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参与增加值贸易合作比较
鞠姗
[摘 要]东亚是全球增加值贸易合作网络的重要区域，中日韩作为该区域的主要节点国家，在全球及区域增加值贸易合作中的地位存在差异。借助复杂网络节点“中心性”测算方法，从国家层面比较了中日韩三国在全球以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里的中心地位。研究发现，中国和日本是全球及区域增加值的主要供给国，而韩国是主要需求国，且中国的总体中心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对外应积极参与中日韩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对内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关键词]中国;日本;韩国;增加值贸易合作;复杂网络中心性
[中图分类号] F74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10-0030-06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s Participation in Value-added Trade Cooperation：
Comparison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Methods
Ju Shan
（Yanshan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202）
Abstract： East Asia is an important region of the global value-added trade cooperation network. As the major nod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position differently in global and regional value-added trad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entrality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global and ASEAN + 3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s by using the measures of "centrality" of nodes in complex networks. It is found that China and Japan are the main suppliers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s while South Korea is the main demand country， and China's overall central positio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s， support domestic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Key Words：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Value-Added Trade Cooperation; Centrality of Complex Network
一、引言
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生产要素可跨国流动的条件下，企业逐渐将价值链按功能拆分为不同环节，并将各环节配置于其功能得以最有效发挥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区域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东亚生产网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东亚地区呈现、以生产工序分工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模式，最初只起源于东亚的个别国家，重心很快转移到东盟区域，而后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1]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和支柱，参与增加值贸易合作的地位及演变历程各不相同。
中日韩参与增加值贸易合作的比较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李大伟（2015）[2]从联合国BEC分类方法出发，将制造品分为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3大类及18个小类，进而测算中日韩三国在整体价值链中处于哪类商品的生产环节，结合专利、品牌等指标分析发现，中国在高附加值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与日韩的差距在缩小，但在研发、营销环节差距仍较大。闫云凤（2015）[3]基于WIOD（2013）数据库测算的1995—2011年中日韩三国总体进出口增加值在全球中占比顯示，中国的增加值进出口地位逐渐上升、日本下降而韩国稳定。任永磊（2017）[4]基于WIOD（2013）数据库测算了1995—2011年中日韩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发现与日韩相比，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重最大但呈下降趋势，中间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最大的为日本，其次分别为韩国和中国。蔡伟宏、李惠娟（2017）[5]利用WIOD（2013）数据库中相关数据测算了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参与度指数和GVC地位指数，发现中国服务贸易特别是高技术密集度的服务贸易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程度低于日韩。闫云凤（2018）[6]运用WIOD（2016）数据测算了中日韩三国服务业2000—2014年的GVC地位指数、GVC参与度指数和增加值RCA指数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日本和中国服务业整体的GVC地位相对较高，具有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但韩国服务业GVC参与度超过中日两国。
复杂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众多子系统组成，复杂网络方法是将子系统抽象成节点、把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抽象成连接节点的边，通过各种拓扑特征的测算研究子系统间关系的方法。随着复杂网络方法在各领域的推广，学者们也尝试将其应用到增加值贸易合作的分析中。Zhu等（2015）[7]首次通过刻画WIOD（2013）数据库中产业的价值树展现各国产业之间的增加值联系，并以产业价值树为基础测度了各产业的重要性。Amador和Cabral（2016）[8]以WIOD（2016）数据库中的国家为节点、国家间的增加值联系为边构建了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并计算了该网络主要的拓扑特征。国内学者也运用复杂网络方法研究了全球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增加值贸易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而将该方法应用于东北亚贸易关系研究的文献目前仅限于总值贸易层面（梁经伟、文淑惠、李彦，2019[9];赵昌平、徐晓江，2019[10]）。
