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与牛津大学汉学科
刘超 王贺欣
摘 要? 休斯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英人文交流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主持牛津汉学科十余年，成为该校对华交流中的首席学者。为推动中英交流、提升英国汉学水准、传播中国文化，休斯做了大量工作。此间，牛津大学为推进汉学科的变革和升级，聘定中国学者陈寅恪出任教授，对此休斯助力良多，并曾来华积极接洽。但此事因故终未成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学界失去了在西方顶尖大学传播东方文化的一次良机，英国汉学界失去了直接吸收东方学术养分的机会，错失了转型机遇，造成了历史的遗憾。对国际汉学及中外交流史而言，这一案例蕴含重要意义。
关键词? 休斯，牛津大学汉学科，西南联大，陈寅恪，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 K2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6-0033-11
一、问题的提出：
牛津汉学史上“遗失”的一环
熟悉牛津汉学史的人不难知道，近代历史上，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一样，也是英国最重要的汉学重镇之一。然而，牛津汉学在历史上并非始終延续的，期间曾一度有过明显的“断裂”时期。如第三任汉学教授苏维廉逝世（1935年），到第四任汉学教授德效骞到任（1947年）期间，有着10余年的空档。①
迄今为止的大量论述中，研究者对此习焉不察。然在事实上，在此期间，牛津汉学并未停顿，更没有中断。进一步的考察显示，此间牛津汉学科虽无教授（Professor），但却有着一位颇为活跃的教师（Reader）叫休斯，因此，牛津汉学此间的维系和进展，很可能就与此人有关。历史在这个幽微的暗角，或许蕴含着更多的故事。
休斯是近代汉学史上的一位知名学者，也是近代中英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20世纪30年代中英人文交流的核心人物，对英国汉学和中英交流都有着重要意义。休斯之名在陈寅恪、邵循正、钱锺书、向达、费正清等人的相关资料（主要是回忆录）中频繁出现，然而往往是一笔带过。学术界对其在中英交流史上的贡献缺乏认知，至今为止未见有系统的专题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外围性论述。
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对休斯本人的研究，涉及休斯本人的经历和学术成就②、休斯与中英交流，③以及其与英、美等国的学人（如苏维廉、李约瑟、芮沃寿、霍克思等）的交流等议题。①也有学者对休斯在牛津的身份进行了考证，指出休斯的“Reader”身份实为准教授，而非高级讲师。②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他的翻译贡献，对他为英国汉学研究及中英交流所做的贡献未深究。笔者的《休斯旧影录》，首次从中外学术交流史的角度对休斯进行了考察。③第二类是对牛津汉学的研究，其中偶有学者论及休斯在其中做的工作，但没有系统阐述其地位和贡献。④第三类是对陈寅恪受聘牛津汉学讲座问题的研究，其中代表性作品是程美宝所著《陈寅恪与牛津大学》，⑤此文利用大量原始档案进行了深度梳理，较系统地呈现了休斯在此中的贡献;王晴佳所撰《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则在发掘档案的基础上，从陈、傅关系角度对陈寅恪赴英任教一事做了深度探讨，其中也论及休斯的贡献。⑥此外，郑金仔《陈寅恪两次被聘牛津教授终成憾事》、陈淑荣《英国退还庚款与中英两国文化交流》从中英学术交流史的视角，对休斯在其中的一些活动进行了介绍。⑦应当说，休斯是陈寅恪赴牛津任教一事的主要接洽者，此事确属其沟通中英学术活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绝非其贡献之全部——其与中国知识界的关系当然并不仅止于此。⑧
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丰富了相关议题的探讨，但都没有从中英学术交流和国际汉学（中国学）发展的视角系统阐述休斯的实践与贡献，亦未挖掘休斯所推动的陈寅恪赴任牛津汉学教席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及其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意涵。尽管如此，这些外围性论述仍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素材和研究基础。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重点探讨如下议题：休斯之学行、成就如何？其在牛津汉学史和中英人文交流史上贡献如何？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近代中外学术交流及近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范式有何意义？易言之，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休斯这样一个长期被忽视、被低估的重要人物，修复学界对此间牛津汉学发展及中英交流的历史论述时长期“断裂”的一个环节，廓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牛津汉学与中国学术界之间的一个被忽视的管道。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考察近代英国对华学术交流的认知和得失，并讨论学术活动中历史人物的能动性及其与平台（机构）及制度之间的关系（即学术、人事及机制之间的纵深互动），初步探讨近代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时的坚实努力和曲折历程。
