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生活里的艺术之美
黄清华
摘 要：画家李自健在当代画坛中以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信念，将生活和记忆中的片段拼凑成令人感动的画面，书写生活之诗、文明之诗。在他的画作中，抽象的精神与现实的存在交相辉映，具有着穿透时间的无限魅力，传达出李自健先生博大宽广的人文理想，彰显着人类共有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油画艺术;人文精神;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指的是价值的普遍性”，是人类的中间价值被共同认同的部分。人作为类存在物，有着一些共同的本质，在深层心理结构等方面有着共同性。普世价值不仅在政治领域有着引领政治走向的意义，在艺术画廊中同样大放异彩。李自健在画作中不断对“母爱”“乡愁”“民族力量”等方面进行讴歌，用艺术为人类设计了温情的精神领地。这些具有著超越意识的艺术主题具有广泛的大众认可度，同时也印证着人与现实、人与自身和谐相融的重要性。
一、极具共情性的母性形象
母性崇拜一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是人类意识深处的原始情结，母爱被衍生为一种冲破一切的无穷力量，这种具有着生理血缘之爱的主题在李自健的绘画系列中占比尤重。以“人性与爱”经典代表作《孕》为例，其将孕中母亲的伟大与端庄刻画成凝固的艺术，具有着无可比拟的永恒性。画中人物以李自健妻子为原型，她低头用手轻捂胸口，似乎在屏神思索，母性的温柔慈爱从眉眼间溢出。冷色调的背景与米白色长裙对比映衬，人体色调饱和程度带来视觉上的明亮，从而使整个画面趋向温暖。画中圆润的侧脸、肩颈与隆起的孕肚勾出一条生命的弧线，这条弧线有着“刚柔并济”的双重渴望，一重饱含着新生命孕育之时母亲的珍视与温润，一重又在母亲坚毅的眼神中窥探出对生命的坚定与爱的永恒。在歌颂母亲这一具体形象上，满足了审美者对母性之美的共同需求，用伟大的情感构筑人类的共识，形成普世的情感追求，从而上升为“从善”“从美”的价值观念，感化人们去铸造现实之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家园。
李自健除选择母亲独自出镜的温情画面之外，还编排了双向互动场景 。李自健将母亲这一形象推向了独特的高度，其并不是简单地进行自我个体的满足，而是包容性地展现相互交融的爱。如作品《胎声》中扎着羊角辫的大女儿轻轻依偎在母亲的怀中，俯身将耳朵贴在母亲的孕肚上，具有双重性的爱使得整个画面更加意味深长，一面是母爱的展现，一面是母爱的传递、延续。画中生理空间与生活空间重叠交汇，女儿的动作其实是其心灵在与另一个生命进行呼唤和应答。在李自健的画作中，意识与情感不是僵化地机械传输，偏执型的理性时空被隐匿，悲悯、温暖、不忍的况味已化作绵长之境。
同时，作品也构建了以男性视角为观赏基础的家庭伦理时空。李自健秉着与妻儿相伴的男性角度，以极其具有张力的人性胸怀透视母亲形象，这不仅仅是基于人类对母爱的原始情结，更是人类性别差异上的包容和关怀，具有着男性视角的独特观赏空间。
二、民间化特征的乡土审美
“乡愁”一词作为乡土风格作品的母版词语，主打怀旧、归真的反现代主义旗帜。李自健构建故乡这片纯洁厚实的土地空间，破解附庸所谓的潮流，以其至诚至真的审美态度，从绘画的视角展现了故土的风土人情，将乡愁沉淀在浓郁、厚重的绘画之中，这种真实记录、细致表达的乡愁作品，传递出自然朴实的不假雕饰的回归之美，表达着李自健先生对人性的最初关怀和对生活最本真的追求。
在他创作的《三个小学生》中，大风格与小人物构于同一背景中，相辅相生，如鱼得水。山窝里蜿蜒的小路旁是一座墙角堆放着玉米杆垛子的老屋，敦实的石碾钝化画面的力度感，碾盘上散落着玉米和稻谷，还有一篮子金黄的玉米棒子。随意放置的物品与放学归来的男孩整体呼应，刻意营造闲适的乡土气息。三个小男孩各自迥异的姿态呈现出“画中画”的深层意义。左、中、右的小男孩以三幅迥异的画面展现了“学习”“预备”“思索”三种不同的构造方式，真实人物的生活图画生动而有层次。整个画面笔触细腻柔和，色彩饱和有厚度，光影自然而微妙，斑驳虚幻的光线给整幅画面套上了静穆的保护罩，与现代主义主张的破碎、残缺背道而驰，从人物与细小事物的对话中构建一个无冲突、无矛盾的理想世界，人类与大自然的遥远渴望在李自健笔下找到了最具有亲和力的寄托。
如另一作《村里的姑娘》，浅黄和点缀蓝在画面中碰撞，营造出视觉背景的斑驳幻象，背景一角的水车在斑驳中吐露出流动的水柱，无疑有着静远与灵动的无限况味。近景刻画身着天蓝布衣的羊角辫姑娘，眉目清秀灵巧，右手自然捋发，左手勾住筲箕，露出一角的红被花隐含着孕育的欢歌，与兰花衣裳融汇出乡土人家的原色原味。画面左下角埋头嗅味的劲健小狗使画面充盈生动感，一个质朴、有活力的乡村栩栩如生。简单舒适的乡野片段，构造了无纷争的乡情乡景，这是创作者内心点缀的故乡土地，拥有着乡土的原始意识。创作者用其朴实、圆润又具有装饰性的绘画语言为审美观赏者打造了仅充盈“爱与纯洁”的平行时空。
李自健以朴实的风格、对色彩极强的掌控能力和敏感的审美感受力直接描写乡村事象，将民众平凡生活中的“人性与美”的镜头呈现于各种乡土题材的绘画细节中，如《溪之梦》《青苹果》《爷爷的歌》等等。这些画作一方面以朴拙直率的写实风格表现生活的真实与典型，同时从画作本体表达的思想内容与情感显示出画家独特的艺术世界，表达出李自健在追求真善美的写实主义乡土绘画中，有着蕴含超越语言与时代的审美意识。
三、崇高深沉的民族认同感
