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心》：影像呈现对原始文本的突破
孟庆波
2015年，曹保平导演的电影《烈日灼心》因为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举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等四个奖项而引起广泛关注。影片由小说家须一瓜的长篇处女作《太阳黑子》改编而来，讲述了三个神秘男人多年来一直潜藏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共同抚养着一个叫尾巴的小女孩的故事。影片中成功的镜头运用、独具魅力的角色塑造，向大众展现了在社会风气腐化背景下罪与救赎的主题。
一、 影像呈现对原著的改编
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是将文字呈现转化为影像呈现的过程。而电影与小说的不同源于读者和观影者需求的差异，《烈日灼心》的编剧和导演在对原著进行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对原有内容进行取舍、压缩、重点突出以及情节改动，使其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之内，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关于罪与救赎、人性善恶的主题，进而引起观影者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在剧情的安排上，影片中涉及开出租车的杨自道、脑部受损的鱼排工人陈比觉、协警辛小丰、出租屋房东、伊氏兄妹、小女孩尾巴等几个主要人物。小说中三个男人分别有一段感情故事，而在影片中这一部分被弱化，仅把伊谷夏与杨自道的感情故事作了重点的描述。电影把辛小丰这个人物作为一条主线展开矛盾冲突，推动剧情的发展，适当保留了小说中某些情节并增加了辛小丰的戏份。辛小丰是三个人的赎罪代表，对尾巴的温情和面对伊古春的心虚、恐惧和闪躲，都体现了他的赎罪和内心深处所受的折磨和煎熬，他每分每秒都遭受着“灼心”的痛苦，生不如死。
其次，原著中，三个男人拼命地赎罪，辛小丰拼命地抓坏人，杨自道一直在不断地做好事，是因为他们罪孽深重，想要因此获得一点救赎。但在电影中进行了改编，弱化了人性中阴暗面，更多地向观众展现了他们所受的煎熬和未曾泯灭的良知。我们从以下两点可以探寻到他们的性善面：其一，小女孩的去留。原著在结尾处才提及三个男人决定将尾巴送人，而在电影中这一情节被放在了中间位置，更好地表现出三个人内心的煎熬。导演加了一场辛小丰和杨自道对尾巴的去留问题的争执戏，使他们内心的矛盾全面爆发，表现出他们的焦灼痛苦和对孩子的依依不舍。后来杨自道抱着尾巴开车离开，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小女孩和当年被强奸致死的女人一样，患上了心脏病，这似乎在提醒着他们三个人曾经犯下的罪恶。这时的尾巴不仅是他们最心爱的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惨死的女人的象征。他们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为尾巴治病，一方面是想拯救尾巴的性命，另一方面也是在救赎。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可以看到他们内心所受的折磨和对赎罪的渴望。这时三个男人和警察猫捉老鼠的游戏似乎才真正开始。其二，结局的反转。电影是一个大众的传播媒介，这就要求导演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尺度和范围。显然，倘若这个惨绝人寰的案子真的是他们做的，无论他们怎样的悔过和救赎，观众都是无法原谅和接受他们的，对这样的人物观影者是厌恶和反感的。所以在原著中三个人是真正犯下了这个罪行，而在电影结尾处则有一个粉饰的反转。这样的安排更容易使观众接受，同时能够更好的传递影片的主旨：有些错是不可能被宽恕的，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接受惩罚。
二、 精准多变的影像风格
《烈日灼心》的影像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这种个人风格体现在影片的方方面面，尤以影像处理为重。评书是中国所特有的，也是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大众化讲述故事的方式，在影片的开头黑暗背景的渲染下，导演用独特评书的方式把宿江水库灭门惨案这一事件讲了出来。一方面，使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另一方面，为故事的后续发展进行铺垫。
影片运用斯坦尼康进行大量的镜头拍摄，灰暗的色调、摇晃的画面使观众产生紧张、烦躁之感。发生灭门惨案之后，三个男人合伙把第四个人抛进河里后，在小树林里不断徘徊，影像不断地晃动，表现出了三个男人内心的焦躁不安和不知所措。这时的辛小丰嘴里不停地念叨：“我要回去！我必须回去！”为接下三个人想要赎罪共同抚养小女孩尾巴埋下伏笔，同时陈比觉在小树林里意外被树枝戳伤，与他后来装傻充愣相呼应。在电影中伊古春和辛小丰有着多次的对话，变焦镜头很好地表现了辛小丰视线的迅速闪躲，并对辛小丰的脸部表情进行了特写，把辛小丰的紧张、防备、矛盾以及内心的焦灼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把尾巴送人的那场戏中，镜头在辛小丰和杨自道的身上不断地切换，凸显出人物内心深处的痛苦以及对尾巴深沉的爱和不舍。
影片采用了变形宽银幕的镜头，这样可以在压缩空间的同时使人物更多的肢体动作能够展现在画面之中，烘托出紧张、压抑、郁闷的感觉，最大程度从细枝末节上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焦虑不安和受到的良心谴责。影片中大多数场景的色调都是昏暗的，在某种意义上渲染了三个男人内心深处沉重的负罪感，暗示了影片结局的悲剧性。这样的安排，在不知不不觉中调动了观影者进行心里参与，从而引起观众的心理共鸣。
三、 独具魅力的角色设置
关于辛小丰这个人物，因为他一时起了色心，对一个女孩实施强奸，导致那个女孩突发心脏病猝死，最终引发了惨案。三个男人中他的戏份是最多的，也最重要的人物。在整部影片中他的罪孽是最深的，所以当杨自道要把尾巴送走时，他近乎崩溃，就像失去了最后一根赎罪稻草。为了让尾巴有一个轻松美好的未来，他甘愿去接受制裁，被执行死刑。影片中更多展现的是他知道自己身犯重罪，费尽心思努力赎罪。对任何人而言，犯罪有可能是一时性起，但赎罪却是要穷尽一生。最可悲的是有些罪是无法救赎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后悔药，任何的犯罪行为都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演员邓超饰演了辛小丰这一角色，他对人物的演绎是比较到位的，尤其是被执行死刑时面部表情的变化非常精彩。
