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中的媒体与恐怖主义

    内容摘要：唐·德里罗（Don Delillo），一位当代美国小说家，也一位的全球化理论家。他并不试图将全球化运用繁复的理论进行阐述，而是将其转换为文学语言，他的小说便是他全球化思想的实践场域。《大都会》（Cosmopolis）这部小说可以看作唐·德里罗的一部微型的全球化理论札记，他在其中勾勒出一幅建立在美国大都会之上的全球化城市样本。本文试图探讨，德里罗如何在虚构写作之中展现媒体在全球化之中的作用与恐怖主义在全球化之中的展现，以及全球化体系中媒体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

    关键词：全球化 媒体 恐怖主义

    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大都会》（Cosmopolis）一直以来被评论家认为是“《尤利西斯》（Ulysses）的现代版本，即一个发生在千禧年网络泡沫经济崩溃时代的纽约的一次漫游”。这是一位名为埃里克帕克的亿万身家的纽约富豪，于2000年的某日乘坐自己加长版豪华轿车，穿越纽约市区去儿时理发店理发的一日漫游。期间日元汇率变动、遇到反全球化游行、与妻子见面以及会见多个情妇、听闻多次刺杀事件，最后被精神错乱的前雇员刺杀。整场漫游仿佛一场现代世界的梦境，充斥着艺术与商业、货币与政治、性与死亡、全球化与恐怖主义、妄想症与精神失常等。因此《大都会》一直以来都被评论者称作“后现代话语的万花筒”，而其本身也可被看作一个全球化的“万花筒”。

    詹姆逊（Jameson）在资本主义分期时候谈到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是以外在的、暴力的、客观的方式将世界殖民地化，而第三阶段中就没有这么多地域上的侵略，却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渗透，在帝國主义的掠夺中幸留下来的一些领域现在全被殖民地化、资本化了。唐·德里罗呈现的全球化，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全球化理念下的全球化。它是以资本化为基础，运用数字化的新型媒介来构建与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念，不断面对反全球化的相关问题的全球化。

    媒体与全球化可被认为是一对并蒂共生体，全球化高度依赖媒介所建构。《大都会》中的每个人无时不刻都笼罩在“媒体”这个幽灵监控之下，恐怖主义也作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元素被媒体符号化，成为虚拟镜像中的全球化标志。

    一.全球化媒介图谱

    媒体在全球化大都会之中的地位清晰可见，它似乎是一个隐藏全球化扩张系统。它同样扮演监视器的作用，对于大都会空间中的每个个体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全方位地引导甚至控制。媒体同时是全球化的一个巨大的“拟像”，它建构了真实之外的“超真实”状态。“媒体使我们成为别的地方发生事件的直接观众，也让我们和并不身处现场的观众直接互动”（Joshua Meyrowitz7），使观者看到另一个文化之中的自己，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边界。

    媒体通过隐秘扩张建构全球都市公民的生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介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给其他世界公民。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lnlison）提出“非领土扩张化”（deterritorialization），强调“新型媒体技术所提供这样一种选择为非领土化扩张作出贡献”（《全球化与文化》170）在全球化过程之中，“非领土扩张化”俨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扩展方式，而全球化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被“主流”国家文化媒体建构出的，仍属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导用具。因而争夺媒体的话语权，成为“非领土扩张”中取胜的关键。这种无法察觉的潜意识对于每个处于全球化中的个体的影响都是强烈与复杂的。我们有时候会因此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传媒改变了处于特定领土内人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型。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在自我选择的潜意识，侵蚀人本身的意识。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ia）将全球化分为五个图景——人种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媒体图景与意识图景。他强调五种图景的断裂是基于媒体与移民想象的作用的，可见全球化中许多问题本身来自于媒体控制与误读。

    《大都会》之中，媒体的控制无时无刻都在场。似乎大都市中多数景观都与媒介有直接关联性。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阿瑟拉普被刺杀，在货币频道的直播过程中被记录，而且这条新闻，也一直持续在大都会街头的各个屏幕上被重复播放。只要有显示屏的地方，这场刺杀事件便可潜入其中。正如唐·德里罗在作品书写，“他知道，他们当然会重播，不断重复播出，直到轰动效应淡去，或者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看过了。”（《大都会》 103）作品中示威游行与经济波动直接相关，而日元货币的汇率变动的信息，直接来源于电子屏幕上“刷屏”的消息，就如同9.11事件后，电视媒体充斥着战争宣传，飞机撞击双子塔的画面，媒体成为了大众“竭嘶底里症”的始作俑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后现代遍及全球的霸权式的媒体牢笼，称之为媒体景观，影像成为真实世界的存在，观众不自觉的处于被麻痹的催眠状态，接受单向度的黙从和控制，成为意识殖民的受害者。”（《媒体奇观》 45）《大都会》中俄罗斯最大的传媒企业的巨头卡刚·诺维奇之死，也是通过电子屏幕呈现的。而电视解说员“隐晦地将卡刚诺维奇的死和他一些名声不太好的生意伙伴、反全球化分子，以及地区战争联系起来”（《大都会》 70）。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媒体报道的刺杀一方面是对于媒介在全球化中起到作用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是作者对于媒体本身的反讽。这位昔日的传媒巨头，最终在被刺杀后亦逃不过媒体本身对于其的监控与被阐释，媒体的报道甚至会左右世界各个角落的观看者的认知与看法。

