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林教授微传
一个人成人成才之路，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名师指路。在大学里就有一批学识渊博而又诲人不倦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黄永林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是全校研究生自主评选出来的“我心目中的好导师”。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双肩挑”教师，他在行政管理与教学科研两个领域都做得很出色，受到大家的好评。
一.善政：以研促管，务实高效
1983年他大学毕业即留院工作，担任中文系1981级辅导员。这是他带过的唯一一届本科生，这届学生中绝大多数已经成长为企事業单位的领导中坚，其中不乏高校党政领导、国企一把手、厅局级干部，堪称“桃李满天下”，这展示了他教育学生、培养人才的管理才能。
1988年3月，当时还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他被领导赏识，调到学校财务处，正式成为“教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双肩挑”干部。这许是与他早年算盘打得不错，曾在生产大队当过会计有一定关系吧。但从文学研究跨行到财务管理，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无疑是一项非常严峻的挑战。而他迎难而上，刻苦学习，勤于钻研，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迅速完成了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的转变。
1989年他结合国务院新批转的文件，针对高校开展有偿社会服务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论高校有偿服务的“度”》一文，率先提出高校有偿社会服务“度”的问题，主张“规模上必须量力而行，统筹兼顾”、“内容上必须与学校教学科研相结合”、“效益上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收入分配上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这些当时颇为新锐前沿的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同年，他参与调查撰写的专题报告《高校公费医疗超支原因和改革建议——武大、华工和华师医疗费超支情况调查》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深化高校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力借鉴。
199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教育会计学会会刊《教育财会研究》（“中国唯一的教育财会理论专刊”、“国家教育部一级教育财会权威期刊”）主编，随后被推选为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财务管理研究会会长。高校财务管理的行政岗位促使他在教育财会理论学习中结合工作实际思考具体问题，特别是作为杂志主编在编发文章时关注国内外教育财务管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理论，养成了他对教育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重点和热点问题思考和研究的习惯。紧密结合国家教育改革和学校财务工作，他先后发表了《论高等教育消费》《高校实行责任会计初探》《试论高校会计的决策职能》《高校人才成本核算初探》《加入WTO与中国高校财会工作》等一批研究文章，就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学校各项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3年底，学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副校长，他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校长，并且一干就是十三年多。他多次参与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教育财务与会计改革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财务预决算分析和重要课题研究等工作，先后主持了10多项教育财会研究重大和重点项目，如教育部财务司、财政部教科文司项目“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财务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国高校独立学院财务管理研究”、“新中国成立60年教育财务改革与发展研究”、“改革完善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研究”等;已出版关于教育管理和财会方面著作10多部，如《新中国教育财会六十年》《中国独立学院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教育财务与会计手册》《教育财会改革探究》《中国教育会计学会三十年（1988-2018）》等;发表关于教育管理和财会研究论文60多篇，其中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摘;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教育会计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等奖励多项。这些从行政实务中提炼的成果，很多转化为科学管理的施政决策。他当副校长分管财务工作10年，带领全校师生开源节流，成效显著，学校经费从2004年不到5亿元，到2014年达到20亿元，10年时间增长了4倍，成为华中师大历史上经费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为学校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后来他转到分管学校办公室、学校科研和对外合作等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行政管理工作中，他一向坚持原则，克己奉公，雷厉风行，低调务实，取得了骄人的业绩。2017年他从校领导岗位退下来，一心从事学术研究。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开创者、负责人，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致力于将之打造成为文化和文化产业领域的高端智库和特色品牌。该中心是文化部在中部地区设立的唯一一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自2006年底成立以来，现已建设成为集政、产、学、研一体化，跨学科、综合型、开放流动的研究和公共服务平台，从最初四五个教师编制逐渐发展壮大到现在十几名专职教研人员、几十名兼职教授，硕博士研究生数也从最初的10来人发展到近300人，人均科研经费多年来名列学校前茅。2019年底，获批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
二.博学：跨界融合，精进创新
