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激发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的路径探析
王凌宇 江小莉 郑逸芳 高玉华
【摘要】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场域是乡村文化产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传统乡村文化场域的消解导致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缺失是当前乡村文化振兴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以场域理论为分析框架，将乡村文化场域分为文化参与场域、文化空间场域和文化惯习场域。社区教育因其社区性、民主性和现代性特点，有助于重构乡村文化场域，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社区教育重构乡村文化场域的路径可分为融入乡村社区、扩大乡村文化参与群体、激活乡村文化公共空间、发掘和创新乡土特色文化四个方面。可以通过农村社区教育传播在地化知识，凝聚社区共识，重塑村民精神世界，增强其文化自觉和自信，进而激发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 ?社区教育;农村社区教育;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文化参与;文化空间;文化惯习;乡土文化
【中图分类号】 ? G642.0 ? ? ? 【文献标识码】 ?A ? ? 【文章编号】 ?1009-458x（2020）9-0070-06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乡村是中国社会之基，乡村振兴是强国之基。在此背景之下，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其中，文化振兴是灵魂，是乡村振兴强大的精神动力。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一、问题提出
以中国广袤乡村为支点的地理空间，以土地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以及在这样的地理空间和经济基础上以亲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乡村社会关系，孕育了丰富的乡村文化。其中包含的中华民族历史传承，包含的勤俭节约、重义轻利、仁爱互助、忠义孝悌、家国相依等价值规范，是中华文化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城市快速发展、乡村日渐凋敝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Liu & Li， 2017）。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普通农村居民的生存逻辑已转为“城市好，农村苦——积攒资本逃离农村”，甚至认为留在农村的人是没有能力去城市的“弱者”。乡村文化发展同样面临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乡村文化价值观发生变化，文化传承面临断裂。累世传承的乡土知识备受冷落，被视为乡村生活灵魂的仪式活动和礼俗传统逐渐消失。传统重义轻利的乡村道德观念侵蚀淡化，人际关系功利化，人情商品化，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乡村精神逐渐解体，体现为乡村“失魂落魄”，农本价值解体（徐勇， 2018），乡村文化面临“无人愿传、无人可傳”的境遇。
二是乡村文化活动参与主体缺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中国社会形态从根植于土地的乡土社会转变为无根的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Wu， 2012， pp. 237-262）。2017年全国乡村人口比2010年减少了9，081万人，比2000年减少了3.127亿人，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程度加剧，“三留守”问题凸显，以家庭为重要支柱的乡村文化受到冲击。
三是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忽视村民意愿，缺少村民主动参与。政府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者，长期对乡村文化建设采取“格式化”管理，忽视农村居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者的主体性和不同农村地区的文化个性。一些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活动未能真正迎合村民需要（吕宾， 2019）。农村居民无法从文化建设中获益，也就没有主动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总之，乡村文化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是当前振兴乡村文化面临的主要困境。激发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是振兴乡村文化和形成有效持久良性发展的关键。
二、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要振兴乡村，首先要振兴人的精神文化。因此，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徐勇， 2018）。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文化问题，非常关注乡村的价值，提出要记得住“乡愁”。乡村文化振兴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如基于“中央一号文件”分析农村文化发展的定位和政策趋势（刘彦武， 2018），通过文化供给侧改革实现文化振兴（徐勇， 2018），提出文化重构既是推进乡风文明的基本措施，也是整合乡村力量的基本手段（李军明， 向轼， 2018）等，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未来的视角分析，重塑乡村文化的必要性都显而易见（吕宾， 2019）。在文化振兴的途径上，有学者（李明等， 2019）从宏观视角提出通过筑物质文化之基、铸精神文化之魂、强制度文化之根、固行为文化之本，建构“四位一体”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在具体途径上，实现文化振兴可以选择的路径包括注入文化元素、推进移风易俗、教化乡村居民、保护村落遗产、开展文明评选、挖掘民间手艺、活跃民俗节日等（龙文军， 等， 2019），以及通过大力建设公共图书馆来应对“基础建设薄弱”“贫困文化蔓延”“文化矛盾频发”等乡村文化建设困境，从而助推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进程（萧子扬， 叶锦涛， 2020）。
