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年教育研究

    张宸豪 徐雄伟

    

    【摘?要】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重视老年人群教育问题,产生了许多既具价值又具争议的老龄化理论:撤离理论、活动老龄化理论、超越老龄化理论、解构与批判老龄化理论和老龄化文化理论。老龄化理论定义不同时期老年人群的特征,辩证地讨论其对老年教育实践产生的效果,可促进研究者们对于老年人群及其教育相关问题的深刻反思。通过聚焦理论更迭中内涵演变和理论视角下老年教育问题与价值的研究,可为中国老年教育本土化實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老年教育;老龄化理论;演变;美国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3-0082-06

    【作者简介】张宸豪(1994—),男,浙江金华人,成人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成人学习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徐雄伟(1966—),男,上海人,教授,教育学博士,兼任上海市民办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教师教育。

    美国是老年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美国老龄化理论是其老年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其内涵将直接影响到老年教育的具体实践活动,甚至可以视为老年教育阶段性的指导理论。理论不断演变以适应来自各个领域层面的需要,美国老年教育也慢慢发展成熟并形成特色。通过对其主要老龄化理论的变化研究,分析老年教育历史进程中理论价值的内涵,探索老年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和发展背后的原因,以期为我国老年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借鉴。

    一、美国老龄化理论

    1. 撤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

    撤离理论出现于1950年代末期,由克明(Cumming)和亨利(Henry)提出。理论认为,当人们到达即将退休的年纪(通常在大部分文化环境下为65岁),他们便开始逐渐进入一种从社会中撤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相互的,社会同时也将这些人慢慢抽离出来。并且,这些老化的人自身也意识到对于社会的作用在衰退,自我角色与社会之间的维系在松散,更多的是准备好面对死亡而不是处理日常杂事。

    [1]撤离行为不仅体现在社会互动关系上,还存在于心理上。[2]整个过程表明了在社会结构中权力层的新老替换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结果,如果老年群体总是保持着主干地位,那么会对社会自我循环和革新产生制约影响。克明和亨利在理论模型建立的时候补充说明:社会角色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这也将促使老年人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都会放弃社会角色,因而造成其从社会中撤离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撤离理论是具有描述性功能的,它通过生物学的思维范式强调了人类系统中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老年群体的社会自发转化趋向,可以被视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3]并且肯定了群体性撤离行为对于社会结构更新换代的积极作用,将其与成功老龄化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当时的老年教育基本原理主要确定为两点:拒绝(老年人拥有较少对于教育机会的需求)和适应(老年人具有学习需求),主要为了改善隔离状态和退休后生活的无目的性。[4]首先,因为老年群体内在认同撤离状态后随即呈现出低自导力(low self-agency),而外在社会环境不鼓励甚至反对老年群体发生学习,降低有限资源的消耗。其次,在该理论视角下,为避免撤离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危机对自身和社会造成强烈危害,老年群体需要具有针对性的被动学习。最后,撤离过程是一个迫使老年群体社会边缘化的过程,而教育理念也使已经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老年人口无法再度回归原来的社会地位。

    该理论在当时引发了众多批判。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所有老年人都愿意脱离社会”这一理论前提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撤离过程由于其潜在性特征容易被过于简单化理解。同时,社会若如此对待老年群体,显得十分缺乏人道主义。其处理老年群体和老年教育问题的模式也表现出一种极端性。

    2. 活动老龄化理论(activity theory of aging)

    活动老龄化理论又称为内隐老龄化理论(implicit theory of aging)、典型老龄化理论(normal theory of aging)或者常人老龄化理论。它认为个体活动水平和生活自我满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5]早在1953年,理论提出者哈维格斯特(Havighurst)和他的同事就做出了有关社会角色参与对于老年人群的积极影响的明确陈述。理论表明活动与人类的斗志有关系,主动性越强的人在各个年龄段都表现出越高的幸福感,涉及的核心概念有:活动、角色支持、自我概念、角色转变和生活自我满足。[6]由于其深深植根于象征性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t theory),[7]所以,以上提及的这些概念都带有主客观交融的先前设定,其含义中充分肯定了个体与他人互动关系的创生性作用。不同于撤离老龄化理论的描述实然状态,活动老龄化理论在社会不考虑老化偏见和无知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于社会的应然状态,继而超越现实,产生了一种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全新的角色定位和认同。