二、在华经历、牛津教席与英伦华人学术圈
休斯，亦名修中诚，于今知者寥寥，但在20世纪前半叶，他却是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国学术圈内颇有声誉，为当时的学术发展和中外交流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休斯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11年来华，赴福建汀州传教多年，在当地颇为活跃，并在文化教育方面亦有所贡献。后来，休斯因惧怕闽西的革命运动浪潮而遁至沪上。⑨1929—1932年，休斯在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此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沪上高校、研究机构、学会甚蘩，名流济济，学术活跃。此间，休斯以青年会为平台，与各方进行了广泛接洽，对沪宁知识界名流多有了解。由此，他与时在南方的学者如胡适、潘光旦、杭立武等不乏交往，并与北方学者如冯友兰等也建立了初步联系。①亦正因此，休斯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初步的人脉网络。20余年的中国生活，已让休斯不知不觉间成为一个准“中国通”。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成为汉学家通常所需的早期资本。当然，休斯在华期间的种种活动，与学者身份仍有相当距离。
1933年，休斯携眷回英，随后开启了他的大学任教生涯，成为一名专业汉学家。②休斯长期致力于向西方系统地译介儒家思想和中国经典，著述甚丰，并曾英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等书。其撰述和译介对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多所助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中国知识界交游颇广，深度嵌入近代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英学术交流进程中。由此，他也成为理解近代中英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
1933年，牛津大学决定设立一个侧重于宗教和哲学的中国语言文学讲席。曾在华工作多年的休斯回到英国并获任此职，并于次年1月起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任中国宗教和哲学准教授（Reader）。由此开始了10余年的牛津执教生涯。
在相当长时期内，汉学研究在英国无疑是相对边缘的学术领域，只有极个别名校有相应的教席和研究队伍，文献收藏和学术积淀也相当欠缺。③这一点，或落后于法国、俄国、德国与荷兰。到1876年，牛津大学才建立了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1839年来华传教34年、后任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理雅各去世两年后，由曾在华工作28年的布罗克继任，直至他1915年去世。1920年，汉学教授由曾在华30余年的苏维廉继任，直至其1935年5月去世。④至此，该校在此领域教授再次空缺，汉学研究的主要工作暂时落到了休斯身上。休斯因之成为牛津汉学科的主事者和该校汉学研究的头面人物，自然也是英国汉学界及英国对华交流工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在中英人文交流中地位显赫，深度参与发展规划、招生、教师选聘、项目设立及开展、基金分配、人员交流等工作，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客观上成为沟通中英学术界的关键人物。
作为实际主持人，休斯客观上主导了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思路，使之继续以中国古代宗教和哲学为研究特色。日后，這一理念在其主导的改革中也有所体现。外界也往往是通过休斯来认知牛津汉学的。1939年，休斯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他推动创立了汉学科（Chinese Honour School），确定本科四年制的课程内容，并设立正式学位。⑤这对该校汉学的教学工作规范化意义深远。曾有一度，休斯是该校唯一的中文教师。⑥
尽管休斯早年在华时主要活动于东南地区，对中国学术界的实质性参与较少，但他一俟回英，便充分利用在华经历及牛津的平台，极大地拓展了与中国学术圈及国际汉学界的联系，尤其是与中国学术中心——北平学术圈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为他日后以学者身份重返中国开展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休斯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积极构建人际网络，与许多华人学者建立了良好关系，形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朋友圈。这是一个动态流变的学术群落（Academic tribe），其中主要活跃着十几位到数十位不等的文科类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是时，赴英的中国文化人大都会到访伦敦及牛津、剑桥等地，而到牛津又往往会与休斯接洽。