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域下《我和我的家乡》热映原因探析

    郑娟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宁浩，2020）是2020年热映影片之一。该片以昂扬的主旋律、热闹的喜剧场面、豪华的明星阵容荣登国庆档票房之首。仅国庆节期间，票房就突破18亿。影片的热映一方面反映了影片创作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观众对影片的认可和接受。众所周知，一部电影的成功与观众的审美接受密不可分。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只有被观众真正接受，作品才有现实的生命。接受美学就是一种将“读者”或“观众”的接受过程和接受心理作为研究核心的文艺理论。电影中的接受美学，也使创作者更加重视电影文本制作与观众接受的结合，从而制作出高品质且高票房影片。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从《我和我的家乡》在召唤潜在观众，满足观众的观影心理、期待视野和情感需求等方面来分析其热映原因。

    一、外在于文本的召唤

    一部电影的高票房意味着拥有相当多的观众。那么，这么庞大的受众群体是如何被激发和召唤的？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伊瑟尔曾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文本的召唤结构”，指的是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机制。但对于电影来说，不仅文本本身，一些外在于文本的因素也成为激发潜在受众的重要因素。

    《我和我的家乡》是一部国庆献礼片，典型的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其目的是催人奋进、追求理想、传播正能量。曾经热映的《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2009）、《建党伟业》（韩三平、黄建新，2011）等影片，还有2020年的《八佰》（管虎，2020）、《金刚川》（管虎、郭帆、路阳，2020）都是典型的主旋律电影。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叙事手法和影片风格上都在不断突破和创新，一改严肃刻板的传统模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祖国面貌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观众中也自发形成了观看主旋律电影的热潮，从而也形成了庞大的受众群体。所以，时代背景下的主旋律电影集体热映，也激发了更多观众去观影。

    不仅如此，《我和我的家乡》对于观众的吸引还在于强大的主创团队和豪华的演员阵容。从影片主创人员名单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超高水平的制作团队。张艺谋作为中国电影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此次担任电影总监制，无疑也让观众多了一份期待。总导演宁浩也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导演，其执导的多部影片也都非常受欢迎。他成为继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最具价值的导演之一。五个故事的分导演，除宁浩外，还有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他们也都是各具特色的导演。这种高水平的制作团队自然会吸引广大观众的关注。此外，影片还集结了国内众多有影响力的演员参演，几乎是全明星阵容。葛优、范伟、徐峥、王宝强、闫妮、邓超、沈腾、马丽等，个个都是具有超高人气的演员，都在观众中拥有众多粉丝。有网友戏称，这是中国顶级喜剧天团的文艺汇演。主创方的这种考虑和安排也为吸引众多潜在观众奠定了基础。

    此外，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2019）的热映，也让观众对其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充满期待和好奇。《我和我的祖国》作为2019年的国庆献礼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影片结构新颖，在时间维度上，串起7个独立的小故事。拍完了“祖國”，拍“家乡”，又会有什么新的看点呢？《我和我的家乡》也是采用同样的故事集锦模式，会不会呈现不同的风格？观众带着这些期待走进影院，期望又能看到一部好看又感人的主旋律影片。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的全球肆虐，电影界也遭受重创，剧组停工，影院关闭。《我和我的家乡》本来拍摄时间就短，从立项到拍摄结束只有一年，期间又遭遇新冠疫情，拍摄一度受阻。影片历经各种困难，终于制作完成，这在客观上也激发了观众的观看热情。此外，国内院线由于疫情错过了春节档、五一档，终于在影院复工后，迎来了国庆档。观众们压抑已久的观影热情和期待得到释放，纷纷涌进电影院去享受久违的观影愉悦。

    外在于电影文本的这些因素，激发和诱导了更多的潜在受众群体。接受美学学者伊瑟尔将这种潜在的受众群体叫做“文本隐在读者”。隐在读者不是真实的读者，就是“一种完全符合对阅读的期待来设想的”[1]，一切可能阅读的读者。所以，主创者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种种手段将更多的“隐在读者”变成“真实读者”，当然，这种手段既有文本之外的，更重要的还是文本自身。

    二、创新叙事和精巧构思对观影期待的实现

    接受美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期待视域”，它主要是指读者在阅读之前对作品呈现方式的一种定向性期待。“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和‘终结的期待”[2]。当一部作品与期待视域符合一致时，作品理解迅速完成。实际上，当作品符合期待时，观众获得的不仅是理解，还有一种满足甚至是超越。《我和我的家乡》在没有上映之前，观众是有许多观影期待的。事实证明，电影主创团队高水平的制作并没有让观众失望。豆瓣上众多网友的评论“达到预期”、“超过预期”也证明了这一点。影片实现了多数观众的观影期待，离不开电影文本的创新叙事模式和精巧构思。

