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是怎么做到编研结合的？※
范军
摘 要：一代编辑大家周振甫先生集“学者型编辑”和“编辑型学者”于一身。在其漫长的编辑生涯和研究历程中，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从就读无锡国专的上世纪30年代学习此书，到80年代编校此书，再到后来展开以“部次条别之法”为特点的文史研究，周振甫以一本古代经典为依托，很好地将学习、编辑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对新时代的编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周振甫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大家，也是杰出的文史学者。作为集“学者型编辑”和“编辑型学者”于一身的周振甫，他一生主要的编辑工作是文史类书籍方面，其个人研究和著述的领域也集中在传统的文史方面。他一生手握“两支笔”，一支是编辑他人文稿用的笔，另一支是自己写作文稿用的笔。用钟叔河先生的话讲，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有人形象地说是“蓝笔自娱，朱笔编文”。[1]周振甫确实一辈子都拥有这两支笔，交替使用，相得益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编研结合”、主业副业齐头并进。这二者本来是有矛盾的，比较难统一的，但在周振甫那里做到了“红”“蓝”协调，互相促进。本文以他在《文史通义》的学习、编辑和研究几方面的具体事例，来探究一代名编编研结合的宝贵经验，希望能对同行有一些启示。
一、无锡国专时期初学《文史通义》
1931年8月，周振甫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它是一所致力于研究传统文化，培养国学人才的专科学校。国专一方面积极顺应世界潮流，努力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和血脉。钱基博、朱东润、冯振、陈柱、顾实、郭绍虞、周谷城、章太炎、吕思勉等国学大家和教育名家都曾先后在这里任教，可谓一时俊彦咸集于此。作为高等学府，第一要务和最大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对此，刘桂秋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引言）中，有过分析和概说：
与现在国内许多高校动辄拥有数千名教职员工、几万名学生相比，无锡国专的办学规模实在是小得“可怜”。据粗略统计，无锡国专办学二十余年来，一共才只招了两千余名学生，其中因时局动荡、辗转流徙等原因，正常毕业者不到一千人。但是，就是在这一两千名学生中，却涌现了一大批国学研究、文史教育和其他方面的高质量的人才。
在无锡国专前三届的毕业生中，曾经出过王蘧常、唐兰、吴其昌、侯堮、蒋天枢、钱仲联等学术成就卓著的文史学者。据说王蘧常、蒋天枢和钱仲联当年被唐文治先生称为本门弟子中的“三鼎甲”……
上述诸人而外，在抗战前就读于无锡国专的学生中，还有王绍曾、魏守谟（建猷）、吴天石、徐业兴、郭影秋、周振甫、吴孟复、马茂元、姚奠中等人。[2]
无锡国专虽为私立学校，但其国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很有特色，取得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在国学领域曾被誉为“北有清华，南有国专”。它在教学内容上以国学为本，“课程的设置，分必修和选修两类。必修课有：国学概论、散文选、韵文选、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修辞学、國史、文学史、哲学史、史学史、文化史等。选修课除外文、世界史、西洋文学史、西洋哲学史等之外，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内容极为繁复……义理包涵了儒经、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史学等原作，如《论语》《孟子》《墨子》《荀子》《左传》《国语》，关、闽、濂、洛诸人著作，以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辞章既有先秦、两汉、六朝、唐、宋等不同时期的诗词、散文、骈等文选，也有通贯古今或断代的各体文选，李白、杜甫、柳宗元、陆游等诗文专集以及《诗品》《文心雕龙》等诗文理论。考据有综合的如清代考据或称汉学，也有如阎若璩、戴震、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考据专著，以及校勘、笺注、辑佚、辩伪等专门。”[3]在教学方式上注意基本功的培养，注重“读”和“写”。读即读原著，“《文字学》就《说文》作为教材。历史课也不另编讲义，就讲《史记》《汉书》。再如诗歌，则讲授《唐宋诗醇》《十八家诗钞》之类;古文，则讲授姚鼐《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所选《续编》之类”。[4]教师课堂讲授时对原文做逐字逐句的解读，而并非简单地翻译，重在阐述和引申，举一反三，提出精到而独特的见解。写即是锻炼学生写作能力，“每两个星期作文一次，命题作文，用文言写作，用毛笔誊写，三个小时，当堂交卷”[5]。老师对学生习作也非常重视，精心批改，有眉批，有总批，点评多于修改，甚至批改一篇作文超过了学生写作一篇的时间。唐文治校长还别出心裁，每年的四月和十一月各举办一次“国文大会”，就是全校性的命题作文大赛。成绩揭晓后都召开全校大会，当众点评获奖作品，表彰获奖者。后来成为文史研究大家和著名作家的马茂元、姚奠中、徐兴业都是当时的获奖者。
