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过渡阶段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解
张奇林 李衍
[摘? ? 要] 截至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后减贫时代中扶贫工作重点将转为缓解相对贫困。后减贫时代的初期应被界定为扶贫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扶贫的标准不能大跨步彻底放弃绝对性指标，而应该综合考虑将相对性指标纳入贫困测度中，更关注贫困的多维性，应在扶贫实践中逐步建立以收入为核心，根据不同主体选择不同指标的多维贫困标准。根据2011-2018年三期CLHLS数据分析得出：在扶贫过渡阶段，绝对性指标在多维贫困指数中的贡献率下降，但是收入贫困识别标准的转变不能一蹴而就;相对性指标在多维贫困指数中的贡献率上升，尤其应更加关注养老保险、健康受损状况、社会活动参与等;城乡差距已然缩小，但是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仍然是政策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 扶贫过渡阶段;多维贫困标准;A-F方法;相对贫困;后减贫时代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4-0061-13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十三五”以来，随着精准扶贫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也逐渐减少，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意味着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整体上告别贫困，也意味着在我国现行标准下绝对貧困问题已经基本消除①。在这之后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重心应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然而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绝对贫困问题不会再出现，早在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脱贫和高标准小康是两码事，我们不是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2020年12月国新办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还要设置过渡期，主要的政策措施不能“急刹车”，同时要不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这些都意味着我国下一阶段的扶贫工作不仅要加快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还应该关注潜在返贫人口，绝对贫困的指标在过渡阶段也不能彻底放弃。因而，如何构建扶贫过渡阶段的贫困识别标准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返贫困历来是世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议题，对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重点。相较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标准划定较为简单，原因在于绝对贫困标准制定是以生存为核心，学界在进行绝对贫困相关测算时也可以根据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利用购买力平价等进行计算。然而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标准，究其原因，相对贫困具有主观性、多元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不同于绝对贫困解决生存保障的目的，相对贫困更多的是要缩小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罗必良，2020）[1]。最早提出相对贫困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学者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他认为社会中存在一部分群体有着资源和机会被其参照群体“相对被剥夺”的现象，这种资源和机会的缺失使得这一类群体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除了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外，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的相对剥夺导致了他们的贫困[2]。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基于汤森的权利相对剥夺提出“基本可行能力”与“多维贫困”这两个概念[3]，在森的理论中，基本可行能力被定义为一个人获得诸如衣、食、住、行、社会参与、教育和健康等各种功能性活动的能力，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还表现为对上述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这也可以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得到体现——森（2001）[4]，文中不仅关注穷人的收入分配状况和贫困程度，还将其获得教育、健康、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利相对剥夺状况纳入到分析体系中。为了测量森提出的多维贫困，Alkire和Foster（2007;2011）提出了以测量双重临界值（双阈值）来判断多维贫困状况的A-F方法[5][6]，通过对每个维度内的指标设定贫困临界值和跨维度上的多维度贫困的临界值来计算多维贫困指数。
从我国学术界对多维贫困的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这一概念的认知是随着我国的扶贫实践不断加深的。王小林等人（2009）利用2006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得出我国城乡的贫困状况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在所选取的指标中，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有着较大的影响，其结论为我国2011～2020年扶贫开发纲要的制定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7]。邹薇等（2011）在一般多维贫困测量的基础上，采取了动态测度的方式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8个调查年度的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多维贫困对权重和维度的改变非常敏感，在维度等权重、指标等权重两种不同情况下多维贫困有着较大的差异，政府应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贫困”以更有效率地消除贫困家庭的脆弱性和贫困的持久性[8]。在这一时期，受限于我国的扶贫现实实践，学者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数据和方法，然而对多维贫困指标的选择大多采取了较为客观的绝对性指标，虽然也在考察贫困的多维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可以看作是在探讨一种“相对的绝对贫困”[9]。