    《我和我的家乡》有着特殊和新颖的电影叙事结构，是一种集锦式的故事大拼盘，这也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模式。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往往是讲述一个故事，以时间发展顺序为先导，按照事件的因果关系推进情节，冲突达到高潮后，剧情结束。这种传统模式已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而且根深蒂固，认为电影就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电影有着许多可以探索的模式。电影史上，这两部电影的集锦式拼盘模式，虽然不是首创，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的确是耳目一新的形式。《我和我的家乡》中包括五个小故事：《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它们各个独立，没有任何关联，没有统一的情节和人物。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地方，但它们却以点带面地反映了重大的时代课题。《北京好人》发生在北京，算是华北地区，反映了农村医保的问题;《天上掉下个UFO》发生在贵州，西南地区，反映的是农村文化旅游问题;《最后一课》发生在华东，反映的是乡村教育问题;《回乡之路》反映的是西北地区环境治理问题;《神笔马亮》反映的是东北地区乡村干部扶贫的问题。影片涉及了不同地域的突出问题，但这些问题同时又具有普遍性。如农村医保问题，这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还有农村文旅问题，不仅是西南，许多地方也都在认真推进文旅项目。所以，这种特殊的叙事结构，以点带面的方式巧妙地反映了整个华夏大地的日新月异。2020年，恰逢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这些重大的“时代主题”无疑会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

    在每一个故事的具体讲述中，主创者也有着精巧的构思，而且故事之间还有相似的模式。在笔者看来，五个故事的共同之处，一个是喜剧模式，一个是今昔对比的讲述模式。从观众接受的角度，这两种模式都比较符合观众的期待，因为观众可以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中去感受祖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电影的喜剧模式普遍受到观众欢迎，因为它非常符合受众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特征。受众观影本来就有娱乐放松的需求，即使是主旋律电影，也没有必要一副说教的面孔。社会意义较强的喜剧可以“使人在笑声中意识到智慧、道德和美的力量，激发人们改造社会，追求理想的精神。”[3]五个短片都是构思精巧的喜剧作品，把喜剧和主题深度有机结合，而且是具有小品特点的电影。小品本身就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表演形式。小品篇幅短小，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也相对简单，经常以误会、欺骗、错位等手段设计包袱，达到批判、讽刺、歌颂等目的。《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短片，都有着与小品相似的结构，它们都使用了小品常用的“欺”和“瞒”的手段。《北京好人》中，热心的张北京为了讓表舅用自己的医保看病，上演了一幕骗保看病的闹剧;《天上掉下个UFO》中，那个UFO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最后一课》中，为了给老范治病，也为了圆老范的回乡梦，大家合力组织策划了最后一课;《回乡之路》中，倾力治理环境的乔树林却一再被闫总和助手误会，总被认为是个骗子。当然，影片一开始，戴着金表、金链子的乔树林的确会让人误会，搞笑情节也自然不断。《神笔马亮》中，马亮隐瞒妻子，下乡扶贫。马亮为了让妻子相信他真的去了俄罗斯，各种欺骗手段引爆一个个笑点。这种典型的小品结构以及小品包袱设计，带来了精彩的喜剧效果，这也是最能吸引观众的地方。

    影片中，运用新旧对比手法表现家乡变化，也是其精巧构思之一。从观众接受的角度，主创者这样的创意，就是想在观众面前清晰地呈现家乡的巨变，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我和我的祖国》大背景、小故事的叙事模式不同，《我和我的家乡》采用了新旧交织对比来叙事。所谓新旧对比，实际上就是记忆和现实的对比，记忆和现实的冲突，以此来凸显乡村的巨变。《北京好人》中，张北京对乡村的印象还留在过去，认为农民看病没有医保，自发用自己的医保卡给表舅看病，上演了一出出闹剧。他没有想到，如今农民的境遇已经今非昔比了。《最后一课》中，老范得了健忘症，记忆停留在过去那一下雨就漏水的教室，还有衣衫褴褛的学生。当他在现实中发现很多东西跟记忆大不一样时，他大为震惊。镜头在记忆和现实中切换，凸显了时代的沧桑巨变。《回乡之路》中，多数人对陕北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漫天黄沙的记忆中。当看到影片中荒漠成为果园的巨变，不能不感慨万千。《神笔马亮》中，马亮的妻子一直以为丈夫去了俄罗斯进修，却没有想到丈夫已经到农村当了挂职干部。在马亮妻子的印象中，农村就代表着落后和贫穷。可当她去了新时代的乡村一日游后，大大改变了印象，从而理解了丈夫的选择。可见，在故事的内在线索安排上，即对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交织复现上，五个短片也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故事虽然内容不同，却有某种互文互通、彼此呼应的特点。串联起来的短片，看似在讲述不同的故事，但却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复，有如音乐中反复重复的旋律。五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以温情的喜剧模式，以相似的新旧对比手法，不断阐释着共同的主题：我爱我的家乡，我的家乡越来越美。所以，《我和我的家乡》从整体到细节的安排都反映了主创人员的匠心。观众在欣赏接受时，笑过之后是感动和感慨，同时也实现甚至超越了原来的心理期待，这也是影片能够热映的原因之一。

