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多视角分析
王洪树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新型政党制度”。认知该制度，就需要对其政治特质有更深入的剖析。以良善的公共生活为导向，从历史维度分析出发，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本文剖析和阐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来看，该制度具有内生性、创造性、调适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该制度具有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看，它具有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政治特质的揭示，将有助于明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基本取向和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政党政治道路的信心。
【关键词】新时代 政党制度 政党政治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4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发展需求的“新型政党制度”[1]。无论是加深对该制度的政治认知，还是推动现代国家建设和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化，都有必要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质进行多维的政治剖析。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剖析，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线索，也势必加深人们对于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深度了解。至于政治剖析，则是审视新时代中国在建构“良善”政党政治方面的独特探索和政治实践。这种“良善”政党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就是要建立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导向的中国公共生活。历史分析：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中揭示多元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分析政治现象时，非常注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就应当从哪里开始探寻事物发展的根源。这种历史分析方法，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引导人们回溯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历史，探寻隐藏其中的政党制度特质。
内生性：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在近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面对外部冲击时由于其固有的独裁和专制局限而丧失了政治救世功能。政党，作为近代推动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政治组织，逐渐引起了时人的关注。清政府首任驻英（兼任驻法）大使郭嵩焘，率先将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现象介绍给国人，英国“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2]。作为后发国家的近代中国在向发达国家进行政治学习和借鉴时，逐渐将政党制度引入中国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制度作为政治救世的工具在近现代中国的嵌入和发展，具有后发外生型的特征。它走過了从后发外生到内生转化的艰辛历史过程。第一，多党竞争制的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是为民国政党林立时代”[3]。但是宋教仁被刺杀和诸多临时国会议员被贿赂成为“猪猡”议员，则以残酷事实说明多党竞争制难以完成近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任务。第二，一党训政制的失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结束和国民党形式上完成统一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政党制度的封闭性，既难以吸纳各方力量参与国家建设和抗击外来侵略，又导致公权力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最终被近代中国扫入历史垃圾堆。第三，两党竞争制度的难产。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抵御外辱，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互竞短长。而“双十协定”的被撕毁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则宣告了这一政党制度尝试的难产。第四，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抉择中孕育产生。一方面，多种政党制度（多党制、一党训政独裁制和两党竞争制）的中国探索最终归于失败；另一方面，主要政党合作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取得辉煌的政治胜利，旧政协燃起了人们民主建国的渴望，新政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重任。“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4]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近代政党制度探索的最终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具有内生特质。
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革命挫折之后，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内在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内容。首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中国政党制度的使命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就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政党制度共享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或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时代内容而成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党纲或党章的核心内容，引领中国政党制度始终朝着“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这个崇高政治使命前进。其次，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与中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共产党宣言》突出强调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这种理论的先进性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性，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渗透和转换就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中国共产党总是依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问题作出明确的理论回答和坚定的行为引领，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巩固了政治领导地位。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7]最后，共产党人的劳动人民利益价值取向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坚守，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保持了政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价值取向。这就使中国政党制度既能够吸纳和包容各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的公共参与，又能在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引领下开展广泛多层的政党合作，致力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调适性：新型政党制度历史进化中的适应性调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呈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一方面，这种调适性根源于大众的政治认同心理。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积淀了政治使命观、贤能政治观和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它要求现实的政治活动总是承载着某种崇高的政治使命和符合“道”的要求，一群“内圣外王”品质的人治理天下，在治理过程中要兼听则明。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支撑、以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为理想社会追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则契合了民众的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思维。该制度获得了民众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而具有极强的政治韧性。