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危机与价值过时论
莫伊舍·普殊同 洪燕妮
摘要：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当前西方国家所呈现出来的民主合法性、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诸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危机，再次警醒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应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然而，此种激活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归马克思，特别是面对随着经济债务危机的兴起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现的价值过时论的质疑声，须谨慎地解读马克思自身的劳动、价值、商品、货币、资本等诸范畴。应注意不能对这些范畴做超历史的解读，也应警惕非辩证和非批判地将其诠释为一种静态的永恒化和实体化概念。
[译者导言]莫伊舍·普殊同沿袭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路径，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并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势下，主张重新探索和深入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等核心范畴。他反对对马克思的核心范畴进行形而上学的解读，倡导从特定的生产条件和具体的历史发展情景中有效地解读资本主义自身，而不是盲目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范畴进行超历史的解读。
一、马克思及其当前的理论危机
特朗普的当选（如英国脱欧公投和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彰显了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合法性的深层危机，其危害正如二战对欧洲的影响一般深远。
据悉，这场政治危机是近数十年来社会总体结构转型的结果，其表现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和独裁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绝然对立。2008年经济动荡及其后续影响使这场政治危机愈加凸显出来。除在许多国家兴起的占领运动和民粹主义运动外，政治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为批判地、全面地理解当代的历史发展情境提供了新的动力。与之相关的是，“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被纳入更广义的学术范围内加以讨论，作为学术界普遍讨论的一个概念，如今它似乎比“现代性”这个用词的定义更精准。战后的数十年间，“现代性”一词在学术圈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然而，我无法穷尽学界是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我只是想表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能仅从不平等的决定因或从基于阶级理论的剥削学说加以阐释。“阶级”这一范畴近年来经常与“性别”“种族”等表示身份的概念和“压迫”这一范畴一起使用。
相反，我们尤其应该从当前的现实来理解这一术语。我认为，资本主义首要地应该被理解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它以历史抽象的统治方式为特征，并通过全球历史发展的动态规律表现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在西欧偶然兴起，从根本上讲，它在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转变。也就是说，与一般设想不同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并非指本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西方生活，而是指它在重塑西方的过程中构成自身。因此，文化主义对资本的解读并不是很恰当。在此，我希望与马克思的成熟文献来一次新的邂逅，以便更恰当地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
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苏维埃政权的倒台标志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受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受挫同时还表现为其他理论方法（如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方法）的出现，这些理论方法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批判，来避免陷入他们所担忧的人类解放事业宏大叙事的陷阱之中。
然而，当前的全球危机极大地揭示了这些理论方法的根本局限性，其中就包括那些试图以哈贝马斯、福柯和德里达等学者为思想先驱来把握当今世界的学者的理论局限。同时，当前的全球危机还暴露了人文社会科学所谓的“文化转向”的片面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特征之一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持续性发酵、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近来引起右翼民粹主义的广泛讨论）、其他地区的“过早地去工业化”（在这些地区，民族资本积累的国家主义策略已不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社会生活的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贫穷化、全球范围内的结构剥削、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最严重的是，环境恶化和劳动社会空洞化的双重危机，以上种种现象使得新自由主义和多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之声遭到质疑。这似乎表明，在所谓的“实际上现存的社会主义”崩溃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绽放景象并没有背离建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需要。
然而，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回归马克思的想法也是不对的，正如马克思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所遭遇到的那样。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出的大多缺陷，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这需要我们重思和重估马克思。
二、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发展
我之所以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为了回应过去一个多世纪包罗万象的全球结构转型理论。众所周知，诸如皮凯蒂等研究者注重不平等问题，最近他们提出了一种包罗万象的、跨国的不平等的变迁史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的显著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极大不平等，直到20世纪中叶，这种不平等现象才急剧减少，此后，在1970年代初，这种不平等现象又急剧增多。
