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务去陈言”文学创作观
内容摘要：“务去陈言”是韩愈提出的文学创作观念，指的是“吸收古人思想精华，在新的时期用新形式表现出来”。其提出与唐代的世风、士风、文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唐世风浇薄，士风追崇名利，文风则虚幻尚无。由此韩愈提出“务去陈言”的文学创作观，并贯穿其写作实践。
关键词：务去陈言 文学 求实
一.“务去陈言”的内涵及意义
“陈言”二字在韩愈文中出现是贞元十八年《答李翊书》中有“惟陈言之务去”句，应作名词解释，其意义指前代圣贤之说。
在韩愈之前，“陈言”二字也出现过。例如《韩非子·备内》篇中“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1]这里的陈言指的是“曾经说过的话”。《孔子家语·儒行》篇有“陈言而伏，静言而正之”，[2]此处陈言有“陈述话语”的意思。“务去陈言”中的“陈言”是指“前人说过的话”，但“前人说过的话”具体包括的内容比较多，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孔孟圣贤之语、儒释道三家学说、典故。
将“陈言”概括为孔孟圣贤之语，是从韩愈个人的家学渊源以及读书倾向上总结出来的。韩愈小时家贫，读书刻苦，跟随独孤及、梁肃学习杨雄、董仲舒的学说。其本人十分推崇杨雄，但对于董仲舒，暂未见其论说中有何赞赏之语。盖因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公羊传》的阐释为媒介，按今文经学来描述《春秋》中的伦理道德及政治原则，并用阴阳五行之法来进一步确证。董仲舒所推崇的阴阳五行之法正是韩愈所反对的，因而不见韩愈赞词。
《旧唐书本传》有：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3]
董仲舒是西汉名儒，孝景帝时五经博士，杨雄是西汉末的文学家，以辞赋闻名于世，重新建立汉大赋的一种蕴籍风格。韩愈在《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中称杨雄为圣人之徒，将杨雄与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并称为“五杰”，可见他对杨雄极为推崇。杨雄可被称为孔孟之徒，孔孟之道在韩愈心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陈言”指向孔孟之道未有不可。
“陈言”又可指为儒释道三家学说。唐代儒、释、道三家学说并立，无论韩愈如何摒弃佛老，都无法脱离他们的影响。韩愈在《原性》篇中辨荀、墨、杨三子之言，认为只有弃佛老之言，性之明才可见。于《原道》篇中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韩愈对待佛老的态度显而易见是摒弃的。但韩愈又与佛家道徒交好，皇甫湜《送简师序》曰：刑部侍郎昌黎既贬于潮，浮屠之徒，欢快以抃，师独愤起访予，求叙行以资适潮。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险毒。[4]
简师是佛教浮图，为韩愈鸣不平，行仁义之举。韩愈又在其《杂说·其三》中说：神怪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将特取其愤世嫉邪而作之，故题之云尔。[5]
韩愈摒弃佛老不排一切佛老之言，其“排佛老”是由“愤世嫉邪”而起，从文教上“排佛老”，但他无法隔绝“佛老”之说对自己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并立、相互交融是唐代社会大环境特征，从这一点上可将“陈言”指向“儒释道”三家学说。
韩愈的“务去陈言”是指“不用前人之言”，这种“前人之言”不单单指“古人之言”，即通常说的典故。无论赋、散文、表、碑铭等，其中都可举出引文用典的例子。例如《守戒》中“无用丘陵江河洞庭孟门之关”[6]便引自《战国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7]
《答窦秀才书》曰：钱财不足以贿左右之匮急，文章不足以发足下之事业，稛载而往，垂橐而归。[8]引《国语》齐语篇：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载而归。[9]
单单将“陈言”指为“典故”也是说不通的。韩愈在写文章时喜自创新语，“形单影只”、“特例独行”、“动辄得咎”、“佶屈聱牙”等，但“务去陈言”的意义仅指于此，就显得过于偏狭了。
“陈言”的具体意义，应当指的是不加辨别的“拿来主义”。韓愈在《答李诩书》中论述学习的过程与方法时说：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如是者亦有年，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10]
韩愈起先学孔孟之道、“三代两汉”之书，从迷茫到了解，辨别古书之正伪，然后取其精神内核，去其形式，才有所得。
韩愈的文学创作观具有实用性，他认为基础打牢之后，学习就会变得轻松容易，不尚空言而崇尚实用。
其《答李诩书》中即谈到：
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11]
《答窦秀才书》中同样体现出此观点：
学不得其术，凡所辛苦而反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适於实用，又重以自废;是故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固。[12]
韩愈在文学创作上既崇尚实用的观点，与其“名实观”中名实并重但更趋向于实的观念一脉相承。从韩愈的“名实观”来解读“务去陈言”当有另一层意思。
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有：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而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13]