随着扶贫实践的发展，一些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逐渐被解决，贫困标准的提高及区域间的差异所带来的相对贫困问题被摆在台面上，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对多维贫困指标的选择不再单一地以绝对性标准为依据，而逐渐加入了贫困群体的自评现状、慢性病、社会参与等较高层面可以反映相对贫困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主体划分也更加清晰。在维度和指标选择方面的研究上，向运华等（2016）虽然也采用了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的4期数据，但是在所选择的维度内增加了慢性病、自评生活满意度等可归入相对贫困范畴的指标[10];韩振燕等（2018）、宋嘉豪等（2020）均选择了老年人群体，并且在分析的维度中加入了精神状态、社会参与等指标[11][12]。总的来看，学者们在维度的选择上有意识地加入了可以体现相对贫困的指标，这也与王小林（2020）所构建的“贫”代表经济层面福利相对不足、“困”则表现为非货币方面的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相符合[13]。除此之外，近年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如孙久文等（2020）将收入标准划分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14];罗必良（2020）构建的包含遏制返贫、机会开放、激发活力、代际阻断和广义福利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等[1]，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研究相对贫困的学者已默认了相对贫困的标准应该是多维的[1][13][14]。
综合现有政策以及相关文献来看，虽然在扶贫实践中有着设定“过渡期”等较为明确的阶段划分，但学术界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则较少，对于这一阶段贫困识别标准的探讨也相应较少。本文认为，应将后减贫时代初期设定为扶贫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构建的贫困识别标准应该是以收入标准为主，根据不同扶贫主体设计不同指标为辅的多维贫困标准。因此我国在过渡阶段仍需要采取多维贫困A-F方法对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测算，在指标的选择上不能大跨步，还应继续保留绝对性指标和相对性指标，对于相对贫困指标而言应跟随我国的扶贫实践进程逐渐纳入到维度和指标体系中。相较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文献，本文在指标选择上更注重其理论和实践支撑，综合考虑指标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以更符合过渡阶段的实践要求;此外，在数据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多使用的是2016年之前的数据库，数据较陈旧，不能反映我国脱贫实践的现实，且多利用单期数据，难以反映各指标不同扶贫阶段的变化。本文则利用2011年、2014年和2018年三期CLHLS数据库，纵向比较所选老年人这一主体的多维贫困变化情况，探讨不同维度不同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变化，并考察所选择绝对性和相对性指标的变动，为过渡阶段各项指标的选择提供数据支撑。
本文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多维贫困指数入手，介绍国际通用的多维贫困指数A-F测算方法。由于本文所选测量主体是老年人，因此根据我国的扶贫实践和老年人主体的特殊性选取了包括绝对性和相对性指标在内的4个维度10个指标，将新建立的指标体系纳入到A-F方法中对我国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量，以探讨老年人多维贫困状况的变动情况。
二、多维贫困的测算方法
（一）联合国多维贫困指数
在Alkire和Foster（2007）提出了以测量双重临界值（双阈值）来判断多维贫困状况的A-F方法后，联合国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公布了基于这一方法所测量的全球104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具体的维度、指标和权重选取情况如表1所示。
（二）多维贫困指数的测量方法
多维贫困指数测算的基本思路为在确定了每一维度的贫困标准后，将调查所得的某一主体各个维度的取值与标准相对比，判断这一主体中的个体在该维度上是否贫困。在识别了每一维度的被剥夺后，再对其进行维度加总，得到多维贫困指数，其技术路线图如图1所示。
图1显示的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选指标的多维贫困测算路径图，该指标体系所针对的主体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所有人口，而在本文中由于所测算的主体为老年人，因而在指标的选择上略有不同。根据本文所选指标，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和步骤为：
（1）构建总人数为? ? ?，维度为? ? 的? ? ? ? ? ?维的矩阵? ? ? ? ?，其中? ? ?为行向量，? ? ?为列向量，矩阵元素? ? ? ? ? ? ? ? ? ?表示? ? 个人在? ? 个不同维度上的取值，矩阵中的任一元素? ? ? ? 表示个体? ? 在维度? ?上的取值（? ? =1，2，3......，? ? ;? ? =1，2，3......，? ?）;
（2）单维贫困的识别：设定? ? （? ? ? ? ? ?）为被剥夺的临界值，代表第? ? 个维度的贫困线。定义矩阵? ? ?的剥夺矩阵为? ? ? ? ? ? ? ? ，当? ? ? ? ? ? ?时，? ? ? ? ? ?;当? ? ? ? ? ? ? ?时，? ? ? ? ? ? 。对于这一剥夺矩阵? ? ?，可以定义一个列向量? ? ? ? ? ? ? ? ，表示个体? ? 所拥有的贫困维度数之和。
在单维贫困的识别中可以利用如下公式来计算：
其中? ? ?表示單位贫困发生率，? ?表示
的数字之和。
（3）多维贫困的识别：考虑? ? ?个维度的个体被剥夺状况，? ? ?=1，2，3.....，? ? ?，? ? ?为多个维度? ? ?下的个体被剥夺的函数。当? ? ? ? ? ? ?时，? ? ? ? ? ? ? ? ? ? ? ? ? ;当? ? ? ? ? ?时，? ? ? ? ? ? ? ? ? ? ? ? ? ?。即当某一个体被剥夺的总维度数? ? ?大于给定的维度数? ? 时，则? ? ?代表这一个体是穷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在识别了多维贫困后，需要对各维度进行加总，根据Alkire和Foster（2007）所提出的方法，多维贫困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为多维贫困指数（MPI），? ? ?为贫困发生率（Headcount ratio），? ? ?为平均剥夺份额（Intensity of poverty）。
