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教分离→体教结合→体教融合→体回归教
毛振明 丁天翠
摘? 要：2020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对体教融合的重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以国内青少年竞技体育的发展为切入点，以体育与教育的关系发展为方向点，沿着历史进程与理论逻辑展开研究，提出体育回归教育的思考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展望与构想。
关键词：体教分离;体教结合;体回归教;体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G623.8?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5-2410（2021）04-0005-03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体教分离”的历史与必然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竞技体育和青少年训练基本上是“体存在于教”，或者说是“体教融合”的状态，这可以从早期参加奥运和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大都是来自学校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但毋庸讳言，当时中国的青少年竞技体育的水平整体偏低，而社会体育和职业体育发展水平之低就更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中国的竞技体育必然地担负了促进新中国的对外交往甚至是“第二外交部”的历史职责。但低下的竞技水平却又难以满足新中國开展对外交往的需要。于是，就有了1952年的中华体育总会主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共青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的两个报告。“荣马两报告”提出要学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事业发展经验，以促进新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五大建议，即：（1）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2）迅速集中优秀运动员成立常设的国家队进行封闭性训练，各省参照组建国家队的做法组建各省体育工作队，建立一般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中心业余体校的青训系统;（3）举办高水平国家体育赛事;（4）建立各大区的体育学院;（5）建立大型体育场馆。上述前三条就是“体教分离”，也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举国体制”的核心内容。
二、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体教分离”取得的历史功绩
自1952年推进了“体教分离”以后，新中国的竞技体育得到快速发展，中国运动员相继打破男女跳高、举重、射箭等世界纪录，110米高栏、男子100米等实力项目也取得世界的最好成绩，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更是领先世界，中国的竞技体育成绩为宣传新中国、打开中国对外交往局面作出突出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更是“小球转动了大球”，它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为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竞技体育重返奥运大家庭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其历史意义影响至今。1984年中国军团的“重返奥运”和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充分地向世界展示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前进的中国的崭新面貌，为中国的各项事业发展和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让中国的新形象新面貌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优秀成绩一起走到“无与伦比”的顶峰，成为中国步入世界大国和体育大国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竞技体育的发展不仅团结了中国人民，振奋了振兴民族的雄心，而且很好地宣传了新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感情交流与沟通。新中国成立后“体教分离”的成绩斐然，它后来也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经验和模式——“举国体制”。
三、“体教分离”的历史局限与现实问题
固然“体教分离”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教分离”的内在问题和固有缺陷也开始逐渐显现。“体教分离”的问题主要来自于自身特有的三大结构特征：（1）由教育、体育两个国家管理部门分别管理着原本是一体的青少年体育工作，导致了两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青少年体育的普及与提高;（2）让具有优秀运动才能的青少年运动员脱离正规的国民教育体系集中起来进行封闭训练，事实上造就“另国民教育系统”（中专的体校和大专的运动技术学院），使得优秀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及全面发展受到影响;（3）“体教分离”必然导致运动技能水平的“分化”，导致面向青少年的体育竞赛开始分离，形成了高、低水平的体育竞赛分别存在于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之中。
“体教分离”的这三个主要特征所产生的问题是：（1）被封闭训练的那一部分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受到影响并导致他们的全面发展与退役后的就业出现了问题;（2）学校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学校体育与高水平青少年竞技体育形成“两张皮”，其相互的促进作用被严重弱化;（3）早期专业化和职业性的运动训练及激烈的比赛，以及运动员职业后的生计问题对从业人员产生巨大压力，这也是服药、假球、黑哨等体育腐败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4）国家统管统包的计划经济式的竞技体育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发生冲突，影响国家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而且这种统管统包的体育需要大量的国家财力支持，日感难以为继;（5）脱离了国民教育体系的早期化职业性的运动训练的隐患使得青训难以得到家长们的支持，以专业体校和体工队为基干的优秀运动员后备队伍的形成越发困难。
四、20世纪90年代初期缺乏顶层设计且力度广度微弱的“体教结合”
应该是受“兵败汉城”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至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这一段时间里，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提出了“体教结合”的口号，可以说，“体教结合”是“体教融合”的初级阶段，它是在强化和维护“举国体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局部性且功利性较强的体教结合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1）教育部门配合体育部门更多地招收退役的运动员上大学;（2）在学校里建立较高水平的青少年训练和竞赛体系，以培养和选拔优秀运动员苗子进入专业训练，在此方面教育部门予以了相当程度的配合，在中学建立了“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在大学建立了“高水平运动队试点大学”;（3）体育部门将组团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工作移交给教育部;（4）在学校大力进行奥运教育，为申奥工作和举办奥运会做服务;（5）委托教育部门的教育专家为运动员编写文化课教材，以大幅度提高运动员文化素养等。