休斯亦常常热心关照，介绍他们熟悉和适应英伦生活、融入当地圈子，加强交流互助，甚至推荐他们到各大学去演讲、交流和工作。由此，其与中国各方人士的关系日渐密切，人脉日益拓展。此间休斯俨然成为英伦华人学术圈的当家人，其所在之处几乎已成为留英中国学人的大本营。同期在牛津的李祁、郭子雄①、吕叔湘、钱锺书和杨绛、俞大 纟因和俞大缜、杨人楩等，他们都成为休斯“朋友圈”的重要成员。1935年秋，史家向达与著名学者王重民受托赴英、法等国搜寻敦煌资料。向达一度担任牛津大学图书馆临时馆员，并直接寄居休斯家中。②借此机会，向达在该馆查阅不少资料，亦曾为其做了一些工作。期间，向达与钱锺书交谊甚笃。1935年冬，牛津大学批准在校内设立一个以史博定（H. N. Spalding）命名的中国哲学与宗教讲师教席，以促进中国学者与牛津学者之间更密切的合作，进行“西方最有成效的研究”。显然，此教席的定位与休斯的研究方向是高度贴近的。该校于1936年公布了这一教席，拟于中国顶尖名校中遴选一位青年学者。③遴选活动于1937年春举行。参与竞聘的才俊不乏其人，清华文学院时任院长冯友兰应邀推荐的哲学系助教王维诚（北京大学毕业）也在其中。同年4月，牛津大学宣布，该委员会将此教席授予王维诚，任期3年。④王旋即赴任牛津讲师，成为英伦华人学术圈的一员。
1931年4月，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会（半官方组织）于南京成立，董事长为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留德），该校教授杭立武（留美、英）于次年任总干事。⑤休斯于此间开始任董事会成员。1933年，休斯回伦敦不久，董事长朱家骅致函休斯，请其沟通董事会与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⑥不久后，董事会授权该会帮助所有获得奖学金的中国学生进入各英国大学并给予指导。经过休斯的积极协调、斡旋，董事会与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其工作亦得到大幅推进。大学中国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推动全国的中国研究而成立的机构，直接管理英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拨款，地位相当重要（休斯在牛津的薪酬便来自于此）。⑦经过此间的改革，该委员会成为推进中英学术交流的重要机构，在留学生选派、师资选聘、基金分配等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大大加强了中英之间的联系。在上述过程中，休斯可谓牵线人，功不可没。正是在1933年，该委员会邀请冯友兰访英一年。由此，冯在伦敦与休斯重逢。休斯还推荐其到各大学讲演，宣传中国文化。⑧此后，许多中国留英学生的选派、学者（如陈寅恪）的赴英交流等活动，都是由此渠道进行的。而休斯，正是使中英学术交流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得以显著提升的重要推手之一，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其中一些项目筹设和人才遴选，推进了交流的经常化。由于休斯等人的持续努力，中英学术交流明显地超越了私人关系，经过相关机构或项目的推动隐然成为一种制度，极大地推升了人员交流、科研合作的水准。作为一个重要学者和牛津对华交流的中枢人物，休斯在其中的贡献不言而喻。
由于中英庚款董事会与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密切合作，中国留英学生的选派和管理也日趋规范。从此，一批批优秀学子通过相关考试赴英深造，其中进入休斯所在的牛津大学的青年也不乏其人。1933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开启一项资助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的计划，为期3年，以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由此产生的3届考生中报考英国文学科的头名，皆被录取在牛津大学英文系。首次选拔考试始于1933年夏举行，金陵才女李祁被牛津大学录取（1934年3月正式入学，1936年12月获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届（1934年）考生中，获得最高分的俞大纟因也于1935年3月被牛津英文系正式录取（193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第三届考试（1935年）中，清华才子钱锺书以特优成绩一举夺魁，并和同时获得庚款奖学金的朱延丰，成为清华最早被牛津录取的两名毕业生。①1935年7月，钱锺书、杨绛启程赴英，同年11月在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Exater College）英文系正式注册。②1937年5月前后，钱锺书完成了申请学位所需要的相关论文，经导师认可，他将两份论文送到英文系，由系里发往待指定的两名审稿人审阅，一位是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的英文导师伦纳德·赖斯-奥克斯利，另一位便是林肯学院的休斯。随后，其论文获评审通过并顺利答辩。