这种变迁史论不仅揭示了当今世界财富和政治权力的两极分化，而且引起了学界对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线性理论的质疑，譬如现代性理论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平等的变迁史论与其他全球化理论是一致的。譬如，20世纪上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较低。而到了20世纪中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则翻了一番以上，这一时期的不平等程度达历史新低。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197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随着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再次下降。人均GDP的变化也遵循类似的规律。
这些理论和其他许多理论看似相互联系。它们都可以通过更宏大的历史变迁理论加以概括：19世纪国家资本主义战胜了自由资本主义，发端于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福特主义，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达到了它的发展巅峰，1970年代后逐渐走向衰落。随之而来并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朝一日也必定会被其他更具有竞争力的经济集团所取代）。
这种变迁规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全球化特质。它不仅席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席卷了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席卷了殖民主義国家，也席卷了殖民地国家。虽然各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巨大差异，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从21世纪来看，它们更多地表现为共同发展规律下的差异性发展，而非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但并不能以此断定，这种发展态势就实现了同质化和模块化。然而，如何理解不均衡的发展取决于如何理解现代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种一般的发展规律不能根据偶然性来加以阐释。那些坚持用偶然性范畴来诠释一般发展规律的学者坚决表示，一般结构制约着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同时一般结构的发展动力不能完全归因于政治控制力。
这些一般发展理论同时表明，近年来学界对主体性和偶然性理论的关注，就如其所反对的结构功能主义一般，都是片面的。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货币流通，那么一般发展理论则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已经完成了国家资本主义间的货币流通了。
这些总体理论表明重新邂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在这种批判中，最为重要的是要解答历史发展规律和全球结构变迁的问题。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20世纪的历史经验表明：一种恰当的批判理论必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一般的资本主义诠释框架是根据阶级关系来加以分析的，它根源于私有制，以市场为载体。这种社会统治方式首先必须通过阶级统治和剥削来加以理解。
在这一基本的诠释框架中，宏大的诠释方法延伸出了权力经济分析、政治分析、社会分析、历史分析和文化分析等诸多分析方法。然而，20世纪的历史发展态势逐渐暴露出这种包罗万象的诠释框架之局限性。这些发展态势包括“实际上现存的社会主义”的“非解放性”，社会主义兴衰的历史轨迹，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表明它们同样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科学知识和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技术的重要性的凸显（引起了学界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对技术进步和提升的日益批判（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生产率），以及基于社会认同的非阶级化重要性的凸显。上述历史发展的种种态势表明，传统的诠释框架已不能为恰当的批判理论提供合适的支点。
诚然，我想表明的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框架（至少在默认的情况下），已经主宰着批判的政治学数十载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福特主义的資本主义危机的到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基于工业劳动的社会形态，其生产方式的公有制和集中计划理论，开始失去了对包括进步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等边缘群体的号召力。这种不合时宜性与其说是在理论中被揭露出来的，不如说是在现实中暴露出来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种不合时宜性体现在对劳动力和工业增长的批判声中，它通过人民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支持率的下降，通过这些政党目标的不坚定，通过界定新的阶级主体（比如在反殖民运动中）等方面暴露出来。
让人难以琢磨的是：社会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新景象，不仅要求我们重估分配关系（包括财产关系），还要求我们必须细致地重审生产关系自身——社会劳动的性质。缺乏对这些问题的重思能力必将使我们停滞不前。
暂且不论以上种种因素，我想说的是，对一般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构成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思想特质，这导致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历史必然性与后结构主义关于历史偶然性的大争论。然而，上述理论不一定就会否定用批判的视角来处理历史偶然性的问题。在此历史观视域中，历史被理解为内在必要性的表现形式，它勾勒了一种不自由的形式。
接下来，我要进一步阐述这种不自由的形式，指出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现代世界的历史动态发展和结构变迁为根基，并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特定的制约因素中加以考察。马克思不是单纯地将视域谋定在历史必然性上，而是把目的动力论置于资本的范畴当中，由此将其理解为一种统治方式、一种外在的制约性。
