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个领域和三重机制
任帅军
摘要：通过梳理家风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典型分析，发现：如何实现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私人领域的家风之间的有效衔接，是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使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大众资源;二是使封闭状态的地方资源转化为开放状态的公共资源;三是使瑕瑜互见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引领潮流的时代资源。
将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建立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逐利思维的阻碍;建立促进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丛林思维的阻碍;建立认同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灌输思维的阻碍。
在当今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不能简单地通过抽象宣传的教育方式来展开，而需要面对社会现实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途径。家风作为在家庭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场域，探讨通过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机制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家风之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典型分析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解决的问题，探寻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机制，以推动优良家风更好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
一、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是转化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已形成规模，而对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有效结合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通过梳理，可将此项研究之现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牛邵娜等[1]认为，优良家风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张琳等[2]认为，传承优良家风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刘先春等[3]认为，家风是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与有效载体;张红[4]认为，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试验场。这些研究虽看到了家风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然而没有注意到，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于文化领域的价值形态，在当今面临着彼此交集的历史使命：家风面临的是如何由传统价值形态向现代价值形态转化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是如何在社会民众中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问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会面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的问题，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此时产生了交集。
其二，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研究。传承和发扬优良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落细落小的重要实践手段。如何创造有效实践载体，使家风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实践途径，是二者的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生长点。经过实地调研发现，以江浙沪为主的长三角文化圈在挖掘、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践上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年来，上海通过把家庭文明建设纳入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体系，着力推动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具有上海特色的家风文化。江苏无锡以传统家风为切入点，通过归纳其内容特点，弘扬钱氏等百余家之家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式[6]。浙江省通过开展“我们的家训——浙江百姓重家风”活动，重新审视家风文化的现代内涵，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这些实践活动旨在将江南的优良家风转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作为弥补城市文明建设短板、形塑城市文明形象、培养城市核心价值、促进城市圈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取得了一定实效。然而，这些做法仍然面临着如何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风由“软性要求”向“硬性规范”转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规范性的问题。
其三，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价值载体，家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重要内容。调研中发现，上海市徐汇区创新“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通过开展“寻找上海最美家庭”“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和优良家风家训展示活动，把现代家风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当中，涌现出一批典型引领的案例[8]。在这些案例中，先进家庭家风典型既是传统家风向现代家风转化的重要中介，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
总的来说，第一类研究没有看到传统家风向现代家风转化的实质是培育现代家风的问题，更没有指出，现代家风的培育在形式上是现代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第二类研究没有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家风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的机制;第三类解读没有将典型案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予以普遍化的推廣，形成普遍适用的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家风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可以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自古希腊、古罗马至今，西方社会一直很注重在社会共同体中研究家风的作用。从“公”的角度看待家风对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一个社会的公德、公共意识、公共精神是如何转化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社会家风向核心价值观转化的发展脉络为：从家庭的注重到家人的践行，从国家的观念重视到顶层的价值确认，再到制度落实并贯彻到现实生活过程。西方社会从形成具体的家风到培育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再到上升为主流社会思潮，最后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核心价值观，自始至终都是从培育和形成家风，再到培育和形成核心价值观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中国社会虽有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基因，但由于民众缺乏现代公民观念和社会公共品格，因此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西方的具体家风转化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历程中得到有益启示。
二、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解决的问题：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有效衔接