黄教授出生于湖北江汉平原乡村人家，从小受到民间文艺的熏陶，童年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兴趣促使他与民间故事和小说结缘，喜欢听故事、看小说，对文化情有独钟。热爱文学、关注文艺、研究文化，成了他的人生志趣所在。
1979年，他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对故事和小说爱不释手，第一次读《十日谈》，竟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一连看了三遍。自此如痴如醉地遨游在文学的殿堂里，心无旁骛走上了研究民间故事和中西通俗小说之路。在著名故事学家刘守华教授指导下，他完成了学士学位论文《中国民间故事与中国小说之发展》，因颇具新意而获得好评，修改后很快在省电大学报发表了。留校后，他继续民间文学特别是湖北民间故事的研究，选编出版了机智人物故事集《钱六姐与贱三爷》，陆续发表了《孟姜女传说在湖北》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引起民间文学界的关注。
1985年他考取了民间文学研究生，成为刘守华教授的开门硕士，又恰逢通俗文学兴起研究热潮，便敏锐地以《论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论郑振铎的俗文学观》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该论文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兼具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意义，发表后就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权威刊物转载。其后他进一步深入探究，出版了专著《郑振铎与民间文艺》，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学最高奖项“山花奖”学术著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这时，他开始了中西通俗小说的比较研究，合作翻译了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丁乃通先生的著作《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并在《外国文学研究》等重量级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1995年还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中西通俗小说比较研究》，将中国古代到现代的通俗小说与西方通俗小说进行系统细致地比较，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中西通俗小说比较研究的专著。其后，在此基础上拓展深化，经多年潜心研究，于2009年出版了近50万字的《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从中西通俗小说发展的动态中探求演变规律，从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上阐释中西通俗小说的异同及其根源，体现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该书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于2018年翻译成英文，由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在全球发行。
1997年他考取了著名现代文学评论家黄曼君教授的博士生，以“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从宏观上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关系，微观上透视其商品性和市场性、世俗性和消闲性、工业性和科技性、民主性和大众性等特点，出版以后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大众文学的著作。同时，积极参与编写民间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教材，发表了一系列大众文学的论文，出版的《民间文化和荆楚民间文学》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著作奖、《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获得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奖。2003年，他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文化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深入探讨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及雅俗互动规律，其结项成果富有创新性而被鉴定为优秀，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一书，于2009年获得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日益受到党和国家重视，并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他因时而动，与时俱进，在原来研究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勇于迎接新的形势和挑战，转而专攻文化科技融合与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交叉学科博士點建设，着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的创造性转化研究。2014年被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提名为“2014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最具贡献度的十大名人”（进入前30名），获得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联盟“杰出贡献奖”。
他先后主持了财政部、文化部委托的重大调研项目，承担国家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文化部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他主持的“中华民族文化保护、创意与数字化工程”于2012年获得“第四届文化部创新奖”（三年一届）。同时他为湖北省、武汉市成功获批“武汉东湖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武汉国家现代服务业数字内容产业化基地”贡献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近年主持的湖北省改革智库多个重点项目成果，有的已转化为湖北省文化领域的改革政策文件;2016年“湖北省文化体制改革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入选《湖北高校优秀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十大成果》。2018年《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获得湖北省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9年暑假期间带领团队深入全省17个地市州调研，高质量完成了湖北省文化产业“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和湖北省改革智库重点课题。2020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重灾区湖北省文化企业的影响，联合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处和湖北文化产业网，带领团队执笔完成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文化企业影响的调研报告》，提出了系统性的应对之策，获得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艳玲和副省长肖菊华三位省领导批示。