（5）权重。本文综合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和王小林（2007）等的相关文章后，选用等权重法进行加总计算，即各维度所占权重加总和为1。
（6）贫困分解。多维贫困指数可以按照维度、指标、区域等不同的组进行分解，本文从维度、城乡两个角度进行分解，来计算各因素的贡献率大小，以此来分析该因素的贫困贡献占比，不同? ? ?值下第? ? 个指标贡献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 ? ? 是? ? 指标的权重，? ? ? ?是? ? ? ?中? ? ?指标列所有指标值加总。
城乡分解的具体分解公式为：
其中? ? ? 代表城镇，? ? 代表农村，? ? ? ? ? ?代表城镇人口数，? ? ? ? ? 代表农村人口数，? ? ? ? ? ? 代表樣本总数。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选择
（一）数据库介绍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1年、2014年和2018年三期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是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老年人追踪调查，所调查的样本覆盖我国的23个省市自治区，其调查对象基本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③。2011年的数据中包含9765个样本，2014年数据包含了7192个样本，最近的一次调查即2018年包含了15874个样本。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描述性统计如下表所示。
（二）指标选择
《联合国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对多维贫困指数（MPI）进行了界定，确定了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在内的10个指标。进入2020年后，随着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日益减少，学术界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也逐渐增加，国内多位学者根据不同的测算主体选取了不同的维度和指标对我国目前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阐释。本文在《联合国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王小林等人（2020）以及过往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选取了经济水平、个人健康、人居环境和社会发展等4个维度共10个指标，采取相等权重，具体维度和指标如表3所示。
1. 经济水平维度。根据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2020年国家分年度贫困标准（精准扶贫线）》的数据④，2018年国家贫困标准按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3535元/年。由于CLHLS数据库内并没有明确询问年人均收入的问题，有的问题仅为F3-5“您们全家去年全年总收入是多少”，因而需要对数据库内的数据进行整理。具体方法为，根据A5-2“与您同住的有多少人”来判定每一老年人个体家庭总人口数，并用其全年总收入除以总人口数得到每一个体的人均年收入。如果该值低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2018年3535元的标准，则视为贫困。
2. 个人健康维度。在个人健康维度的指标测量中，有部分学者基于数据的相对可获得性选择了CLHLS中的自评健康变量（宋嘉豪等，2020）[12]。然而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因而本文在个人健康维度的指标选择中采取了国际上通用的卡茨量表来衡量老年人失能和失能程度（Ktaz et al，1963）[15]，即通过问卷中的E1到E6的洗澡、穿衣、上厕所、室内活动、控制大小便和吃饭这六项指标来判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同时将E0“在最近的6个月中，您是否因为健康方面的问题，而在日常生活活动中受到限制”纳入多维贫困评定指标中，根据老年人是否失能以及健康是否受损综合评价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此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及2017年《“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均强调了这一因素，目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已成为衡量老年人个人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与机体上的健康不同的是，心理健康的评价指标主观性要更强。已有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孤独感与其机体、心理健康状况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乐章、刘二鹏，2016;赵娜等，2016）[16][17]。本文选取CLHLS中B3-8“您是不是觉得孤独”，回答“总是、经常”的视为贫困。
3. 人居环境维度。根据《联合国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生活水平这一维度可以选用“是否有安全饮用水”和“是否有清洁的烹饪燃料”这两个指标。该报告对安全饮用水的定义为“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导方针认定的改善的饮用水水源”⑤，在CLHLS中则可以用D6“您的饮用水主要是什么”，认定难以获得改善后的饮用水的个体为贫困。对于烹饪燃料，《报告》给出的剥夺临界值为“家庭用粪便、木头、木炭或煤做饭”，因而本文将CLHLS中A5-3.6所涉及的燃料进行归纳，将未使用清洁燃料进行烹饪的个体认定为贫困。除了这两个指标外，本文还将居住环境指标纳入到人居环境维度中，2017年住建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危房改造对象认定标准⑥，其中屋面改造的标准纳入了渗水、漏雨状况。本文在这一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将CLHLS中的A5-3.4“过去一年，您家中是否出现过漏雨、被水淹或水管破裂（如有水管的话）的情形”作为一项指标。
