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主流传播的社会治理责任
【内容提要】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这既是一次危机，也可视为一场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主流媒体在此期间承担了媒体机构和社会主体的双重身份责任，“体”“用”结合，用权威与专业凝聚社会共识，用融合与创新协同社会治理，在应对疫情风险、推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风险社会 ?社会治理 ?主流媒体
随着国家治理从管理到治理的思路转变，媒体逐渐摆脱了单一的社会工具性角色，转而增添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色彩。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之下，主流媒体以极具权威性与专业性的信息传播，在应对疫情风险、推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风险社会：源起与建构
（一）风险社会的源起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预示了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的来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贝克带有预言色彩的概念已经变为现实。贝克认为，人类的决策和行动会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频率的提高而越来越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该理论源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具体而言：
第一，社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高度未知性。贝克指出，生产力迅速提升的同时，也会使潜在的危险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暴发出来，如同现实社会正在经历着的诸多风险，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等。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势必加大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有可能触发整个社会的敌对倾向;另一方面，身处全球化社会，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其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某地发生灾难，就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波及全球更大范围和地区。
第二，媒体将风险具象化呈现。一般而言，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来源于媒体传播活动，大众媒介从不同角度解读、建构风险，使人们产生不同程度的认知。可以说，媒介化社会提高了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媒体在对风险进行揭露和呈现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另一方面，人们借助媒介手段，自主感知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倒逼媒体呈现风险。
（二）风险社会的建构
风险是可建构的，媒介化社会背景下，风险建构和表达都通过媒体表达。一方面，媒体报道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人们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能扩大风险，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随着媒介化倾向的不断加深，人们的信息获知、认知感觉主要来自媒体及其营造的媒介环境。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这种现象尤为凸显。为了更好控制疫情的发展，人们不得不宅居在家，避免一切外出活动，但这并不会影响其获取社区、城市和国家的疫情风险动态。通过各大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联手共动，风险被实时更新的疫情数字量化。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人们真切感知到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风波。
但早在该理论被提出之际，吉登斯等人就指出，媒体进行风险建构的难点在于，现有的话语体系无法去精准定义变幻莫测的社会风险，也就是说，当人们察觉到迫近的风险时，通常很难借助已有知识去验证、剖析进而积极应对。由此，充当社会监测员的媒体往往成为替罪羊，比如在空气污染环境危机中，公众会看到“雾霾有可能导致呼吸疾病”;在食品安全危机中，媒体的描述是“长期食用或有致癌风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更加迷惑——“双黄连对新型冠状病毒或有‘抑制作用”。不难看出，媒体所使用的“有可能”“长期”“或”，本身意义就模糊不清。疫情初期，社会普遍缺少科学性知识普及，兼之感知到危机后紧张情绪的渲染，媒体的回应不仅不能消除公众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反而使人们更加茫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极易被指认为“炒作”，或被斥为“无良”。
二、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必要性：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媒体传播
现代社会的分工趋势愈加明显。一方面，分散的个体难以进行统一的社会行动，不便进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内容领域垂直化发展，专业型知识和专家更为普遍。当风险来临，人们既无法采取行动，又受限于片面信息，这只能加速危机的蔓延。前文提到，全球化使风险的范围扩大化，应对全球风险的过程中，以单个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越来越疲顿，因此，必须要有多方乃至全人类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仍旧需要用程序性规范来解决跨国风险冲突①。正如上文所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分工式协作导致个体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无法独面风险，一旦将单一国家的治理模式应用到其边界之外，势必会引起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冲突。这意味着，在全球化趋势中，单个国家的治理模式无力支撑全球治理模式的基础，如果有国家试图利用不平等的世界传播秩序来定义风险、推行本国治理模式，只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或將成为全球治理的突破点。安德森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意指处于不同地理和空间但理念契合的集合体。当前身处数字媒介网络时代，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们拥有便捷的信息流通渠道的同时，也使其产生了一种危机共通的意识，“想象的全球风险共同体”就此形成。尽管这一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行动机制尚有待考察，但这一转向却对思考媒体的社会治理责任有着启发意义。