五、作为重大改革准备阶段的富有深意但逐渐推进的“体教融合”
随着中国的发展与改革走进了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怀下，由中央深改委直接领导下的、瞄准中国青少年文化学习与身体锻炼协调发展的、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体魄强健的“体教融合”走上历史的舞台。“体教融合”不同于“体教结合”，它意涵深远且站位很高，是瞄准中国新时代体育事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大改革，它的内容虽然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从现在的改革内容也能看出“体教融合”一些深刻的改革方向：
（1）“让运动队回到学校”“省队校办”的做法预示着未来的青少年运动训练与竞赛将逐渐回归到国民教育体系;（2）教育部主导的“校园足球”在事实上和象征意义上都成为“体教融合”的首战和遭遇战，成为“体教融合”的“试水地”和“试验田”;（3）体教两部分青少年的运动竞赛开始融合，国家已经提出将青运会与学生运动会合并，虽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成为重要的风向标;（4）国家出台了加强学生运动员的系列举措，提出了“学校教练员”的概念与相应的强化措施，标志着“体回归教”准备工作的开始;（5）国家开始提倡建设校外青少年运动训练设施，提出了“青少年运动训练中心”的概念，虽然对设施的性质和运行机制还缺乏阐述，但概念的提出依然是机制创新的指南。可见“体教融合”是作为国家重大体育制度改革的准备阶段，富有深意，但目前还是处在推进阶段的改革工作。
六、“体教结合”或是“体教融合”，只能是一个改革的过程
当前“体教分离”的三大主要结构性的机制依然存在，“体教融合”的三大障碍没有得到解决，即两个管理青少年体育的国家管理机构以及其庞大体系依然同时存在;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的“另国民教育体系”依然存在，高水平的青少年选手竞赛和较低水平的学生竞赛依然是“两张皮”。因此，本文认为真正能“促进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的“体教融合”在目前还难以实现。
真正意义的“体教融合”应是“体回归教”，即青少年训练竞赛体系回归国民教育体系，同时，职业竞技体育回归体育文化产业体系，社会体育回归体育产业市场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这是新“举国体制”的框架构成。一般认为，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三种青少年训练体系：（1）与中国相似的苏联体系;（2）以学校体育为核心的美日式体系;（3）以课外体育俱乐部为核心的德国体系，而竞技体育主要存在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美日式体系。而中国的“体教融合”应该是从第一种体系向第二种体系的转变。
应该说，这种转变并不是很难。从世界范围看，第二种体系是多数，拥有众多成功的经验和借鉴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体教分离”之前的青少年训练竞赛就是存在于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体教结合”以来的青少年学生运动训练的成果为实现青训向国民教育体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表现在：（1）学校内青训竞赛条件大为改善;（2）学校教练和裁判人才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少优秀退役运动员成为各级学校的体育教师;（3）教育系统组织和举办大型学生竞赛乃至国际比赛的能力不断提高;（4）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在招生和培养优秀运动员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有了些许成功的案例。
2014年开始的“校园足球”成为“体教融合”的首战和“遭遇战”。“校园足球”实际上开始了在国民教育体系内建立“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做法，对其建立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探索，一些优秀的“校园足球”的经验为新的青训体系做出了标杆。“校园足球”中提出的“踢好足球上名大学”的口号，彰显了通过搞好大学足球队布点并创建大中小学名牌联赛，以利用名大学“龙头牵引”效应，建立由上而下的大、中、小学名校足球运动队梯队建设，进而解决好体育经费进入教育经费、足球教练队伍回归高校、强化学生運动员专业学习与学籍管理等措施的方法论体系。
七、做好“体教融合”的顶层设计和政策研究，逐步建立新的“举国体制”
当前的重要工作是要做好“体教融合”的顶层设计，进行有关的政策研究，本文认为这些工作的主要内容有：
（1）借力应试教育的动力机制，打通“优秀体育人才上名大学”的通道;
（2）在各个名大学建立起类似准省队（影子省队），全国合理布点布局，进而建立“名大学龙头牵引”的由上而下的大中小学名校运动队梯队建设;
（3）打造像美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超级碗”和日本高中生棒球“甲子园”那样的学生名牌赛事，带动学校系统的体育比赛的活化和优化;
（4）有国家体育部门主管的国际赛事向学生运动员全面开放，让学校青训有出口，有赛场;
（5）促进青少年训练竞赛的经费由体育经费转成教育经费;
（6）启动优秀教练员、优秀退役运动员队伍进入学校任教的工程;
（7）规范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优胜劣汰、强化学生运动员专业学习与学籍管理。
以此方略，通过“体教双轨合力、体大于教但教快于体、体教两轮逐渐实现大小转化、最终平稳过渡到体回归教”的过程，促进青少年运动员培养尽快回归到国民教育体系内，从而逐渐实现青少年训练竞赛存在于教育中的新竞技体育体制，也就是“新的举国体制”。
八、《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新概念和新举措
2020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对体教融合的工作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举措，主要有：
（1）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2）支持建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3）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4）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5）大力培养教练员、裁判员队伍;（6）体育部门的资源向学校进一步开放;（7）加强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8）业余体校学生的文化课学习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应该说，当下体教融合的“顶层设计”还不十分清晰。但教育工作者和学校体育工作者们也不应被动等待，要积极加入到“体教融合”的工作中，建议各个学校可以开始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积极加入到“体教融合”“体回归教”的思考和讨论之中;（2）加快学校的特色代表队和体育社团的建设，积极培养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苗子;（3）与上下学段（运动项目相同）的学校建立密切联系，并创造条件打通输送苗子的通道;（4）积极引进和储备优秀的教练员和裁判员队伍;（5）积极参加各种高水平的学生体育竞赛，不断提高本校学生的体育竞技水平;（6）与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密切联系，形成共建机制，优化青训竞赛资源;（7）积极申请成为各类“传统特色体育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