此外，近代以来的民主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则既隐含着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逻辑，又包含着大众参与的政治诉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很好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满足了现当代人们求民主求共和的普遍政治愿望，确保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契合传统政治心理和满足现代政治诉求，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深受民众政治认同，能够回应各种现代政治变化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经受住了历史考验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根源于深得人心的“旧政治协商”，形成于协商建国的历史过程之中，定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考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春天。在此过程中，政治协商传统得以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获得宪法保障，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指导方针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襄助革命的“民主党派”在1989年定格为改革开放时期共谋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9]。“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10]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1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经受住了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考验，又即将迎来广阔的政治发展空间，展现了极强的政治调适能力。它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政党政治维度的制度保障。
持续性：政治发展视野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较高政治绩效。在近代中国追求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展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对运动的政治领导，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二次合作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使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国列强的第一次彻底胜利，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抗日戰争结束后，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政治协商深入人心。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彰显出了较强的政治发展推动功能，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积淀而成的大众政治认同和政治期待心理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协商催生新中国，党际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历经“文化大革命”严峻政治考验的中国政党制度维持了国内政治格局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焕发了新的政治活力。新时代党际之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12]，以共识凝聚力量，助推中华民族复兴。可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因历史政治绩效而生，因现实政治绩效而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深厚政治动力。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分析，依据该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内生转化过程中的创造性发展，在与外部政治环境调适过程中呈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获得了民众和精英的广泛政治认同而具有较强的政治韧性。内部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隐含多元特质。
历史分析为现实审视奠定了认知基础。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背景，以系统论为视角审视该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联，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还展现出了以下特性。
理论性：执政党先进性与参政党进步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野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3]所以，“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14]崇高的政治使命和宽广的政治胸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5]这就赋予共产党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先进性。它既要以崇高的政治理想、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政治理论给其他社会主义参政党指明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又要以宽广的政治胸怀吸纳各参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分享。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16]，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政党”[17]。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参政党）或襄助革命、或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它们团结和组织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级、阶层、功能界别群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参政党的进步性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
开放性：体制开放和与时俱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反思苏联“一党制”弊端的基础上，于1956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政治口号，即“共产党万岁”和“民主党派万岁”。“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8]“两个万岁”思想的制度化，确保了中国特色政党体制的开放性。而正是政党体制的开放性，保障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体制主体的开放性，不同社会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代表都能进入不同党派，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多种方式表达自我诉求，影响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体制的开放性还促进了体制吸纳议题的开放性。社会中不同公共诉求或公共意见，都能借助不同政党的代表进入人民政协这个机制化平台得到公共表达和公共审视。面对不同主体或主题的开放性，使中国特色政党体制在新时代充满着蓬勃的政治生机与鲜活的政治生命力，日益受到执政党和社会各界的政治重视，政治信任度不断提升。
多元性：广泛代表与多元表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以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作为社会基础的，是多元社会力量的政治组织凝结与多元诉求的体制化表达。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首先在制度主体方面具有多元性，拥有9个政党，使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政党组织的民主提炼和公共表达。其次，这种政党制度还具有吸纳的议题和讨论的诉求的多元性。制度主体——即多个政党组织，必然会将内部提炼的独特诉求以不同议题的形式呈现在政党协商的各种渠道之中。多元议题及其隐含的多元利益诉求，在使该政党制度具有蓬勃政治生机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制度因适应性不足而陷入制度衰落的困境。最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多元民主机制有效吸纳和整合了不同社会力量代表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些民主机制既包括正式的党际间“双周座谈会”和人民政协中制度化的党际协商，也包括非正式和不定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通报和约谈机制。不同党派的多元诉求，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机制中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公共表达和相关方的政治回应。
协商性：话语式竞争民主与理性力量的柔性制衡。以协商为特质的党际协商民主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协商民主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19]内含协商民主的中国政党制度也具备竞争性政治和权力制衡的特征。不过这种竞争不是选举票决式的竞争，它是一种话语竞争。其竞争焦点就在于不同话语的真实性：即对客观事实的反映程度、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公共理性的辩护和支撑、合道德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公共道德的价值辩护和支持。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是理性的征服；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利益诉求的票决式叠加，而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的理性交融和利益妥协。所以，以协商为特质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充满着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依据的剧烈的话语竞争。它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20]谁说的有道理，就听从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骂的无理，我们反驳，骂的有理，我们接受”。[21]不仅如此，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力量源泉的话语协商也对执政党和参政党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制衡。这种政治制衡，是理性和道德对政党权力的制衡。任何政党行为都要经受公共理性的审视，符合公众的道德价值标准，都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归宿。
