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略缔造的历史透视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尽管大战略的本质属性（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估算）没有变化，影响战略缔造的诸多传统因素依然清晰可辨，

    主要包括地理因素、历史因素、经济因素、世界观、政权性质、军政组合方式等。参见[美]威廉森·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美]阿尔文·伯恩斯坦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22页。但后冷战时代大战略缔造特有的困难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宋德星：《后冷战时代大战略缔造特有的困难——兼论中国大战略缔造问题》，《外交评论》，2008年第6期。这不仅体现在战略环境的巨大变迁上，也反映在战略心理的巨大变化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确保国家大战略顺应时势，从而实现对外战略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要有大的眼界，以便把握大趋势，预测可能性。显然，要塑造政府的大眼界，至少需要两类知识，一是对权势政治清醒的现实主义把握，一是对战略问题深邃的历史感悟。实际上，关于历史之于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不仅一些伟大的战略缔造者反复予以强调，一些伟大的战略理论家也用自身的成长经历说明了历史知识（特别是战争史和战略思想史）对于战略研究的不可或缺。前者有如德国伟大的国务家俾斯麦，他就曾用十分形象的隐喻论述道：一位国务家所能成就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仔细聆听上帝的历史步伐，拉住他的神袍摆边，同他一起在历史的道路上走上几步。对此，当代美国国务家基辛格不由感叹，正是由于历史知识和历史思考的不足，当代美国领导人在处理国家面临的多种多样挑战时就变得非常困难。

    Henry Kissinger，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David L.Boren and Edward J.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p.301.后者有如美国海权战略理论家马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热衷的历史研究之中，从而成就了在战略研究界堪称伟大的学术声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大战略缔造，同样有赖于历史思考和历史研究的盛行。

    首先，战略缔造是一项极其沉重的使命，需要历史大思考。关于战略缔造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古代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孙子的教导至今仍令人警醒：“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春秋）孙武：

    《中国古代八大兵书——孙子兵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运用武力以达成国家之战略目标，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和伟大前程的头等大事，因而需要格外认真地对待。古今中外无数的案例无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深刻感悟到战略缔造极其沉重且极端重要，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民族，无不热切地期盼本民族的战略大师和战略统帅，能够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转折关头，引領本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

    历史知识在战略缔造中又能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呢？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做了这样的强调：“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唐）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一一《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 页。马基雅维利也确信：当一个政治家面临国内外敌人危险的、无法预言的反对而企图寻求对策时，有条理地思考历史教训会使他获得启示。

    [美]哈多克著，王加丰译：《历史思想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换言之，只要历史探究的旨趣始终聚焦于司马迁所强调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么它特有的大时空尺度，就足以培塑战略思维和战略洞察力，帮助人们把握大趋势，预见可能性。故此，司马迁强调指出，其写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罔罗天下放矢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74页。这是一种关于王朝兴衰交替内在机理的历史大思考。而谋求国家的安全与强盛，规避失败与衰亡，恰恰就是战略缔造的根本目的所在。

    其次，战略缔造有赖于政治审慎，需要历史大教益。

    如前所述，战略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程，因而战略理性至关紧要。换言之，对于政治家来说，为保障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根本安全不受损害，他们需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以此思考和设想本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但就像威廉森·默里在《缔造战略》一书中所指出的：“第一，那些介入战略缔造的人，不管是国务活动家还是军队领导，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全的世界上。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除了在最笼统的意义上，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一方的了解也往往有欠缺。第二，环境经常迫使他们在最为紧张的压力下工作。当发生危机时，他们极少有时间来思索和反省。于是，他们常常集中于狭窄有限的问题，而不关注大的、长期的抉择……大多数人只是对事态做出反应，而非塑造事态，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5页。那么，如何克服上述战略缔造上的明显不足呢？美国国际关系史家约翰·加迪斯指出，我们需要从目前心无旁骛的关注点折回去，从长远的历史趋势——把我们带至现有位置的历史趋势——出发，去认真思考。

    John Lewis Gaddis， “A Strategic Checklis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Presentation to the 3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 October 19-21， 1998， Kongresshouse Zurich， Switzerland.

    尽管国务家们的政治审慎至关重要，但“公民的审慎”同样意义重大。在总结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爱德华·吉本不仅提出了“公民的审慎”的概念，而且特别强调其意指政治的判断力，即一种正确判断具体情况的能力。

    [英]C.R.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I）：文艺复兴（1493-15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因为唯有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才能确保不迷失航向，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就治国方略来说，国务家还有一项基本任务，那就是需要将国家战略转化为普通民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一般性知识，以此开发、动员和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源。这就需要我们用好“历史之益”。对此，蔡元培曾深刻地指出：“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

    高平叔编：《蔡元培史学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所以，无论是从民族的判断力而言，还是就治国谋略所需的一般性知识而论，历史教益不仅可以帮助一国战略决策者打开战略智识的历史宝库，而且特别有助于培养国民的大战略意识。

    再次，战略缔造关乎政策实践，需要历史大研习。毫无疑问，战略具有实践品质。故在战略缔造时，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点：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二是必须充分发挥战略能动性。要做到这两者间的有机结合，除了直接经验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间接经验的获取。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但二者中“间接的实际经验”可能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广泛。

    Fernand Braudel，“Dérives à partir dune oeuvre incontournable，” Le Monde， le 16 mars 1983.一句话，就是要认真思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

    强调战略缔造与历史研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还在于现时代人们历史意识的普遍增强。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指出：“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顾他曾经走出的黎明，并希望借助这黎明的微弱光线来照亮他正在迈向的朦胧未来;而且，反过来，他对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和焦虑，也激励了他对昔日一切东西的洞察力。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大研习可以说是战略实践的另一种“训练”。

    除去上述三大方面，战略缔造与历史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还深刻体现在二者在“强烈的时代感”和“为治之资”这两方面形成了交集。众所周知，战略就是综合运用一国的所有资源，以达成其政策目标。正是在目标和手段的关系估算问题上，战略不仅仅是现实政策导向的，而且作为政治目的和力量手段之间的“桥梁”，它尤其强调时代感知力和政治判断力。简言之，一名伟大的战略缔造者，首先必须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知晓时势且能顺应时势，并娴熟地运用其政治判断力，为政策行动和力量运用构建起合理可行和根本的政治目的框架。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战略实施阶段，各领域各层级的行动者们有机会去争取合理的胜利。故此战略乃政治中的取胜之道。

    同样，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其强烈的时代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资政功能。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和认识历史呢？因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真实，它还需要在“今天”被重新讲述、复苏、复原。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仅仅旨在还原事件发生的历史时空和真实场景，还需要基于意义和理解，即基于现时代文化价值导向框架对历史事件进行符合现时代精神的诠释。故从事历史研究时，目光决不能流连于历史事件的精彩之上，而要看透其后促使行为行动发生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伟大的战略缔造者從来不轻视历史学习。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国的历史，以便从中汲取战略营养和教益。早在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