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视角：一种是学理层面的研究，或是对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加以论证，或是以构建性思维模式主导的关注乡村文化“应然”的价值命题研究，但对乡村文化从何而来、为何而设、因何而衰等“实然”的事实命题研究明显不足（段小虎， 闫小斌， 2018）;另一种是实践层面的对策研究，主要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等外部手段着眼，提出的举措固然有益于优化乡村文化环境，但在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普遍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仅依靠外部力量如政府的文化建设投入恐怕很难取得良好成效。故本文从激发农村文化内生动力的视角，以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为切入点，借助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社区教育参与乡村文化场域重构，激活村民文化自觉，助推乡土文化空间重建，实现乡村内生型文化发展的路径。
（二）分析框架
场域是布迪厄引入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是指特定社会空间中多元社会关系的集合，即“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特定环境中人的行为模式总是受到场域因素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有着历史维度，储纳着人文情怀、文化传统、社会记忆和群体意识的复杂场域（段小虎， 闫小斌， 2018）。其中，由乡村文化及其载体构成的与文化相关的各种关系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场域，并可再细分为文化参与场域、文化空间场域和文化惯习场域。
近年来，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带来了乡村文化场域的变迁：“流动的现代性”冲击了传统基层宗族社会、熟人社会的格局，代之以市场经济、“半熟人社会”（贺雪峰， 2008）甚至“陌生人社会”（郁建兴， 任杰， 2018）。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宗族、血缘联系式微，乡村的各种组织或者解体，或者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村庄日渐空心化。乡村文化参与场域由全体农民共同参与变成只有留守群体偶尔参与。
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既是承载村民日常生活、民俗节庆等具有村庄记忆、体现乡村秩序的物质空间，也是满足乡村共同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网络空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无论是“形”还是“神”意义上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都面临解体凋零的困境。
传统乡村文化惯习场域也迅速发生变化。乡村文化惯习原本是一种建立在地缘、血缘、宗族、家庭基础上的文化礼俗活动，承载着农民的精神追求，常以庆典、公共活动的方式组织而成，根据各地习俗因地制宜。例如，在春节等节日乡村自发组织的舞狮、踩高跷等民俗活动，村民有较高的参与意识。文化惯习一度使乡村文化繁荣，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产物，如地方民歌、舞蹈、戏剧、社火庙会、手工艺和乡村建筑等。这一惯习相当稳固并有效，以至于费正清（张理京， 译， 1999， p. 21）曾惊异传统中国农民在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并认为答案在于社会习俗。但在文化主体和空间消解的条件下，传统文化惯习遭遇冷落。
总之，随着乡村日渐衰落，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文化场域的日渐消解，场域中的文化活动参与者逐渐减少，公共文化空间凋零，随之文化惯习改变，文化自觉性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丧失。而与之相对，重构乡村文化场域则有助于重新激发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本文以此作为问题的分析框架。
三、社区教育何以可为
社区教育是一种以促进社区中人的发展带动社区发展的教育形式。其外延丰富，形式灵活多样，与社区特性紧密结合，既影响居民个体，也参与社区内社会关系的建构。社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吴遵民， 2003），在农村地区社区教育是乡土教育、在地化教育，其主要教育内容是在地化知识。社区教育的教育内容和社区性、民主性、现代性特点（邵晓枫， 2015）使之成为一种参与乡村文化场域重构、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有益形式。
首先，社区教育发掘乡村在地化知識，激活乡村文化场域。有观点认为在地化知识类同于地方性知识，是各民族文化适应实践中直接形成和积累的经验与技能，是直接感知自然界和社会的经验和习惯，是经验知识而非抽象化后基于概念生成的理论知识（龙先琼， 杜成材， 2008）。在地化知识包含内容广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 p. 406）指出的，“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对于地方而言，在地化知识是文化自信的来源之一，维系着当地人群的历史和集体记忆。由于乡村文化场域变迁，在地化知识和文化记忆虽然内嵌于群体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和生活仪式的方方面面，却被村民漠视，变成了村民“熟悉的陌生人”（顾海燕， 2020）。
社区教育既是教育活动，也是文化活动（包国庆， 2003），具备社区性特点，各地的社区教育无不是从当地的文化、经济、习俗等出发进行，具有当地的特色（邵晓枫， 2015），社区教育的内容不限于一般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发掘和传承在地化知识和文化。通过乡村社区学院等平台，广泛搜集、整理地域文化资源，如古建筑、古物件、古文献书籍，或是访问乡贤耆老，记录乡村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面向不同人群开发诸如地域历史文化、传统民俗手工艺、歌舞戏剧等课程，唤起村民的文化记忆，从而使原本逐渐消解的乡村文化场域重新得以激活。