墨行者指的是浮屠，儒名而墨行或墨名而儒行都是指游离于儒、释两家学说之间的人。韩愈既重名，又重行，归根结底取的是实际体现出来的行为取向，颇能看出他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他无法做到一味排斥佛、老而看不到其所带来的益处。可见韩愈排佛、老，排的是不尚实用的空言，不是包括浮屠在内的全部内容。由韩愈的“名实观”体现出的中庸思想，同样可以拿来解读其“务去陈言”的文学创作观念。
“陈言”不当指“前人之言”、“古文”或者“典故”，这种指向太过笼统而模糊，况且韩愈主张“复古”，他的文学革新运动就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若只单单将“陈言”看做“前人之言”、“古文”或者“典故”，就与他后来的行为背道而驰。韩愈的文学创作观念主张创新，他认为学文应当吸收前人书中的精神内核，并在当下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中称“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4]苏轼又云“唐之古文自韩愈始”。[15]可见，在吸收古文精华并进行创新方面，韩愈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他所提出的“务去陈言”文学创作观具有时代性，讲究实际效用。
二.中唐时期世风、士风、文风对韩愈的影响
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便江河日下，日渐走上下坡路。吏治昏乱、经济凋敝，藩镇割据愈加严重，国势衰颓，不复盛唐气象。况且大历以来，文坛人才稀落，文风渐渐脱离现实，变得萎靡不振。尤其在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1年）爆发建中之乱，这场大规模兵乱打破了代宗、德宗朝苟安一时的宁静，上至朝廷，下到吏民，皆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现实世界充满危机，战乱无法平息，人们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未来，就只能于虚幻中寻求安慰。
道教是唐朝的国教，进士科考试中也多见道家经典，且李唐王朝将自己的谱系追溯到老子。佛教同样在唐朝得到发展，佛教经典著作大量翻译，佛寺众多，佛家人员交游甚广。唐宪宗后期，由于宪宗本人欲求长生，广招天下方士，佛教更是声势浩大。长此以往，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宦官势力扩大，朋党之争也渐露端倪。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将目光投向虚无缥缈的世界，不再关注儒家的“入世”精神，反而转向佛、道的“出世”观念。
《全唐文》卷四七六载德宗朝沈既济《选举论》有：
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荫子弟，重承恩奖，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沈泉。[16]
这段话揭示出中唐时期的政治风貌和当时的士人心态。不同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由世家大族把控朝堂，寒门学子无进阶之路，唐朝采取进士科考试来选拔人才，拓宽了贫寒士子的仕途。尤其是中唐，进士多出自寒门，或先世显贵而延及近世已门第沦落下层阶级者。况且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且上层统治者多追求个人享乐，不事生产、不知民间疾苦者多，横征暴敛，赋税繁杂，寒门士子不堪其重负，纷纷求仕，而进士科则成为唐代寒门士子最重要的仕进之途。
韩愈《送牛堪序》中有：
登第于有司者，去民亩而就吏禄，由是进而累为卿相者，常常有之。[17]
《争臣论》又有：
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18]
由以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寒门士子为生计而走上仕途，“禄仕”即称因钱财而为官的人。在这种社会风气大环境下的士人，多注重实用而轻空谈，尚利而轻名。韩愈身世孤苦，《旧唐书本传》中称他“三岁而孤，养於从父兄”[19]，从小无父母，家族内人丁凋零，亦是寒门士子。
《祭十二郎文》中有：
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子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常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20]
《答崔立之书》也有：
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子人耳。[21]
于当时而言，进士的世俗性比较强，重利禄，没有清傲的门第观念，并不鄙薄物欲。身为其中一员的韩愈，本身家贫，“禄仕”是韩愈走上仕途的部分原因，又受当时普遍风气的影响，各种内因外由综合作用下导致韩愈本人思想实用性强，以“务实”为先，求“经济”之用，“尚利”、“尚用”成为其为人处世乃至为诗作文的一大特征。
然韩愈并非一味追名逐利之人，从小习熟孔孟之道的韩愈无法脱离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内核的影响。中唐时期世风日下，人情浇薄，韩愈眼见此种情况却又无能为力，其本人也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中随众人一起尚利，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冲突对韩愈而言无疑是极为痛苦的。在《答吕山人书》中韩愈表达了自己對此种境况的担心，“方今天下入仕，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22]但韩愈又是痛苦的，在《与李翱书》中他自述“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23]韩愈痛苦而又矛盾，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不允许他“禄仕”，急于摆脱“求利”带给自己精神上的折磨，却不得不屈从于同“穷居”相伴而生的物欲。处于此种境况下，“务去陈言”或可说是韩愈为中和这种痛苦和矛盾而提出的新方法。