4. 社会发展维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截至2019年底，我国养老保险参与人数达到了96748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全口径参保人数为135436万人，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⑦，加之社会保障是老年人获取物质保障和生命保障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将涉及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F2-4和F6-4纳入到社会发展维度中。而关于“是否参与社会活动”这一指标，2002年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应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和喜好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从而更好地实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对于没有参与到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来说，本文将其界定为贫困，赋值为1，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则赋值为0。
四、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算结果
（一）单维贫困测算结果
老年人单维贫困发生率是指这一群体在某一单个指标下的贫困发生率，测量老年人的单维贫困发生率可以较直观地判断老年人群体在不同指标下的贫困状况。表4为2018年单年从4个维度10个指标估算的单一指标贫困发生率，并对城乡总体发生率和城乡分别的发生率进行了划分。从城乡总体角度来看，老年人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是否因健康影响日常生活以及烹饪燃料的使用等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尤其是养老保险这一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超过60%，养老保险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可能是因为CLHLS数据库统计的均为高龄老年人，而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较晚。
从城镇和农村分开的角度来看，城乡老年人在养老保险、是否因健康影响日常生活这两个指标上较为相似，贫困率较高，这是在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时应重點考虑的。从个人健康维度的三个指标来看，城镇地区的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均高于农村地区且高于城乡总体的发生率，说明城镇地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比农村地区更差一些，一些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地区老年人会从事农业、商业活动等赚取更多收入，日常活动量比城镇老年人更大，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更好一些。除健康维度的三个指标及医疗保险⑨外，其他指标中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均高于城镇地区且高于城乡总体的测算值。尤其是在人均年收入、烹饪燃料以及养老保险这三个指标上，城乡差别较大，说明虽然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但是城乡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从2011年、2014年和2018年三期的城乡总体单维贫困发生率对比来看，经济水平维度的变化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进行波动，每年扶贫标准的上涨并没有引起人均年收入这一指标贫困发生率的大幅变动，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不断增加。从个人健康维度来看，由于2014年CLHLS数据库的样本总量较少，所以“ADL障碍”和“是否因健康影响日常生活”这两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表现为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而“是否孤独”这一指标则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总体来看，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在近些年得到了一定的重视，老年人孤独感有所缓解，机体健康这一指标变动则并不是很明显。相较于前两个维度，人居环境的变动幅度较大，“饮用水”“烹饪燃料”和“房屋状况”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尤其是烹饪燃料的降幅巨大，说明我国脱贫攻坚期间“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效果较为明显。社会发展维度，养老保险的贫困发生率保持着不断下降的趋势，医疗保险总体发生率较低，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并的影响，呈现为小幅波动的状态。而社会活动参与这一指标则呈现为小幅上涨，虽然我国“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提出得较早，但是在国内的重视程度不够，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度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二）多维贫困测算结果
相较于单维贫困测算，多维贫困发生率可以从多个维度和指标来反映某一个体的贫困状况。根据表6的测算结果，随着指标? ? ?值的增加，贫困发生率（? ? ）和多维贫困指数（? ? ?）均不断下降，平均剥夺份额（? ? ）则逐渐增加。单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当仅考虑一个指标（? ? ? ? ? ?）时，城乡总体的贫困发生率为0.9125，意味着91.25%的城乡老年人在10个指标中至少一个指标被剥夺，此时的平均剥夺份额（? ? ?）为0.3001，多维贫困指数（■）为0.2738。当考察的指标多于3个时，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当考察的指标在7个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几乎为0，说明基本不存在7个及以上指标都贫困的老年人。
纵向对比三期的数据来看，在? ? 相同的情况下，我国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平均剥夺份额和多维贫困指数均呈现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
时，这3个值的下降幅度最大。以? ? ? ? ? ?为例，2011年的贫困发生率为0.6431，2014年降为0.5692，到2018年则为0.5209，三期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2844、0.2362和0.2130，这说明我国的脱贫攻坚实践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贫困的发生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多维贫困的脱贫困难程度降低。
