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铁军精神形成和弘扬的“政治密码”
曹丰汉
摘 要：新四军铁军精神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产生，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年代丰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薪火相传，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的创立、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和北伐战争为铁军精神这颗种子注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为其萌芽提供了前提条件;党创建和领导的红四军革命精神以及红军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体现的坚定信念是铁军精神形成的关键因素;抗战时期，党的政治领导为铁军精神的发展成熟提供了重要保障;永葆党的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弘扬铁军精神，推动了铁军精神的不断发展。
关键字：新四军;铁军精神;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3-018-05
新四军铁军精神在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的革命风暴中开始孕育、萌芽，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血雨腥风中逐步形成，在抗日战争烈火的淬炼下成熟，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获得了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铁军精神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受了进一步锤炼并得到升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不断获得弘扬和发展，成为传承血脉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了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砥砺前行，接续奋斗。铁军精神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产生，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年代丰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薪火相传，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也就是说，在铁军精神形成、弘扬的背后深藏着一个时刻起着关键作用的“政治密码”。
一、党的政治基因：铁军精神萌芽的前提条件
铁军精神萌芽于北伐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通过国共合作、工农运动、北伐战争逐步扩展开，党的政治信仰、政治主张、政治纲领、政治纪律等观念通过多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和政治动员，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广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官兵中迅速传播开，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中深深地植下了党的政治基因，为铁军精神萌芽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铁军精神的萌芽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党建立初期，处于极其强大的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只能在一个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狭小的圈子内活动，加上自身力量微弱，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重重阻碍，迫切需要从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中锻炼成长，发挥作用。为此，1923年6月，党的三大制定了与当时政治势力较强的国民党合作、确定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有20多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创建由共产党员参与领导的黄埔军校，统编国民革命军， 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开展工农运动。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国民党被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党的政治影响能够直接地作用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随着革命阵营的迅速扩大，全国革命力量迅速向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汇集，很快形成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北伐战争中铁军精神的萌芽营造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二）黄埔军校的创立和国民革命军的创建，为铁军精神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党共同参与创建了黄埔军官学校，并且共产党参与建设了一支根本不同于旧军队的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建立后，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党从各地选派了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由于大批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政治纪律观念能够时刻影响着军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英勇作战的模范行动时刻激励、带动和影响着官兵，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曾说：“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和行为影响，为国民革命军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使之成为铁军精神萌芽的肥沃土壤。
（三）北伐战争催生了铁军精神的萌芽
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了加强革命力量，推动北伐战争，党提出帮助和加强新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在该军中组建一个团，由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亲自筹划，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经过严格考察，选派了20名党员任连、排以上干部，把由共产党员分别担任队长、副队长、党代表的负责警卫孙中山的铁甲车队也并入了该团，铁甲车队150名队员都是中共广东区委精心挑选的进步青年。该团于1926年1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又称叶挺独立团，成为党在第四军中播下的一颗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种子。叶挺坚持把独立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团设党支部，连建党小组，实行民主管理，官兵平等。坚持从严治军，苦练本领和意志。经过叶挺的精心培育和艰辛打造，独立团完成了蜕变，成为一支我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军队。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第四军充当主力，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全团官兵奋不顾身，攻城拔寨，所向披靡，首战泳田，长驱醴陵，力克平江，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克武昌城，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独立团奋勇当先、纪律严明、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名扬海内外，成为铁军精神的源头，标志着铁军精神在北伐战争炮火的洗礼下开始萌芽。
二、党的政治信念：铁军精神形成的关键因素
从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10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正式组建，是铁军精神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经历了多次重大挫折，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党创建和领导的革命军队也随之经受了千难万险的生死考验，从血雨腥风中一步步走来，由弱小逐步变成强大，其中的根本原因是这支军队延续了北伐戰争时期叶挺独立团的血脉，继承了它的优良传统，将党的政治信念作为精神支柱融入其中，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成为战胜敌人和困难的坚韧利器。
（一）红军第四军的创建，建构了铁军精神的载体
任何精神都是实践的产物，并且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而存在。铁军精神是我们党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其载体主要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大革命失败，我们党遭受了重大损失，一度高涨的革命运动随即陷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失去信心，更没有气馁，而是怀着对共产主义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必胜信念，吸取沉痛的教训，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革命。以在大革命时期受党指挥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以党的政治思想为武装，着手创建新型人民军队。1927年8月1日，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战斗打响，“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员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2]。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29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怀着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历经千难万险，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红军第四军，为铁军精神构建了全新的载体。红军第四军不只是从形式上延续了北伐时期“第四军”的称号，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我们党亲手创建的，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继承了北伐时期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具有钢铁般的政治信念和意志，这是党领导下红军的军魂，构成了铁军精神的基本内核。至此，铁军精神已初现雏形。