同期在牛津的还有杨宪益等。杨此时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习古典文学（戴乃迭也于1937年考入牛津，后在中国协会任秘书，并成为该校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③杨擅长交际，担任该校的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主席，与外国人交往密切。处于圈子外围的还有原清华外文系教授瑞恰慈的爱徒、剑桥大学毕业的诗人燕卜荪等。这个朋友圈既有各科学者，也有诗人作家，可谓精英荟萃。休斯等人的不懈努力，客观上为在英华人学者的研究和交游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拓展了国际汉学研究的人际网络。在与中国学者密切交流的同时，休斯也拓展了与其他国家的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联系。如哈佛大学高才生费正清在汉学科就读，休斯与之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了长期的交往;④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芮沃寿，于1935年进入牛津大学，在休斯的直接指导下获得学位，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东亚研究专家。⑤
三、变革的尝试与曲折：教授人选搜寻及接洽
休斯到任牛津时，汉学科的主事者为苏维廉教授。然在其到任的次年（1935年），苏维廉即告逝世。该科亟须递补一位教授。在当时英国的老牌名校中，教授无疑是一种甚高的荣誉，非第一流学者不足以胜任。在牛津汉学发展史上，该职位一直由久负盛名、功勋卓著的一线汉学家担任，此前的雅理各、苏维廉，莫不如此。易言之，牛津的汉学教授的适任人选，被默认为是英国顶尖的汉学家或世界知名汉学家。一般而言，新任教授可能由两种渠道产生：1.由准教授内部升任;2.对外招聘一流学者来接任。在当时，休斯虽年过半百，然在学术上出道晚，仍属新人，其在牛津亦履任未久，能力与资望均无法匹配该职位。因此，该校随即宣布在全球范围内选聘一流学者出任第四任汉学教授。1936年3月，该校在规章中明确，遴选委员会的组成除牛津有关方面人士外，还预留一席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代表出任⑥（后者的成员均为与中国有关系之人士）。由于英国学术体制固有的特性，加上经费掣肘，其工作进展缓慢。迟至1938年1月，该校才决定该空缺应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补，5月，又委任了4名遴选委员。
牛津的招聘信息，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界亦不乏有意者。几乎与此同时，剑桥汉学教授慕阿德①退休在即，該校也在全球招聘第四任中国史及语言教授。②此时正赴欧开会的胡适于1938年7月在伦敦闻讯后，立即致函剑桥力荐陈寅恪：他曾留学哈佛，通晓古文、梵文和藏文等，“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十年之久”。③寥寥几笔，便将陈氏履历、学力、成就和资望介绍得恰到好处。胡适还说服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协力举荐陈寅恪。④胡对此极有信心，认为陈若以该校为平台“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⑤对于陈氏竞聘英国顶尖大学汉学教授职一事，中国学界普遍极为看好。傅斯年则表示，近年英国大学的汉学职位，“颇思寻中国人为之”，此乃中国学术之“进步”。⑥陈寅恪乃中国史坛祭酒，若膺选该职，实属上选。
剑桥大学亦曾托驻英大使馆代为推荐人选，后者推荐的首选也是陈寅恪。为此，该校对陈产生了明确的聘任意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杭立武在1938年9月17日致傅斯年信说：“关于介绍寅恪先生赴剑桥任教事，近接剑桥来函询问下列各点（一）年龄（二）体格如何（三）如聘请任教，能否在英连续五年以上（四）英文程度如何（讲演须用英文）……”10月2日，杭立武致电牛津方面，称陈寅恪“被认为是最好的中国学者之一”。⑦有关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把中国的权威学者愈发醒目地推向了国际舞台。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被普遍认为获聘该职“不成问题”的陈寅恪却最终落选，捷克汉学家夏伦（1898—1951年）从中胜出，随即走马上任于剑桥。⑧
此时牛津汉学科教授的遴选仍在推进。该校于1939年邀请张歆海参聘（曾与陈寅恪同为哈佛学友）。傅斯年对此明确反对并多有贬抑。该校遂另觅人选。1938年10月，陈寅恪在香港等候赴英期间，剑桥方面已公布结果。剑桥将陈氏材料转交牛津后，牛津很快产生了兴趣。最迟在10月28日，牛津做出了聘任陈寅恪的决定。该校不仅希望陈氏能担任教学工作，而且盼其开展高质量研究，提高牛津的汉学水准。消息传来，中国学术界已然轰动。应当说，陈氏获聘，确属得人。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日本，后来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东方学系主任。其在圈内声望崇隆，非比寻常。其在清华被尊为“教授之教授”，当时校内外的冯友兰、吴宓、刘文典、朱自清等各科名家及青年学者常以听其课为幸，圈内青年学人甚至将陈氏本人视为一道文化景观。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1939年，陈寅恪正式受聘为牛津汉学教授，并约定是年10月1日就任⑨（同年，他还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称号）。