（三）多维贫困指标分解
（1）维度分解。表7所显示的是三期不同? ? ?值下10个指标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当所选择的维度? ? 不断增加时，各指标贡献率也处于动态变化中。从2018年的横向对比来看，以? ? ? ? ? ? 为例，养老保险、经济收入、是否因健康影响日常生活这3个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22.55%、20.65%和12.98%。相对而言，贡献率较低、影响较小的指标分别为医疗保险（5.51%）、房屋是否漏水（6.52%）以及饮用水（7.63%）。可见，养老保险和老年人的收入依然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主要指标，虽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已经摆脱绝对贫困问题，正向更高层次的缓解相对贫困问题迈进，但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因为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高龄老人的养老保险参与率不高，很容易再次陷入绝对贫困的泥沼，因而在过渡阶段对老年人的收入问题和返贫的监测机制的建设也应引起重视。
从三期的纵向对比来看，仍以? ? ? ? ? ?为例，从2011年到2018年，收入维度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变动幅度较大，这也进一步表明老年人的收入对其多维贫困的影响较大。此外，得益于“两不愁三保障”政策的支持，人居环境维度三个指标的贡献率均为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烹饪燃料这一指标的贡献率下降幅度较大。而健康维度三个指标的贡献率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上升，虽然横向来看“ADL障碍”和“是否感到孤独”贡献率占比并不高，但是逐渐上涨的贡献率意味着我国在下阶段的扶贫过程中应更加重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在社会发展维度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两个指标的贡献率在小范围内波动，如上文所言，医疗保险受城乡合并的影响表现为小幅度的上涨，但是整体还是表现为最低的贡献率，此外，社会活动参与度这一指标贡献率总体也是处于上升的趋势。
（2）城乡分解。从城乡这一角度的分解来看，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城镇和农村不同的贫困状况，三期数据在不同? ? 值下，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 ）和多维贫困指数（? ? ? ?）均高过相同? ? 值下城镇地区的值，且高于城乡总体。从横向的2018年来看，当? ? 值为3及以上时，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同城乡总体一样呈现为大幅下降的趋势。从城乡的贡献率来看，当? ? ? ? ? ?时，城镇的贡献率高于农村，为50.72%，表明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着较为显著的作用，但随着? ? 值的增加，城镇和农村的贡献率表现为反向变动，当? ? ?值为2及以上时，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贡献率超过城镇地区，并且数值不断变大。这说明农村的贫困维度数和农村的贫困为正相关，而城镇的贫困维度数和贫困则为负相关，考虑的维度越多，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就越严重，因而在过渡时期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时，重心仍应放在农村。
从纵向三期数据对比来看，虽然从2011年到2018年我国的城乡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所下降，但是城乡的贡献率变化却有所不同。选定? ? ? ? ? ? 时的贡献率，2011年城镇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为38.80%，而农村贡献率达到61.20%，2014年城镇的贡献率下降为36.86%，农村的贡献率上升为63.14%。这意味着从2011年到2014年我国的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而2018年城乡各自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差距大幅缩小，城镇的贡献率为49.16%，农村的则为50.84%，这一数值的含义是我国政府在近些年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力图打破城乡的经济二元结构，缓解我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虽然农村的发展仍落后于城镇地区，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然缩小。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取多维贫困A-F方法，利用2011年、2014年和2018年三期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多维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从2018年单期数据的横向分析来看：
（1）我国老年人在养老保险、是否因健康影响日常生活、烹饪燃料以及社会活动参与度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贫困，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存在着3个指标的贫困;
（2）总体而言，城镇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深度和强度均低于农村老年人，而在具体维度上，农村老年人在个人健康维度的贫困发生率反而低于城镇地区。
从2011、2014和2018三期数据的纵向分析来看：
（3）我国城乡老年人的多维贫困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发生率和贫困指数逐步降低;农村地区在多维贫困指数中的贡献率降低，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4）反映生存必需层面的绝对性指标如飲用水、烹饪燃料等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下降，反映较高层次贫困的相对性指标如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孤独、社会参与等所占贡献度上升，相对贫困问题逐渐凸显;