从社会形态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从伦理形态来看，家庭是社会的伦理实体。家风是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等文化表达。从文化传承来看，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有形式和生动表达。如何将家风从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从私人领域的价值表达转化为公共领域的价值体现，就成为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家风是指家庭的道德之风气，是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私人领域。中国家庭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家风是以孝忠等私德为主。现代契约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公共性、开放性和共享性。随着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组织的成长，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和社会公德逐渐形成，势必与以往的家风私德产生紧张关系。只有在家庭层面考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家风之间的双向转化，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才能真正将作为个体的家庭成员与作为集体的社会成员统一起来。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价值的本质。黑格尔指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9]。在社会的最基层，人民大众就是在对家风的传承、挖掘、践行和弘扬的过程中才在伦理价值追求上获得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场域和实现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0]，“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11]。然而近年来，我国社会在传承家风中存在不少问题，直接阻碍了通过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途径。其主要表现在：对家风的界定模糊;对家风的认知呈现碎片化和淡化倾向;对家风的传承、建设和实践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等等。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尚未将属于私人领域的家风与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效衔接。
实现私人领域的家风与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有效衔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使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大众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一方面，家风通过具有强制性规范作用的家训、家规等形式约束大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另一方面，家风通过家庭成员中长辈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影响其他家庭成员。于是就形成了勤俭持家、睦邻友好的治家之道，端蒙重教、修德修身的教育之方，恭谦礼让、重品崇德的为人之法，慎独诚信、仁爱济众的处世之则，等等。这些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家风。如何使这些优良家风突破仅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家庭资源，转化成为公共领域的大众资源、可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家庭行为准则，是家风突破私人领域的瓶颈问题而转化成为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式呈现出来的大众资源的关键。随着现代社会家庭功能由“全能式”向“核心化”的转变，加之拜金主义、拜物教等社会不正之风的盛行，优良家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遍式微。要想改变这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局面，就要求作为客体的家风从传统的抽象性、教条性向新媒体时代的通俗性、大众性转化，使作为主体的大众从感性层面的被动性、自发性向理性层面的主动性、自觉性转化。
其二，使封闭状态的地方资源转化为开放状态的公共资源。家风往往是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文明道德风尚和社会伦理规范。家风之所以具有相对稳定性，不仅因为家庭的相对封闭，更重要的是当地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同质化使家风易于成为地方性伦理资源。然而在现代开放社会，民众是在异质性和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展开情感认知和道德实践的。这就使得家风不断遭遇着现实、制度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首先，社会转型造成家风转化的现实困境。改革开放虽使中国快速步入现代化轨道，但也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民众在享受社会现代化转型红利的同时，不得不忍受经济片面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甚至对抗，消解了家风的伦理功能。其次，制度转型给家风转化造成了制度冲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客观上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制度变革。然而腐败问题、政府公信力问题、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等，使“塔西佗陷阱”在民众心理层面上蔓延，不良社会风气势必弱化家风的伦理功能。再次，文化转型对家风转化造成了价值冲击。社会转型中文化形态的转型是最深层次的，其核心是价值观的重新构建。伴随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冲击，民众在价值判断上有盲从性倾向。此时，需要发挥家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合社会价值观念的功能和作用。家风只有走出作为地方伦理资源的封闭状态，成为个人走向现代开放社会的价值中介，才能成为开放状态的公共倫理资源。这是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征。
其三，使瑕瑜互见的历史资源转化为引领潮流的时代资源。传统家风产生于封建统治的社会差序格局当中，既有正面教化的伦理功能，又有维护等级观念的劣根性。诸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资”（《药言》）、“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氏规范》）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文明、和谐、友善等价值理念十分吻合。而“男尊女卑”（《女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含文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礼记》）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平等、民主、自由、公正等价值理念有天壤之别。只有采取批判、继承和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与时俱进地衔接传统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家风形成于古代农业文明时代，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解决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价值引领问题。要想使传统家风中的宝贵历史资源在当今社会重新焕发活力，乃至成为引领潮流的时代资源，就要将之与主体意识、人文关怀等时代精神相结合，解决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格现象的问题。对此，黑格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家庭的，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缘关系和天然义务”[12]。
三、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重机制
家风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层面：建立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逐利思维的阻碍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互联网时代，利用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践行进入了媒介化时期。重视利用互联网媒介的宣传、引导和管理，是从传播学视角建立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可以形成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与民众层面的自下而上之间的互动，对通过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针对性。
