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认识论视角的解构与重构

    2008年以来，全球秩序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领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在一种不确定的国际关系逻辑下发生深刻的演变，赫德利·布尔所说的“新中世纪主义”（New-Medievalism）走势日趋显现。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245-247.然而，正如国际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的批评一样，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对当前的国际秩序做出合理的预测与判定。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67.究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研究假定了一个可以进行科学量化和实证分析的国家组群，在方法论上偏重一元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世界历史的延续性、本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自身兼具主客体的身份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忽略不计或评估不足。这种认识论深刻地影响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代建制派精英，进而对21世纪初的世界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有当体系本身面临危机时，我们在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上才有了真正的选择”。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刘琦岩、叶萌芽译：《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1页。本文从学科史演进的区域视角出发，探讨区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体论价值，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区域路径。

    当今学术界所熟知的区域知识经过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创造过程。早期的区域知识更多是自发性和本土性的，限于对本土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和生活经验等的自我认知，现代意义的区域知识生产则要等到近代社会科学划分在欧洲的出现。19世纪中叶，在古代实用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基础上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在此影响下，社会科学与古典学派决裂并自成体系，由此开启了知识再发现和再生产过程。社会科学“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为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制度框架提供依据与合法性”。

    黄平：《全球化：一个新的问题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编纂中，欧洲人放眼异域世界，在不同区域世界的参照中发现不同区域的特性。对异域世界人文的关注使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最早进入区域文本的描述和阐释中，人种、语言、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成为区别不同区域的重要元素。随着欧洲学科划分的细化，专门研究某一特定区域的学科产生，例如：“东方学”就是專门用来研究亚洲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及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反思“欧洲中心主义”，参照地理、语言文化、社会历史和风俗习惯等，以文明为单位来区分世界版图的不同区域。这种文明版图划分尽管争议较多，但却大致反映了世界文明的基本状况。“文明”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者彼得·卡赞斯坦关于区域的研究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文明范式的影响。

    亨廷顿通过一种历史还原的方法，把现代国际政治的冲突归根为各种文明的差异，这种历史还原在观念上强化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详见Jonathan Fox， “Paradigm Lost： Huntingtons Unfulfilled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redic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 No.4（2005）， pp.428-457;关于卡赞斯坦的研究，详见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区域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累积，受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区域日益成为知识创造和学术研究的固化概念。其中，冷战对于“区域知识”创造的规模化、系统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区域研究是随冷战而首先在美国出现、发展并达到鼎盛的多学科研究，在西方人文与社科学术界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和全球影响”。

    刘康：《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页。对地缘性区域政治的关注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把与地理区域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研究发挥到极致则是冷战的产物。因此，美国学者埃德加·胡佛认为：“区域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指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应有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

    [美]埃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著，郭万清等译：《区域经济学导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 年版，第239页。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区域化的发展超出了传统区域研究的理论视野。作为后冷战时代的学术回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得到发展，罗伯特·吉尔平则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成为新的学科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国家组群开展区域合作的动力机制。参见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后冷战时代区域研究的另一个趋势是多学科发展，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与区域相关的学科分支或研究领域，构成区域研究学科群。“区域合作”“区域主义”“区域一体化”等在不同学科中被分别阐释，经济学的定量推论、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社会学的“新功能主义”等研究方法的应用推动了区域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丰富了“区域知识”，发展了区域合作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原理。不过，相关研究多属于跨学科的嫁接，理论原创不足，研究范式不清。在笔者看来，国际关系中的区域研究受到了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制约。

    首先，“国家中心主义”的制约。在区域研究中，无论是区域研究机构的资质和背景，还是相关学者的学术背景与个人阅历，都没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民族国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际社会中的最基本单位，国家化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认知结构和知识观念。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原本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结构被重塑，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走向衰败，“国家中心主义”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需要立足区域世界，超越国家中心主义。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学术原创到咨询服务，区域研究的视野既需要从国家走向区域，又需要从全球回归区域。

    其次，区域研究的专业主义的制约。关于区域研究的相关学科，主要来源于艾萨德等人创立的区域科学（Region science），参见Walter Isard， et al.，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ci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5.后延伸出地理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地理经济学等学科，主要研究经济与地理的关系，基本上属于经济学范畴。这种区域研究的科学化，专业主义倾向过于严重，造成理论和实际的脱节，例如：关于区域合作的研究，区域经济学通常专注于模型分析，忽略区域的社会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与区域研究密切相关，承接了马汉、麦金德的地缘学说，但却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样，过于强调物质性因素，忽略文化、宗教等软性因素。