    受到活动老龄化理论影响,新的老年教育理念的具体内容为:同化,即到了退休年龄的个体的调整需求能通过将个体融入主流的现有的教育单位里而实现;自我实现,即处于发展中的老年生活拥有了充裕的学习时间继而能够促进道德智力成长;授权,即获得来自社会其他领域和老年群体的支持与拥护。[8]这里的同化指在活动化老龄化理论视角下,鼓励老年人群积极回归主流教育单位并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所谓的主流就是一般人群实现教育需求的主要单位)。理念提出初期,尚未出现目标人群完全是老年人群的教育组织。同时,老年人群接受教育政策的制定和颁布需要一定的调节期,如果大学或学院的教育资源因为老年群体而缩减或是出现资金问题,相关单位不一定会为老年群体提供学习机会。同时,活动老龄化会导致新角色的产生,基于象征性互动理论,老年人群在参与教育活动的互动过程中能够实现个体发展目标。无论是为了维持新角色还是为了提高自我满足感,老年个体在此过程中都能通过教育活动获得更深刻的提升。

    同时,随着对老年个体学习态度的改观及专属于老年群体的教育项目诞生,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对于老年教育事业的资金政策支持。虽然在后期的实践层面上出现了摩擦,但在理论层面上,活动老龄化着实指引了具有发展潜力的方向。

    3. 超越老龄化理论(gerotranscendence)

    超越老龄化理论由瑞典社会学家拉尔斯·托恩斯塔姆(Lars Tornstam)提出并加以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广泛出现于美国老年学杂志中。超越老龄化是发生在元视角的变化,其变化方向是从物享观和实用观转化成更重要并超越先前的观念,变化在早期成人时期已经开始,通常在老年时期达到峰值。[9]而以往许多理论把“成功老龄化”等同于一种维持中年理想、活动和信念的现实的持续。该理论生成的时候受到了佛教禅宗的影响,在佛教禅宗的元视角下,主体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差异消失,过去、现在与未来甚至可以同时进行。这让老年人群能把自己的审视维度扩大到不局限于目前肉体所在的位置,重新定义空间和时间、生命与死亡,重新定义自我和与他人的关系。[10]人在生长,精神在生长,超越老龄化的过程一定也是终身而持续的。

    受该理论的影响,老年教育开始为精神老龄化做准备。因为在精神和元视角层面上,老年教育表现的作用更内在,它关注老年学习者智慧的增长与知识技能教育的差别。智慧的增长不单单发生在课程内,涉及生活所有高度整合的内容,正式正规的老年教育需要延伸到非正式非正规的老年教育。然后,理念上終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发生了渗透并显得更鲜明,都具有对于生命长度深度的考量,也是基于超越老龄化理论看待老龄化过程的基本逻辑。区别是超越老龄化是质变的,个体会经历“一种新的与宇宙灵魂发生更大更强的对话”,年龄便是触发器,强调了老龄人群精神学习的特殊性。理论还认为老龄人群与下一代会出现新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也为老年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代际之间发生的学习。因为老年群体通过超越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他们也许会对于下一代产生新的精神上的帮助。老年人群在老年教育中开始发挥出作为教育资源的作用。老年教育对内发现循环的痕迹,对外出现开放的苗头。

    直至今日,超越老龄化理论还是备受学者的关注。研究老年人群的精神上的学习是十分重要但又相当困难的。在宗教气氛浓厚的西方社会里,该理论视角下的老年教育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4. 多元思想渗透

