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北京之扶兄弟一把》：价值观重塑、精准扶贫叙事与电影的类型化表达

    胡广丽

    精准扶贫题材系列网络大电影《我来自北京之扶兄弟一把》（柏杉，2020）聚焦精准扶贫，深挖精准扶贫故事，将意识形态传播与文艺创作进行了较好地结合，实现了现实题材影片“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影片抓住“扶贫”与“被扶贫”的典型人物关系，刻画扶贫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交流。在叙事方式上，影片平衡了主旋律叙事与商业电影类型化表达，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

    立足于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电影艺术积极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着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故事，形象化地向广大观众诠释了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由柏杉、巨兴茂分别执导，长信传媒出品，刘智扬、张子健、杨志刚、岳丽娜主演的《我来自北京》农村扶贫题材系列网络电影，包含《我来自北京之扶兄弟一把》（以下简称《扶兄弟一把》）、《我来自北京之过年好》（巨兴茂，2020）、《我来自北京之铁锅炖大鹅》（巨兴茂，2020）与《我来自北京之我爸是警察》（柏杉，2020）共四部影片。该系列电影由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王晓石、徐正宇、姜大为、梁田等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走向扶贫一线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故事。这些充满家国情怀，表达着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正能量作品，自播放以来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一、精准扶贫题材电影创作现状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十六字”方针。“精准扶贫”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中国电影也介入其中，以精准扶贫道路上的众人为中心，用影像讲述着扶贫故事、传播着精准扶贫理论，寓教于乐，涌现出了一批精准扶贫题材影片。2015年备案筹拍、2017年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幸福快车》（赵艺然，2017），立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大背景，讲述了天水市武山县北顺村脱贫致富的喜乐故事;《十八洞村》（苗月，2017）以十八洞村的真实故事为原型，讲述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带领杨家兄弟立志、立身、立行，打赢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故事;同样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南哥》（郑华，2017）讲述了以国企干部郭建南为首的扶贫工作队，带领荔潭村村民脱贫致富，舍小家顾大家却因劳累过度而去世的感人故事;《三年》（陈江，2019）根据扶贫工作队长何建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真实事迹改编，聚焦精准扶贫中“扫黑除恶”的现实问题，刻画了扶贫干部反应人民心声、心系民族命运的时代精神;《让老公回家》（何文凉，2018）则是从留守妇女自主创业的视角表现了精准扶贫这一时代壮举下的新农村建设;《这一站我的村》（王栋，2019）通过讲述苟坝村老、中、青三代村干部带领村民发展红色乡村旅游的故事，表现了建设新型农村的动人故事;平遥电影节展出的影片《一个不落》（郭啸，2018年）以梨花村返乡青年张帆的视角，讲述了李向东带领扶贫工作队，通过红色旅游、经营微商等活动“一个不落”地引领村民致富的故事。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展出的《爱在湘西》（李勇，2018年），讲述了大学生村官田野带领村民种植黄金茶，发展乡村旅游，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那座桥》（王鼎，2019）借父子两代人建造桥梁的故事，聚焦“精准扶贫”主题，生动刻画了脱贫攻坚的大时代背景下奋斗在前线的“第一书记”这一人物群像。《马莲花开》（朱世魁，2019）讲述了景泰县松鹿乡的贫困村马莲坡村在村支部书记马兰带领村民开展生态建设，利用地方特色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致富的故事。

    总體看，近几年摄制的精准扶贫题材电影质量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像《十八洞村》这样的艺术精品，更多的则走向了扶贫故事的简单讲述，缺乏艺术创作的表现力。

    二、价值观重塑与典型人物形象设计：扶贫与被扶贫中的“扶兄弟一把”

    别林斯基曾说过，“没有典型，就没有艺术”。文学艺术作品所塑造的“典型”是艺术作品集中展现张力的代表性元素。恩格斯关于“典型”的理解是这样的：“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这一说法，指明了文学艺术创作中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

    在精准扶贫这个“扶贫”题材电影的典型叙事环境中，影片的人物设计基本可以分为“扶贫者”及“被扶贫者”。《扶兄弟一把》紧扣“扶兄弟一把”这条叙事主线，讲述了来自北京的扶贫干部王晓石到黔西南的正义县顶峰镇上进村扶贫的故事。在影片的人物设计与价值观塑造方面，以年轻扶贫干部的典型代表王晓石的扶贫事件为中心，集中刻画了顶峰镇扶贫办主任郑金柱、出身大户人家的孤寡老人容奶奶、夫妻关系破裂最终导致贫困的刘老九、王晓石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张玉娟这几个典型人物，围绕着扶贫与被扶贫事件展开了思想的碰撞与价值观重塑。