其次，社区教育具备强烈的民主性，有助于唤醒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的主体意识。在社区教育中，传授者和学习者角色可以相互转换，村民可以根据个人经验和特长分享文化和知识，在传授中提升参与感。参与本身是良好的激励措施，有助于唤起村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其参与文化活动的内生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村民，虽然其学历和知识水平不高，并非传统上乡村文化场域的参与主体，但却掌握许多传统生活技能和文艺技艺，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社区教育中分享个体知识。此外，因社区教育的民主性特点，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可选择符合地域文化心理和个性需求的文化活动形式，以避免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以政府指令为中心、以设施建设为重点、忽视村民主体性和乡村个性需求、贪大求全不贴近农村生活的弊病。
最后，社区教育具备现代生产性特点。社区教育产生于现代社会，是现代大工业生产与现代民主政治结合的产物（邵晓枫， 2015）。社区教育既依托于传统文化和在地化知识，又借重于现代科学技术及传播手段，还与现代经济和产业发展密不可分。乡村文化振兴不是以重现落后封闭的农耕生活和农耕文化传统为目标，而是希望既发扬乡村优良文化传统，又将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价值与之融合，形成兼具现代性和优良传统的新乡村文化。社区教育通过动员乡村可以动员的力量，如妇女、老人和儿童，记录和传承当地特色文化和产品，通过现代技术进行传播，既实现传播传统文化和重构发展场域，又取得经济收益，有益于激活内生动力并建立长效持续的良性发展机制。
四、社区教育激发乡村文化振兴
内生动力的案例研究
（一）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内生动力问题影响因素复杂，决定了本研究适合采用个案深度调研的案例研究法。本研究选取永春县岵山社区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其位于福建省永春县岵山镇茂霞村，是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设立的公共服务机构，致力于乡土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和村民教育，服务周边5个村约2万人，影响力辐射至周围乡镇，在推动当地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选择该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永春岵山镇的资源禀赋并非十分丰富，能较好代表现阶段大部分乡镇实际面临的资源约束，有助于提供一般借鉴意义;二是本文作者之一亲自参与岵山社区大学的创办、招生和日常运营，研究团队曾多次到岵山社区大学调研交流，能够取得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
（二）岵山社區大学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
岵山社区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以推动当地乡村文化振兴为主要任务。第一步，以尽快融入当地乡土社会为目标。社区大学三名工作人员常驻当地，他们能说当地方言，很快消淡了“外来者”身份。为被更多社区居民所认识和接受，社区大学选择社区居民共同关心的儿童教育作为撬动支点，开设各式公益课程，如趣味英语、纸织画、白鹤拳、早教、四点半课堂、传统文化诵读等，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每周五开展社区电影活动，播放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吸引周边学生加入观看。通过发展儿童教育，工作人员与周边村民日渐熟悉，社区大学迅速被当地人认可，除了发挥教学场所功能外，逐渐成为村民们遇到儿童教育问题时咨询求助的首选之地，甚至成为村民分享家长里短的场所，提高了村民与工作人员的互信程度。
第二步，社区大学通过吸引老人、妇女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活动，扩大了文化活动参与主体。当地青壮年男性大多去往厦门、福州、广东等地打工，老人、妇女带着孩子留在村中生活，单留守人员较多。社区大学将老人、妇女作为重要发展对象。一方面，社区大学开展与村民共建社区档案活动，拜访村中老人，听他们讲述本地故事，挖掘和记忆本地文化;带领和引导乡村儿童访谈家族长辈，书写家谱，记录家族历史和村庄文化传统，以此形成文化认同。另一方面，积极发动妇女参与乡村文化活动。一开始是社区大学组织妇女参与每周读书会，后来随着读书活动的广泛开展，妇女群体的文化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她们开始主动策划组织各项活动，如组织观摩学习白鹤拳表演等。社区大学还引导女性群体探索将当地美食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通过头脑风暴等方式献计献言，探索让文化创造产生经济效益的途径。
接下来，社区大学通过改造和利用传统特色建筑激活公共文化空间，促进乡村文化活动开展。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后，社区大学发现当地有一间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且保护完好的古建筑四合院处于闲置之中，社区大学随即租下四合院，加以适当翻修后作为社区大学的活动场所。小院的建筑特色和良好环境使得社区大学举办的文化活动更加具有吸引力，同时小院还成为村中举行民俗活动和重要仪式的场所，一部分村民已经形成没事也到小院聊聊天的生活习惯，公共文化空间产生了强大的参与黏性。通过激活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村民们逐渐找回自发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的惯习，乡村文化活动开展频率明显提高。
社区大学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挖掘当地特色文化。永春当地的特色纸织画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然而这项本地民间“非遗”已经面临无人传承的困境，即使本地人也大多不知道纸织画为何物。岵山社区大学以“传承永春纸织画”为主题，牵头组织开设纸织画“继承人培养班”，招收28名本地小学生，在纸织画非遗传承人林志恩指导下学习这门传统文化技艺，让纸织画重新进入本地人的视野，并引发关于保护和传承纸织画的讨论。社区大学还注重将特色文化发掘引导到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组织居民探索包括永春纸织画、地方特色美食等产业化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收益，无疑将更加激发村民发掘和利用传统特色文化并加以创新发展的动力。
