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和脱欧对英国银行业的影响及展望
王燕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英国经济陷入了罕见的衰退。为推动经济复苏，英国政府推出了降息、贷款支持计划和暂停银行派息等政策。英国银行业配合政府落实各项纾困政策，自身业务发展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英国银行业呈现出相对稳健的经营态势，资产负债规模保持扩张，资产质量相对稳定，风险抵补能力充足。
与此同时，英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避免了“硬脱欧”。为应对脱欧的不确定性，部分在英银行遵循成本最低和效率最高原则布局欧盟业务，但目前总体人员和业务移出伦敦的规模小于预期。长期来看，伦敦金融市场在法律、语言、流动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全球大型银行仍对伦敦金融城的地位保持信心。
英国银行业发展总体回顾
资产负债规模保持逆势扩张态势
英国银行业积极配合政府落实各项纾困政策，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资产规模逆势扩张。以英国五大行（分别是汇丰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原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银行、渣打银行、劳埃德银行）为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五大行资产规模合计约6万亿英镑，较2020年年初增长12.6%。其中，巴克莱银行资产规模涨幅达24.7%，大幅高于其他四家银行（见图1）。负债方面，英国五大行三季度存款较2020年年初平均增长了12%，其中巴克莱银行增长率为18.9%，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快扩张。然而，存款大幅增长反映出疫情下企业投资意愿或居民消费意愿有所下降。
净利润降幅逐渐收窄
英国银行业损失准备计提大幅上升及净息差收窄导致盈利下滑，但随着损失准备计提增幅放缓，净利润降幅逐渐收窄。以英国五大行为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五大行累计实现净利润67.43亿英镑，同比下降62.8%，降幅较2020年上半年收缩13.7个百分点（见图2）。英国银行业净利润下降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担忧疫情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企业破产等问题引起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大幅增加。2020年前三季度英国五大行累计信贷减值准备达215亿英镑，同比增长188.6%，三季度环比下降80.7%。二是英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65个基点至0.1%的历史低位，低利率环境导致收益率曲线趋平，英国银行业息差明显收窄，2020年三季度末五大行平均净息差同比下降18.9%。
不良贷款率微升，风险抵补能力仍较为充足
英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有所下行，但总体资本水平仍相对充足，风险抵补能力较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英国五大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64.4亿英镑，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24%，较年初上升0.3个百分点。为应对疫情冲击，英央行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逆周期监管：一是降低逆周期资本缓冲率;二是干预银行的分红决策，将更多利润留存为资本，以提高银行内源资本积累能力。2020年第三季度末，英国五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2019年末的14.5%上升至15.6%，約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的三倍（见图3）。此外，五大行也保有较为稳定的流动性资产以应对短期负债，平均流动性覆盖率为153%，较2020年年初增加6.5个百分点。
疫情对英国银行业的影响
疫情对英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英国大型银行在疫情下发挥了“稳定器”作用，银行业集中度进一步上升。英国大型银行在政府推出的商业中断贷款和反弹贷款计划中处于主导地位，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包括国民西敏寺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集团及劳埃德银行在内的英国四家大型银行提供了70%以上的贷款（见图4）。相比之下，在政府的疫情贷款支持计划中，美国四大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同期的贷款仅占12%。事实上，英国大型银行在市场中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客户存款领域，国民西敏寺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集团及劳埃德银行四家大型银行持有的客户存款占英国存款总额的比例远超过50%，且现金在低利率活期账户中的比例较高，提供了巨大的融资成本优势;在抵押贷款领域，四家大型银行占有超过40%的市场份额，远高于保险公司和其他非银行贷款机构更为活跃的国家。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英国中小银行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挑战者银行”面临利润率下降，监管成本上升和违约贷款激增等困境。同时，由于中小型银行很难提供政府支持贷款，许多企业已将账户转移至大型银行。未来，经济下滑或将进一步巩固英国大型银行的主导地位。