（5）收入和养老保险指标所占贡献率提高，经济维度的指标依然是老年人多维贫困的重要衡量标准。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扶贫过渡阶段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更应该有的放矢，继续贯彻扶贫精准化这一理念。从城乡总体角度，（1）对于经济维度的指标而言，城乡老年人的贫困识别标准仍要以反映生存必需的贫困线为依据，防止片面追求缓解相对贫困问题而一刀切地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收入贫困的识别依据。针对老年人，应建立长效的兜底扶贫线作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延伸，精准识别老年人群体中的高风险群体，以兜底扶贫线作为这类群体返贫监测机制的识别标准，从而更有效地遏制返贫现象;（2）从健康维度来看，本文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在多维贫困指数中的贡献率均有所上升，老年人有着更加脆弱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应依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加强非医疗健康干预，从根源上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保障家庭作为缓解老年人孤独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创新社会参与的方式，可以考虑宣传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制度，引入社会力量如党员下沉社区村镇、志愿者上门服务等舒缓老年人心理，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质量;（3）从人居环境来说，“两不愁三保障”的刚性标准在过渡期间仍需纳入监测体系中，此外还应保证烹饪燃料的供给，减少因“气荒”“电荒”等问题给老年人生活所带来的不便;（4）社会发展维度中，应进一步推动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巩固社会医疗保险的成果，丰富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商业性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产品。对于社会活动参与这一指标，要更加重视“积极老龄化”理念，依靠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度来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从而形成“社会参与—身心健康—社会参与”的良性循环。从城乡分开的角度，虽然我国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农村发展水平低于城镇依然是既有的现实，针对识别相对贫困问题的指标要根据城乡的不同扶贫进程合理区分，逐步降低农村地区老年人各维度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并在扶贫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城乡统一的相对贫困标准，为我国发展进入共同富裕阶段进行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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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梁]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the Elderly in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ree Periods of CLHLS Data
ZHANG Qilin， LI Yan
Abstract： In 2020， the problem of absolute poverty under China's current standards has been solved historically，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the post poverty reduction era will turn to alleviate relative poverty.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early stage of post poverty reduction era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is stage， the criteri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not give up absolute indicators completely， but also take relative indicators into account in poverty measuremen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povert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with income as the core and choose different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bject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tandard.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the three periods of CLHLS data analysis from 2011 to 2018，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transitional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absolute indicators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decreases， but the change of income poverty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can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relative indicators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creases， especially endowment insurance， health damage，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etc. However， the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should still be the focus of policy.
Keywords： Transitional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tandard; A-F method; Relative poverty; Post-poverty 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