段奕宏饰演的伊谷春是一位警察，他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路上看一眼就敢拔枪，十分厉害。从小丰用手指摁灭烟头的习惯、言语中的闪躲以及房东窃听的内容等细节他都能发现问题，这样的角色的出现预示着三个男人的在劫难逃。他的眼里不仅只有破案子和伸张正义，还有人情。他真心关心小丰，在发现小丰缺钱时，甚至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所以他不敢相信那个工作上有冲劲甚至可以舍己救人的小丰居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他对区分好人和坏人以及法律都有自己的思考。
杨自道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他没有杀人，但他却亲眼见证了惨案的发生，因此他也无法摆脱关系。他内心非常痛苦和不安，面对单纯善良的伊谷夏的追求，他并没有接受，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没有未来的。如果在惨案发生时他没有在现场，又或者他当时阻止惨案的发生，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呢？他是否能和心爱的姑娘走到一起呢？然而，现实中不存在如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的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杨自道的犯罪行为罪不至死，但最终选择了死刑。从某些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善良和内心的痛苦。
陈比觉这一人物，就像他在影片中所说的，他智商180，他坚信就算东窗事发他也能逃得掉。他的确够聪明，案发后就开始布局，装傻充愣。事实上他的确逃了，在其他两个人都执行死刑后逃走了。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他虽然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却逃不过自己的心，他太爱尾巴了，忍受不了见不到尾巴的痛苦，最终选择了葬身大海中。
影片中的台湾人杰瑞是辛小丰的同性情人，这一人物与原著中有很大的不同，原著中他与辛小丰是真心相爱的。考虑到观众的承受能力以及影片的审核问题，电影中缩减了这一人物的戏份，并把他设置成了他对辛小丰是单相思，而辛小丰并不是GAY，只是用他来打掩护。让吕颂贤来饰演这一角色较为合适，纯正的港台腔为其增色不少。
四、 黑色冷静的人性探讨
倘若犯了错，是否可以救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错可以抵消吗？何为好人？何为坏人？影片对一系列人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答案。影片中的辛小丰是一名协警，这种正义的化身与他真实的罪犯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并且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在工作中小丰非常努力，但他的心中始终有一根紧绷的弦，经常右手掐灭烟头，企图破坏指纹。在与伊谷夏的对话中下意识的闪躲，为了隐瞒身份甚至用同性恋作掩护，这一切都给观众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也是小丰试图麻痹自己的过往、不断救赎的体现。杨自道为了掩人耳目做起了出租车司机，帮路人抓小偷的过程之中与伊谷夏相遇，面对伊谷夏的爱意，自觉有罪他只能选择拒绝。面对爱情和尾巴，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为了尾巴有个轻松美好的未来他甘愿赴死。而陈比觉明明头脑是清醒的表面上却要装傻充愣，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灼心之痛。在辛小丰和杨自道被执行死刑后，事件突然发生了大逆转。惨案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这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与讽刺性，使三个男人身上更添悲剧色彩，同时对善恶、对错、好坏等二元评价标准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的悖论进行拷问。三个男人或许算得上是好爸爸，但却不能算得上是好人，他们犯的罪太重，触犯了法律。而法律就是这样：没有规定什么可以做，却规定什么不可以做，一但做错，就要受到制裁。值得一提得是影片中涉及到了较为敏感的同性恋话题，虽然考虑到国内观众的接受能力做了很多删减，但依然表达了对此种性取向的尊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曹保平说过，“他的电影虽然是现实主义的题材，但该片并非是批判现实。电影可以是对社会事件重新还原，但批判现实不是电影应有的形态”。[1]影片《烈日灼心》虽然还存在某些不足，例如，关于小金鱼，只提到了一次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安排显得很刻意。但是不可否认影片的剧本是非常优秀的，它挖掘出深邃的人性，以及对某些社会意识的深刻反思。同时，影片也启发大众对善恶、罪与救赎等人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影片的个人风格十分明显，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曹保平的某些个人思想，以及他在商业大片横行的时代努力保持自己创作风格的决心。《烈日灼心》受到广泛好评并斩获较多奖项，这说明观众对电影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曹保平.“等待”7年的新作《烈日灼心》上映，我不是文艺片导演[N].京华时报，2015-0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