    媒体成为了一种“拟像”（Simulacra），它超越了事件本身的真实，而走向将虚构真实化的一端。媒体在虚构空间制造了一个类似“迪斯尼乐园”的”范特西”梦幻，但实际上涌动着经济与政治操控的“暗流”。媒体制造了一种全球化的酒神的“狂欢”。埃里克·帕克的第一位情妇迪迪·范彻是通过媒体了解帕克和他妻子的“两大富豪的联姻”，现实社会中这种世界性婚礼，也常常成为媒体报道的主阵地，譬如英国皇室的大婚、著名影视演员婚礼。媒体在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凭借其制造出全球话题，制造了全球消费热点，如王妃的同款婚戒、婚纱等。它似乎具有蝴蝶效应，对于全球经济、政治产生影响，可以引起了全球经济市场的波动。

    全球化之下的媒体控制人的价值选择的同时，亦从事“监视功能”。福柯（Foucault）认为边沁（Bantham）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并非仅仅局限于建筑本身，“全景敞式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利监视机构”（福柯 230），权力边缘者，处于一种被看的状态，而不能观看;处于权利中心者，可以观看到其所需要把握的东西。媒体完美的运用了这种“全景敞式”结构。我们发现在《大都会》之中作者反复多次的对于位于车内的监控录像进行描绘，埃里克·帕克似乎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中，“形象几乎随时都能被人看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监控出现在他在汽车上、飞机上、办公室里以及他公寓中选定的几处地方”（《大都会》 13-14）。在全球化中这种来自于上层其权力机构的监视，将处于体系之中的每个个体都纳入严格的控制之中。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冷战本身，这是后冷战时期对于冷战思想的延续行为。但这种行为也可被看作个体与上层控制机构达成协定，即让渡出部分权利从而获得一定意义上的所谓安全保护，这就类似于我们在登机前需要进行的安检一般，我们默认让渡出部分隐私的权利，从而达到一种更加安全与稳定的状态。但这其实是将社会整个虚拟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并且使得处于这个监狱中的个体们无法察觉。这种媒介的“监控”之下，我们每个个体都成为一个“被观察”的对象，却不能观看，加之全球化带来了多元、不确定性、混杂、非理性等特征。这一切正是导致人失去主体性。我们企图通过外界形象构建自身，但我们终究无法明确个体本质。我们都如同埃里克`帕克一样，企图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之下寻找自身的安置地。埃里克·帕克一直企图回到的儿时的理发店，正是一个可以不受到外界监控，可以寻找到自我的栖居地。

    唐·德里罗试图用自己的写作来解构这种媒体在全球化之中的权威。他认为“一个边缘在作家，是远离现代社会、冷静观察时代变迁的局外人，他创作的小说具有批判性的力量，能够打破媒介统摄一切意识表征的现状，创作出一个新的可能性。”詹姆逊在《灾难辩证法》为我们提出如何摆脱控制性的媒体的方案，“9.11事件揭示了我们感觉的分裂，一方面，我们记住了具有特殊效果的不真实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回忆起媒介中混杂的情绪和感情。为了得到真实的历史本身，人们应当抛去所有情感反应，穿越媒体精心安排和故意放大的画面。”（《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 239）