纵观黄教授40来年的学术生涯，他经历了从民间文学到通俗文学，从大众文化到民间文化，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的几次大的转型跨越。从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性研究，游走在文学、文化和经济几大领域，瞄准学术前沿，运用多种方法，跨界交叉融合，博采众家之长，不断超越自我，攀登了一座座学术高峰。
三.勤思：刻苦钻研，沉醉痴迷
人们不禁要问，黄永林教授是如何做到行政与学术兼顾的呢？他在紧张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勤于思考，对学术研究投入极大的热情，甚至有些沉醉痴迷了，让人感动敬佩到心疼，或许这就是他能够取得“双肩挑”双峰并峙的秘诀吧。
2017年大年三十除夕夜，据黄教授的夫人谈起，他假期一直在书斋搞他的学问，到了吃团年饭的时候才出来，陪着家人吃完饭后勉强看完了春节联欢晚会。那时候都已凌晨了，然而他兴致勃勃，一头钻进了书斋，像往常一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继续他的学术事业，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候深更半夜的，他想到好点子，写到精妙处，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快活得又蹦又跳，还得意地哼上几句，比打麻将的人胡了一个很难的绝胡还过瘾。恐怕学界这样“走火入魔”的学痴为数不多吧。他家对门邻居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说起黄老师啊，清心寡欲，感觉都快不食人间烟火了，牺牲了多少‘生活情趣啊。也许做他的学问，就是他莫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吧。”
他的一位同事也是学校副校长，同是双肩挑干部，曾经颇有感触地说：“永林校长不太喜欢应酬的场合，总是非常理性克制，为的就是保持清醒，应酬完了之后，不管多晚准是钻书房，搞他的学问去了的。”黄教授夫人补充印证说，他有时候在外面应酬回来，免不了人情往来、推杯换盏，偶尔带点酒意，却仍然待在书房，沉浸在他自己的学术天地里。有位学院党委书记住在他家附近，感慨说道：“黄校长书房的灯总是熄得很晚。好多老师都观察反映过，我就亲眼目睹过好几次，而且他第二天早上上班很精神、很准时……他的勤奋敬业精神可见一斑。”这正是他“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的生动真实写照。
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他自嘲地说：“我这个人，一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爱好，不打麻将也不打扑克，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不会抽烟也不怎么喝酒，不爱运动也不爱看电视，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写书了。”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他向来严于律己，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谈不上有什么娱乐爱好。他唯一的爱好，如果算得上是爱好的话，无疑就是醉心痴迷于研究思考了，琢磨他的行政工作更钻研他的专业学问。他在回顾自己研究之路、激励青年学生时曾说：“我的学问都是在别人看电视、打麻将、游戏消遣的时候，利用自己业余时间做出来的。”
他做项目并不是像某些专家领导只是挂个名，而是事必躬亲，经常利用假期带领团队深入实践开展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赶赴湖北长阳考察土家族跳丧习俗，当时的条件相当恶劣，他硬是签了下生死状才说服船夫渡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民俗田野，探访非遗传承人。事后，船夫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怕不已。在做全国农村文化调研时，他在时任贵州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院长、现任贵州师范大学校长肖远平教授陪同下，不顾颠簸，翻山越岭，险些遭遇车祸，坚持深入到贵州等西南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吃住在当地，有时水土不服也在所不辞，为的就是获取第一手的鲜活材料。
从黄永林教授身上不难看到，一名真正的学者，在当前急功近利甚至追名逐利的浮躁社会里，面对喧嚣和诱惑，岿然而立，抱朴守真，坚守学术就像入定的苦行僧一般淡泊宁静，坐得了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而又悠然自得，乐此不疲;浸润学问好似皈依的宗教徒一样虔诚狂热，哪怕魂牵梦萦，哪怕走火入魔，依然痴迷忘返，沉醉其中，独享那一隅学术天地的安宁平和，自得于精神的丰润富足，达到一种大胸襟、大情怀、大境界。
徐金龙，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民间文化与动漫产业。
黄永林，1958年生于湖北仙桃，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黄鹤英才计划”和“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现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文化体制改革智库主任，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和《教育财会研究》主编。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重大和重点项目20多项，已出版著作30多部，发表论文近300篇，其中2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奖、文化部创新奖、中国民间文艺学“山花奖”学术著作奖、国家教委（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奖（集体项目）、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项目）、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特别贡献奖”、“中国教育会计学会三十年突出贡献奖”等20多项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