更进一步而言，媒介的发展打破了原工业社会离散的个体行动者，转而充分挖掘能动性，将其纳入到行动者网络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共同合作以应对风险的基础，消解了原有的森严对立。“整个场域、整个体系既可以以分散的无数单元行动体独立行动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一个整体而开展合作行动”②。因此，媒体的传播活动不应再被仅仅视为对真实社会的反映，而应重新探讨其作为社会行动方式参与到社会乃至全球治理中的潜力，最大程度地赋予和挖掘其建设性力量。
媒体不是单一的意义工具，传播也并非完全的再现手段。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本就具有强大的执行力，足以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成为新治理模式的中坚力量。
（二）可能性：我国主流媒体的社会治理角色
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有机构成部分，媒体承担着双重责任，不仅在经济领域丰富着产业业态与市场生态，也在政治进程中的民主建设、价值观宣传、文化主导权的构建进程中扮演角色。正如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认为的那样，大众媒介不仅是社会的瞭望哨和晴雨表，还沟通协调社会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作为“有机体”的媒体，始终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居于重要位置。
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术语，“治理”一词正式走进治国理政的实践舞台。发展到90年代，公共服务、柔性治理、协商调和等理念相继渗入，“治理”的蕴意更加丰富，更为多元的行动主体被纳入国家治理这一整体过程③。而媒体的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民主参与、社会协调等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治理的内在意涵。
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中，主流媒体始终是特殊的一环，它承担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关键角色，是凝聚社会共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武器，也是统筹协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工具。随着媒介融合进程加快，主流媒体在参与国家治理方面也被寄予了更多建设性的期待，是构建全媒体时代传媒格局与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局的战略力量④。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而这其中，主流媒体应主动参与，传递更多意见性信息。
三、主流传播的社会治理责任：“体”“用”结合
在我国的国家体制和背景下，主流媒体始终以工具者的身份出现，维持着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随着国家治理意涵的不断丰富，媒体不再扮演单纯的工具性角色，而是承担起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建设者任务，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主动作为。工具性角色侧重于“用”，强调国家对媒体的能动使用;建设者角色则更进一步，意在让媒体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和守望者，这更加验证了拉斯韦尔所指出的大众传媒具有的三大功能，同时也意味着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实现了工具之用与建设之体的有机结合，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风险预警：从信息公开到与隐喻互动相结合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公开信息，向民众示警是主流媒体责无旁贷的义务。主流媒体要通过全媒体的渠道和平台，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原则与即时完善的回应问责机制，针对互联网语境中隐藏的各类社会问题、风险提供前瞻性的预防和有效性的化解。尤其是在争议性较大的舆情风险中，主流媒体应以负责任的姿态主动参与到事件传播中，用真实性、建设性的报道让公众获取真实信息，引导公众开展理性讨论。疫情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武汉设立了“战疫情·武汉直播间”，以直播形式传递武汉动态。《新闻联播》《新闻30分》《朝闻天下》等节目每日就抗疫动态进行连续报道。此外，《新闻1+1》推出《今日疫情应对》等专栏，《新闻调查》制作了《黄冈抗疫记》《火线金银潭》等深度报道。这些报道采用权威信源，邀请权威专家，为民众传递信息，对公众了解疫情及防控救治真实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维护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生态，更凸显了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的媒体旗舰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疫情发展前期，主流媒体使用了大量隐喻，以此来提醒民众该事件的严肃性与严重性。2020年1月23日，新华网发表了《以非常之役迎战非常之疫》，其中首次提出了“战疫”的概念，随后我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使用类似的隐喻修辞。将抽象的“抗疫”比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以看出，这种军事性的隐喻迅速瓦解早期人们对疫情严重性所抱有的似是而非的态度，转而加以重视，直至在全社会形成抗疫战线。
进一步来说，当突发危机事件来临，我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时普遍会使用这种隐喻，而这背后关联着我国的政治制度、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甚至近代历史进程。在军事隐喻的建构下，公众提高了对当前局势严肃性的认识，主动舍弃个人利益而服从大局，为国家和社会积极服务。全社会凝心聚力，配合一致，应对危机的效率得以提高，充分彰显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二）风险建构：从公共服务到与引导舆论相结合
