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及差异分析

    张轩

    

    摘要:文章从区位熵指数以及产业间的协同集聚指数角度入手,测度了长三角两省一市2009~2017制造业的LQ(区位熵)指数,生产性服务业的LQ(区位熵)指数,以及两者之间的CAI(协同集聚)指数,研究发现,两省一市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情况即存在差异,亦有共性。文章在分析两省一市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差异性的基础上,为长三角地区加强产业关联,实现经济一体化提供建议。

    关键词:区位熵;生产性服务业;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现代服務业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尤为重要,其具有专业性强、产业融合度高以及带动作用较为显著的特点,对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2013年,我国的第三产业总产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总产值,第三产业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中较为活跃的核心力量,在当前经济发展中也发挥重要角色。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依赖的成本优势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的制造业迫切需要提高效率。而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全球产业创新升级的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而当前我国城市群发展协调程度有待提升,各城市群内部出现了产业结构同质化,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各城市产业联系不够强等问题。

    陈晓峰、陈昭锋(2014)的研究表明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形成的协同集聚会提升两个产业的互动与融合,进而降低各自成本,提升各自效率;江曼琦(2014)则更进一步,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多数时候以中间投入的角色融入制造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张虎(2017)则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入手,认为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能解决资源错配等问题。目前主要研究都集中在如何测度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指数以及其影响,但通常以全国性面板数据为基础。较少研究会考虑区域层面的特殊性问题。

    长三角经济圈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当前面临着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出口需求的下降等压力,其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是势在必行。因此,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经济最为活跃的江苏省、浙江省以及上海市,通过省级2009~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测算其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集聚水平,探讨其内部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水平,为长三角城市群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提出建议。

    二、区位熵以及协同集聚指数

    就目前而言,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协同集聚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等均可以作为描述产业之间协同和集聚水平的指标。其中区位熵指数在衡量一个区域内产业空间状态的分布状况,以及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水平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同时,协同集聚指数则很好的反映了某一区域不同要素、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协同集聚情况。因此,本此研究主要选用的是区位熵指数以及协同集聚指数。

    区位熵指数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

    协同集聚指数的计算方法如公式(2)

    LQir=(xir/Xi)/(xr/X) (1)

    CAIr= 1-|LQmr-LQsr|/(LQmr+LQsr)

    (2)

    在公式(1)中,LQ为区位熵指数,i表示产业类型(制造业或者生产性服务业)、r表示地区。Xir为r地从事产业i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Xi为全国范围内从事i产业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Xr为在r地区范围内城镇单位从业人口数,X为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口数。因此,区位熵指数越高,表示该产业在该地区呈现出越高水平的集聚,当区位熵指数大于1时,便可认为该产业在该地区达到了相当的专业化水平,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在公式(2)中CAIr表示的是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在t地区的协同集聚指数。LQmr用于描述制造业的区位熵指数,LQsr则用于描述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指数。CAI值越大,则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在该地区的协同集聚水平越高。

    本文中涉及的制造业产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标准分类确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按照国务院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标准确定。

    关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长三角两省一市的省级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区间,主要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官网所公布的数据汇总计算而来,部分来源两省一市2009~2018年的统计年鉴。

    三、测度结果以及分析

    根据公式(1)和公式(2),我得出江苏省、浙江省以及上海市2009~2017各年度区位熵指数以及两业协同集聚指数。其中图1为两省一市的制造业方面的区位熵指数,反映了各自省区不同年度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以及趋势。图2为两省一市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区位熵指数,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省一市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程度,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聚集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图3则是对两省一市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的测算结果。各指标分析如下:

    由图1中可知,在2009~2017年间,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制造业LQ指数均大于1,这说明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制造业已呈现出较高水平的集聚,是我国制造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其中江苏省为两省一市中制造业集聚度最高的省份,其制造业LQ指数在2017年达到了1.39,高于浙江省和上海市的1.14和1.04。同时,两省一市制造业的LQ指数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长三角产业升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替换为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从生产性服务业的LQ指数来看(图2),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和贸易的中心,其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程度在两省一市中最高,且基本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而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生产性服务业LQ指数均在1以下,反映了两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与两省服务上海、配套上海的事实相契合,总体而言,近些年来,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聚集情况要好于江苏省。

    从两业CAI指数来看(图3),在2009~2017年间,江苏省和上海市两业CAI指数基本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江苏省总体还算稳定,其两业CAI指数基本在7附近,但上海市两业CAI指数从2009年的0.8479下降到了2017年的0.6661,不过这并不代表上海市的协同集聚程度低,主要原因是上海市作为我国经济金融中心,其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程度比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指数稳步上升,而制造业则呈现外迁之势。浙江省在两业协同方面表现较好,其两业CAI指数在2009~2017年间从0.7158上升到0.8606,目前为两省一市中最高,表明其制造业与生产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高。

    四、结语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江苏省、浙江省以及上海市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间的协同集聚水平均比较高,但是浙江省两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最高,江苏和上海则相对偏低,这主要由于江苏省側重于发展制造业,其制造业集聚指数也是两省一市中最高的,而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薄弱。但是上海市情况刚好相反,上海市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其很容易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集聚,而传统上被视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则转移到了其他省份。在产业的空间布局上,江苏省以制造业为主,与上海形成了良性互补。而浙江省两业协同情况较好,形成了较为良性的内部循环。

    推动跨省域城市群的产业分工协作,促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还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有力推动:

    第一,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勇于打破行政壁垒。周边省份应加强与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助于提高两业协同,提升城市群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力。

    第二,注重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减少区域内部的产业同质化。周边城市加强与上海的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应该逐步发展必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加强自身内部的经济循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小亮,宋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04):53-64.

    [2]刘叶,刘伯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6,38(06):16-28.

    [3]栾申洲.产业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9,39(05):28-31.

    [4]张治栋,吴迪.产业空间集聚、要素流动与区域平衡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19(04):42-48.

    [5]陈晓峰,陈昭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4,25(02):49-57.

    [6]江曼琦,席强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与协同集聚[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153-160.

    [7]王瑞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聚集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18,34(04):132-135.

    [8]张虎,韩爱华,杨青龙.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02):3-20.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