当时英国有着独特的学术体制。在20世纪前半叶，传统的老牌大学仍非常保守。教职一般分为Assistant Lecturer（助理讲师/助教）、Lecturer（讲师）、Senior Lecturer（副教授/高级讲师）、Reader（准教授）等。至于Professor（教授），基本对应于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体系中的Chair Professor（讲座教授），其地位也与德国老牌名校中的正教授亦颇为相似。在英国老牌大学（如牛津、剑桥）的学术体制中，大学的一个系（或学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因此，教授同时也就是系主任和学科带头人。于是，教授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在许多重要方面有决断权，对学科的发展也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得失沉浮，与教授人选关系极为密切。自然，这也对教授人选的资望、才具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陈寅恪此番当选，足见其实力。陈寅恪尽管是一位世界性学者，有着国际性的学术训练、视野和知名度，但是他毕竟首先是一位东方学者，拥有着中国的民族立场、现实关怀、情感倾向和思维风格。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因此，选聘陈氏出任汉学教授，对保守的英国老牌名校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具魄力的变革尝试。
牛津此举确乎对陈“期望甚殷”（胡适语），想借陈氏之力成一汉学重镇，或还希望请其监督英译《唐书》的工作。时人往往将此视为西方学界对中国同行的高度认可。知名史家陈衡哲便称：陈寅恪的高深造诣并世罕匹，“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人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①然而，陈寅恪最初却对此意兴不高。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东方学研究水准远不及法、德;牛津、剑桥在这方面图书设备不好，学生不多。因此，陈乃直言“我知剑桥尚有学中文学生，牛津似乎学中文者空无一人，如彼不欢迎，或无人理会，则不必去”。②他关注到“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按，之前苏维廉擅长佛学等研究，稍后休斯及王维诚等人的研究兴趣亦在此）他对此“不甚感兴趣”，因其兴趣已转向历史与文学方面。③饶是如此，陈氏仍对赴英工作渐生兴趣，并做了一定规划，希图利用西方平台有一番作为。然而，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下，以陈寅恪的健康状况和家累，远渡重洋又谈何容易。因此，他只能继续滞留香港，勉力担任港大教授。
陈氏受聘后久未赴任，自然容易引发诸多猜想。④为进一步落实此事，牛津方面派人赴华接洽，而受托来华的，正是休斯。1942年底，休斯再度来华，此行重点之一就是与陈寅恪会面磋商。为此，他到桂林后，先后与陈寅恪就日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几番深度商谈。⑤两人密切商谈达一月之久，“多次讨论如何提高西方汉学研究的课题”，彼此“谈得很投机”。⑥
经此面商，休斯消除了此前的误解，认识到陈寅恪往教牛津的诚意。而且，他们还详细而具体地商讨牛津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规划。此次深谈后，休斯前往昆明西南联大研修、任教，陈寅恪则北上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此后，休斯与陈寅恪保持着联系，并多次致函牛津方面介绍陈氏的成就及他们商谈后的新构想。牛津聘任陈寅恪，很大程度上是由陈氏在唐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因此1943年11月，休斯在昆明致函牛津校长，称：陈教授是研究中古前期的“大师”，是“天生的导师”;他认为对于牛津“应有的回报是一个实在的、至少为期5年的工作计划。……包括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和就某些方面做专门著述”。“牛津此次聘請为这样的发展开启了一条路子。”⑦
1943年，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和剑桥大学准教授李约瑟到中国考察科学和学术现状，并受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作为回礼，陶育礼也联合汤因比及库克提名陈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次年正式当选）。⑧由此，陈氏国际声望与日俱增。1944年，休斯再度北行访谒陈氏，探讨赴牛津任教事宜。⑨根据面商达成的共识，陈寅恪于同年9月致函休斯，授权其代表他向牛津提交有关中国研究学科发展的计划。休斯遂向牛津正式提出了工作计划，表示“诚盼在大学杰出学者的协助下，他能够对卓越研究和高等教育做出贡献”。该计划还建议出版社委任清华学者雷海宗、邵循正孙毓棠，面向英语国家的读者，合撰一套3卷本的高水平的英文本中国史;并建议成立一个由汤用彤、冯友兰、白英、陈寅恪、休斯和出版社的一名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此计划还称：“这是首次在牛津这样一所在西方学术世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聘请一位中国人担任教授……应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英国的汉学研究水准”，进行创新性研究。中国经典在西方的系统译介和印行，“将大大改善”西方汉学教研的窘境。休斯还在报告中说：由于近30年中国学术界的进步，中西历史学家之间“合作的大门，正前所未有地打开”。①这一系列计划表明，陈寅恪和休斯对未来学术事业期待甚高。他们所构想的不仅仅是由陈寅恪本人直接领衔提升英国汉学水平，更重要的还是以此为契机开创并拓展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圈之间实质性的深度合作，联袂推进国际学术进步。显然，如此宏大的构想已远远超越了牛津校方原先的期待;其对中英合作、对国际汉学界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也正因此，休斯在1945年8月提交的一份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陈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国，将有助于为英国的汉学研究开拓一个新时代。②如此评价当然极高，然而，揆诸实情，又并非夸张。
