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滕海键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以生态意识或生态理念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史的范式和趋势。以往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严重忽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兴起促进了这一局面的改变。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也有称“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对不同称谓学界也有不同的内涵阐释。是一个外来词，现已为国内多数学者认同和接受。近年来，环境史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将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其主旨关怀与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上。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生态学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诸多相关学科。如今，历史学科的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全球史、社会史、农史等等，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经济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史研究要追踪学术前沿，不能不对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大势做出回应。当下经济史的传统论题有待拓展，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途径，这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以生态学意识和理念来研究经济史，可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史”。
一、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生态意识的局限
经济史是以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包括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等生产要素的状态及其组合与发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往复运动，農业、工业等经济部门的发展和演变等等。生产和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主要媒介。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史研究侧重于生产技术和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关注的焦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科技进步与市场作用等等，而忽视经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史研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抽离出来”，或者把自然视为“历史发展的背景或外部条件来对待”，这在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中特别突出。
人是自然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的经济体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自然的经济体系”是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密不可分，抛开自然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无论在历史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是片面的。传统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主体虽然是“经济人”，本文认为，既往研究更多的是从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但偏重人的社会性而忽视其生物性。人具有生物与社会两重属性，如果只注重人的社会性而忽视其生物性，就不能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做出客观的分析。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深受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它秉承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奉守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外在于人类社会，只有工具价值、经济价值;不但将自然视为仅供人类开发利用的物质“资源”，而且把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视为一种脱离自然的机械运动;将“商品生产”和市场关系置于中心地位，而忽视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效应。
以往许多经济史评论文章多未提及经济史研究忽视生态的局限，说明主流经济史学界尚未充分重视和深刻认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与意义。尽管也有一些相关成果论及环境因素，但依然存在诸多局限。一种情况是把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史的分析背景和外部条件，或视为经济活动的场域，环境不但是静止不变而且是缺乏能动作用的。虽然将环境纳入经济史研究但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另一种情况是无视或忽视不同“区域间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因而不能为经济史的演变和不同区域经济史发展的特点提供生态诠释。有很多成果在研究经济活动包括技术应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时，往往陷入一种线性的因果论。或者虽然将自然环境纳入经济史研究却把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互动的层面上，而没有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存在“脱离人与人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2页。因而不能从整体上给予综合的阐释。
导致以上局限的成因有很多。首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缺乏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的缘故。如上所述，近代以来受古典经济学和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人与自然分离、以人为主、主客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认识论支配着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这一倾向连同增长至上的发展理念由西方传至东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长期地影响着经济史的研究取向。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仅变动不居而且极为复杂，生态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生态学不仅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有序与和谐，也研究其混沌与无序，不了解生态学的发展演变历史，不懂得辩证的生态观，就无法深刻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其次，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作为一种与时政有重要关联的学科因避嫌“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导致的结果。再次，与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密切关联，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是一种政治目标，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论题。
二、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与理论范式
学界对于经济史研究忽视环境的局限以往有所认识，也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马波在对农史研究中生态学理论的运用做了深入的分析。
早在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就主持召开了一次名为“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包茂宏在这次会上指出：“国外环境史一直重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史研究，而经济史相对来说比较忽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史。”专门讨论如何推进环境史视野下的经济史研究，然而迄今进展有限。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这是环境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环境史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而人与自然的互动，“首先和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环境史学界格外关注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积极倡导并努力践行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发表了很多相关成果。其中，农业与环境的关系最受关注。沃斯特特别强调“农业生态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因为农业是人类第一生计，农业与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生态关系。中国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发祥地，两大文化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学界近年来出现了从环境史角度研究两大文化系统的趋势，包括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国内较早倡导经济史研究生态转向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李根蟠先生，早在2000年他就曾指出，“经济史研究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长时期被人们所忽视”。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将生态分析运用到历史研究”，按照李根蟠先生的话说，就是运用现代生态理念来研究经济史。现代生态理念是指从现代生态学中提炼出来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把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一种由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根据现代生态理念，“人类是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的经济系统是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3页。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意味着将人类的经济活动放入自然生态系统中去，探究自然如何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类发生互动关系。这就把“人类的经济体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勾连起来，并将其置于人类—自然生态共同体中，去研究其内在结构、动力机制与功能演变。