同心性：共识凝聚与歧见包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同心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2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规范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一方面致力于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引领各方价值追求，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凝聚各方共识，努力在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画出最大的政治“同心圆”，团结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汇集众智、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共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也主张凡是得到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论证的利益和价值主张都能在政治协商中获得有尊严的社会并存，以政治包容维护不同社会意见的公共表达。这为多元社会力量的公共表达、为执政党听取不同意见诉求、为公共政策的反馈调适、为重大社会问题获得多元解决路径提供了诸多政治可能性。共识凝聚带来政治合作，政治包容带来相互的政治尊重，二者共同维系着多元社会的基本共享公共秩序。外部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彰显了它的价值特质
从系统内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仅仅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体系中一个闭合性的政治子系统。它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构和人类政治文明等更高层级政治系统的良性互动，不断彰显它还具有一系列的政治价值特质。
整合性：分化力量的体制化政治整合。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五大社会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23]分化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需要政治体制的吸纳和整合；否则，这就会导致正式体制的政治衰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体制化方式不断吸纳分化社会力量的政党政治参与，有效实现了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整合。一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吸纳“六类新兴社会阶层”优秀分子的加入进行自主性调适，强化对新生群体的组织吸纳和利益代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则通过党内民主和参政议政的发展充分吸纳各社会阶层和各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参与，进行政党维度的利益整合、众意提炼和公共表达，日益发挥出中国共产党的“好參谋、好帮手和好同事”[24]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不断调适各自的社会基础，完善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渠道。分化社会力量不仅得到政党内部的政治整合，而且政党整合后的多元社会诉求通过党际民主形成决策或法律提案，进入公权力决策视野。参政党的参政辅政，共产党的开放式执政，共同强化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引领功能。
引领性：多维引领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引领着参政党的党内民主。虽然参政党是因民主而萌生，因共和而发展。但是，在政党制度内部，参政党不仅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而且要以共产党为师推动参政党各项建设的科学化发展。二者互动形成中国特色的精英民主。中国政党制度运行而催生的精英民主，将带动和引领人民民主，使中国民主发展成为一个随时代步伐循序渐进的可控化民主过程。新时代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正以政治质量和政治绩效为追求目标。高质量的政治绩效无疑将会对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社会建设，发挥巨大的政治反作用力。从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政治绩效甚至是一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领导，正在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核心竞争力。
保障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使中国这艘政治巨轮拥有远见卓识的坚强政治领导力量，又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一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新的思想理论引领中国发展航向。在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时代问题的同时，共产党以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作为凝聚起亿万民众的磅礴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另一方面，处于参政地位的各民主党派携手并肩共襄民族复兴大业。正如习近平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5]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各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共同政治追求。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各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示范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探索，不仅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两种社会发展思想和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的时代为其他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它承载着以民族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政治使命。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民主高效地运行，无疑将为中国模式提供政党政治维度的丰富内涵。它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既能保持高度政治稳定又有较强民主活力的政党政治路径选择。一党领导制度，正日益彰显相对于多党制和两党制的政治优点。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6]所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以丰富的政治内涵和卓越的政治绩效为人类政党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结束语：特性分析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和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据此为线索，本文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展开了历史维度的分析，揭示了它的内生性、使命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阐述了它的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以系统论为分析视角，解读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在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彰显了它的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中国政党制度特质的政治剖析，将有助于在崇高政治目标的引领下推动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助力中国建构具有良善导向的高质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释
[1][11][12][20][22][24][26]《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2]《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
