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生成中的经济因素
林婷 林修果
【摘要】经济因素是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样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所有制结构上，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相适应的政治关系呈现利益分化趋势和政治主体交往互动形式多样化趋势的新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上，自主逻辑、竞争逻辑和法治逻辑在体制完善过程中的导入也触发了政治秩序的变动，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内容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生成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新时代 执政党 政治生态 经济因素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18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生成中的经济发生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研判，开启了全面改革的新纪元。一方面，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延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与社会的变革所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格局是新时代开启的基础。另一方面，新时代也是社会发展路径和演进方式新一轮调整的开端，肩负着全新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殊历史境遇对执政党的政治生态治理任务而言是双重的，既有应对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所创造的执政党政治生态化的历史条件的开发利用，也有应对改革进一步深化给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带来的持续性压力。因此，只有理清当前政治生态生成的逻辑，认真研究这一时期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实然境遇和带来的影响，直面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才能在人类共同体历史的、系统的关联中把握执政党所处的政治生态位置并找到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的内发动力。
鉴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各种与执政党政治生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中，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它直接改变了执政党政治生态体系中的关系格局和空间秩序，是对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合法性来源造成潜在威胁的最深层次原因。当前，新时代经济体制纵深改革的重心反映在政治任务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顶层设计在已然形成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基础上构建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二是在市场经济全面导入中增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消解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时代执政党的政治生态样态正是在经济领域重大变化的现实条件中生成的，反映在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两个维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关系新变化
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必然先引发政治关系的变迁。馬克思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在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形成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被解释为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以，“人”在生产上的“交往形式”就会拓展为“人”所生活的领域并发展成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是生产关系引发政治关系变动的内在机理。从本质上说，所有制结构是一种生产关系，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关系的变化并直接内在型塑了当前执政党的政治生态。
当前政治关系呈现利益分化趋势。利益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在政治领域，“政治主体自身的利益追求是政治关系的根本的动力和纽带。人们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而进行政治活动，结成政治关系”[2]。因此，政治关系的实质是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社会开始分化，逐渐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经济成分的多元化这一根本决定因素引发了社会利益结构的新变化。一方面，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使得我国社会阶级、阶层日趋复杂化、多层化，原有的利益群体逐渐分化，新的利益群体形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人们在社会中满足和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们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多元化和异质化。利益分化实质上是社会转型带来的旧有利益格局的重整，并趋于利益差别的扩大化。在深化所有制改革时期，利益分化是正常的，但利益关系不能断裂，能否有效整合各种利益关系是执政党能否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始终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还将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社会各个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期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执政党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前的政治关系呈现政治主体交往互动形式的多样化趋势。所有制结构的急剧变化也改变了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引起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新变化。阶级阶层关系变化是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条件，因此也是政治关系最直接的表现。在单一公有制的条件下，阶级阶层结构和政治关系也较为单一，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主要集中在固有阶级内部的变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整体呈现复杂性、多元化的特征。社会阶级阶层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政治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它们的交往互动形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利益主导的政治关系中，政治主体交往互动形式具体有三种。第一种是合作关系。分工使得社会阶层分化但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却越发密切，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从另一个阶层获取有效资源的可能。因此，当共同利益出现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联合就产生了。第二种是隐形对抗关系。在社会急剧转型中，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空洞，社会资源向强势阶层集中，引发了新一轮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两极分化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隐形的对抗关系。第三种是竞争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也嵌入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利益为导向必然对效率有要求，而对资源的占有情况是影响效率的前提条件。所以，社会主体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资源而进行竞争。市场经济逻辑导入下政治秩序的反应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关系上的一种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是政治主体在某种共识性的规范和制度下所形成的政治状态。市场经济逻辑导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与市场经济极其相似的“政治秩序”，形成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的生态链环关系和有机互动，这是由不同的经济运作形式要求政治运作机制与之相匹配这一经验决定的。