继而，在这一思维框架中，马克思批判的并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源于历史和劳动的逻辑起点。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力和看似作为本体论中心的劳动观，都不过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对象。同理，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不再被声称是一门关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超历史的有效理论，而是一门关于历史具体性的理论。这一成熟理论质疑任何一门自诩为普遍的、超历史的有效理论。对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马克思分析的主要维度使得他的批判理论更符合我们的历史语境。
显然，根据这种解读理论，马克思的分析要害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某些方面存有相似之处，如对总体性和历史的辩证逻辑所做的批判。然而两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把这些概念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表现形式;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却坚持偶然的本体论地位，从而否定了这些概念的有效性。
从马克思对不自由形式的历史批判的视角来看，任何试图通过偶然性来恢复历史主体性的尝试，无非就是否定资本的动态统治特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尝试从更深层次来看，是一种去权力化的表现。
三、特定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动力
以上争论的依据是，以资本主义受外在条件制约的内在动力来重思马克思成熟批判理论中的基本范畴。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框架中，诸如价值、商品、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普遍地被视为经济学范畴，他们把劳动设定为社会财富的来源，由此将论证视角谋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基于阶级关系）中[1]。
此种理解就将马克思的劳动观混同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将劳动视为社会财富来源的超历史解读。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具有剥削性是因为资产阶级剥夺了无产者的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受到财产关系的制约从而无法完全地实现自身价值。而解放，则有望在这样一种生活中实现：超历史劳动随着具有协调功能的社会规则的出现而出现。
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献时就会发现，这种传统解读理论下的超历史预设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公开表明，他的基本范畴是“历史的具体”，货币、劳动因其抽象性和普遍性才表现为超历史。马克思认为，这些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表现为抽象的一般。
这引起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多重理解。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资本论》第1卷，以此来概括一种非正统的理解理论。《资本论》这部巨著之所以以商品的范畴而不是商品性为开端，是因为商品性也有可能存在于其他的社会形态中[2]881，马克思用“商品”一词来表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媒介和结构原则。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形式具有特定历史的双重性[2]100。继而，他试图从商品的双重性来凸显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质和内在动力，其分析的核心要点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具有特殊的社会调节功能，这种功能不是一切超历史的人类活动所固有的。
在一个以商品作为其全部结构的基本范畴的社会中，劳动力及其产品并不是通过传统规范加以分配的，也不是通过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加以分配的，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中这种分配方式是存在的。相反，劳动自身构成了一种新的依存关系[3]179，人们不再消费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他们自身的劳动及其产品充当了获取他人产品的对象化手段。作为这样一种手段，劳动及其产品实际上获得优先占有部分显著的社会关系的地位。于是，劳动就充当了协调新的社会依存关系的手段。
因此，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文献中，劳动构成社会生活的独特中心地位的观点就超越了那种超历史的视角。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劳动概念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媒介的劳动本身具有历史特殊性，这种历史特殊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通过凸显这种协调功能，马克思试图阐明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特征，如现代性的历史发展的总动力。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劳动既是超历史视域和普遍认为的劳动，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媒介活动。因此，劳动生产出它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在此我所提及的商品和资本，统统都是具体的劳动产品以及社会媒介的对象化形式。据此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量化的、混杂的和总体的社会关系（如亲缘关系、私人关系或直接的统治关系，这些关系构成非资本主义的特质）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些关系是由劳动造成的，因此它们具有特殊的伪客观性和形式性，这是劳动的双重特性。这种双重特性通过两种二元对立的向度加以界定，即抽象、一般、同质的向度和具体、特殊、物质的向度。这种双重向度是自然的属性，而非社会的属性（以及制约社会观念的自然现实性）。
对马克思来说，与此社会关系相关的财富是价值形式，“价值”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用词。许多人对马克思价值范畴的解读与对斯密和李嘉图价值概念的解读显得大同小異，也就是说，他们不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具体分析，而对财富构成的范畴进行超历史的解读。据悉，马克思在完善其激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运用价值这一范畴证实了剥削现象的事实存在，他从事的不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换言之，他实现了研究对象和性质的转变：不再优先关注交换、不平等的交换方式和剥削，而是将视角转向价值范畴。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价值的分析来揭示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内在发展规律和可能的出路。