疫情对英国银行业产品结构的影响
疫情导致消费者信心受到重大打击，英国银行业消费信贷业务出现暂时性下降。2020年11月，英国消费金融进一步放缓，消费贷款净借款减少15.39亿英镑，同比下降6.7%，这是自1994年有月度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见图5）。其中，信用卡贷款净借款减少9亿英镑，同比下降14.5%。自3月初以来，英国家庭净还款总额达173亿英镑，与疲软的零售销售数据相一致。然而，相比消费信贷，房贷市场显示出更多复苏迹象。2020年11月，英国各大银行共批准了10.5万笔抵押贷款，创2007年8月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高。
英国银行业积极响应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号召，中小企业信贷维持较快增速。针对新冠疫情冲击，英国政府推出对英国中小型企业提供100%和80%的国家担保贷款支持。据英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13日，英国政府已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了631.8亿英镑，占总贷款支持金额的92.7%，远高于大型企业获得的贷款支持。2020年11月，中小企业信贷同比增长25.2%，创历史最高水平（见图5）。
疫情对英国银行业服务的影响
新冠疫情防控加速英国银行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发展。疫情期间，银行客户更加依赖数字化和线上服务模式。自2020年3月英国进入封锁阶段以来，英国网上银行注册人数占比较2019年同期显著增加。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劳埃德银行拥有1710万活跃数字用户和1210万活跃手机银行客户，较2020年初分别增长70万人和140万人;国民西敏寺银行拥有930万活跃数字用户，较2019年同期增长30万人。同时，客户数字参与度也持续上升，2020年前三季度客户与其AI机器人Cora进行约600万次交互，而2019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390万次。针对这一转变，英国银行业加快线下金融服务向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英国银行网点数量不断缩减。英国劳埃德银行、汇丰集团、TSB银行（信托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已计划关停的网点数量共计超过200家。另一方面，英国银行加快线上数字银行的建设，提供更多非接触式金融服务，以替代部分线下银行功能。例如，英国汇丰银行（HSBCUK）宣布推出一种新的语音驱动技术，以帮助更快地为其电话银行客户提供服务;TSB银行将增加120个全新的线上工作岗位;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劳埃德银行85%的产品为数字化产品，较2020年初增长18%。
疫情对英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影响
新冠疫情快速扩散和蔓延冲击着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英国大型银行国际化业务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以来，亚太地区、欧洲地区、北美地区相继成为全球疫情中心，导致英国银行业各主要市场盈利能力下降。同时，由于疫情对银行业全球经营的冲击因地区而异，盈利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趋势。以全球化布局的汇丰集团为例，2020年第三季度集团税前利润同比下降36%至31亿美元。尽管其五大区域市场盈利均有所下降，但在亚太地区的海外业务相对稳健，2020年第三季度亚太地区税前利润为31.8亿美元，是对集团盈利贡献最大的地区。相比之下，2020年第三季度汇丰在欧洲及北美地区分别录得8400万美元盈利及700万美元亏损。为应对这一挑战，汇丰集团拟全面退出美国零售业务，资源向盈利能力更强的亚洲业务倾斜。
脱欧对英国银行业的影响
英国银行业积极应对脱欧负面影响
在英银行遵循“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原则，提前布局欧盟业务。部分欧盟客户较多的金融机构在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之后已按照监管要求开始布局欧盟业务，但总体而言，流出伦敦金融中心的人员和业务较少。一方面，在英银行已将部分业务和人员转移到欧洲大陆各金融中心，以最低成本继续服务欧盟客户（见表1）。例如，巴克莱银行自2017年以来就在持续扩大爱尔兰子公司以延续在欧盟的业务。2018年12月，巴克莱银行将德国分行业务转至爱尔兰子行。2019年初，巴克莱银行最终把其所有欧洲分支机构转移至巴克莱爱尔兰子行控制管理。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保持现有法人实体与管理路径地理分离的模式。既保持了伦敦作为区域和业务中心，又选取欧盟内法人机构，辐射欧盟内业务，来取代人员迁移。美国花旗银行坚持主要交易对手和风险敞口管理及决策在伦敦。法人实体方面，花旗计划将部分涉及欧盟客户的商业银行业务从英国转移至爱尔兰的花旗欧洲控股公司，同时将花旗全球市场（德国）有限公司作为其在欧盟规则下的投行证券类业务金融护照权主体。在业务管理模式方面，花旗的欧盟业务主要通过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三个法人实体开展并簿记业务。