艺术作品创作中创作者利用自己的领悟和认识用新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促使作品避免流于形式感，而重在提升其价值和艺术性，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民族性。民族性不是单一的排列展现，而是民族共性的凝聚，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作为当代艺术家的李自健，不轻视生命的痛苦与死亡现象，将其凝成“神气”，渗透在作品中。
李自健笔下的《南京大屠杀》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现实主义鸿篇巨制，巨大的画幅营造出强烈的视觉感知冲击力和浓厚的悲剧氛围，构建了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现场环绕空间。画面以多篇幅描绘了堆积如山的死难者尸体形象，高至天空的堆放高度暗示着受难者暗无天日的绝望感，这样密布的安置结构带来的恐慌和震慑具有着跨越国度、种族的巨大共情性。由“屠”“生”“佛”三联组成的画面具有着多层次的主题，左处“屠”画中日本军官冷血站立，身旁刻画着正狞笑着擦拭沾满鲜血战刀的同僚。中间“生”的画面着重在尸山的上端，一个孩子正趴在裸露着胸膛的母亲身上哭喊着，而他是这里的唯一幸存者。右侧“佛”则与众不同，一位佛家弟子正抬起一位瘦弱老者的尸体，隆起的尸山远处是奔流滚滚、无穷无尽的长江。三联分别诠释着“残暴”“救赎”“普度众生”的多重含义，艺术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为观赏者编织了无尽的黑色地带，同时显示出崇高的悲剧内核。
李自健以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精湛浓厚的沉重色调，残酷惊悚的微处刻画和身临其境的临幕感，颇为客观真实地还原和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李自健对灾难进行毫不讳饰的审美式书写，显示出抗争中的同胞强烈的生命力和人格价值，这种悲剧性与美学的崇高性耦合，直接引起审美对象的痛苦情绪，有着催人泪下的震撼效果。同时，又使描绘对象的内涵形态与人的生命价值、精神风貌的多容性相互映衬，融汇为审美对象内在的主观精神形态——悲剧精神。民族情感精神气质带来的诗篇是坚硬而壮美的，而隐藏在壮美之后是人类勃发的呼念——真、善、美 。画作对痛苦撕裂的趋近完美的刻画，实则留出了空白的填补缺口，人性的温情、国度的安详始终是蓝图中的主旋律，也是人类共有的终极追求。
与《南京大屠杀》不同的是，李自健也创作了一系列“以温情写温情”的民族画作，从破碎的反面书写民族融合和民族力量。“新疆系列”正是以细腻、柔美的笔调锁住了新疆同胞充溢着美与爱、旷与雅的浓情镜头。如《卖茶的女孩》描述了一片朦胧喧扰的背景中，头戴红色头巾的卖茶女孩气定神闲地撑着桌沿，大块馕饼与油茶平行摆放，柔和之情不禁溢出。画作于变换朦胧中辄取“零度”微笑画面，笔触之间的浓淡相异勾勒出硬清晰与软模糊的对比，在如此热气腾腾的画面中传递出大疆地域的温热与多情，这种独具地域风情的审美性表达，正是再现了该地域少数民族民风民俗和独特的民族艺术之美。
除此之外，一大批浓浓情韵的台湾乡土写实油画、粗放旷达的内蒙古系列油画以及纯圣的西藏系列油画都成为多民族绘画的珍贵贮藏。它们以各自迥异的画像、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传递着多民族国家的万种风情。无论是带有悲剧色彩、艰苦斗争的历史，还是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乡村生活，都彰显着民族崛起的强势之火，以个人内在的家国归属感唤起人类国度的深层维护，具有着超越画面的多重审美与文化意义。
四、结语
李自健始终把理想向往再现为现实生活的典型景象，让作品讲述着周边世界与观赏者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象，承载着庞大的人类共同心灵密码。他以艺术表现的真实性、作品主题的超越性和“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理念向世界传递着一种无国界、无种族、无阶级的价值观，使他的创作给世人灵魂一震，让世人凝视人性的尊严、感受爱的魅力，唤起人们对每一生命个体的尊重与热爱。
参考文献：
[1]皮家胜.普世价值辨考[J].江汉论坛，2009（8）：40-42.
[2]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0.
[3]蔡万盛.浅析李自健油画的艺术魅力[J].美与时代（中），2012（7）：11.
[4]邓福星.真善美：人类的永恒追求[J].美术，2000（10）：14.
[5]陈建明.李自健：以“人性与爱”照耀世界[J].艺术市场，2005（2）：45.
[6]怀伯曼，曾肃良.李自健的环球之旅：穿越国界的艺术[J].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0（5）：24-26.
[7]赵宸宇.女画家笔下的民族意識：潘玉良、弗里达绘画作品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艺术学院，2018.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