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依靠移动社交网络展开。移动社交网络基于手机等移动终端，其便捷性、互动性、多媒体性等特点有助于私人领域的家风与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播，从而使移动社交网络成为二者线上线下互动、公私领域衔接的必然选择。网络交往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型传播方式，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美国传播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早在2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认为，互联网时代以电脑为中介的沟通编织了社会关系的动态纽带，成为支配个体的关键根源。他还指出，“电脑中介沟通在科技与文化上均包含了互动与个人化的特质”[13]441，“电脑中介的沟通，开始合力造成一种新沟通系统”[13]451。相对于静态化的纸质传媒，移动社交网络更有利于在原子化的个体身上使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转化。这是因为移动社交网络强调民众的体验性和参与性，更有利于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互动式社会”的传播环境，包容了多元价值观念的理性对话和有序竞争，强调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和互动交往，为达成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转化提供了新契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在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资本具有逐利特征。资本介入媒体领域必然要发挥其逐利的本性。这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观点。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4]。移动社交网络传播渠道确实有利于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转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化是建立在民众消费的基础之上的。被注入资本的媒体一边会迎合主流舆论导向，一边会制造消费主流舆论的需要。因此，在建立传播家风的转化机制中，应破除资本与媒体合流下唯利是图的思维倾向，不断引导其在追求自我合法利益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
2.社会层面：建立促进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丛林思维的阻碍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层面往往体现为家风，在社会层面往往体现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们的价值观往往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习得的，借助于社会场域可以对社会成员形成某种价值观施加有效影响。这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场域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网络结构，“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15]。家风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习惯中积累起来的伦理道德风尚，渗透了不同个体成长生活的经验性因素。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相互转化表现在：政府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建构了相应的伦理道德场域;又把弘扬优良家风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建构了促进家风转化的实践场域。为了增强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政府既以家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又开展建设文明家庭的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还形成了一些长效制度。这些转化机制不仅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间话语权和身份认同，还有助于社会公共道德水平的提升。这些都在促进家风转化机制所形成的社会场域中发挥着重要建构性作用。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很大原因是针对社会道德风气的迅速滑坡问题。而社会风气堕落、贪污腐化盛行、黑恶势力猖獗、犯罪问题增多等都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丛林法则”有关。1988年的“蛇口风波”与义利之辨、1995年的“王海打假”与市场道德危机、1990年代以来德治与法治的争论、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西方“普世价值”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涉等，无不体现出丛林思维在价值领域发挥的强势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華优秀传统文化的家风和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势必遭遇被边缘化的危机。2009年12月，《人民论坛》发表的《“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就将“主流价值观边缘化”[16]作为中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只有建立促进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转化的促进机制，不断解决当今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的痼疾，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风场域的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真正扭转中国场域中的种种不良社会风气。
3.个人层面：建立认同家风的转化机制，破除灌输思维的阻碍
认同是在价值观念上统一个体和社会的一种方式。在社会运行的微观领域，家风是作为个体的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中介。有学者认为，认同作为关于“我是谁”的理解，在确立和认证自身中，让社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和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17]。这表明，认同就是某种社会观念通过在个体精神上产生认知共振，使其相信、理解乃至产生信任的心理活动状态。一般来说，民众对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认同都要经历初级阶段的感性认知，逐渐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理性论证，有可能还会上升到更高阶段的信仰体验，并外化为实践阶段的身体力行。建立认同家风的转化机制，就要让家风从抽象的认知对象转化为生动的道德体验，从被动的宣传灌输转化为主动的学习实践。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家风提升公民道德素养，推进家庭美德建设，使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其内化为民众自身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但是近年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青少年作为社会热点话题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问题家庭产生问题青少年。而问题家庭往往没有很好的家风，也易成为优良家风传播的缺失环节。现代社会转型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里的进城务工人员无法对家里的“386199”部队进行家庭照顾。农村正常的家庭教育被阻断，势必影响传统家风的传承。更何況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多采取灌输打压方式，简单粗暴地依靠家长权威进行说教。这种单向式的教育往往在青少年人群中产生抵触和逆反心理，不仅不利于优良家风的形成和传承，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层面的传播。
从学理上看，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受灌输思维的影响。而国内最开始是从正面意义来阐释和理解“灌输”的内涵，根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理论”，旨在由无产阶级政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使其由自发上升到自觉高度的理论。这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理性教育方法。然而在实践中却被缺乏教育艺术的人庸俗化、简单化地使用了。他们在教育家庭成员时，不是通过双向互动的理性沟通，而是以家长权威强制性地、非理性地迫使子女无条件接受某种现成的、单一的、没有经过批判和反思的观点、看法和价值观。这种生塞硬灌的教育方式是阻碍建立认同家风转化机制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个体接受教育的途径更加多元，家长就更应该重视家风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并借助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力量，使充满正能量的家风和社会文明风气无声滋养每个家庭成员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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