市场经济的自主逻辑导入影响政治秩序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的诸多逻辑中，首要的逻辑应当是承认经济活动主体是在经济上独立的法人主体，这一条件形成分化的逻辑，因为“这种分化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开始从国家权力的控制中逐渐独立出来”[3]。市场经济的自主逻辑对政治秩序运行机制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经济改变了政治系统组织和协调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方式和手段。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在一定空间区域内，通过垄断性控制的强制手段建立起内部政治秩序。因此，在权力的运作模式上只存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执行向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就会按照自己的扩展逻辑派生出一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相对自主的经济秩序，进而催生出一个社会生活的自主性空间以及公民社会的雏形，这就打破了原有政治秩序权力运行机制的整体运行，个体和社会自主性的成熟更多地体现在对更多政治权力的诉求。同时，由于个体和社会自主性带来的分化，人们不再接受完全的行政权力主导的政治秩序运行机制，而倾向于参与其中，并最终形成双向的权力运行模式，这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市场经济的自主逻辑不但通过改变政治主体的排序和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这些形成國家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来从根本上打破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秩序，而且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回归常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导入潜存政治无序风险。市场的逻辑是竞争的逻辑，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这一点方能成为现实。”[4]可见，市场的灵魂是竞争，体制可以为竞争提供指导方向，使竞争规范化、合理化。同时，市场竞争又可以促进体制更加完善，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市场竞争更加合理有序，形成市场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直接干预政治秩序乃至政治生态的形塑，市场秩序与政治秩序彼此间存在互构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其一，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会带来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当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桎梏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瓶颈。其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也可能导致利己主义盛行。恩格斯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必然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一个都必然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乘机发财”[5]。对执政党来讲，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导入会使党内一些人滋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不顾党纪国法、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总的来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在认知和行为上的多样化使政治秩序陷入失序的风险，使执政党巩固权威的能力面临考验。
市场经济的法治逻辑导入是政治秩序的稳定器。市场经济在具有自主和竞争逻辑的同时还具有法治逻辑。市场经济要求按照市场规划、经济规律运行，避免行政命令对经济的干预，这就势必要通过强化法律来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以形成一定的市场秩序。所以，市场经济也被称作法治经济，具体表现在：竞争要受法治监管；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如前所述，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政治秩序深层次的变化外在地表现为整体政治秩序的剧烈变动，而市场经济法治逻辑的导入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条件。一方面，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保障正当的经济行为，惩戒不正当的经济行为，激励提升效率的经济行为，其内在逻辑实际上涵涉了平等、公正、民主等社会价值。法治逻辑的导入实际上也就是法治价值观的导入，从而起到引导和调整政治主体按照一定规范实施行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法治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对政治秩序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与人治相比较，法治能使人们自愿地表达其利益，法治逻辑也能按照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来做出裁决，从而有利于人们在政治中有序地解决利益冲突。
总的来说，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以及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天然的关联性是研究经济因素对执政党政治生态影响的学理脉络。分析执政党的政治生态生成中的经济因素有利于通过深刻理解当前执政党政治生态样态的生成肌理，找到执政党政治生态问题中的经济归因，在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调整经济运行机制的过程中促进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以此引领我国经济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新飞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3页。
[2]石永义：《现代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责 编/杨昀赟
【摘要】经济因素是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样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所有制结构上，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相适应的政治关系呈现利益分化趋势和政治主体交往互动形式多样化趋势的新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上，自主逻辑、竞争逻辑和法治逻辑在体制完善过程中的导入也触发了政治秩序的变动，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内容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生成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新时代 执政党 政治生态 经济因素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9.018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生成中的经济发生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研判，开启了全面改革的新纪元。一方面，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延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与社会的变革所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格局是新时代开启的基础。另一方面，新时代也是社会发展路径和演进方式新一轮调整的开端，肩负着全新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殊历史境遇对执政党的政治生态治理任务而言是双重的，既有应对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所创造的执政党政治生态化的历史条件的开发利用，也有应对改革进一步深化给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带来的持续性压力。因此，只有理清当前政治生态生成的逻辑，认真研究这一时期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实然境遇和带来的影响，直面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才能在人类共同体历史的、系统的关联中把握执政党所处的政治生态位置并找到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的内发动力。
鉴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各种与执政党政治生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中，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它直接改变了执政党政治生态体系中的关系格局和空间秩序，是对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合法性来源造成潜在威胁的最深层次原因。当前，新时代经济体制纵深改革的重心反映在政治任务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顶层设计在已然形成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基础上构建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二是在市场经济全面导入中增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消解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时代执政党的政治生态样态正是在经济领域重大变化的现实条件中生成的，反映在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两个维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关系新变化
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必然先引发政治关系的变迁。馬克思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在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形成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被解释为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以，“人”在生产上的“交往形式”就会拓展为“人”所生活的领域并发展成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是生产关系引发政治关系变动的内在机理。从本质上说，所有制结构是一种生产关系，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关系的变化并直接内在型塑了当前执政党的政治生态。