在英银行总体岗位流失少于预期，部分在英银行增加招聘。2021年1月6日，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强调，由于市场此前普遍预期英国和欧盟会达成脱欧贸易协议，金融业的工作岗位流失要比猜测的少很多，大约有5000至7000个岗位转移至欧盟其他金融中心，少于脱欧公投时7.5万人的预测。与此同时，在英外资行持续发展自身业务，尤其是金融科技的成熟发展，创造了可观的就业岗位和业务机会（见表2）。2019年，法国兴业银行将员工和业务转入位于伦敦新金融城的新建办公大楼，其英国地区总裁Christophe Lattuada表示，搬到新的办公大楼是对本地客户的承诺，法兴将继续在英深耕业务。自2015年以来，美国高盛银行在英增加900名员工，主要为零售业务和现金管理;美国摩根大通在向欧盟转移人员的同时在英增加雇员，支持金融科技创新。
相关金融服务安排仍需进一步明确
英欧金融服务领域谈判有待推进，短期跨境金融服务或面临摩擦。2020年12月24日，英国与欧盟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是英国与欧盟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该协议主要聚焦跨境商品交易，涉及金融服务方面的内容并不多。英國脱欧之后，原欧盟内部通用的金融护照权（Passporting）将不再适用英国和欧盟。作为主权国家，双方的金融服务行业将适用“等同原则”（Equivalence）。目前，英国方面已同意给予欧盟金融服务17项“等同原则”，而欧盟只批准了两项临时性“等同原则”，涉及衍生品清算服务。由于双方获得的“等同原则”并不对等，英国金融机构面临一定的监管负担和不确定性。为确保脱欧后经营的连续性，未给予“等同性”的金融业务，短期内可能不得不暂时离开伦敦。
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仍然稳固
长期来看，伦敦金融中心地位依旧稳固。英欧下阶段重点将是就各自金融服务“等同原则”展开谈判和协商。双方将采取比较合作的态度进行谈判，并争取在2021年3月底之前达成一份关于未来金融服务政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欧盟给予英国金融服务“等同原则”铺平道路。另外，英国对自身金融服务监管规则制定有更大的自主权，未来金融市场发展将更加开放和包容。英国脱欧也是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试金石。后脱欧时代，英国金融服务将迎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的又一次“大爆炸”（英国撒切尔首相曾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金融管制，赋予了伦敦金融城一定的竞争优势，并使其真正繁荣起来，被誉为“金融大爆炸”）。
历史上，伦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已经保持数百年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英国脱欧后，虽然面临着部分人员和业务流失的风险，但伦敦依然保持其在地域、语言、教育、监管法律体系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整体优势。第一，伦敦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处理跨境金融交易方面拥有时差优势，伦敦时区与美国、日本间的时差在5～8小时，能够在一天内处理美亚欧的全球业务。第二，英国的法律体系为金融投资者提供了优质、稳定的营商环境，更适应充满变化的金融行业发展。第三，伦敦在金融监管、雇工法律、税收、金融机构综合水平等方面更具优势。第四，英国大学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教育优势比欧洲大陆国家更加明显，人才储备方面更有优势。只要这些核心因素不发生变化，那么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就会长期存在。相比之下，欧洲其他金融中心（都柏林、法兰克福、巴黎）的体量较小、地域分散且语言不统一，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所需的聚合力和效率有待提升。未来，随着脱欧负面影响逐步消除，全球各大银行仍将保持对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信心，大概率将继续保持以伦敦作为其区域总部所在地辐射欧洲业务的经营模式。
未来展望
展望2021年，英国银行业既面临经济环境和监管规则重塑的外部挑战，也面临自身盈利能力修复和改革创新的内部挑战。但与此同时，后疫情和后脱欧时代也将为英国银行业带来发展机遇。英国银行业将加快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以及数字化转型。