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时期的文献中，鲜明地区分了两种价值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特定条件下的财富的结构形式，以及他称之为物质财富的结构形式。物质财富是通过知识、社会组织、自然条件（除劳动外）等手段实现的[2]702。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实质上是一个即时性用词，它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3]49。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属性，这两种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出一种复杂的即时动力，它既推动价值的增值，同时最终又使其逐渐走向衰亡。正如马克思所宣称的那样，价值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意味着非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存在价值形式，同时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有价值形式[2]704。反过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价值将逐渐走向衰亡。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从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阐明价值量的问题。“价值”这个术语不仅仅具有描述性，还勾勒出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律。生产要想实现全部价值，就必须遵循这种即时性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单位（如小时）作为一个自变量而存在，每单位时间生产的价值量构成时间单位的函数，不管单个变量和生产率水平如何变化，它始终保持不变。继而，财富即时性即是价值形式的特殊性。虽然生产率的提高增进了单位时间内的使用价值量，但它仅仅是提高了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一旦这种生产率的提升实现了普遍化，那么它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就会回到它的基本水平[3]49，其结果就是致使生产率如助力跑步机一样不断地向前滚动。高水平的生产率增进了物质财富的极大提高，但从长远上看并不能增加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如此一来，它必须推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生产率不断向前滚动的动力是新的社会统治的表现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律是《资本论》中的“历史具体”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统治中抽离出来的第一决定因，“时间对人类的统治”，即时性的历史特殊性——抽象的牛顿时间——商品形式的历史构成要素[4]200。
然而，根据牛顿的时间定律来解读资本主义的即时性是片面的，因为这种时间是空洞的同质化时间（如边沁曾提到的那样）。一旦资本主义全面发展，那么，其即时性维度必定会继续提高其生产率。如前所述，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改变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既定的时间单位的决定因。（抽象的）时间单位保持不变，同一时间单位内生产出同一价值量;而生产率的改变再次确定了这一时间单位，它们推动着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这是一次时间的运动。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牛顿的时间定律来理解这一规律，我们需要用比牛顿的时间定律更可靠的诠释框架来解读它。时间运动可以被称为“历史时间”。抽象的、持续的时间单位再次确定了这一时间单位的动力机制。据此，时间运动需要获得必要的维度。在此，历史时间并不是抽象时间的否定形式（如卢卡奇曾论证的那样）[4]287，相反，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诠释框架中，即时性不单纯是一种文化构成，它反而是历史形成过程的一个片断。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这两种时间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们是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构的构成要素。
这种视域不是将即时性看成先天既定和永恒不变的社会生活框架，这一视域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构成其自身的过程中形塑出来，即历史特定的即时性：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的调节方式，从本质上看它是即时的。这种生活方式构成特定历史动力的基础，它既具有历史特殊性，又具有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即时性并不是外在于它自身的，而是内在于其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过程中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崭新的统治方式使人逐渐丧失本性，变得越来越理性，使结构动力和制约因素不能完全根据阶级统治来把握。抑或更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根据社会组织、制度化的国家主体和经济的具体统治方式来把握它。虽然它由确定的社会实践所构成，但它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使得它看起来不能完全构成一个社会。我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分析比福柯的更为严谨和确定，福柯试图从现代世界的权力来把握这种统治方式。再者，这种统治方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倾向于特殊性，而在福柯那里，则表现为过程性和即时性。这种统治方式产生出历史动力[5]。不去预设历史，马克思现在要探寻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动力的基础，即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实现了历史的历史化。
这种分析的中心是我们所概括的特定的“助力跑步机”的动力，它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心的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动力。一方面，它以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如生产、技术、居住方式、交通、通信、教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连续性和不断加速为特征;另一方面，它还重构了其基础：价值仍旧是财富的本质，因此，不管生产率水平如何，创造价值的劳动仍旧是资本主义的“心脏”。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不断制造出“新鲜事物”，同时也再生产出“同一事物”。正如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的，它制造出其他劳动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同时也制造出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阻力。