    三、家国情怀对观众的深层召唤

    观众在欣赏接受影片时，有着丰富的内心活动，他们时常要结合自身的体验去获得审美愉悦和情感升华。当然，这种审美愉悦的获得也需要观众主动积极地参与。接受美学中“召唤结构”是指作品中的“空白”。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填补这种空白，从而获得自己的独特感受。《我和我的家乡》中展现的虽然只是有限的几个地方，讲述的只是有限的几个故事，但观众总能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去填补那些电影没有表现的“空白”，唤起一些自己对家乡的记忆，激起建设家乡的热情，从而升腾起一种家国情怀，或者是一种自豪感。如果说，影片的全明星阵容和诙谐搞笑的情节是召唤受众的表层因素，那么其中蕴涵的情感意蕴，深沉的家国情怀则是吸引受众的深层因素。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深的故乡情结，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对故土的深沉眷恋。于是，“乡愁”成为文学作品最多表现的主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再多的诗句也写不尽中国人对家乡的深沉情感。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大，许多人都生活在不是故乡的地方。但不管在哪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影片蕴含的怀乡和恋乡的深沉情感，也是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地方。《最后一课》虽然是一个乡村教育的主题，但作品却蕴涵着令人动容的怀乡深情。范伟精湛的演技，把一个老乡村教师对教育和故乡的痴迷表现得淋漓尽致。老范年轻时在望溪村做过多年的乡村教师，这里可以算是他的第二故乡。老范后来旅居海外，患了健忘症，混沌的记忆停留在若干年前当乡村教师时。望溪村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哪怕只剩下一点记忆，也是故乡的记忆。老范带着半梦半醒的记忆情归故里，终于圆梦。他的家国情怀打动了无数观众，也勾起无数人的家乡记忆。

    怀乡念乡，当然更希望自己的家乡美丽富饶。影片激发了观众去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热情和愿望。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农民的境遇，乡村的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人从不愿回乡到自愿回乡，然后去建设家乡，这就是巨大的转变。《我和我的家乡》中五个故事都从不同侧面去表现这种家乡情怀，洋溢着积极建设家乡的热情。《回乡之路》中乔树林这个人物是个建设家乡的典型代表。他这个外表土气的“暴发户”，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这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一心扑在家乡的防沙治沙工作中，带领村民种植苹果，把荒山变成绿地。他一路上伪装成大款，被闫总当成是“骗子”，闹出不少笑话。他实际上是想多为家乡拉赞助，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建设家乡。当他的事迹终于被揭开，观众们也不得不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当然，故乡还可以是广义上的故乡，祖国是最广义的故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所在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在哪里生活都有归属感，都有家乡的感觉。《神笔马亮》中马亮下乡任职的地方，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家乡，他却隐瞒妻子，去农村挂职，对新农村建设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影片传递出一种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望，这也是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地方。

    此外，影片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美景和民风民情，也唤起了观众爱国爱家乡的情感和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影片中的五个故事发生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它们代表了广袤的祖国大地。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祖国的乡村美景、风土人情、父老乡亲、民间歌舞，尤其是近年来乡村的巨变。在《天上掉下个UFO》中，观众看到了祖国西南贵州乡村的美景，欣赏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歌舞;在《回乡之路》中，观众见证了西北荒漠变果园的奇迹，也领略了质朴的陕北风情;在《神笔马亮》中，观众看到了生机勃勃的东北乡村，也感受了热情直率的东北民风。祖国大地旧貌换新颜，处处是充满希望的田野。观众由此想到我们日益强大的祖国，想到自己美丽的家乡，油然而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

    综上所述，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热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分析其热映的原因在于影片激起了广大观众的观影热情，精巧的制作又满足了他们的观影期待。同时，电影中蕴含的家国情怀等情感则是最深层的召唤和吸引因素。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95.

    [2][德]汉斯·罗伯特·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9.

    [3]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