一般而言，面对重大风险，兼备权威性与公信力的主流媒体，除了可以借助全媒体平台及时回应与公众服务密切相关的热点话题，还可以根据社会情绪与舆情波动的新趋向，提出具备前瞻性和建设性的社会治理建议，敦促政府解决问题，化社会风险于无形之中。可以看出，在疫情风险中，这种建设性服务功能独一无二，主流媒体以“新闻建设者”的身份，深入危机源头，助力风险与危机的解决。媒体的这种信息中介角色，扮演了积极心理学意义和希望哲学意义上的“建设性”媒体，通过参与不同层面的国家治理议题，做现实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以高度的责任感推动公共服务的不断改进⑤。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以追求人类社会“公共善”为旨趣的建设性新闻， 将在弥合分歧与凝聚认同方面发挥作用⑥，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主流媒体应从全局出发，依托专业判断能力，发出理性声音，承担起舆情引导的使命。抗击疫情过程中，《焦点访谈》《主播说联播》《人民日报》等发布了大量言论以正视听。当社会弥漫在危机不明的恐慌中时，《焦点访谈》推出系列专栏《全力应对科学防控》，普及科学知识，稳定民众情绪;出现医药用品抢购潮时，《人民日报》官微迅速发声《抑制并不等于克服和治疗，请勿抢购双黄连口服液！》，呼吁公众减少盲目抢购;当防控出现地域化歧视时，《主播说联播》刊发《地域重视不能变成地域歧视》，对错误认识和做法进行纠偏;当国际舆论场出现不正当言论时，《国际锐评》发声《要求中国道歉无理又荒谬》，对个别国家行为予以严正申明，严厉驳斥和坚决回击其污名化行为。一方面，这些言论阐明了中央有关抗疫工作的要求，警示潜在风险和危险，增强公众理性意识，及时入局舆情场以引导走向;另一方面驳斥恶意言论，摆明中国立场，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事实证明，主流媒体要有效引导舆情走向，控制風险程度，必须将公共性、导向性及国际性融于一体。疫情期间中央级主流媒体的言论在喧哗的舆论场中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增强了社会各界众志成城战疫情的信心与共识。
（三）风险沟通：从行政话语到与多元声音相结合
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中，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国家始终将媒体作为治国理政、解决危机的政治性工具，媒体也积极传达相应声音，以政治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中。现如今，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多元结构统筹协调、合作共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媒体作为公共领域搭建者的身份可能性被重新认可。疫情当前，主流媒体不仅要传达行政话语，做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耳目喉舌，更应提供一个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的渠道和平台，这份责任十分重要。通过聆听多方声音，主流媒体在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话语修辞，完善技术手段，以媒体思维辅助解决复杂社会问题。除此之外，鉴于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能够起到调节矛盾、引导风向的作用，而多元声音则可以丰富整个治理生态，通过多方主体的复调传播，让治理的议题更细致，治理的方式更高效。
疫情发生以来，主流媒体主动发挥媒体龙头优势，助推各组织与成员参与社会治理，共抗疫情。央视网联合高德地图，推出“为天使护航”公益专车行动，从专车的视角实时播报武汉街景，护送医护人员。央视新闻联合腾讯看点，推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H5产品，为用户提供动态疫情数据。此外，央视新闻还联合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发起“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行动，助力解决小龙虾、莲藕等农副产品积压问题。在这些行动中，主流媒体凭借其专业形象和公信力，通过提供融媒体内容与服务，紧密连接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形成了中央统筹指挥下全社会协同参与的全民抗击疫情态势。
四、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向
在疫情期间，主流媒体以积极的态度，主动承担社会治理责任，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更具实质性、建设性、多元性，不断回应公众与时代的关切。未来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将呈现以下两个趋向。
（一）融合创新，拓宽媒体职能
移动互联时代已经来临，社会治理模式也发生了链式转向，从传统的单方面管理变为更合理的双向互动，从单一的政府行政指导向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主流媒体应结合大数据、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兴智能技术，融合创新，同时积极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多元主体的对话提供平台，主动解决网络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为高效互动、协同治理、凝聚共识建立渠道，将“线上线下同心圆”的思维运用到具体实践当中，以此拓宽工作视角，丰富媒体职能。
（二）搭建平台，推进国家治理
当前，主流媒体作为连接国情、社情、民情的中介场域，理应践行传媒机构和社会主体的双重身份，助推社会治理。在未来，主流媒体应该立足建设性导向，依托融合创新技术，鼓励动员多主体参与，营造平等互动、和谐共治的空间，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公共协商与社会整合的生长空间。此外，亦应注意在参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议程设置私人化与主流媒体权威性之间的博弈，以及不同社会主体利用数据资源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边界等。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践中认清治理矛盾，掌握治理分寸，完善治理步骤。
五、结语
2021年至关重要，辉煌“十三五”已经收官，壮阔“十四五”开始起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迈入新阶段，意味着提升主流媒体的社会治理能力不容推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断发展着、前进着的动态过程，这也意味着需匹配以与时俱进的治理策略与手段，主流媒体应摸清时代脉络，承担社会责任，为推进国家治理保驾护航。
注释：
①秦瑜明，周晓萌.再造现代性：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与社会治理[J].现代出版，2020（05）：52-57.
②张康之.论从竞争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转变[J].浙江社会科学，2019（03）：22-30+155-156.
③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05）：3-5.
④⑤张虹.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历史分期和逻辑演进[J].青年记者，2020（10）：9-11.
⑥陈薇.建设性新闻的“至善”与“公共善”[J].南京社会科学，2019（10）：120-126+135.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J].群众，2014（08）：1.
[2]赵君香.强化主流媒体融合发展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N].学习时报，2020-10-09（003）.
[3]陆小华.风险感知与协同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媒体角色[J].中国广播，2020（08）：5-9.
[4]刘浩三，吕晓虹，李静.媒体与社会治理[J].中国广播，2020（08）：4.
[5]罗昕，陈秀慧.建设性新闻：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路径[J].青年记者，2020（09）：9-11.
作者簡介：王莉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辑：孟凌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