然违抗工会的命令，他们虽然从未掌握国家政权，却把“行动委员会”当作消除资本主义等级制和物化关系的异化后果的有效组织，当作他们心中憧憬的未来理想社会的雏形和胚胎。这场运动并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其目标既不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性批判表面上看是要对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全面整体的批判，实际上是偏重于对文化与科技的批判，重点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从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没有深刻认识到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对文化解放的决定性作用。“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总体性理论一般都倾向于将总体的各个因素等量齐观，拒绝任何决定论；同时，其理论内容又往往贬低政治经济批判，偏重于主观意识批判，尤其是夸大非理性因素的作用。”[3]在他们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如何实现人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而20世纪西方社会的现代人生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之中，异化力量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了文化束缚，对人的思维结构和自我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要在文化层面上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和否定性思维，通过艺术革命等方式实现人的文化解放。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消灭社会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不可能把人从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人们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如果没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大多人数就无法改变自身的阶级命运，文化上的解放就会因为失去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而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革命主体和解放方式上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没有抓住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力量和核心问题。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上的消费主义、文化上的技术理性和心理操纵、政治上的极权主义等综合手段使被统治阶级失去了反抗意识和否定思维，当代的工人阶级已不能成為革命的主体，革命的主体转变为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左派”，革命的方式转变为大拒绝或审美革命，人的解放内容转变为心理本能或新感性的解放。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其阶级性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之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他们既可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代言人，也可以是这种经济关系的思想反抗者。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如果只有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激发和积极参与，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如果人们只是在文化层面通过艺术革命等方式试图摆脱总体异化力量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心理操纵，而没有在政治生活中掌握国家政权、在经济生活中掌握生产资料，这样的文化革命必然会流于失败。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立足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其实质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而人本主义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其出发点是脱离了社会现实基础的“抽象人”。批判理论主要是以人的存在为核心，以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发展为依据，揭示人的历史困境和文化困境，并试图从人的对象化或超越性的实践活动中寻找人扬弃异化与超越现存世界的革命力量和推动力，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抽象的革命力量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人的现实联系和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的社会生活，无法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现实的人”不是永恒不变的抽象物，而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具体人”。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和具体的人，并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出发，才能真正揭示现实的人的生存困境，也才能找到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真正出路。注释
[1]张康之：《总体性与乌托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32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3]奚广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17页。
责 编/樊保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