    二.“反面”的全球化：恐怖主义

    鲍德里亚（Baudrillard）经常使用“病毒（viruses）”来形容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宛如病毒一般，无处不在。它伴随着霸权体系而遍布全球，与霸权主义如影随形;同时它也时刻准备着在各处活动，就如同一个双重间谍”（The Spirit of Terrorism 10）。恐怖主义跟随着全球化蔓延至全球。恐怖主义希望通过压断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全球化系统看似庞大而坚固，但是“这个系统越是变得全球一体化，最终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在一个节点上就变得脆弱”（The Spirit of Terrorism 8）。“恐怖主义战术就是夸大事实，煽风点火，让这个体制因承受不了自身重量而垮塌;恐怖分子的假定是，在对多项致命的自杀式共计做出反应的时候，体制本身就会自杀，因为体制与权力都无法摆脱象征的义务。在这种交换死亡的不稳定周期里，一个恐怖分子的死只是一个无穷小的点，但它却能激发巨大的抱负。”（The Spirit of Terrorism 16）恐怖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其直接摧毁性，而是在于其可以精准的找出一个对于全球化体系的精准打击点，而致使整个全球化体系产生集体性反思，甚至从内部摧毁整个体系，而本质是由于这个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存在的“内在的脆弱性”。

    “恐怖主义”长久以来是唐·德里罗写作的关注点之一，其2003年出版的作品，正是9.11事件过去的两年之后书写的。他曾在这场恐怖袭击之后说“我停顿了很长时间。虽然我曾就这些袭击本身写过一篇文章①，但是好一阵子，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干。恐怖袭击没有对小说产生直接影响，但无疑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大都会》180 ）但我们会发现德里罗作品的主题大多与恐怖主义密切相关。《玩家》（Players）（1977年）被评论家认为是唐·德里罗预言了9.11恐袭的一部作品，1988年出版的《天秤星座》（Libra）是书写作家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总统的一部作品;另一部1997年发表的作品《地下世界》（Underworld）里德里罗把世贸双子塔作为东西方对称式分裂的象征，展现了他对于“九一一”惊人的预见性。《大都会》可谓是一部9.11同时期的记录，而其后另一部作品《坠落的人》（Falling Man），这是一部“后9.11小说”，它更多的涉及到的是对于在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后，人的精神状态的反思。

    唐·德里罗的小说中充斥着恐怖主义之下的不确定、危机感，他对于恐怖主义有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德里罗“不是将这些情节——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恐怖行为，由双子座所投下的阴影——看成是逐步展开的各种事件的先兆，而是看成小说家描述文化中潜在危机的天赋，因为其他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危机。”（《大都会》 182），他不是在预测恐怖主义，而是透过历史的迷雾，看到隐藏在其中的危机。“当德里罗这样的作家已暗示这种事件有可能发生的时候，善于观察的读者就会经历一种认知的协调”（《大都会》 182）在唐·德里罗看来，恐怖主义是全球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恐怖主义以其独特性，似乎与其他全球化中现象有一定的疏离，它试图超越全球化体系。

    恐怖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体系的他者——一个全球化的“观察者”，恐怖主义的特征之一是给与我们以反思性的。恐怖主义是这场有关全球资源争夺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反对的力量，这种“碎形战争”（The Spirit of Terrorism 9），他们的“功能就是打断、重新编码和重定向”。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超真实已经超越了善恶：恐怖分子做的事情是让社会回到伦理结构和事件的世界”，恐怖主义者表现出来“对任何既定秩序、既定权利的厌恶”（The Spirit of Terrorism 6 ），它仿佛是一个“局外人”。“我们要认真对待的是谁呢？只有死士，即为了信仰去杀死别人，牺牲自己的人。其他一切都被吸收了。艺术家被吸收了，大街上的疯子被吸收并进行处理与整合……只有恐怖分子独立局外。文化还没有明白如何吸收与同化他们。他们那样滥杀无辜着实令人费解。但是这正是吸引别人注意的语言，是西方世界理解的唯一语言。”（《大都会》 191）这也正是唐·德里罗在《白噪音》（White Noise）中叙述的“我们都有大脑突然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次偶然大灾难来打破持续不断的信息轰炸”（《白噪音》 72），如同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的大火，他们都是一种偶发性、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类恐怖袭击”的事件，只是这个事件的制造者是自然而已。它也拥有这种“空白”与达到“中断信息轰炸”的功效，它使得马克龙本来要做的有關黄马甲、大辩论的演讲暂时性中断，使得持续了5个多月的、22轮的“黄马甲”运动暂时得以停滞，从政界到宗教界，以及普通群众都暂时从无尽的政治运动与信息爆炸的大辩论之中解脱出来，人们开始从多方位对于世界本身进行反思，开始站在外部来思考这场灾难背后的意义。这也是恐怖主义达到的效果。德里罗谈到“对于9.11事件唯一合适的反应就是缄默和沉思。与肯尼迪遇刺或者核试验这样的事件需要规模宏大的阴谋叙述不同，9.11事件之后的历史强迫人们成为被动的阐释者”。它摆脱了系统性，阐释者不得不思索出一套新的系统去解释整个事件。恐怖分子正是采用了一种反叙述手法，去解构系统的叙述，并希望凭借此脱离全球化。