[3]谢彬：《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4]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9]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頁。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16]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各参政党确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参见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17]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9]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责 编/周于琬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新型政党制度”。认知该制度，就需要对其政治特质有更深入的剖析。以良善的公共生活为导向，从历史维度分析出发，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本文剖析和阐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来看，该制度具有内生性、创造性、调适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该制度具有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看，它具有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政治特质的揭示，将有助于明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基本取向和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政党政治道路的信心。
【关键词】新时代 政党制度 政党政治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4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发展需求的“新型政党制度”[1]。无论是加深对该制度的政治认知，还是推动现代国家建设和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化，都有必要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质进行多维的政治剖析。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剖析，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线索，也势必加深人们对于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深度了解。至于政治剖析，则是审视新时代中国在建构“良善”政党政治方面的独特探索和政治实践。这种“良善”政党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就是要建立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导向的中国公共生活。历史分析：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中揭示多元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分析政治现象时，非常注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就应当从哪里开始探寻事物发展的根源。这种历史分析方法，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引导人们回溯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历史，探寻隐藏其中的政党制度特质。
内生性：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在近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面对外部冲击时由于其固有的独裁和专制局限而丧失了政治救世功能。政党，作为近代推动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政治组织，逐渐引起了时人的关注。清政府首任驻英（兼任驻法）大使郭嵩焘，率先将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现象介绍给国人，英国“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2]。作为后发国家的近代中国在向发达国家进行政治学习和借鉴时，逐渐将政党制度引入中国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制度作为政治救世的工具在近现代中国的嵌入和发展，具有后发外生型的特征。它走過了从后发外生到内生转化的艰辛历史过程。第一，多党竞争制的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是为民国政党林立时代”[3]。但是宋教仁被刺杀和诸多临时国会议员被贿赂成为“猪猡”议员，则以残酷事实说明多党竞争制难以完成近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任务。第二，一党训政制的失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结束和国民党形式上完成统一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政党制度的封闭性，既难以吸纳各方力量参与国家建设和抗击外来侵略，又导致公权力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最终被近代中国扫入历史垃圾堆。第三，两党竞争制度的难产。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抵御外辱，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互竞短长。而“双十协定”的被撕毁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则宣告了这一政党制度尝试的难产。第四，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抉择中孕育产生。一方面，多种政党制度（多党制、一党训政独裁制和两党竞争制）的中国探索最终归于失败；另一方面，主要政党合作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取得辉煌的政治胜利，旧政协燃起了人们民主建国的渴望，新政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重任。“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4]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近代政党制度探索的最终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具有内生特质。
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革命挫折之后，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内在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内容。首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中国政党制度的使命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就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政党制度共享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或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时代内容而成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党纲或党章的核心内容，引领中国政党制度始终朝着“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这个崇高政治使命前进。其次，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与中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共产党宣言》突出强调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这种理论的先进性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性，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渗透和转换就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中国共产党总是依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问题作出明确的理论回答和坚定的行为引领，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巩固了政治领导地位。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7]最后，共产党人的劳动人民利益价值取向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坚守，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保持了政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价值取向。这就使中国政党制度既能够吸纳和包容各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的公共参与，又能在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引领下开展广泛多层的政党合作，致力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调适性：新型政党制度历史进化中的适应性调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呈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一方面，这种调适性根源于大众的政治认同心理。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积淀了政治使命观、贤能政治观和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它要求现实的政治活动总是承载着某种崇高的政治使命和符合“道”的要求，一群“内圣外王”品质的人治理天下，在治理过程中要兼听则明。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支撑、以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为理想社会追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则契合了民众的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思维。该制度获得了民众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而具有极强的政治韧性。此外，近代以来的民主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则既隐含着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逻辑，又包含着大众参与的政治诉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很好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满足了现当代人们求民主求共和的普遍政治愿望，确保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契合传统政治心理和满足现代政治诉求，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深受民众政治认同，能够回应各种现代政治变化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经受住了历史考验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根源于深得人心的“旧政治协商”，形成于协商建国的历史过程之中，定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考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春天。