刘桂秋在《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中说：“在无锡国专期间，钱基博曾先后讲授过正续《古文辞类纂》、《文史通义》、目录学、《东塾读书记》、《现代中国文学史》、韩昌黎集等课。”[6]作为无锡国专教授、教务主任，钱基博还同时在上海的光华大学兼任教职，上海、无锡两地奔波，他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绝不偷懒和马虎。
在这样的学校里，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再加上这样优秀而敬业的授业老师，周振甫如同游鱼归海，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所有的课程他几乎都充满兴趣，所有的内容他都想最快据为己有。周振甫抓紧一切时间阅读，无论课间还是晚上，宿舍的案头上总是堆着厚厚的一摞线装典籍。整个身心沉浸在经史文献的海洋里，他的思想一直在和古代圣人与文豪进行着对话和交流。一言以蔽之，外人看来严格的无锡国专的阅读、写作与考核，在周振甫这里更像是在享受，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众多国学耆旧的谆谆教诲、意气风发的同学间的切磋讨论都在滋养着他。苦读背后是古代典籍的博洽多闻和文字功底的潜滋暗长，并且随时间的流逝逐渐积淀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和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周振甫初次接触和学习《文史通义》正是在钱基博先生的课堂上。钱先生是国学大家，“诂经谭史，旁涉百家”，“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7]其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底、严谨的学风让周振甫惊叹之余，倍增羡慕向往之心。特别是《文史通义》的课程，让周振甫深受教益。后来周振甫回忆道：
钱师教我们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的教法，就是从《文史通义》中出题目，包括第一篇主要讲什么，第二篇讲什么，第三篇讲什么，让我们下课后自己去读书，按题目写笔记。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讲课时，他用的是一本《〈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专讲他研究《文史通义》的心得。他把讲课的内容印出来，发给我们，让我们研究。这样学习，既可以多读《文史通义》原文，又可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所以有很多收获。[8]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时，著有《四书解题及其读法》。钱师也在清华大学教授，对梁著意有不同。因另著《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得到梁启超的赞赏。钱师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国立师范学院等校教授，著有《现代中国文学史》《韩愈志》《韩愈文读》《骈文通义》《版本通义》《古籍举要》等书。我的一点编辑知识，就是钱师教的。钱师给我们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里面有《校雠通义》，它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编辑学。[9]
那么，《文史通义》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为什么对周振甫后来的编辑生涯和学术研究都有那么大影响呢？原来《文史通义》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一部名著。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清代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此书撰于乾隆三十七年到嘉庆六年间，阐发作者迥然不逐流俗，究心史学义例以救当时学风之弊的治学志向，以及“六经皆史”的著名见解，一生治学所得尽在其中。自晚清以来，《文史通义》与作者另一著作《校雠通义》广为学人所重。而周振甫20多岁初学此书，即得名师指导，其内在精神、治学方法包括对编辑工作的启示，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