当时陈寅恪不仅被公推为中国学界的巨公，而且也是国际知名学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同行，首先是将陈寅恪视为一位史学家：国内同行多将其视为一位文史通才，尤以中国上古史研究见长;而外国同行则更认可其在唐研究方面的独到贡献，休斯便称他是一位唐史研究的“大师”。这样的史学家（Historian），显然与西方语境中的汉学家（Sinologist）或东方学家（Orientalist）无疑有着有显著差异，其地位更尊崇。③因此，如若陈氏执掌该校汉学科，则意味着该校汉学科将由传统的汉学研究转向正宗的史学研究的轨道，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层。自然，其所对标的机构，也将由西方大学汉学（东方学）系科更多地转向世界名校的一线史学系，其开展的研究也将从学术边缘向主流学术领域迈进一大步。若果真如此，这无疑将是牛津汉学的一次重大学术转向，也是英国汉学（中国学或东方学）研究学术性的显著提升。这对相对保守、从未有非西方学者在该领域获得高级教职的英国学术界而言，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变革。英国的汉学研究，也将由此迈入新阶段。这对英国的汉学（中国学）及史学界，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陈寅恪若执掌牛津汉学科，完全有望在该校（乃至英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开一新时代。对此，休斯当然深明其义，所以才会如此费心费力。这不仅仅是休斯的愿望，也是牛津及中英汉学（史学）界的普遍愿望，是各方面共同的殷切期待。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个计划以实现的条件。
休斯此行来华的目的，还包括考察战时中国的学术文教进展、及时向西方译介中国的最新成果及进修深造。为此，他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广泛考察，并重点关注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休斯一方面进修研习中国古代文化，一方面密切关注学界进展。休斯向梅贻琦校长表示要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梅便请陈寅恪弟子邵循正担任其导师。邵热心指点，休斯获益良多。④休斯时常与冯友兰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并向西方译介冯氏作品。冯对其译介工作亦多所赞许。⑤在此过程中，休斯进一步较深地介入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对外传播进程。
四、教席旁落與汉学得失
绵延多年的抗战终于接近尾声。陈寅恪赴英履任之事再次提上日程。
休斯不仅是中英庚款委员会的成员，还长期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关系密切，而后者及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当时又对推动中英学术交流助益甚大。为推动中英之间实质性的学术合作及陈寅恪赴英，休斯继续付出了大量努力。1945年5月，欧战方息，英国文化委员会并牛津大学邀请邵循正、孙毓棠、沈有鼎及洪谦赴英讲学。①同时，英国文化委员会、牛津大学和英国皇家学会促成陈寅恪到英国治疗眼疾。②陈氏一行于9月底启程，经印度乘飞机赴英，10月抵伦敦。随后，休斯则最迟于1946年夏季启程返英。③西南联大的4位少壮派教授均被安排进入牛津开展访问研究和讲学;陈寅恪则忙于求医。事态发展出人意料。陈抵伦敦后，满怀期待地向名医求治。负责诊治的是英皇乔治的医生斯图尔特·杜克-埃尔德，连续施行两次手术仍效果不佳。陈寅恪几近失明，备受打击。12月，他不得不宣布谢绝接受牛津的教授席位。次月，该校正式公布陈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辞职。这一筹谋已久的学术计划，就此翻篇。此后，中国学人迄今未再接近该教席。
陈寅恪辞职之后，牛津邀荷兰著名学者、莱顿汉学教授戴文达（1889—1954年）继任该职（此人1947年与陈寅恪同时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但戴未接受。④1947年，该职位迎来了新的主人，美国汉学家德效骞（1892—1969年）由美国赴牛津任汉学教授（Chair of Chinese）。德效骞亦是陈寅恪的同辈人，其生于美国，幼时随父母赴华，后返美求学，自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获硕士学位，并于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1947年，他因《前汉史》（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前两卷获儒莲奖，蜚声遐迩。⑤