当前政治关系呈现利益分化趋势。利益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在政治领域，“政治主体自身的利益追求是政治关系的根本的动力和纽带。人们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而进行政治活动，结成政治关系”[2]。因此，政治关系的实质是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社会开始分化，逐渐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经济成分的多元化这一根本决定因素引发了社会利益结构的新变化。一方面，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使得我国社会阶级、阶层日趋复杂化、多层化，原有的利益群体逐渐分化，新的利益群体形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人们在社会中满足和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们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分化、多元化和异质化。利益分化实质上是社会转型带来的旧有利益格局的重整，并趋于利益差别的扩大化。在深化所有制改革时期，利益分化是正常的，但利益关系不能断裂，能否有效整合各种利益关系是执政党能否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始终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还将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社会各个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期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执政党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前的政治关系呈现政治主体交往互动形式的多样化趋势。所有制结构的急剧变化也改变了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引起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新变化。阶级阶层关系变化是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条件，因此也是政治关系最直接的表现。在单一公有制的条件下，阶级阶层结构和政治关系也较为单一，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主要集中在固有阶级内部的变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整体呈现复杂性、多元化的特征。社会阶级阶层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政治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它们的交往互动形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利益主导的政治关系中，政治主体交往互动形式具体有三种。第一种是合作关系。分工使得社会阶层分化但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却越发密切，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从另一个阶层获取有效资源的可能。因此，当共同利益出现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联合就产生了。第二种是隐形对抗关系。在社会急剧转型中，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空洞，社会资源向强势阶层集中，引发了新一轮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两极分化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隐形的对抗关系。第三种是竞争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也嵌入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利益为导向必然对效率有要求，而对资源的占有情况是影响效率的前提条件。所以，社会主体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资源而进行竞争。市场经济逻辑导入下政治秩序的反应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关系上的一种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是政治主体在某种共识性的规范和制度下所形成的政治状态。市场经济逻辑导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与市场经济极其相似的“政治秩序”，形成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的生态链环关系和有机互动，这是由不同的经济运作形式要求政治运作机制与之相匹配这一经验决定的。
市场经济的自主逻辑导入影响政治秩序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的诸多逻辑中，首要的逻辑应当是承认经济活动主体是在经济上独立的法人主体，这一条件形成分化的逻辑，因为“这种分化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开始从国家权力的控制中逐渐独立出来”[3]。市场经济的自主逻辑对政治秩序运行机制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经济改变了政治系统组织和协调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方式和手段。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在一定空间区域内，通过垄断性控制的强制手段建立起内部政治秩序。因此，在权力的运作模式上只存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执行向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就会按照自己的扩展逻辑派生出一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相对自主的经济秩序，进而催生出一个社会生活的自主性空间以及公民社会的雏形，这就打破了原有政治秩序权力运行机制的整体运行，个体和社会自主性的成熟更多地体现在对更多政治权力的诉求。同时，由于个体和社会自主性带来的分化，人们不再接受完全的行政权力主导的政治秩序运行机制，而倾向于参与其中，并最终形成双向的权力运行模式，这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市场经济的自主逻辑不但通过改变政治主体的排序和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这些形成國家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来从根本上打破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秩序，而且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回归常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导入潜存政治无序风险。市场的逻辑是竞争的逻辑，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这一点方能成为现实。”[4]可见，市场的灵魂是竞争，体制可以为竞争提供指导方向，使竞争规范化、合理化。同时，市场竞争又可以促进体制更加完善，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市场竞争更加合理有序，形成市场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直接干预政治秩序乃至政治生态的形塑，市场秩序与政治秩序彼此间存在互构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其一，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会带来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当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桎梏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瓶颈。其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也可能导致利己主义盛行。恩格斯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必然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一个都必然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乘机发财”[5]。对执政党来讲，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导入会使党内一些人滋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不顾党纪国法、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总的来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在认知和行为上的多样化使政治秩序陷入失序的风险，使执政党巩固权威的能力面临考验。
市场经济的法治逻辑导入是政治秩序的稳定器。市场经济在具有自主和竞争逻辑的同时还具有法治逻辑。市场经济要求按照市场规划、经济规律运行，避免行政命令对经济的干预，这就势必要通过强化法律来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以形成一定的市场秩序。所以，市场经济也被称作法治经济，具体表现在：竞争要受法治监管；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如前所述，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政治秩序深层次的变化外在地表现为整体政治秩序的剧烈变动，而市场经济法治逻辑的导入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条件。一方面，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保障正当的经济行为，惩戒不正当的经济行为，激励提升效率的经济行为，其内在逻辑实际上涵涉了平等、公正、民主等社会价值。法治逻辑的导入实际上也就是法治价值观的导入，从而起到引导和调整政治主体按照一定规范实施行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法治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对政治秩序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与人治相比较，法治能使人们自愿地表达其利益，法治逻辑也能按照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来做出裁决，从而有利于人们在政治中有序地解决利益冲突。
总的来说，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以及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天然的关联性是研究经济因素对执政党政治生态影响的学理脉络。分析执政党的政治生态生成中的经济因素有利于通过深刻理解当前执政党政治生态样态的生成肌理，找到执政党政治生态问题中的经济归因，在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调整经济运行机制的过程中促进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以此引领我国经济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新飞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3页。
[2]石永义：《现代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责 编/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