二、80年代编辑加工《文史通义校注》
周振甫在无锡国专只读了一年又两个月，就因为上海开明书店校对《辞通》的需要，他去应聘并被录用。那是在1932年的10月。开明书店的“老板”是章锡琛，也是一个文史方面素养深厚的专家。他曾于1926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文史通义》的选注本，只是那时候周振甫还无缘编校这本大书。作为专业编辑与《文史通义》一书相会，差不多是离开无锡国专50年以后了。
武汉大学副教授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是他的一部遗作。据张京华《名家之注是如何出现的？》介绍，叶瑛是安徽桐城人，与著名学者朱光潜是桐城中学的“同窗好友”。朱光潜1939年至1946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其间1941年至1944年兼任教务长（当时武大迁至四川乐山）。据程千帆先生追述，叶瑛由中学教师直接聘任武汉大学是朱光潜推荐的。程千帆2000年4月26日《闲堂书简·致徐雁平》云：“先师黄季刚先生离北京大学后，曾在武昌高等学校任教，叶瑛先生从黄君问学当在其时。抗战将胜利时，朱光潜先生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叶先生以朱之介到武大中文系任教。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武昌，不数年不幸逝世。其人性格温和，学术亦有基础，所著《文史通义校注》当在武大撰成，但生前未能出版耳。”程千帆《闲堂自述》又称叶瑛为“亡友叶瑛教授”，但追忆其事迹皆不详尽。另据叶圣陶日记，朱光潜曾推荐叶瑛的著作《诗经选注》给开明书店叶圣陶。朱光潜与叶圣陶同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据《武大老教师著述及相关数据篇名索引》作者下注：“叶瑛：别号石甫，安徽桐城人。曾任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1942年到校。”据以上推测，《文史通义校注》书稿也应当是由朱光潜推荐给叶圣陶，再由叶圣陶交给中华书局由周振甫编审。[10]
对于这样的一部遗著，按理说编辑过程中既不能随便改动，但又需要很好地处理发现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史通义校注》的《出版说明》，便可见编辑之功力与匠心。《出版說明》（署名“中华书局编辑部”）应该是出自周振甫的手笔，对《文史通义》研究之缘起、主要写作经过、书的基本内容和特色、价值等娓娓道来，简洁明了。《文哲散记——周振甫自选集》自序云：“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足，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这里还有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要做些补充工作。比方有一部《文史通义校注》，其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对这三个疑问，《校注》里都没有讲。围绕著书稿来做编辑工作，不能不对这三个疑问考虑一下。”[11]所言与《文史通义校注·出版说明》吻合。张京华由此也推测这个《出版说明》当为周振甫所撰。关于编辑工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兹转录《出版说明》最后几节文字：
对这样一部重要著作，到一九三五年，才有福建闽侯县叶长清先生的《文史通义注》，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一。叶注有注无校。叶瑛先生作《文史通义校注》，始于一九二九年，完成于一九四八年。叶瑛字石甫，一八九六年生于安徽桐城西乡陶冲驿。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天津南开学校及任武汉大学教授，一九五〇年去世，年五十四。他的校注告成时，看到了叶注，把叶注的胜义采入校注，并加注明。校注比叶注更为详密。校注用浙江书局本、粤雅堂从书本等九个本子，其中刘咸炘校志古堂刻本、庐江何氏抄本更重要。何氏按语，可考订《文史通义》各篇的作年和有关文献。如四六五页注（一）等是。刘本可以补原书的脱文，如一二〇页正文：“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括号中的话是校注从刘本遗书补的……在一〇〇六页注（五）据刘本补录章氏论郑樵评《汉志》的一节，可作为这篇《郑樵误校汉志》的参考。
此外，《出版说明》还就“注文征引原文出处，能纠正原文章氏的疏漏”等问题，一一举例叙说。作为责任编辑，仅仅概括总结原著的优点、特色还不算太难，难在如何发现问题，修改加工，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一般情况下，编辑发现问题就提出来反馈给作者，一起来解决。而这部书稿的作者叶瑛教授当时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原稿的不足只好靠编辑来完成了。周振甫对自己是如何“修补”原著问题的有如下记载：
