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聂勇钢

    摘 要：政府经济学是舶来品，本文通过界定清楚政府经济学的概念，在时代背景下分析政府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把握政府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变迁，以及对在我国政府经济学是否存在展开讨论。我们发现在西方政府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条主线，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思想二者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博弈，由此也形塑了政府经济学。这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重大启发，也起到进一步助推我国政府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作用。

    关键词：政府经济学；时代背景；发展变迁

    政府经济学亦称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专门研究政府经济行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府经济活动特殊规律性以及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新兴学科。[1]关于政府经济学的概念，有几个名词需要加以区分，“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包括了政府经济管理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公共财政学就只有财政政策，而且它侧重于税收和财政支出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公共经济学的范围大于公共财政学；而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说的，公共部门不仅仅包括了政府部门还包含了第三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所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也就涵盖了社会组织中的经济学。从广义上来说，它们之间可以等同使用。而政府经济学本源上属于舶来品，在我国一般叫作公共财政学。

    政府经济学是在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起源可追溯到西方学者对金融问题的关注和研究。[2]所以政府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西方几个主要时期的经济学理论流派思想演变的脉络。这些理论总是透视出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两股力量的此消彼涨。

    15-18世纪的西欧重商主义时期是西方政府经济学的萌芽阶段。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是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持该观点的人发现政府保护和管制是推动贸易发展和市场扩张的重要因素。政府积极地促进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封建君主制和商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合伙结盟。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和措施在西欧各国相继推行。在英国，重商主义表现尤为突出，如重商主义划时代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2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被托马·孟在该书中细致地阐释。他所任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是当时经济组织的典型，这类组织是为国家特许和保护的垄断远东对外贸易。为强调政府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法国首次把重商主义称为“政治经济学”，用以取代“经济学”。而德国、奥地利索性称重商主义为“官房学”或“财政学”，代表人物有霍尼格、尤斯蒂。在《奥地利富强论》中，霍尼格解释了9条主要国民经济发展原则。《财经学》和《国家经济——经济学与财经学系统研究》是尤斯蒂的经典作品，他认为官房学与重商主义学说不同在于，其把财政问题为重要议题，并对研究商业、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有研究。[3]

    随着工业资本的崛起和壮大，晚期重商主义呈现出“对于自己原来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4]。在17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发展，其取得巨大胜利则是在19世纪，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1834年撤销东印度公司从而废除了长达234年的对外贸易特权是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政府干预思想被自由放任思想压服。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斯密看来，政治经济学是“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包括“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人，使公务得以进行” 等富国裕民目的[5]。这简洁地把政府经济学擘画了一番，主要涵盖了政府支出以及收入的理论和政策，其成为以后政府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在《国富论》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阐释了政府经济学的收入和支出，其第1章阐述政府的义务或公务。在斯密看来，国防费、司法经费、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以及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组成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和宗教设施显然是社会所关心，由社会的一般收入资助这些设施并不是不适当的”[6]。在这一章里，他还概括了政府的义务、职能等。他在第2章和第3章阐述了政府的收入，执行政府公务、义务、职能需要的费用主要来自税收。他在廉价政府的基点上提出著名的“赋税四原则”[7]。他提出的以上理论从此成为政府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和管制经济，提倡自由经营、投资、贸易、竞争（颜鹤飞、邵秋芬，1990）。

    20世纪30年代是政府经济学确立和发展时期。伴随资本主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凸显。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被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激化，垄断资本要求干预社会范围内的所有经济活动。垄断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相伴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是客观要求，而单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是达不到的。由此催生政府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受到质疑，而与罗斯福“新政”进行理论照应的凯恩斯国家干预则在此时兴起。罗斯福上台伊始，强调政府对国家金融货币体制、工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工人权益等进行干预和调节，初步使美国走出经济危机。这一模式与同时代的德、日等国试图摆脱经济危机实施的军国主义迥然相异。关于凯恩斯主义与美国新政的关系谁先谁后学界存在争议，但比较清楚的是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是相互影响的。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论述了以满足有效需求为基础的为克服经济危机的国家干预论。保证就业、提高经济增长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而摆脱危机。他认为要供给自行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自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生活，并特别提到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使现行经济制度免于毁灭的方法。在新自由主义以前，西方国家政府主要应用政府干预论制订经济战略和政策，使得政府经济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呈现勃勃生机（郭小聪，2004）。