    由于不同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及需求不同，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不同。营运大车、拿着高收入的刘老九，自老婆因婚外情事发后一蹶不振、借酒消愁，在拉货的仓库喝酒引发火灾，赔光了所有家底。酗酒使刘老九改变了性格，丧失了生活的希望。刘老九属于典型的因家庭变故导致生活丧失希望的心理致贫。当王晓石首次走访其家之时，他破衣烂衫地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不时地咳嗽装病，当面骗走了王晓石的大衣。王晓石得知刘老九的致贫原因后，经过了拜师、戒酒事件等，让刘老九内心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扶兄弟一把》在王晓石与刘老九之间通过“师徒”关系的转变，较明显地表现了作为扶贫干部的王晓石与作为被扶贫对象的刘老九之间，这种建立于扶贫事件的彼此“帮扶”与“被帮扶”的关系，切中了影片的主题。另有影片中的老人容奶奶，身为“孤寡老人”，却在内心之中偏守着出身“大户人家”的自尊心，讳听“贫穷”二字。而村里的徐大爷则是典型的封建迷信者;张嫂与李姐明争暗斗、争风吃醋半辈子;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的周二憨内心天真，属于因病致贫，差点把王晓石第一次走访时送来的本用以扶贫的种蜂下了油锅。王晓石与女友设计了“炸蚕蛹”的简单道理，让周二憨内心也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最后，他带头成功试养了第一箱中华土蜂，给村里带了个好头。这部影片所展现的于困难面前“扶兄弟一把”的倾情相助，为观众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在上进村的几个典型贫困户与扶贫干部身上得到了形象化的具体表现。

    戏剧冲突是构成电影叙事的基本元素，也是推动故事发展，通过冲突点吸引观众，表达主题的重要手段。在戏剧冲突的设计上，《扶兄弟一把》不仅设置了“扶贫者”与“被扶贫者”的帮扶关系，并且在同样都是扶贫干部的王晓石和郑金柱之间，体现了“扶兄弟一把”的主题。王晓石作为北京派来的年轻扶贫干部，蓝灰色风衣搭配纯白毛衣的形象，一出场便带着一股年轻、活力及大都市的气息。郑金柱作为基层老扶贫干部，鸭舌帽、深蓝外套的装束，于基层摸爬滚打经验老道。因前期个别扶贫干部的不良作风，让郑金柱误认为王晓石也不过是来镀金的“形象”干部，影片一开始就直接点明了存在于二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上进村的扶贫工作开展方面，王晓石主张村民养殖中华土蜂，通过养殖业致富，而郑金柱则认为种植小麦的传统种植业风险小。在遭受了宣讲失败、被村民误打、被土蜂蜇等囧事后，王晓石意识到仅凭一腔热血及书本理论宣传中蜂养殖的扶贫工作带来的问题，开始重新思考上进村扶贫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女朋友的帮助下脚踏实地地逐一摸排。此后，郑金柱也对王晓石这位“纸上谈兵的干部”进行了重新审视，把自己扶贫工作宝典笔记赠送给王晓石。至此，新老扶贫干部之间的“帮扶”与“被帮扶”的“扶兄弟一把”于主题表现上完成了矛盾叙事，最后在党的扶贫工作上走向了统一。

    三、“精准扶贫”叙事结构：商业性与主旋律呈现出一种新的平衡

    自80年代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口号至今，主旋律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主旋律电影“是一种艺术化地表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2]，从革命历史题材到普通生活题材，若创作方法把握不好，就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乏味的“说教”感。讲好“精准扶贫”故事，既是國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也是电影作为艺术的使命担当。当主旋律与现实主义不期而遇的时候，题材的多样化与类型交叉的多元叙事手法便可以让该类型的影片展示出新的时代风貌，实现艺术创作与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机融合。

    从2014到2019年，现实题材是中国电影比较关注的指向。通过《亲爱的》（陈可辛，2014）、《芳华》（冯小刚，2017）、《我不是药神》（文牧野，2018）、《找到你》（吕乐，2018）、《攀登者》（李仁港，2019）、《我是医生》（谢鸣晓，2017）、《中国机长》（刘伟强，2019）、《厉害了，我的国》（卫铁，2018）等一些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作品可以发现，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立足现实生活素材的艺术创作已经走向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关注现实生活，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反映、表现、讨论现实问题，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表现的空间。从审美关照的角度，该题材影片拉进了影片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易激发观众的审美体验。“在2016年票房TOP50电影中，有20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入围，票房总数占年度总票房的33%，到了2017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作出的票房贡献有增无减，在年度票房TOP50中，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有19部入围，票房总数占年度总票房的46%。”[3]