随着社区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岵山社区大学逐渐激发起村民的文化自觉和内生动力。他们不再局限于社区大学组织的课程和设定的议题，逐渐开始自发组织开设大家共同感兴趣的社区教育课程。参与者共同出资聘请附近的教师、专业人士指导或由村民自行贡献知识，使用社区大学提供的场地（象征性支付管理费），如聘请周边村民中擅长葫芦丝者担任老师开展教学，活动过程完全实现自我管理。利用社区大学平台成立了多个志愿服务组织，将影响力从文化向社区治理扩展，并辐射到周边多个村镇。
五、社区教育激发乡村文化振兴
内生动力的路径探讨
社区教育的社区性、民主性和现代性特点有助于重构乡村文化场域，解决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通过对永春岵山社区大学的案例分析，总结社区教育重构乡村文化场域的路径，可分为融入乡村社区、扩大乡村文化参与群体、激活乡村文化公共空间、发掘和创新乡土特色文化四个方面。
首先，广泛建立农村社区教育组织，使之嵌入农村社区网络。当前，社区教育在城市社区发展较快，市县一级已普遍成立了社区学院或社区大学，但是乡镇以下的社区教育组织还比较少。在乡镇乃至有条件的村一级建立社区教育组织，可以近距离在生活上、文化上贴近社区，影响乡村文化场域。社区教育人员应深入学习当地乡土文化，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方式，取得村民的信任，获得更加深入交流的机会。应吸收有能力有意愿的本地人，如新乡贤、返乡创业人员、大学生村官等参与农村社区教育组织建设，使社区教育更好地嵌入农村社区网络。
其次，面向留守群体组织社区教育活动，扩大乡村文化参与主体。在大规模城镇化之前，传统乡村大型文化活动比如庙会、社火、修族谱、祭祀宗教活动等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往往是宗族骨干、各家“家长”以及村中的“能人”“文化人”等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的群体。随着这一群体大量进城务工经商，乡村文化活动日渐稀少，文化场域中缺少能动主体。当前农村留守群体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为主，他们在以往的文化活动中处于边缘角色，缺乏自行开展文化活动的能力和自觉。农村社区教育应当以这一群体为主要对象，发掘他们的文化参与意愿，通过他们感兴趣的文化议题，如与生活元素、后代教育和健康养生相关的文化活动等，吸引这一群体参与。同时也发挥他们在文化方面的特长，如老年人对乡村历史、传统习俗的了解以及妇女掌握的手工制作技艺等，在社区教育活动中分享给其他社区成员，从而使他们在参与活动中寻找自身价值，激发参与的内生动力。通过在农村留守群体中开展社区教育，逐步将留守群体这一以往乡村文化活动的边缘群体吸引到主流中来，使他们成为乡村文化场域的新主体。
再次，通过社区教育活动激活乡村文化公共空间。乡村文化场域以公共空间为载体。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即承载村民的日常交往和民俗节庆等公共活动、具有村庄记忆、体现乡村秩序的物质空间载体，也是一个容纳着乡村共同精神文化需求的精神空间。地理上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曾承担着生产生活娱乐教化等功能，但随着村民中青壮年大量进城，公共空间作用已大不如前。
乡村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有助于从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两个层面对公共文化空间加以重建。一方面，开展社区教育活动需要利用现有的文化活动场所，或者寻找、建立新的文化活动场所。当前大多数农村地区虽然已经广泛建立了包括党员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文化站、图书室等在内的文化设施，同时宗祠、寺庙等也在特定时间作为文化活动空间，但是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由于没有具体组织开展活动，大多时候处于空置状态。如能充分利用文化设施组织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则可使其依托文化活动而发挥实际作用，成为乡村文化的真正地理载体，并久而久之成为乡村社区共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公共文化空间能将文化交往和社会交往加以聚合，产生很强的参与者黏性。村民在获得交往愉悦和文化享受的同时，形成对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精神归属，进而激发起参与文化活动的内生动力。
最后，针对地域特色组织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挖掘当地的特色地域文化。乡村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特色文化发掘和传承缺失。在社区教育活动中，要以发掘和传承特色地域文化为重点内容，加强对传统仪俗、技艺、古建筑、古物件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寻访。在活动中还可以组织开展对乡村历史、文化的文字和影像记录，追寻乡村的文化根源，加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尝试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审美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用符合教育和文化传播规律的方式再呈现，着力凸显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相结合后“美”的一面，以此为基础打造有吸引力的社区教育内容。鼓励村民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产技术结合并加以创新，探索传统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同步发展，以经济效益提高村民参与文化振兴的积极性，进而实现文化发展的可持续。