生态理念下的经济史研究，要求将“人类的经济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统一起来，不单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传统内容，还要关注和研究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效应等。李根蟠先生指出：“过去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时一般局限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状况的分析，现在，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它不但包括社会生产力，而且应该包括自然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或环境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
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等作为生产力的评估标准。从生态角度，对生产力的评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标准。诸如“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等是经济史研究中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梅雪芹认为，生态生产力是指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并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具体是指随着时间推移，生态系统保持活力并维持其组织结构及独立性和弹性的能力。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有恢复力、活力、组织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等。生态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克服了以往片面、局部和单一的标准，从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评估生产力。以生态理念来研究经济史，传统经济史的核心概念“资源”也有了不同内涵。王利华指出：“资源”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但具有经济利用价值，还有维持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价值，而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的。
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从生态角度看，这不单是商品生产和利润實现的过程，也是通过人工参与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与能量传递的过程。人类利用知识和技术开发自然资源，并将其转换为新的物质和能量以供人类消费和使用，最后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吸收和消解，如此循环往复。包括食物在内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能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在生态上是一种物质和能量转换与循环过程，这就涉及转换效率、平衡与稳定等生态问题。因此，生态视角中的经济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和利润实现等传统指标，更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深入研究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的无限性的矛盾运动，以探索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最佳途径。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契合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对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做出了辩证的分析，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1页。指出一方面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受制于自然、靠自然过活，自然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又有能动作用，通过生产和劳动，人不仅适应而且能够改造自然。马克思称自然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克思还从哲学高度上论证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互相制约的思想蕴含着“生态思维”和“生态史观”。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密切相关，自然并非外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人类经济活动也并非外在于自然;自然能动地参与到人类经济活动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内在于自然生态系统并受其制约。
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媒介，认为生产或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一方面，人类通过生产和劳动，从自然中获取所需产品;另一方面，又把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反馈给自然，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思想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及其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破坏。马克思认为应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物质变化”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说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与环境史的历史观是相同的。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我们可以说，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思想的回归。
三、推动经济史研究生态转向的价值和意义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生态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有着广泛的论题。王利华提出的“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和“生态—社会组织”系统的历史，若从经济史角度看，就是对生态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生态角度研究经济史，能够推动经济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进而促进经济史研究的创新，最终能够深化经济史研究。以生态意识和生态观来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规律是经济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这会成为未来“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生态学中的许多概念，如生态系统（生命及生命支持系统、自然与人工生态系统）、生态共同体，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食物链与食物网，以及相应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比如整体意识、有机联系、竞争与协作、共存共生、多样性与复杂性、平衡与稳定，等等，都可以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范畴。这不仅仅是经济史研究概念范畴的变化，更是研究范式和理念上的变革，即由人的“本体主义”转向“生态主义”。将人类的经济系统放入自然生态系统之网中去，来研究和评估自然环境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更新传统的经济史观，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态经济史观。按照夏明方教授的说法，就是使我们“从教条式的唯物史观走向辩证的生态史观”。
以“生态史观”来研究经济史，确定无疑能够更新许多传统的认识。李根蟠先生指出：“用环境史视野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方面，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他还讲过：“在一定条件下，商品经济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商品经济无序的发展又往往引起社会的分化、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破坏。”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8页。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过度相信“市场配置”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最终又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以生态视角来看，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这也是19世纪下半叶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环境问题加重并开启社会改革议程的历史背景。由此看来，对历史上市场经济的考察，需要超越“资源配置”的局限，从更为广阔的视域来看待。
歷史地看，人类对自然既有“适应”也有“改造”，而“改造”对自然生态系统既有破坏性一面，也有利于稳定和平衡的实例。所以，对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评估需要超越“干扰”和“破坏”的僵化认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辩证的生态经济史观。再如，以生态视角考查工业革命，我们发现工业革命不但是一场技术革命，它同时也是一次能源革命。英国原本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工业的发展及家庭等对森林资源的大量消耗，到16世纪英国的森林资源严重短缺，出现了能源危机，这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但英国在长期工场手工业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在18世纪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发明了能够高效利用本土丰富的煤炭资源的技术——改良蒸汽机，从而突破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由此，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的另一面。
推动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下全球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重与生态失衡的背景下，更为迫切。经济史研究应超越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范式，将焦点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增长和市场配置等转向人类—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健康及人与自然物质循环的稳定等视域上，以“万物生之于土，万物归之于土”的生态理念，研究和探索高效能的循环经济与永续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路径。以生态理念和生态视角研究经济史，亦能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受制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健康与稳定，人类必须遵照生态规律来安排经济活动，经济效益取决于生态效益。应该将生产力置于生态系统中考查，研究如何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以确保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和永续发展。
责任编辑：孙久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