    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更多的理论争鸣,它们并不完全类属于老年学或老年教育学,但其思想范式和视角开始用以解读和影响老龄化研究和老年教育的发展。解构理论和批判理论表明老龄化是一种社会建构,这在老年学本身的领域中已经获得深入的具体化论证。理论认为,一旦我们意识到不同维度能够影响我们对于老化内涵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从误论的实施、扭曲的看法和差异的压迫中解放出来。[11]

    解构理论定位了老年人群是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批判理论试图影响老年群体重新诠释自身独立发展的路径。对于老年人群而言,学习意味着解放,即从传统的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中解放自己。他们拥有学习的权利,而不会因为自己的年纪受到阻碍。学习为了自我再造,不再受困于原有的定义里。越来越多的老年学习者返回学校学习其他知识、学习额外技能、获取更高的文凭。解构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显现,它鼓励老年人群产生多元价值取向,鼓励老年个体在学习中体现自己的个性和独特的价值。接近21世纪,女性主义思想也慢慢在老年教育理念中展现出来。老年人群中的女性长期以来受到来自于社会其他群体消极的对待,缺少话语权,难以表达内心诉求,现在,她们作为弱势群体得到了社会的关注。针对这类群体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机构也随之逐渐产生。

    基于以上理论,老年人群在整个社会中被视为特殊群体,群体原有的来自外部的定义被群体自身所摒弃,也可以说是发生了超越。老年人群应该通过学习实现对过去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塑造。这种特殊化并不是边缘化,而是新的意义的创造。当老年群体有意识地调节对老化内涵的态度,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学习的自我导向水平。老年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展示出了不同老年团体甚至是个体的差异化的学习需求。有些团体作为边缘群体,学习诉求受到由无到有的关注,虽然处于补偿教育的阶段,但产生了高度的社会人文价值。还有些团体和个人甚至追求超越尚未老化的年轻人的教育层次,这便产生了一种鸿沟式的老年学习需求差异。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引发了多元化的教育供给,确实有效地激发了学习活力。但从供给侧来说,满足老年个体的学习需求,不一定能够较好地实现。即使老年群体能够主动地寻找学习机会甚至为自身学习创造学习条件,现实中的学习资源也可能显得不足。若老年个体无法意识到需要保持个体学习需求、老年群体学习需求和社会义务与责任之间的平衡,很可能会导致教育自由泛滥的结果,对老年教育的长期发展极为不利。

    5. 老龄化文化(cultures of aging)

    20世纪初,英国学者克里斯·吉勒德和保罗·希格斯(Chris Gilleard;Paul Higgs)提出有关老龄化文化的理论。他们认为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庞大的、单一的老龄化社会和社群。老龄化社会当中出现了许多子文化的团体,[12]这些团体也许是拥有原本自身的文化背景,也有可能是融合之后呈现出新的文化状态。他们还认为,年龄无法授予普遍的社会身份。这意味着年龄的标签化作用产生了退化,老年学习者可以从原本的刻板印象中解放自己。

    随后,老龄化文化的研究中又出现了一个重要概念以进一步区分老年人群,即第四年龄(Fourth Age)。吉勒德和希格斯视其为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认为它包含了四个主要元素:衰弱(frailty)、落魄(abjection)、自导力流失(the loss of agency)和关爱(care)。[13]曾有其他学者直接把第四年龄确定为80岁之后。[14]无论如何,都是指向一类由于生理和心理持续性损伤而依赖性增强的一类老年人群,有的因为自然衰老,有的因为疾病等意外。研究的关注点锁定在了人在生命周期的最终端点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该理论将老年教育的主要影响总结为两点:一是文化背景层面上的多元化对于教育理念的要求更为深刻,所有的老年教育实践必须植根于特定团体。随着不同社会的人口交换增多,不再单纯仅是社会团体的学习需求是什么就给什么,而是为了持久性的发展,必须考量元维度上产生团体学习需求的原因,必须市场化地尊重和支持由于不同文化造成的不同老年学习群体。二是老年人群终端的老年教育需要反思。理论上,第四年龄段的老年人群还具备学习的可能性,但是学习的内容不再类似于以往具有一般成人认知能力的老年学习者的诉求。学习主体已经出现了客观损伤,此时,老年教育应该更倾向于治疗性和关爱性。教育情境由课堂化完全转变为生活化,教育内容偏向内隐化,教育实施的责任甚至转移到了老年护工的身上。例如,美国老年教育特别关注对于护理工人的培训以及为老年学习者提供不少具备预防功能的生命教育等。