（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铸就了铁军精神的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3万多名红军、游击队留在南方8省15个区域，坚持为期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这支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分割、封锁、“围剿”和“清剿”，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能坚持顽强地对敌斗争，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溃散，其中根本原因就是这支队伍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锤炼了共产党员特殊的政治品格，构成了铁军精神的基础，标志着铁军精神已经正式形成。铁军精神基础性的政治品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其艰苦性、危险性来说，丝毫不亚于长征。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以后，国民党军队向各根据地大举进攻，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敌人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极其残忍毒辣的手段，反复进行“清剿”和血腥镇压。陈毅曾多次感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3]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4]在如此艰难险恶的极端环境中，红军和游击队之所以能够不惧艰险，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到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
第二，不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所遇到的困难，让人难以想象。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还要随时面临着敌人、野兽、疾病带来的生命危险。陈毅后来这样说过：“三年游击战争……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5]面对如此困难，红军游击队没有丝毫退缩，而是把困难踩在脚下，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第三，视人民为亲生父母的爱民情怀。长征前，红军就已经同根据地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继承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处处为当地群众着想，严格执行红军铁的纪律，丝毫不侵犯群众利益，视人民群众为亲生父母，处处舍身为民，建立了同人民群众深厚的鱼水情，养成了同群众血肉相连的过硬作风，赢得了群众的极大支持。项英曾总结说：“三年游击战中，在极端困难与非常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依靠些什么条件去取得胜利呢？”“最后而且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依靠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使武装与民众结成一片。……若是没有群众，离开群众，那么我们即不能坚持，不能存在”[6]。
第四，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留下来之初，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根据地时期的“左”倾思想和主观主义思维习惯，对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作出了错误决策。在装备十分缺乏和人员严重不足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同敌人打正规战和阵地战，导致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惨痛的教训促使红军游击队不得不转变思维，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制定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来，广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各地红军游击队还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了很多极具针对性的游击战术，狠狠打击了敌人，保存了革命力量。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这种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悄然形成。
三、党的政治领导：铁军精神成熟的根本保障
从1937年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是铁军精神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新四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北伐时期“铁军”优良传统、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的革命精神，在八年浴血抗战中，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歌，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使铁军精神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得到淬炼升华，逐步丰满成熟起来。
（一）党的政治领导，确保了新四军的诞生和发展壮大
铁军精神是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坚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是新四军能够组建、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再次合作创造了条件。为了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说服了国民政府同意将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北和南剿”方针，继续对南方各游击区实行“清剿”，妄图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此，我们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由叶挺担任军长。1937年11月8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欢迎叶挺和项英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 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7]随后，叶挺根据毛泽东指示，开始筹建新四军工作。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均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曾山为东南分局副书记。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会议，意味着新四军正式成立。可见，新四军是党同国民党进行反复斗争取得胜利条件下创建的，是一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所以，陈毅说：“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表现。”[8]正因为有了党的政治领导，新四军才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为民族解放事业建立卓著功勋。
（二）党的政治思想引领铁军精神走向成熟
铁军精神是随着党的政治思想的成熟而逐步成熟起来的。新四军是我们党亲手缔造的一支人民军队，党以先进思想影响、改造和指引着这支部队从广州走向武昌，从南昌城走向井冈山，从大江南北的深山丛林奔向刀光剑影的江淮之滨，一路披荆斩棘，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反对侵略、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钢铁长城。一路走来，新四军铁军精神在党的政治思想雨露的哺育下发芽、生根、成长、成熟。可以说，党的政治思想发展状况决定了铁军精神的成长状况。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体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走向成熟，而且对新四军的政治、思想、作风和军事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时期，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变化的根源，准确判断了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新走向。毛泽东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降低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党的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改变，要求全党全军一切服从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在党和军队的政治、思想、作风建设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情况，正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战略战术;根据党、军队和根据地实际状况，制定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根据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和全军的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实现民族解放和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政治觉悟、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达到了新高度，组织观念、群众观念和纪律观念更加稳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获得了极大改进。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新四军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和发展，铁军精神达到成熟。新四军遵循党的建军宗旨，把思想建军和政治建军摆在了首位，广大指战员革命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四军自觉地把自身斗争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高举抗日民族統一战线大旗，以宽广的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摩擦，表现出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爱国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铁军精神成熟的具体体现。
四、永葆党的政治本色：铁军精神弘扬的根本动力
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就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是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需要。我们党只有永葆政治本色，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才能永远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拥护;才能永保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政治目标。
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保持党的政治信仰不变，永远保持党的初心不变。党的政治信仰和初心，说到底是精神范畴的东西，是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必须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但是，党内政治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交叉重叠的，并且四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9]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A]//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4] 陈毅.陈毅诗词赏析[M].香港：语丝出版社，2001.
[5] 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6] 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A]//项英军事文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7] 卢权.叶挺传[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新四军文献：第2册[M].解放军出版社，1994.
[9]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107/c1024-29005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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