    恐怖主义的闯入与打破，还企图帮助我们去除全球化社会的“虚无感”。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提出全球化的虚无概念，“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规范就是无处不在的虚无”，全球化制造一种虚无感，我们也处于虚无的包围之中。虚无意味着去个性化、去特殊性，里茨尔借用《一小时快照》（One Hour Photo）中处于无特色商场的一间无个性特点的照相馆，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化生产快照来诉说这种“虚无感”。而恐怖主义本身是一种对于这种虚无感的打破，恐怖分子个体是整个全球化体系中最具有个性化与特殊性的存在，它的在场打破全球化体系下虚无的运作（《虚无的全球化》 17）。

    唐·德里罗在《大都会》之中为我们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者。其中最具震撼性的是极端主义者，他们漫无目的、无国籍且无秩序规范约束，不按照社会传统规定的理性进行社会活动，将反体系性发挥到极致。其中一位极端主义者是埃里克偶遇的一位自焚者，“埃里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约三十码开外，一个男人盘腿坐在人行道上，在一堆火焰中颤抖着”，“他身上的衬衫烧成了灰烬，变成了青烟随风而去。他的皮肤烧黑了，冒起油泡。人们闻到了烧焦的肉味，其中还夹杂着汽油味”（《大都会》 82-83）。这里的自焚的原型是20世界60年代中期为抗议越战而自焚的四个美国人。这种自焚者代表了对极权政治及其他形式压迫的一种纯粹形式的抗议;这种极端行为是用火焚烧自己的躯体来抗议市场吸收能力的整体性。他们不起图伤害他人，而只是运用极端行为，来表现对于全球化的反抗。这让埃里克开始反思，“金斯基的观点错了。市场不是全部。市场不能承认那个自焚者，也不能吸收他的行为。对于这种极端的恐怖行为，市场也无能为力”（《大都会》 89）极端主义者真正的脱离了全球化市场本身的系统，他们用一种无法被市场本身的规则所包含的行为，激发了包含于全球体系中的个体的反思，它完全于一般的游行、抗议不同，他们的行为并未达到某种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诉求，而是为了对于整个全球化系统进行抗议。其本身具有一种不被他者所可以接近的不可到达性与不可接近性。因为其本身是一种神秘与不可理解。他们无法用全球化市场体系进行任何解读。因此作者写道“他可能很年轻，也可能不年轻。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清晰的信念。人们希望他是个年轻人，为信念而献身。埃里克认为，连警察也宁愿是这样。没有人希望他是个精神错乱的人。这样会是他们的行动、所冒的危险，以及他们一起所做的工作都蒙受耻辱。”（《大都会》 83）

    三.银幕之内：人人皆为恐怖分子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提出的“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中的重要部分即“表面上似乎无休止的文化冲突以及‘恐怖战争这类新现象”（《媒体奇观》 2）可见恐怖主义本身就是媒体无法避免且非常重要的话题。鲍德里亚认为“媒体即是事件的一部分，即恐怖主义的部分”“若没有媒体，恐怖主义将什么也不是”。尤其是9·11事件后，无疑“恐怖主义现在成为全世界的新闻”。（戴维·L·尤林 E1）恐怖主义企图独立于全球化之外，它试图成为不被世界系统编码的个体，同样也试图脱离媒体控制。媒体的出现，制造了一种符号化效应，它试图将外在的一切纳入这个符号系统中。为这一企图解构全球化编码的行为，提供了“再次编码”的可能性。表面上看来，恐怖主义与媒体两者拥有截然相反的叙述模式。媒体的功能是“叙述”，将外在事物整齐的整理、陈列與评述。恐怖主义书写是一种“反叙事”，试图与媒体抢夺对于世界的话语控制权。唐·德里罗认为“恐怖是世界的叙事”。恐怖分子运用自身的直接性激烈的行为，在物理空间创作了一种叙事，而对于我们这些置身之外者，这种恐怖主义式的叙述则是一种“反叙事”。此时的媒体仍需要寻求一套可以将其纳入正常体系的叙事，媒体运用的是反对“反叙事”的策略重塑历史。德里罗的小说也是一种媒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坠落的人》（Falling Man），他在该文本之中一直试图打破美国官方的历史叙述，对历史题材的多维度反思，对历史事件背后掩藏的故事探索，从而激活被遗忘的历史图景，在小说的反叙事手法再现历史的真实。这正是由“恐怖主义”引发的反对“反叙事”的重构性反思。