在此过程中，政治协商传统得以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获得宪法保障，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指导方针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襄助革命的“民主党派”在1989年定格为改革开放时期共谋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9]。“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10]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1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经受住了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考验，又即将迎来广阔的政治发展空间，展现了极强的政治调适能力。它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政党政治维度的制度保障。
持续性：政治发展视野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较高政治绩效。在近代中国追求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展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对运动的政治领导，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二次合作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使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国列强的第一次彻底胜利，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抗日戰争结束后，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政治协商深入人心。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彰显出了较强的政治发展推动功能，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积淀而成的大众政治认同和政治期待心理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协商催生新中国，党际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历经“文化大革命”严峻政治考验的中国政党制度维持了国内政治格局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焕发了新的政治活力。新时代党际之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12]，以共识凝聚力量，助推中华民族复兴。可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因历史政治绩效而生，因现实政治绩效而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深厚政治动力。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分析，依据该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内生转化过程中的创造性发展，在与外部政治环境调适过程中呈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获得了民众和精英的广泛政治认同而具有较强的政治韧性。内部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隐含多元特质。
历史分析为现实审视奠定了认知基础。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背景，以系统论为视角审视该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联，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还展现出了以下特性。
理论性：执政党先进性与参政党进步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野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3]所以，“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14]崇高的政治使命和宽广的政治胸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5]这就赋予共产党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先进性。它既要以崇高的政治理想、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政治理论给其他社会主义参政党指明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又要以宽广的政治胸怀吸纳各参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分享。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16]，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政党”[17]。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参政党）或襄助革命、或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它们团结和组织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级、阶层、功能界别群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参政党的进步性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
开放性：体制开放和与时俱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反思苏联“一党制”弊端的基础上，于1956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政治口号，即“共产党万岁”和“民主党派万岁”。“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8]“两个万岁”思想的制度化，确保了中国特色政党体制的开放性。而正是政党体制的开放性，保障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体制主体的开放性，不同社会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代表都能进入不同党派，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多种方式表达自我诉求，影响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体制的开放性还促进了体制吸纳议题的开放性。社会中不同公共诉求或公共意见，都能借助不同政党的代表进入人民政协这个机制化平台得到公共表达和公共审视。面对不同主体或主题的开放性，使中国特色政党体制在新时代充满着蓬勃的政治生机与鲜活的政治生命力，日益受到执政党和社会各界的政治重视，政治信任度不断提升。
多元性：广泛代表与多元表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以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作为社会基础的，是多元社会力量的政治组织凝结与多元诉求的体制化表达。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首先在制度主体方面具有多元性，拥有9个政党，使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政党组织的民主提炼和公共表达。其次，这种政党制度还具有吸纳的议题和讨论的诉求的多元性。制度主体——即多个政党组织，必然会将内部提炼的独特诉求以不同议题的形式呈现在政党协商的各种渠道之中。多元议题及其隐含的多元利益诉求，在使该政党制度具有蓬勃政治生机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制度因适应性不足而陷入制度衰落的困境。最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多元民主机制有效吸纳和整合了不同社会力量代表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些民主机制既包括正式的党际间“双周座谈会”和人民政协中制度化的党际协商，也包括非正式和不定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通报和约谈机制。不同党派的多元诉求，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机制中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公共表达和相关方的政治回应。
协商性：话语式竞争民主与理性力量的柔性制衡。以协商为特质的党际协商民主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协商民主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19]内含协商民主的中国政党制度也具备竞争性政治和权力制衡的特征。不过这种竞争不是选举票决式的竞争，它是一种话语竞争。其竞争焦点就在于不同话语的真实性：即对客观事实的反映程度、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公共理性的辩护和支撑、合道德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公共道德的价值辩护和支持。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是理性的征服；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利益诉求的票决式叠加，而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的理性交融和利益妥协。所以，以协商为特质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充满着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依据的剧烈的话语竞争。它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20]谁说的有道理，就听从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骂的无理，我们反驳，骂的有理，我们接受”。[21]不仅如此，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力量源泉的话语协商也对执政党和参政党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制衡。这种政治制衡，是理性和道德对政党权力的制衡。任何政党行为都要经受公共理性的审视，符合公众的道德价值标准，都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归宿。