这次刊印校注遗稿，必要时稍加修补。有题意不明的。如《浙东学术》，原文称“浙东学术，虽出婺源（朱熹），然自三袁之流，多总宗江西陆氏”。按朱熹与陆九渊皆言性理，浙东学术言经世致用，此点主要区别，本篇何以不言？又浙东学术一般推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与朱、陆不同，此篇于诸人何以不谈？何以言浙东学术出于朱、陆？原注对此皆无说明，因加补注，以说明题意。又如六五二页正文“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下引“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等传作例，原注未言此等合传部次条别之义例，因加申说。又注文有漏注篇名补篇名，如三九一页注（六）引张祜诗，补《赠志凝上人》题;四五六页注（六）引《颜氏家训》，补《风操》篇名等。注中引文过深的，稍加简注，如一七页注（二五）、二二页注（二〇）所引《尚书》文稍加简注。校注在纠正原文疏漏处还可补充的，作了补注。如五九六页正文：“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按《隋书﹒地理志》以炀帝时的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作志，于郡下不言五代沿革，不得称五代地志。又六六七页正文注：“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按《史记·大宛传赞》两言《禹本纪》，为《史记》所本，章说未是，但章用“似”字，尚未肯定。校注引《文心雕龙·史传》，“取式《吕览》，通号曰纪”，更肯定了，因加改注。注文有疏漏的，亦稍加补正。如一六五页正文，“以良知为讳，无亦惩于末流之失。”校注未注“末流之失”，因引泰州学派狂纵作补。如三一〇页正文：“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于《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于《月令》。”三一三页注九注一〇未注“不可同于《尧典》与《月令》”，因加补注。校注和稍加补正处，一定有疏漏或错误，尚望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于再版时改正。[12]
仔细阅读这些说明文字，周振甫在其中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编辑的职业精神、职业态度，更是一个优秀学者的深厚素养和扎实功力。他这里所做的既有编辑应做的工作，也有超出职责范围的无私奉献。其间不只是“校正误”（对原稿），还花大气力“校是非”，从学术上把关和提升书稿。所谓编研结合，编研互动，在此得到充分体现。周振甫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钱基博学习《文史通义》。此后几十年来也一直钻研《文史通义》，留下不少成果。
三、由编辑《文史通义校注》引发的相关研究
1932年周振甫进入开明书店当校对，任务是在文史专家宋云彬先生指导下核校《辞通》这部大书。随后，为配合书店另一个大型项目《二十五史》的编辑出版，他与同窗兼挚友卢芷芬合作，在《史姓编韵》的基础上增补改编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在刊行《索引》的序文中特意提到“卢芷芬、周振甫两君之力尤多”。酷爱学习、勤于笔耕的周振甫在開启编辑生涯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之路。1933年，他在《读书中学》杂志发表了《爱国诗人陆放翁》，在《中学生》上发表了《读诗偶得——情感和真实》;次年就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著作《班超》，这本小册子列入了“开明中学生丛书”。从起步之处，周振甫就沿着无锡国专所学，坚定地走文史的路子。无论编辑工作，还是文章写作，都注重形成自己的方向和领域。
此后几十年，周振甫的本职工作和业余写作与研究，基本没有脱离过传统的文史，以及语言文学基本知识。而重拾《文史通义》，并进行相关撰述，还是他编完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之后。这本《文史通义校注》在中华书局正式刊行是1985年5月，而不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李春伶校点本《文史通义》（“本书说明”）讲的1988年。从上节介绍可知，周振甫编辑此书已经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和创造色彩了，绝非一般性地对对标点、改改错字那么简单。该书付梓一年多后，他写作了第一篇相关论文——《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文论》，刊于《新闻战线》1987年第1期。此后有《读〈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论“原道”》《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章学诚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等。这里我们重点说说后两篇。
