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隅独泣
李小庆
提 要：晚明泰州经济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黄、运治理政策形塑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州县同罹水患。在治水技术无法提供兼顾三者的解决方案时，明廷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选择将下河作为排泄区。这种角色设定导致泰州水害频发，破坏了原先优良的农作环境，当地经济也随之陷入困境。泰州士绅既无力扭转大的水利格局，也未能说服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优惠，水利与税收分配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表明在地方与国家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社会所能体现出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很难抵制国家行为对地方民生的侵害。晚明泰州的遭遇显示帝制国家对地方社会保有较强的穿透力与影响力，地方史研究亦需充分考量“国家”要素。
关键词：晚明；泰州；黄运治理；经济困境；地方应对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10
明代，泰州隶属于南直隶扬州府，州境东临黄海，西界江都，南毗泰兴，北距兴化。泰州盛产食盐，又为漕粮供给地，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隆庆以前，泰州凭依优良的农作环境，号称“乐土”，此后却连遭水害，导致农业迅速凋敝。晚明泰州经济转入衰败这一历史现象，未曾被正面探讨。先前关涉明代泰州经济的研究，多从盐业史与灾害史视角展开。徐靖捷指出明中后期为防止灶户侵占民田，曾积极推动民灶分征，“但由于国家偏向盐务，民灶税粮改革在泰州进行得并不彻底”，国家因为盐课部分牺牲了泰州民户的利益。1民灶分征构成了晚明泰州改变地方境遇的一个侧面，对本文有参考价值。泰州衰败的直接诱因在于水害，覆盖泰州地域的灾害史研究多有，这类研究对了解长时段、大空间内的整体灾伤状况有所助益，但却难于对区域内部差异予以区分，同时更多的笔墨被用以描述灾后的具体赈济举措，对地方社会如何应对持续性灾害的努力疏于阐析。2据此，本文试就晚明泰州经濟转衰这一现象进行探讨，着重考察泰州经济转衰的深层缘由，并就地方社会应对经济衰败之举措与成效进行分析。鉴于泰州与国家经济间的密切关联，以之作为个案考察，除能细化江淮东部地区灾害史研究外，对深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也有所裨益。
一、泰州经济转衰的症结
泰州比邻黄海，自古以产盐著称，到明中叶，“两淮盐课甲于天下，而泰居其三分之一”。3但盐业作为国家财赋渊薮，为帝制政府把持，地方难享其利，“虽海有鱼盐，亦皆上供国计，无或敢自私者”。4明代泰州百姓多不事商贾，而以耕稼为业，辅以渔樵。在当地的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元末，泰州屡遭战火，经济陷入萧条。明初，朱元璋将大量江南民众迁徙至泰州等地开垦荒地，并优免赋税。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5加之泰州多数田地坐落在农作环境优越的下河地区，6农业生产很快步入正轨。直至隆庆以前，泰州农业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态势，“春而耕也，秋而获也，如取诸寄耳”。7在缺乏衡量农业发展程度的直观数据时，赋税征收额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其水平，如表一。
由表一可见泰州亩均纳税额远高于全国水平，在扬州府亩税整体下降时（原因待考），泰州的亩税额却呈加增态势。若与江南相比，亦高于应天、杭州、镇江三府。8在这样的赋税压力下，泰州百姓依旧处于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虽无富强，而家亦自给”。9清代方志编纂者谈论起隆庆以前的泰州时，皆谓“泰为扬隶，夙
号天府”，“诚天府也”。10
隆庆是泰州经济面貌发生深刻转变的时间节点，“隆庆而前，下河为乐国；隆庆而后，下河为阱府”。11导致此种转变的直接原因在于水害。据方志统计，从洪武至嘉靖的198年间，共计水灾11次，平均18年一次。而从隆庆至崇祯的78年间，共计水灾28次，平均2.79年一次。12频发的水灾破坏了泰州的农耕环境，导致大量农田无法耕种。据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官方记载，“下乡一百三十四里田沉水底……积年抛荒不耕者，上下乡计田五千九百二十九顷五十八亩零”，1以一州田地9280市顷计，接近64﹪无法耕种，由此造成粮食总产量的衰减，一州“岁计之收，仅可十之三四”。百姓“存不耕之田，纳不耕之税”，2田地因此成为负担，甚至田虽送人，无人肯要。不堪赋税重压的百姓纷纷逃亡，“自隆庆三年以来……民穷刻骨，死亡逃窜，十室九空”，3“老稚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其不即死且徙者日困征输，恨不能委而去之，盖几无民已”。4到万历中叶，失去劳动力与土地耕作环境的泰州农业已基本陷入瘫痪状态，泰州也从先前的乐土转变为经济残败、民生凋敝之所，“泰土瘠而民贫……其村落萧条，其手足胼胝，其面目黧黑”。5水害直接导致了泰州经济的衰败，故弄清水害的发生机制，便可明晰泰州经济衰败的症结。泰州位处亚热带季风区，会面临梅雨期带来的内涝问题，但此一阶段水害的主因并非降雨，所谓“患固不在天也”，6而是源于上游淮扬运河的大量泄水，“四十八闸之水，日下注兴（化）、泰（州）田间”。7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明代黄、运治理方针与政策紧密关联。
永乐迁都后，京师供给主要依赖运河转输。运河北上，与东西流向之黄河存在交集，且运河自茶城至清口段主要借助黄河水源。8一旦黄河决溢、改道，就会影响运河通航，所以明代一直将维护运道作为黄河治理的基本准则，“盖前代治河，皆以民患为急。而我朝治河，又当以运计为先”。9正统以后，黄河北决水量大增，在冲毁张秋运道的同时，造成徐州以下河道浅阻，妨碍转漕。考虑到黄河“顺而南则资运，决而北则妨漕”，10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兴筑太行堤，逆势阻断北决通路，强行障河分流入淮，“河恒南行，而北派流绝，自是以后，以一淮受全河之水”。11黄河分流入淮，河势渐缓，缓则沙停，淤积因此变重，“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12
由于黄河徐、邳段河道狭窄，堤防不固，一遇汛期，往往水分数道，“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