    谈及恐怖主义，我们会去讨论何为恐怖分子——是杀死埃里克·帕克的杀手，还是向其扔蛋糕的抗议者，抑或是街头自焚者。此时，我们对于恐怖分子的定义就完全来源于“社会认知”——一种既定的规训体系。媒体此时就成为这个恐怖分子的定义者。拥有不同的权利代表的媒体进行的是全然不同的对于何者是恐怖分子的定义，他们往往会将与自身利益不同的激进的利益集团代表视为危害全球化的恐怖分子，这实则是一种非理性的分类方式。但这为我们展现了媒体的编码化力量，恐怖主义被媒介纳入全球化体系成为可能。同时，在这种不同利益价值对于恐怖主义界定的过程中，会发现全球化之中的每个个体都有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我们都可能成为他者眼中的危险者。就如同杨德昌的电影《恐怖分子》之中所展现的现代化台北都市之中的人的状态。《大都会》之中着力刻画了媒体之下“人人皆恐怖分子”的特征。那些示威游行者，虽然他们不像极端主义者一般，被排除于世界体系之外，无法用任何系统进行阐释;但是他们仿佛是这个社会之中，随时可能爆炸的“蒸汽罐”，一些“易燃物”。其中有一类“示威游行者”，他们可谓是这种个体恐怖分子化的代表。这部分人是市场孕育出的，是市场的个体，他们实则是这个体系发明出得一种矫正方式。他们有时会参与一些反全球化的活动，如一些示威行动。他们如同全球化的“清道夫”，“这种抗议就像一种卫生系统，自己进行清洁和润滑。它无数次证明了市场文化卓越的创新能力。它能为自己的目的灵活地塑造自己。吸收周边的一切”，但是他们归根结底也逃不出市场体系本身，反而是为市场本身服务的部分。他们的整体思维、观念属于一个特定的阶层——譬如女性主义者、工人阶级、民族主义者等。他们的示威游行与反抗，对于其他阶层来说是一种威胁与挑衅。此时，我们会反思，全球化之中的媒体究竟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何种符码？它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但他们都起到对于日常生活的打破与重组的效果。从这一层面上看，媒体将恐怖分子引向平民化的层面，使得恐怖分子成为一个与日常不再疏离的概念，成为全球化体系中常态化的事件。

    恐怖主义，在上文提到，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之外的“观察者”，而媒体又成为恐怖主义的“观察者”。若从这一层面上推论，媒体似乎成为解构之外的解构之物，但媒体自身又是属于全球化体系的。正如同德里达《在法的门前》，我们会发觉全球化体系被无限“延异”。全球化之中的个体无法确切的认识到自身究竟身处何处，无法为周边所发生的事件定位。“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成为影响全球的爆炸性事件。媒体又使得恐怖主义具有传导性，成为其不断循环发生的重要催化剂，恐怖主义在媒体银幕上的传播又可能是触发另一场恐怖事件的导火线。唐·德里罗在《大都会》之中展现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阿瑟拉普被刺杀、传媒企业的巨头卡刚·诺维奇之死都是通过屏幕传递出来，这仿佛是一种暗示，它激发了潜在的恐怖主义。媒体提供了一种“模仿”的范式，为身处全球化之内抑或是边缘的个体提供了何为“全球化事件”的回答。“模仿”这种恐怖事件成为了一种类似于模仿他者麦当劳快餐、去迪斯尼乐园一般的事件。恐怖主义失去了，其希望脱离全球化体系，只作为“观察者”的身份优势，无可避免的被裹挟着进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大都会之中，一切物品、事件、符号与编码都无可避免的被纳入全球化体系，媒体在其中扮演者无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我们已经無从分辨何谓全球化体系的边界，恐怖主义已经无法跳脱的全球化，意味着没有一个个体可以走出全球化这片围城。世界反全球化浪潮加剧翻滚，试图在全球化之中获得一丝喘息的契机。但这种选择或许并非应对呈爆炸指数增长的全球化扩张态势，或许寻觅到与全球化的共生之道会是精力与成本最低消耗的“反”全球化之路。

    参考文献

    [1]Baudrillard： The Spirit of Terrorism and Requiem for the Twin Towers. Trans. Chrids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2]唐·德里罗：《大都会》.韩忠华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

    [3]——：《白噪音》.朱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4]戴维·L·尤林：“找出恐怖时代的原因”，《洛杉矶时报》，2003年4月15日.E1页.

    [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2页.

    [6]费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7]乔治·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宋乔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8]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edition. 1983：7.

    [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0]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注 释

    ①此篇可参看在《哈泼斯》（Harper）上发表的《在未来的废墟中：反思九月阴影下的恐怖和损失》

    （作者介绍：李柯霓，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研究兴趣为文学、影像与记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