同心性：共识凝聚与歧见包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同心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2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规范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一方面致力于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引领各方价值追求，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凝聚各方共识，努力在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画出最大的政治“同心圆”，团结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汇集众智、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共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也主张凡是得到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论证的利益和价值主张都能在政治协商中获得有尊严的社会并存，以政治包容维护不同社会意见的公共表达。这为多元社会力量的公共表达、为执政党听取不同意见诉求、为公共政策的反馈调适、为重大社会问题获得多元解决路径提供了诸多政治可能性。共识凝聚带来政治合作，政治包容带来相互的政治尊重，二者共同维系着多元社会的基本共享公共秩序。外部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彰显了它的价值特质
从系统内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仅仅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体系中一个闭合性的政治子系统。它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构和人类政治文明等更高层级政治系统的良性互动，不断彰显它还具有一系列的政治价值特质。
整合性：分化力量的体制化政治整合。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五大社会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23]分化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需要政治体制的吸纳和整合；否则，这就会导致正式体制的政治衰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体制化方式不断吸纳分化社会力量的政党政治参与，有效实现了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整合。一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吸纳“六类新兴社会阶层”优秀分子的加入进行自主性调适，强化对新生群体的组织吸纳和利益代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则通过党内民主和参政议政的发展充分吸纳各社会阶层和各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参与，进行政党维度的利益整合、众意提炼和公共表达，日益发挥出中国共产党的“好參谋、好帮手和好同事”[24]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不断调适各自的社会基础，完善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渠道。分化社会力量不仅得到政党内部的政治整合，而且政党整合后的多元社会诉求通过党际民主形成决策或法律提案，进入公权力决策视野。参政党的参政辅政，共产党的开放式执政，共同强化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引领功能。
引领性：多维引领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引领着参政党的党内民主。虽然参政党是因民主而萌生，因共和而发展。但是，在政党制度内部，参政党不仅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而且要以共产党为师推动参政党各项建设的科学化发展。二者互动形成中国特色的精英民主。中国政党制度运行而催生的精英民主，将带动和引领人民民主，使中国民主发展成为一个随时代步伐循序渐进的可控化民主过程。新时代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正以政治质量和政治绩效为追求目标。高质量的政治绩效无疑将会对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社会建设，发挥巨大的政治反作用力。从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政治绩效甚至是一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领导，正在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核心竞争力。
保障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使中国这艘政治巨轮拥有远见卓识的坚强政治领导力量，又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一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新的思想理论引领中国发展航向。在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时代问题的同时，共产党以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作为凝聚起亿万民众的磅礴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另一方面，处于参政地位的各民主党派携手并肩共襄民族复兴大业。正如习近平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5]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各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共同政治追求。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各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示范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探索，不仅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两种社会发展思想和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的时代为其他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它承载着以民族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政治使命。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民主高效地运行，无疑将为中国模式提供政党政治维度的丰富内涵。它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既能保持高度政治稳定又有较强民主活力的政党政治路径选择。一党领导制度，正日益彰显相对于多党制和两党制的政治优点。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6]所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以丰富的政治内涵和卓越的政治绩效为人类政党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结束语：特性分析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和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据此为线索，本文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展开了历史维度的分析，揭示了它的内生性、使命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阐述了它的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以系统论为分析视角，解读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在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彰显了它的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中国政党制度特质的政治剖析，将有助于在崇高政治目标的引领下推动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助力中国建构具有良善导向的高质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释
[1][11][12][20][22][24][26]《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2]《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
[3]谢彬：《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4]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9]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頁。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16]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各参政党确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参见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17]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9]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责 编/周于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