三.“务去陈言”在韩愈古文创作中的表现
韩愈的“务去陈言”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以儒家精神为内核，进行语言上的创新，追求鲜明的艺术个性。在《答刘正夫书》中韩愈对儒家思想入文提出了自己的认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24]韩愈追求不落俗套，、自我树立的独立创新精神，文学旨趣是“自树立、不因循”。在韩愈的古文艺术中，独具个性的语言和发幽入微的说理方式构成其艺术创造的核心。
《平淮西碑》叙述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事，此战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平淮之战，使蔡州52年的割据局面不复存在，稳定大唐基业。碑文以问答的形式描写唐宪宗英明神武、坚毅果决的形象。文中用白描的手法写战争首尾，没有过度描绘，是韩愈一贯追求的古风，用事例来说明为君之道须“乾纲独断”，颇具史笔。《张中丞传后叙》以张巡、许远的英勇举动来表达为臣须得忠义。
方苞评价其：
截然五段，不用钩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惟退之有此。
又曰：
退之序事文不学史记，而生气奋动处，不觉与之相近。
在《祭十二郎文》中，他以自叙身世和韩十二郎情谊的方式，从日常生活小事中喁喁道来，表现出自己失去亲人的悲痛和不能尽关爱之责的愧疚。
韩愈为文重气，《答李诩书》中就有其对“气”的看法：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5]
“气”的概念在韩愈这里应与“务去陈言”中所留下的古人为文之精神内核是相通的，是形而上的内容。
除此之外，韩愈文学创作中尚“求新”，其文中多有新词、新语之创。例如再接再厉、崭露头角、一蛇两头、蝇营狗苟等，都是其“务去陈言”文学创作理论在实践上的表现。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他将唐代文人写作带入一个新的天地，不再拘泥于古人，更加具有创新性。其“务去陈言”的文学创作理论表现出中唐一代士人“求实尚利”的思想倾向，同时也是对前代思想的新发展和新创造，具有时代性，表现出韩愈与时俱进的进步思想。
参考文献
[1]（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唐）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清）董皓.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清）姚鼐.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注 釋
[1]（战国）韩非，李维新等.译注，《韩非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110页.
[2]（魏）王肃，《孔子家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18页.
[3]（后晋）宋祁、欧阳修等，《旧唐书》，百衲本，卷一百六十.
[4]（清）董皓，《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卷六八六，第7025页.
[5]（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38页.
[6]（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58页.
[7]（东汉）高诱.注，《战国策》，商务印书馆，1958，第二册，第92页.
[8]（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56页.
[9]（清）董增龄，《国语正义》卷六，巴蜀书社，1985年，第604页.
[10]（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90页.
[11]（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89页.
[12]（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55页.
[13]（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81页.
[14]（宋）黄庭坚，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第470页.
[15]（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第334页.
[16]（清）董皓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卷四七六，第4868页.
[17]（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75页.
[18]（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23页.
[19]（后晋）宋祁、欧阳修等，《旧唐书》，百衲本，卷一百六十.
[20]（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379页.
[21]（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86页.
[22]（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43页.
[23]（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99页.
[24]（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32页.
[25]（唐）韩愈，（清）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91页.
（作者介绍：王筱惠，郑州大学2017级文学院研究生，方向：秘书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