总之，通过开展乡村社区教育可以扩大农村文化活动的参与群体，挖掘、传承农村传统文化并加以创新，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而激活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六、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场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文化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跌落”到曾经被视为“落后”的文化糟粕，令人唏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成为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近年来乡村文化建设投入大幅增加。然而，也必须看到，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政策制度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密切配合，需要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使乡村文化振兴得以最终实现。本文基于社区教育推动重构乡村文化场域、激发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的视角，强调要将社区教育作为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手段，通过社区教育组织嵌入乡村社区，组织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吸收扩大乡村文化参与群体，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挖掘特色地域文化等路径，达到唤醒村民文化参与意识、激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的目的。当然，社区教育仅仅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手段之一，并不能解决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还应当对基层政府、乡村基层组织以及社会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其他机制和途径加以探讨，从而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包国庆. 2003. 社区教育的建制与发展模式[J].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3-8，16.
段小虎，闫小斌，荆皓. 2018. 从“农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维度与思维模式的转变[J]. 图书馆（9）：1—4.
费正清. 1999. 美国与中国[M]. 张理京，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贺雪峰. 2008. 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辽宁大古村调查[J]. 中国乡村研究（00）：139-152.
顾海燕. 2020.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治理视角[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1）：52-57.
龙文军，张莹，王佳星. 2019.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解释与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12）：15-20.
龙先琼，杜成材. 2008. 存在与表达：论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6-29.
李明，陈其胜，张军. 2019. “四位一体”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建构[J]. 湖南社会科学（6）：147-156.
李军明，向轼. 2018. 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J]. 广西民族研究，143（5）：101-109.
吕宾. 2019.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 求实（2）：97-108.
刘彦武. 2018. 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政策演变及展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3）：123-128.
邵晓枫. 2015. 社区教育究竟是什么？——对社区教育本质的理性思考[J]. 职教论坛（36）：65-71.
吴遵民. 2003. 关于对我国社区教育本质特征的若干研究和思考：试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3）：25-35.
习近平. 2018. 論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萧子扬，叶锦涛. 2020. 公共图书馆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内在契合和主要路径[J]. 图书馆（2）：46-52.
徐勇. 2018. 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J]. 东南学术，267（5）：137-142.
郁建兴，任杰. 2018.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J]. 学术月刊，50（12）：64-74.
Liu， Y.， & Li， Y. （2017）.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548（7667）：275-277.
Wu， F. （2012）. Urbanization. In William， S. T. & Alvin， Y. S.， Ed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Jersey， US： World Scientific.
收稿日期：2019-11-12
定稿日期：2019-12-29
作者简介：王凌宇，博士研究生，讲师，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50003）。
江小莉，博士研究生，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学院）（350002）。
郑逸芳，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50003）。
高玉华，助理研究员，福建省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362600）。
责任编辑 单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