    二、 美国老龄化理论的演变

    老龄化理论影响着老年教育理论,影响着老年教育理论包含着的老年教育对象和内容。最为直接的是,阶段性的老龄化理论定义了老年教育的研究群体,不断丰富研究对象的内涵。通过分析美国老龄化理论中老年群体的特征变化,探索老年群体作为学习者产生的变化。确定老年群体特征后,延伸出两个基本思考,即老年教育的问题和老年教育的价值,代表了老年教育实践的未来指向与目标,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态度与立场。问题与价值表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兩者共享一个基本前提:老年群体作为学习者,其突出点是什么。解读这三个概念在不同理论下的内容,梳理出三条主要脉络,以更深入地理解美国老年教育理论的历史演变。见表1。

    撤离理论和活动老龄化几乎出现在相同年代,很多研究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纯粹的对立关系。但基于同一时代的老年群体,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积极的一面是,理论要求社会额外关注老年人群体,要求社会关注老年群体的教育问题。并且,美国许多老年教育项目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发展。消极的一面是,两个理论都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所有老年人的终端学习需求。曾试图用一种统一所有老年群体的假设和手段去解决老年教育问题,但是受到了来自研究界的批判。随着时间推移,撤离理论的影响在实践层面上逐渐弱化,标志着社会对于老年群体的态度的选择方向,其本质是老年教育如何对社会有益到老年教育如何对社会和老年人本身有益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

    超越老龄化理论主要对老年人群学习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它在理论发展当中引入了东方宗教文化的元素。较于之前的两种理论,它强调老年群体区别于其他年龄段群体独有的价值发展方向,并且认为对文化程度更高的老年群体进行智慧层面上的教育是十分可行的,可是智慧学习的结果很难通过教育项目去显现,它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教育价值期许。解构和批判性理论对于美国老年教育的影响主要是学习目的多元化发展。老年教育主体的选择主动权发生倾斜,从社会选择转向个体选择。虽然可使美国老年教育实践项目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如果选择行为泛滥,容易引发教育市场供给失衡和失控。当社会提供的服务教育的相关资源无法满足美国当时老年群体浪潮式的个性化的需求,老年群体可能会出现侵占其他教育领域资源的倾向。无论如何,此时美国的老年教育已经显得成熟。之后的老龄化文化理论对老年教育研究的影响更精细化。它反映出很多之前理论一直都没有重点关注的问题,例如对失智失能的老年人群的教育问题,对于老年人群相关利益者的教育问题等,把这些问题都涵盖在了老年教育研究的范围之中。

    美国某一阶段老年教育受到理论的影响不完全是断层式的,一方面,理论的淘汰和继续是社会老年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选择,另一方面,老年是人生的最终阶段,更新周期可能会更长,这一个阶段老年教育的执行者和决策者会转变为下一个阶段老年教育的受益者,导致老年教育的发展可能因此没有呈现出一种迂回的现象,而是不断淬炼的状态。总体来说,从理论角度上看,美国老年教育在之前半个世纪的倾向是:社会投入资源从无到有,从有到多,未来一定是从多到精;老年人群本身围绕着教育表现出被动到主动、主动到平衡的趋势;老年教育研究横向覆盖面增加,纵向研究内容也随着研究人员增加而变得深刻;老年教育实践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变得困难。