    再次，“西方中心主义”的制约。“西方中心主义”不仅是一种知识结构，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是知识论，还是方法论，非西方“区域知识”的原始文献和思维方法都没有得到足够挖掘。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态和思维习惯，尽管它可能是经验性的，但都有其存在的本体论价值。欧美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成果是其对自身历史与经验的学术自省，多基于自身文化的主体性。然而，相关成果在传入非西方世界后，在知识论上往往形成话语霸权，非西方学者通常会陷入“我者世界”的自主性纠缠，导致价值取向失去本体性，研究取向失去客观性。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区域研究，在西方和非西方学术界都根深蒂固，且影响深远。

    综上，今天的区域研究是19世纪以来的区域知识再发现、再生产和再创造的结果。受国家中心主义、学科专业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缺乏共识，区域单位在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行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更多是多学科理论的嫁接，区域安全、区域合作、区域间合作、区域治理等相关研究在基础理论上并没有重大进展。

    关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矛盾，参见张云：《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对话与融合》，《外交评论》，2017年第5期。因此，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需要以区域为单位进行重构。

    首先，国际关系研究要重视区域单位的发生学意义。“‘区域概念并不是一个特指的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体现着混杂、交往、跨界和多重认同的空间概念”，

    汪晖、王中忱：《区域·卷首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区域研究有其多重叠合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进入21世纪 ，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走向衰落，“区域研究项目在理论上是复杂的，但却仍是理解21世纪的世界的基本方法”。

    Peter Jackson，“Space， Theory， and Hegemony： The Dual Crises of Asian Area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18， No.1（2003）， p.1.虽然国际关系研究原本是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更多是国家间政治关系），但是学科发展是不断演进的，也需要不断超越。虽然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自主性仍然存在争议，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20-24页。但是，国际关系研究具备了统摄不同学科的前沿性，区域单位具备了突破学科专业主义的潜质，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具有发生学的意义。“20世纪中叶以来的区域不是独立的，是大国争霸、冷战的产物，现在区域在追求自主性”。

    张云：《庄礼伟“人之共同体”建构及其“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冷战结束以来，国家权力的流散和跨国性力量的兴起使国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区域聚合了多样性的国际行为体，既具有国际社会实践的主体性特征，也具有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区域转向对脱去“威斯特法里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走出“政治学囚笼”（the prison of Political Science）有重要意义。

    参见[英]贾斯廷·罗森博格著，宋鸥译：《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

    其次，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需要转向区域单位。“多元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从来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

    张乃和：《认同理论与世界区域化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区域经验和组织方式，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这里聚集，家庭、部落、族群、城邦、国家和帝国等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区域范围内分化组合并不断演变。习俗、观念、文化和法律等在不同地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并构成了一个价值互动的区域体系。“民族国家是暂时性的假定，即便这个‘暂时仍然很长，但绝不是永久不变的和封闭式的”。

    庄礼伟：《公共领域、价值政论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7期。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来看，区域比国家有更高的开放性，对于优化世界秩序有重要意义，全球治理失灵使区域作为治理单位进入全球治理议程更具迫切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绝对主权的国家，区域是一种弹性的弱单位，其本身包括了微观区域（micro-region）（通常是三角地带）、次区域（sub-region）、中观区域（Meso-region）（通常有比较稳定的国家间机制）和宏观区域（Macro-region）（包括跨区域、区域间以及多边区域的合作）的扩张和递进，具有国家所没有的弹性空间。当然，區域作为单位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议程，需要避免“民族国家”原则的无差别代入和过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假定”。

    再次，从全球史与区域史的互动中发现区域价值。历史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在国际关系场景的历史回溯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相互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史画卷。今天的世界政治版图是“地理大发现”以来逐步形成的，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历了一个多元、多维与多向的变革与发展过程。

    参见王晋新：《多元、多维与多向： 重新审视 1500 年以来世界文明》，《学海》， 2007年第3期。威斯特法利亚原则之下的“民族国家”是最大的排他性单位，形成了固化的、封闭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它不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既属于人文科学，也属于社会科学。在历史学意义上，区域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价值，区域史与全球史的关联与互动，是国际关系史的主要内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文化趋同与民族本土文化认同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无疑是全球史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背景”。

    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从区域史出发，能够缓解这种紧张，并避免全球史研究带来的过于宽泛的普遍主义。例如：“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对不同区域世界的研究有重要启示，长时段理论对于解释不同区域世界的历史演进有跨学科的理论意义。安东尼·瑞德通过年鉴学派的方法对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进行研究，相关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关系中“东盟方式”存在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这就弥补了如前所述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