    “精准扶贫”题材主旋律电影，立足“扶贫”与“被扶贫”的叙事模式，依托“扶贫”主线展示了“第一书记”们响应国家号召走进农村帮助贫困户脱贫的故事。《扶兄弟一把》也是依托“精准扶贫”故事，讲述了“孤寡”“醉汉”“智力障碍”三类贫困典型成功脱贫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影片汲取了文艺片的表现元素，糅合了喜剧片的叙事技巧，最后与精准扶贫的主旋律叙事在全民“幸福感”获得的审美期待里走向汇合。多元杂糅的类型混合化创作形式，将主旋律的“精准扶贫”故事讲述得十分接地气。

    影片开头，远景中黔西南的秀丽风光与蜿蜒山路，近景中的稻草人、芭蕉叶等景致，辅以轻快的背景音，抓住了观众的自然审美情趣。爱情是电影的重要话题，《扶兄弟一把》中也讲述了王晓石与女友张玉娟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王晓石随父母迁居北京并考入一所北京高校，而女友则因高考失败，于家乡办起了农家乐。毕业后，王晓石带着扶贫任务及对女友的三年守护承诺重新回到家乡。扶贫叙事中，张玉娟角色的设定对于主角王晓石人物形象的丰富与饱满有其重要作用，不仅侧面反映了作为扶贫干部的王晓石重情重义的品格，塑造了其有血有肉的热血青年形象，也把他“干部”的身份抛向了普通人的生活视野，拉近了“官”与“民”的心理距离。王晓石这样一个兼有普通人浓烈情感，又有理想，讲奉献的国家扶贫干部，让整个影片虽立足于“扶贫”的庄重叙事，却透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平易近人的影像风格。王晓石的角色设定，反映出了扶贫过程中干群一体、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扶贫特色，也刻画了一个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成功干部形象。

    凭借诙谐、幽默的叙事特征，喜剧片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长青类型。《扶兄弟一把》借用了喜剧片的叙事方式，也让“扶贫”的厚重主题，有一个轻松的、便于观众审美接受的落点。郑金柱的扮演者，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德子赵亮老师，浑身都是好戏。影片开场，王晓石驱车到扶贫地报道的路上，倒车时不小心把扶贫办主任郑金柱的衣服拉走，另有郑金柱冲出池塘，光着膀子狼狈追车场景，这些剧情都无疑提升了整部影片的喜剧效果。在扶贫干部的身份设置上，一直存在摩擦的二人，却是未来的女婿与老丈人的关系。影片的这种喜剧叙事，让精准扶贫的国家事件，直接展现在了扶贫干部及其女朋友与老丈人三个角色的关系之中，让故事有了更多看点，也丰富了精准扶贫主线下影片人物关系的丰富程度。

    结语

    中国的网络文化环境与电影工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网络大电影。自爱奇艺于2014年首次提出网络大电影的概念和标准，2017年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又将网络大电影与院线电影审查标准统一起来后，近年的网络大电影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影片涉及的题材类别，都有了全新的发展。由于“淡化文艺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失度地强化文艺的商品属性，带来了‘唯收视、唯票房、唯码洋、唯点击率的错误倾向”[4]，网络电影在走过了一段摸索后也开始冷静下来，考虑长久发展之计。尤其，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大批专业人才的加入及网络市场监管的完善，让网络大电影在题材创作进一步走向多元化，此类影片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精品化”生产模式，开始真正从“前六分钟的游戏”逐渐变成“拼质量”的电影内容角逐。

    近年来，一些宣扬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弘扬正能量的网络大电影不断推出，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评价，如《再喊一声爹娘》（王长虹，2016）、《特殊逃犯》（韩龙瑄，2016）、《云烟深处》（杨松睿，2012）、《不良女警》（邹杨，2016）等。纵观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其中的普遍规律，即这些作品立足于当下的现实问题，探讨普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展现着人文关怀，弘扬主流价值观，释放着正能量，做到了市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良好统一。电影要讲好中国精准扶贫故事，需要艺术家运用电影的艺术语言来构筑故事，通过人物形象来连接现实，沟通观众，以达到艺术表现现实、大家关注现实的目的。《扶兄弟一把》立足中国精准扶贫时代背景，巧妙地把国家政策和扶贫事件融入其中，在弘扬正能量价值观的同时，深挖中国故事、中国形象，刻画了有血有肉的扶贫干部形象，尝试用心用情书写伟大时代，发挥了艺术表达现实的社会功能，引领了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正确的价值观走向。尤其，影片洋溢着新时代的幸福基调，对精准扶贫进行了现实主义“幸福感”的浓缩提炼，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实现了“化人”与“养心”的创作初衷。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2]饶曙光，兰健华.近年“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开拓与收获[ J ].中国文艺评论，2019（12）：12.

    [3]夏天.火力全开，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突围记[EB/OL].https：//www.sohu.com/a/281186959_436725，2018-12-11.

    [4]仲呈祥.当代文艺思潮与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J ].中国文艺评论，20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