陈寅恪于1946年4月抵美求医，由“世界第一流眼科专家”亲自诊治。然而，仍未有转机。这意味着陈氏终将彻底失明，已成定局。闻此消息后，陈寅恪心境极为悲凉。他的好友胡适也“很觉悲哀”，深知陈“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⑥尽管他的故旧门生在美国不少（如胡适、赵元任等，弟子辈有杨联陞、周一良、何炳棣、全汉昇等），但他早已无心境多做逗留。船到纽约，他无心登岸，只在船上等友徒前来探望。随即折返故国，黯然抵沪，在宁略事逗留，便于10月重返阔别已久的清华园。
休斯返英后继续任教于牛津。这一时期，汉学科的规模仍极小，学生也不多，但内中就有日后蜚声遐迩的汉学家、红学家戴维·霍克思。霍克思于1945年10月回到牛津，转入东方学系汉学科学习，在休斯指导下专攻中文。他是牛津汉学科招收的第二位学生，也是当时该校唯一学习中文的学生。当然，霍克思与休斯的旨趣显然大不一样，他不满意休斯“把中文弄得跟拉丁文、希腊文一样古老而僵硬，成天只能读四书五经”。他对休斯“不太敬仰”，认为在牛津“无法实现抱负”，遂于1948年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联系，并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取道香港来到北京，入北大深造。⑦霍克思对休斯的认知和对牛津的感知，无疑确证了多年前陈寅恪对英国汉学界水平不足的判断，也印证了此前汉学科的改革并未取得完全成功，办学格局未获大的拓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教授无人所造成的结果之一。
德效骞的到位，意味着休斯在汉学科的主政地位成为历史。随后，休斯于1948年淡出牛津，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此番他终于从准教授（英制Reader）成为教授（美制Professor）。而其在美国讲授和研究的，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4年后，休斯告老还乡，1956年10月去世。终其一生，休斯都是中国文化的敬仰者、研究者、传播者，对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可谓不遗余力。
休斯主要研治中国古代历史、宗教及儒家经典，并将大量作品译为英文。他长期与许多中国学者交游和研讨，还围绕着相关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结识了许多同行，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其对宣传中国文化是功不可没的。此君虽非天资过人，亦不曾风云一时，但极热心于中英交流，为中国学术界、中英人文交流多有助力，亦为英国汉学的发展做出过许多切实的贡献。在苏维廉教授逝世后，作为牛津汉学的掌门人，休斯客观上成为牛津、英国汉学界乃至英国对华交流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牛津与中国知识界交流的桥梁，其地位不言而喻。
在陈寅恪赴任问题上，休斯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经过休斯的积极沟通，他们才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才形成了未来工作的宏大规划。其所推动的不只是一个教授遴选的问题，而是关乎牛津汉学（以汉学科为主要依托）的发展思路乃至英国汉学的走向问题。休斯积极与陈寅恪接洽，其目的与胡适当初推荐陈氏赴剑桥的初衷高度一致，均意在促进中西交流，提升英国汉学水平。这不仅是胡适原先的初衷，也是休斯与陈寅恪反复研讨中一再强调的关怀。很遗憾，这一构想未能实现，牛津汉学科转型的努力终遭顿挫。休斯为提高英国汉学水平付出了诸多努力，然而由于他的努力被付诸东流，导致英国汉学水平未能及时提高，战后更是让位于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遗憾。
在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休斯是承前启后的负责人，但他无疑也是一位相对平淡的考据派学者。若要开拓出更开阔的办学新格局、将英国的汉学（或中国史）研究提高到新水准，显然是其力不能胜的。而德效骞出自英语学术背景，对牛津汉学科来说，其履任可谓传承多于革新。这也就意味着此前有关各方力图从全球学术界（而不只是西方学术界）遴选一流学者以革新这一学术体制的努力，也基本落空。这次人选的调整，意味着办学方向的转变，牛津汉学的发展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较之此前休斯等人的思路或并无显著的质的突破。休斯所期盼的牛津汉学“新时代”终于成为泡影。因此，陈寅恪的请辞不仅是陈本人的遗憾、中国学术界的损失，也是英国汉学界的损失。它使得牛津汉学科不得不放弃了原有的变革的尝试，转而大致延续了原有思路（或转向一条大同小异的新路），不得不继续在英语文化圈的小范围内遴选学术领路人。尽管英语文化圈日渐取代以德、法为中心的欧洲传统学术中心而渐成西方学术的主流，但它毕竟并非国际学界之全部。而且汉学（中国学）研究，如果缺乏华人学者的深度参与，其深广度、影响力和质量无论如何难免大受限制。事实上，揆诸战后英国汉学（中国学）研究实况，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它不仅远远不如法、德、日等传统的汉学研究重镇，也不如新兴的美国学术界。在这一系列阴差阳错中，英国所失去的不仅仅是汉学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机会，而是深入了解东亚世界、拓展与东亚深度合作的可能性。这对其优化学术格局、促进文化交流、文明共享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學术共同体的不竭活力源于差异、开放和交流，唯此，才能博采众长、永葆生机。