推动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发生辩证关系的动力是资本。对马克思来说，资本并不是指私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相反，它是一个运动范畴，也就是马克思所称的自我增值的过程[3]164。这是一个价值的运动过程，它不具有固定的物质表现，而是通过上文简单概述的转变和重构的辩证关系呈现出来。
在这一诠释框架中，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是社会协调理论，这些关系表现为商品、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等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并不属于财富的范畴，财富的范疇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对象，而社会协调理论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反之，资本主义自身的基本社会关系——即时动力论，矛盾的社会协调理论构成复杂动力论的基础。
重要的是，当马克思第一次引入资本范畴的时候，他用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达“精神”的相同语言来描述资本——自我运动的实存即主体[3]164。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概念的理解包含着这种逻辑，即它通过主体的辩证运动得以呈现。事实上，这种逻辑只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中才具有有效性。另外，马克思并没有以无产者，更没有以人类来界定主体，相反，他是通过资本来界定这一概念的。资本是抽象统治的动态结构，虽然这种结构是由人类所构成的，但它却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在思想成熟时期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是表现在他站在人类学的视角批判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头足倒置”，相反，马克思暗自怀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恰恰是他唯心主义的特质。它表现出一种由关系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一种与个体相对立的“伪独立的存在”，该关系由于自身的双重性（辩证的二元）从而给个体造成一定的压力。
在马克思的诠释框架中，黑格尔所论证的历史就演变为具体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由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性而是由特定历史条件的实践方式所构成的，这种实践方式反过来规范和制约着人类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从超历史的视角来界定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超历史的视角要么如黑格尔那般从总体逻辑来对历史加以概括，要么就像尼采那样从超历史的偶然性来对历史加以描述。反之，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发展动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主体、总体性和劳动所构成的资本主义成了马克思成熟理论所批判的对象，而不是批判的起点。
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解有助于阐明当今紧迫的双重危机：环境恶化和劳动社会的消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资本范畴也有助于对现代社会增长轨迹进行批判的社会分析（而非技术分析）。价值的即时性维度，尤其是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凸显了一种确定的增长理论。这种增长理论的内在动力就是生产力的持续甚至是加速提高[3]521，它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这种增长速度甚至比剩余价值（仍旧是资本主义剩余的相关形式）的生产还要快。由此，物质和能源的需求大大增加，这直接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不断加深。在这种诠释框架中，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危机问题，更重要的是自身增长的问题。这表明，如果生产的最终目的只是商品的数量输出而不是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这种增长的轨迹将发生改变。
这种理论框架的问题根源在于价值，作为财富即时形式的价值，必然将生产转向特殊的加工，即把物质转变为抽象的时间单位。作为财富的即时形式，资本永无止境地向前滚动，而忽视了自然环境、地球这一界限。
这种分析方法还为社会结构分析提供了基础，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讨论。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生产力增长的持续动力使得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其具体体现为社会一般知识的快速积累，这是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所致。这种历史发展规律将生产置于劳动时间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基于价值、无产者劳动之上，使得生产逐渐失去以往的光辉。一方面，这为大规模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性质的改变和劳动组织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这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消亡，此消亡不一定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而有可能是它自身的消亡。另一方面，相互转化和重构的辩证关系不仅推动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构着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时重构着创造价值的劳动（无产阶级的劳动）的必要性。
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在重构必然性的同时，也日益超出了无产阶级劳动的必要性;它既生产了其他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同时也阻碍着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这一张力成为有望实现某种生活方式的阻力。最终，资本基本形式的持续重构和无产阶级劳动消亡的可能性将以倒置的方式出现，其结果就是：剩余劳动力的频繁增加，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成为多余的人口，就业不足，永久性失业和失业率上升，于是产生了朝不保夕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劳动力的消失和人类解放盛景的出现，其前提就是剩余产品不再依赖于从属阶级的劳动。同时，在资本主义灾难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过剩的劳动力表现为不断增长的人口过剩，随之而来的将是造成资本主义内在的政治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