《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文史通义〉》刊载于1987年第4期《出版工作》。周振甫开宗明义：
清代章学诚著作《文史通义》，后有《校雠通义》，它实际是古代的编辑学。编辑为什么叫“校雠”呢？原来“校雠”是校对的意思。刘向《别录》：“校雠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校雠原来指校对。
周振甫在介绍了刘向当年如何校书后进一步总结道：“这些书校定后，由刘向编定篇目，再写一篇提要评介的文章。刘向这样的校书，实际上就是现在出版古籍的出版单位的编辑工作。现在出版古籍的编辑工作，确定了要出的古籍后，去搜集各种版本来进行校勘。校定以后，写一篇出版说明，作内容提要和评价。因此，刘向的校书，就是编辑。不过他是以光禄大夫的身份来做这一工作，又得到汉成帝的指令，所以他可以请到当时的各科专家来校正各科的书，再由他来做整理评价工作。这点恐后来的编辑工作者难以办到。”周振甫指出，刘向的校书工作远不止此，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对于如何“明流别”，进行“互注”和“别裁”，还有“辨嫌名”等问题，周振甫结合具体例证给予了深入分析。他最后由古及今，联系现实，归纳出这种古代编辑学的当下意义：
就他讲的主要的编辑工作看，对我们今天的编辑工作也有借鉴作用。比方明流别。我们现在编书，题目定了，请作者写稿，对于写这个题目的有关的知识，从源到流，倘心中有数，结合我们的读者对象，要求作者写什么，怎么写，也就心中有数，约稿工作就可顺利进行。稿子写来后，是否符合要求，也可作出判断。倘对于写这个题目的有关知识，对它的源流毫无所知，写什么，怎么写，心中无数，约稿工作就做不好。稿子写来了，是否符合要求，也无法作出判断，就做不好编辑工作了。[13]
对于“互注”“辨嫌名”在现今编辑工作中的作用，周振甫也有所论析。这比起我们有些所谓编辑学理论文章泛泛而谈，要更切实，更有实际指导作用。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密切关联的是“史家部次条别之法”。它不仅对于古代文史研究极为重要，对我们的文史编辑工作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当代著名出版人俞晓群是在和周振甫的工作交往中，逐步认识到其特殊的方法意义。他说：“大凡成功的学者，必有一套独具的方法，终生相随。读周先生的文章，他经常谈到，对学问的认知，他是从早年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起步的。”俞晓群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职期间策划出版“国学丛书”，约请包括周振甫在内的每位编委写一篇谈自己研究国学体会的文章，打算汇编为《国学今论》刊行。当时，张岱年讲“道统与学统”，汤一介讲“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金克木讲“比较文化”，等等。周振甫写的是什么呢？
周先生的文章是《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冷眼一看，此目真有些不知所云。细读下去，我竟然产生“如雷贯耳”的阅读幻觉。他讲的仍然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其核心在于著录群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原则，以及读史治史的“在书即为叙录，在人即为列传”之方法。实言之，那时我对周先生的思想方法还是一知半解。但相同的编辑身份，以及周先生“由编辑而学者”的煌煌，深深地唤起了我心向往之的欲望。多年下来，走这条路，收获真的不小。[14]
“部次条别之法”如何运用于我们的编辑工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振甫从早年跟随钱基博先生在课堂上研习《文史通义》，上世纪80年代编校《文史通义校注》，进而以此为基础进行自己其他图书的编辑工作，研究中国的“古代编辑学”，同时运用到文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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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振甫.对钱子泉师《中国文学史》的审读意见[J].出版工作，1987（1）.
[10]张京华.名家之注是如何出现的？[N].中华读书报，2012-08-22.
[11]周振甫.文哲散记——周振甫自选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周振甫.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校雠通义》[J].出版工作，1987（4）.
[14]俞晓群.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84.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