    三、启示与思考

    通过对美国老龄化理论及其对老年教育的影响进行研究,我国老年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能够获得一定启示。

    1. 我国老龄人群特征差异显著

    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大,但是不同地区的老年人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等原因,东部沿海地区老年人口整体的身体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需要由不同时期的老龄化理论进行老年学习者特征的解读,这也就意味着老年教育在实践层面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差异,东西部老年教育的侧重发展点将有所不同。此外,同一地区的老年教育也表现出阶段差异化,但弱于区域性差异。我国大部分省市拥有设立地方性法规的权限,允许地方政府基于当地老年学习群体的状况,制定适合未来本地老年教育的政策。借鉴美国老龄化理论,地方可以以当地经济文化位于国内的水平作为标准,进行老年教育的实践和研究。

    2. 协调好老年教育资源投入是老年教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老年教育与其他类别的教育相比投入力度不够大,老年人群教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得不到满足,教育制度尚未完善,容易与学制内教育资源配置产生矛盾。我国正处于老年教育投入资源从有到多的阶段,面临资源生成的速度不及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问题。老年教育是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单位不单单局限于政府,这也要求社会各方能主动为老年人群提供非正式学习和非正规学习的教育项目,形成老年教育社会联动生态圈,同时增加老年教育与其他类别教育的对话,保持良好和谐的实践关系。由于区域性基础性差异大,在因地制宜地调配教育资源时,需要避免马太效应而造成差距扩大,为将来各区域教育资源进入从多到精阶段做好充足准备。

    3. 提高老年学习者的主动性是老年教育发展的前提

    鼓励老年人群主动表达学习需求,主动参与教育活动,主动决定教育内容,将由于外在压力产生的需求转化成为个人发展的内在需求。我国老年人群需要经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这需要社会各方包括老年人自己消除对于学习行为的偏见。同时,如果一直由政府主导老年教育,很难体现老年教育作为老年人群权利的意义,不利于老年教育长期发展。政府和各类老年教育服务单位还需保持警惕,避免一蹴而就,在合适的时期逐渐贴合老年教育诉求。目前,我国老年教育市场化程度低,依然需要未雨绸缪,深化老年教育的意义,防止老年学习需求泛滥。保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是我国老年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

    4. 无论任何阶段都要重视老年教育问题

    社会与政府需要加大对国内老年教育的研究力度,增加老年教育人员,稳定老年教育研究队伍,建设专门服务老年教育的专业,从而利于老年教育研究内容的拓展。我国老年教育研究人员依托于社会学下二级学科老年学和教育学下二级学科成人教育学进行专业培养,其余专业几乎不涉及,从长远角度来看,应当专门设立老年教育学专业,并增加培养人数,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教育研究需求。从美国老龄化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虽然年纪过大失去认知功能的老年人群也许已经不具备学习必要性,但学习行为责任应转移到相关利益人群身上。我国当前对于养老护工的教育培训、老年群体的生命教育等研究力度较低。美国对这两者进行了时间段的分离,早期将这些失智失能的老年人群及其相关利益者划入社会学和医学等研究领域。但从现实状况来看,老年教育应该承担一定的研究责任。我国具备两者研究同时进行的条件,不会产生研究逻辑矛盾。我国应当进行对于老年教育相关利益群体的教育研究,逐步形成可持续的老年教育研究的有机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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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Gilleard C, Higgs P. Social death and the moral identity of the fourth age[J].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2015,10(3):262—271.

    【Abstract】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lderly education in the 1950s. There are many valuable and controversial aging theories: evacuation theory, active aging theory, beyond aging theory,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of aging theory and aging culture theory. The aging theory def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paper dialectically discusses its effect on the elderly education practice, and promotes the researchers deep reflection o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its education related issues. By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change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values of the elderly educ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elderly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the elderly education; the aging theory; 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編辑/乔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