英国银行业面临低利率和疫情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英国银行业或将长期面临低利率环境，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及利差将持续面临下行压力。目前，英央行正在评估负利率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少数成员对负利率政策持开放态度。一旦英国疫情恶化，不排除英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而多数商业银行对负利率政策的准备不足。另一方面，疫情冲击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中小金融机构和高杠杆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挑战。据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近期的调查显示，在受访的23000家金融机构中，60%的金融机构表示疫情对其净收入已产生负面影响;近700家金融机构表示其净收入将减少3/4;约4000家中小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在疫情期间承受较大压力，面临破产风险。
后脱欧时代英国金融服务监管规则面临重塑。脱欧之后，英国需重新评估并修订金融支付、行为监管和加密货币监管等相关金融服务监管规则，以适应自身发展需求。2020年11月，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英国未来金融服务监管规则将聚焦在提升金融科技创新、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减少金融服务摩擦等领域。目前，英国金融监管已配合政府出台强制性的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结构要求。英央行要求金融机构在2021年年底之前建立一套完善的气候风险管理框架，在公司治理、披露和情景分析法上符合监管预期。因此，英国银行业需主动完善自身短板，以应对监管合规要求，维持业务稳健运行。此外，由于目前英欧金融服务领域谈判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银行业也应制定应急方案，加強外部法律咨询，确保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做好准备。
英国银行业盈利水平或出现分化。鉴于目前英国出现传播能力较强的变异新冠病毒，英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再次进入封锁状态，居民消费和商业投资信心受到重创。尽管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展开，但产量和医护人员不足的瓶颈可能影响接种进度，经济复苏放缓。因此，2021年预计业务布局主要集中在欧美市场的英国银行可能受到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劳埃德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疫情防控效果显著，经济实现强劲复苏，预计中国将成为2020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快速修复将有助于夯实银行稳健发展基础，因此业务集中于亚太地区的英国银行的计提减值准备有望大幅下降，从而修复盈利能力，例如汇丰集团和渣打银行等。
后疫情和后脱欧时代也为英国银行业带来发展机遇。首先，英国政府大力推动低碳经济转型助力绿色复苏，绿色金融产品和相关服务迎来契机，有助于改善银行资产和业务结构。当前，英国已将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写入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路线。为配合政府推进目标实现，同时积极拓展业务机会，大型英国银行已制定自身绿色金融战略目标。例如，英国汇丰集团制定了2030年之前实现自身业务碳中和的目标，并计划增加投入，帮助客户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巴克莱银行表示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业务碳中和目标，并在2030年前达到1000亿英镑的绿色融资。加大在绿色金融领域布局力度，将有助于英国银行业合理配置资产业务结构，实现业务结构多元化发展，在拓宽收入来源的同时满足更高标准的监管要求。其次，疫情改变了金融消费者行为模式，英国银行业将加速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从英国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的开放和鼓励态度，到英国各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踊跃实践，预计2021年英国银行业将继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同时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更多合作。2020年9月，在英国财政部的支持下，英国科技企业家网络机构 （Tech Nation）推出“金融科技承诺”计划，希望为银行及金融科技企业建立高效、透明的商业伙伴关系并树立全球领先标准。目前，巴克莱银行、汇丰集团、劳埃德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和桑坦德银行五家英国主要银行已签署了这一协议。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赋能下，银行可不断创新服务场景，提升非接触金融服务能力及客户黏性。
（作者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