    到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新危机，同时主要西方国家出现，像英国、瑞典出現福利国家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失灵，以弗利德曼等为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系统地批判了凯恩斯主义，主张限制政府干预的范围，新自由主义论战胜前段时期的政府干预论，指导了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施政（黄新华，2014；袁恩桢，2009）。撒切尔和里根都提倡对经济干预极大减少，但政府干预的痕迹在其中仍难消逝。这说明以宏观调节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干预是垄断资本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促成了新政府主义的产生，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利兹，其大作《政府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在这一时期，政府经济学趋于成熟，它已远远超出公共财政学的范围（颜鹤飞、邵秋芬，1990），带有些微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征。

    从历史发展进行整体把握，政府经济学是伴随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逐渐深入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得政府公共生产和公共服务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生的，在以往时代是难以想象。正是适应这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需要，政府经济学才逐步建立起来。例如，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公共财政理论》一书，论述了政府经济学的主要问题，首次提出了“公共经济”这一概念；1964年，瑟奇·克里斯多芬·科尔姆出版了《政府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述》，论述了政府在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次年，列夫·约翰森出版了《公共经济学》。至此，公共经济学从传统财政学中诞生，正式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此后，主流财政学家都将财政学称为“公共经济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府经济学会成立，1966年反映该学科研究成果的特刊公共经济学杂志出版，这推动了政府经济学研究取得新发展。目前，我国有众多已翻译成中文的政府经济学著作，比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里兹的《政府经济学》1986年版，由春秋出版社出版，1988年出版中译本，和他同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B·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1980年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出版中译本。[11]

    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政府经济学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并没有政府经济学这样的提法，但是有国民经济计划学，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延续产物，其中包括农工业生产计划、交通运输供应计划、劳动报酬计划、科教文卫计划等全面的政府调节计划[12]。但是，颜鹤飞、邵秋芬（1990）提到1949年以来，我国比西方政府经济学更为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表现在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理论，还是中央集权的行政约束下的经济体制和实践。他们建议可以借鉴西方政府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顺应国家经济转型时期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势，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经济学。[13]王国清在一篇论文中谈到政府经济学就是现代西方的财政学，援用“政府经济学”这一概念来看，我国有多种《财政学》版本，硕果累累，如再加上《财政学》的分支学科，如《国家预算管理学》、《国家税收》等，那就更多了，能说中国没有政府经济学吗？[14]可见，在我国政府经济学早已存在，不过只是名称上表述不同。我国的政府经济学更加偏向于实用性，而西方的偏向于理论性。

    通过把政府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居于时代背景下来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的边界关系。在西方，重商主义时期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全面放任、自由市场观念盛行，再到20世纪初经济大危机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行其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受英美国家的重视和实践应用，之后在九十年代看重政府积极干预的新政府主义卷土重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政府经济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回应时代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理论产生于实践的需要中，并推动政府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这能够为我国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和关系提供借鉴，以及促进我国政府经济学发展研究带来机遇。

    参考文献：

    [1]杨明基.新编经济金融词典[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顏鹤飞，邵秋芬.论西方政府经济学[J].学习与探索，1990，（0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3.

    [5][6][7]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 375， 384.

    [8]郭小聪.对政府经济学的若干看法[J].公共管理研究（电子期刊），2004，（02）.

    [9]黄新华.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辩与思考[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05）：68-72.

    [10]袁恩桢.透视“有形之手”的边界——读肖林的《政府经济学》一书[J].上海经济研究，2009，（01）：127-128.

    [11]张荐华.开展政府经济学的研究[J].经济学理论，1998，（01）.

    [12]邵秋芬，颜鹏飞.论西方政府经济学： 兼评斯蒂格里兹的《政府经济学》[J].经济学动态，1990，（08）.

    [13]颜鹤飞，邵秋芬.论西方政府经济学[J].学习与探索，1990（08）.

    [14]王国清.也论西方政府经济学[J].经济学动态，1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