在相当时期内，英国汉学界主要是在英语文化圈内循环、自我繁殖;而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无疑有更强的开放性（其区域研究的相当一部分骨干学者都是来自相应区域的学者，休斯弟子费正清领衔的中国研究团队乃其范例）。这一点，英国汉学界的确远远逊色于美国学术界。牛津汉学教授这一个职位，在与中国学者擦肩而过之后，虽然继续向全球学者开放，但后续的膺选者事实上仍是纯粹的西方学者，是英语学术圈的研究者。因此，此次教授换人，在本质上可能是对美国汉学的延伸，错失了提升水准的良机和更具开放性的可能，失去了更好地提升其国际化水准的可能性。二战后，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乃至东亚研究）的地位大幅提升，而英国的同类研究则相对平淡，几有成为美国汉学圈的外围之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美国名校博士已能较容易地在英国名校获得教职，而英国名校博士则难以在美国获得教职。二者之间在位势和竞争力上的差异已一目了然。
五、余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未竟之梦
休斯及牛津汉学科与中国的关系，其实是近代中英交流的一个生动缩影。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英国汉学界，其实都很需要这样一个机会，相互接触、深度合作，彼此促进。然而时代没有提供这样的空间。造化弄人，牛津汉学科与陈寅恪之缘长期受阻于战乱，及至时机成熟之日，陈寅恪的身体却已大不如昔。多年艰辛的生活和工作，已蚕食了其健康。随着陈氏的请辞，牛津教席人选问题也告一段落。此后中国学者再未能接近这一职位。这段往事令人唏嘘。
牛津汉学教授遴选工作，所呈现的是国际学术交流中的一幅生动图景，也是近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尝试。围绕此事，中外许多一线学者都进行了各自努力。在1928年，傅斯年等就明确要努力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0年后的1938年6月，面对国际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近代史讲座教授田波烈热忱邀请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行动，傅斯年则自信而坚定地表示：若邀中国加入该会，则须确保“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意、德诸国之待遇是也。中国……不可在此会中仍为二等国”。①应当说，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无论从自身实力还是国内外影响力看，陈寅恪无疑是拥有最好条件率先实现这一宏愿的中国学者。此次陈寅恪竞聘剑桥、牛津教职一事，②反映出中国学界的普遍诉求，希望提升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使中国学者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国人的普遍心愿，无疑也是胡适、傅斯年等人谋划已久的问题。而中国大学能向西方顶尖学府输送杰出教授，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信号。陈氏等人当时虽未能如愿，但大势所趋已然形成。不久之后，许多西南联大学人“在美国大学做研究，任教职，为中国在世界学术界上争取地位，这是一个可喜的新现象”。③
如果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是中西学术交融的结晶，那么休斯本人也同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近代思潮的缩影。18世纪中期之前，在西方人看来，东亚（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人的皮肤还是“白色”的。而在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春节、智慧和高贵，这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中国依然是许多西方人向往的所在。然而，当古老东方显得停滞与衰退之后，西方却逐渐把东方人描述为“黄种人”。这种认知无疑充满了深刻的种族歧视及民族歧视。④休斯显然是一个例外。与绝大部分英国同行不同的是，热爱中国文化的他，显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的景仰和极深的好感。他无疑是一位胸怀开阔的西方学者，以传教始，以传道终，一生所系是汉学。他与李约瑟一样都是近代英国知华友华的典范。然而，相对名流济济的英国知识界，这类学者还是太少了。对两个有影响的大国来说，这种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仍显得太过有限（远不及中美、中法交流）。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历史的遗憾、相关各方的遗憾。
【作者简介】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史、中外交流史、高等教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
王贺欣，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高等教育及知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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