因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基于WIOD（2016）、OECD-ICIO（2018）（因 WIOD（2016）数据库中的43个国家和地区创造的GDP占同期世界GDP总值的80%以上，因此该数据库对于观察全球增加值贸易关系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而OECD-ICIO （2018）则是包含东盟“10+3”区域合作国家最多的数据库，13国中除缅甸、柬埔寨、老挝三国以外的10国都涵盖，而缅甸、柬埔寨、老挝三国参与全球和区域增加值合作程度都很低，因而OECD-ICIO （2018）数据库对于研究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关系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主要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借助复杂网络里的节点“中心性”测度方法从国家层面比较中日韩三国在全球及区域增加值贸易合作中的地位。边际贡献包括两方面：第一，尝试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系统性视角观察中日韩三国参与增加值贸易合作的地位;第二，国家层面，既比较三国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也对比三国在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里的中心地位。
二、增加值贸易网络构建和国家及地区重要性测度方法
（一）国家和地区为节点的增加值贸易网络构建方法
借鉴Amador和Cabral（2016）[8]的方法，本文在国家和地区层面构建有向无权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边的方向根据下式（1）确定：
（1）
式（1）中，， FVApq是q国总出口中p国创造的增加值，EXq是q国的总出口，N×N阶邻接矩阵AM=[apq]是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增加值关系。FVApq的计算如下式（2）：
（2）
其中，cp为p国和地区的增加值系数向量（增加值系数即国家p每单位总产出创造的增加值;N表示国家数，M表示行业数，cp即1×NM阶向量），Lpq为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的非对角线块，eq为q国总出口向量。
（二）国家和地区为节点的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心性”测度
1.度数值。在网络中，νi节点的邻边数目ki称为该节点的度，节点νi的度值代表与其直接相连接的节点数目，度越大的节点越重要。对于一个有向网络，节点νi的度数值还可以按方向分为出度值和入度值。
2.度中心性。有向網络的度中心性包括出度和入度中心性，对于包含N个节点的有向网络，某节点最大可能的出度或入度为（N-1），若节点νi的出度和入度中心性分别以CDout和CDin表示，kiout和kiin为节点的出度和入度，则：
（3）
（4）
3.接近度中心性。有向网络的接近度中心性包括出接近度和入接近度中心性，分别以该节点到达其他节点或其他节点到达该节点的最短路径之和的倒数乘以其他节点个数来计算。节点νi的出接近度中心性和入接近度中心性分别以CCout和CCin表示，其中dij为最短路径的边数即网络中两节点νi和νj之间经历边数最少的一条路径的边数，则：
（5）
（6）
三、中日韩参与全球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合作比较
（一）全球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包含的国家
全球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的节点分别选取WIOD（2016）中具有代表性的43个国家及地区和OECD-ICIO（2018）中的13个国家，分别见表1和表2。
（二）全球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图
根据式（1）构建起全球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后，使用Cytoscape3.7.1画出每年网络图。限于篇幅，图1只展示全球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在样本期开始和结束年份（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的样本期为2000—2014年，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的样本期为2005—2015年）的网络图，图中圆圈越大，代表节点国家及地区入度和出度之和越大，即该节点国家的总出口中使用网络中较多个其他国家提供的增加值或（和）为网络中较多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生产提供增加值。因而一定程度上，圆圈越大的国家及地区在网络中越重要。图1中（1）和（2）分别为2000年和2014年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图，可以看出与样本期的第一年相比、样本期最后一年，中国的度值明显增大，日、韩变化不明显。（3）和（4）分别为2005年和2015年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图，中日韩三国度值都有增加，中国变化最明显。
（三）中日韩在全球增加值网络中的中心性比较
1.度值
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一国的出度值代表了网络中有多少国家的总出口生产使用该国提供的增加值超过了门槛值，而入度值则表示网络中多少其他国家向该国总出口的生产提供的增加值超过门槛值。表3显示，中国的出度值在2000—2014年期间上升趋势明显，样本期内最小和最大值分别为3和37，2006年开始高于日本成为三国中出度值最高的国家，直至2014年样本期末一直显著高于日本和韩国;日本的出度值呈下降趋势，2005年以前在三国中一直最高，样本期内日本出度值最高是2000年时的17，而最低值出现在2014年为5;韩国的出度值在三国中最小且比较稳定，样本期内最小为2、最大为6。入度值方面，样本期内日本在三国中最低，在1和4之间变化;2008年以前中国和韩国的入度值比较接近，2008—2014年韩国一直略高于中国。总度值方面，2000—2004年间从高至低依次为日本、中国和韩国，2005—2014年中国始终高于日本和韩国，而日韩两国则较为接近。综上，从度值的变化看，中国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特别是作为增加值供给国即中间产品供给国的地位显著提升;日本作为增加值供给国的地位趋于下降;三国中，韩国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相对以进口使用增加值为主。
2.度中心性
本文构建的有向网络中某节点的出度和入度中心性分别代表该节点国家对网络其他国家总出口所用增加值的供给方面，以及该节点国家总出口价值中对网络其他国家增加值的使用方面的中心程度。
图2显示，出度中心性方面，中国和韩国在样本期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呈下降趋势。2005年以前，日本的出度中心性值在三国中最高，而2006—2014年，中国的出度中心性值在三国中始终最高，韩国在样本期内几乎一直最低。样本期内中日韩三国的出度中心性值最高分别为0.88、0.40和0.14，最低分别为0.07、0.12和0.05。2006年以来，在三国中，中国向最多数量的其他国家出口生产提供增加值，意味着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中间品。入度中心性来看，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值趋于下降而日本和韩国趋于上升;样本期内韩国在三国中入度中心性值相对最高，其次为中国，日本最低。韩国的入度中心性值最高为0.17，中国和日本最高分别为0.12和0.10;韩国入度中心性值最低为0.10，中国和日本分别为0.07和0.02。可见，韩国总出口价值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的来源国数量在三国中是最多的。
3.接近度中心性
对于本文的增加值贸易有向网络，接近度中心性数值越大表明节点v_i和其他节点互相越容易建立增加值贸易关系，即节点v_i越居于网络中心。出接近度中心性值上，韩国一直是三国中较低的，日本在2006年前始终高于中国，但2006—2014年间，中国显著高于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出接近度中心性值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呈缓慢下降之势。入接近度中心性值上，韩国在三国中较高、特别是2008年之后始终显著高于中国和日本，整个样本期内日本的入接近度中心性值在三国中始终最低，中国居于日韩之间;日本和中国上升趋势明显、韩国较为稳定总体微弱上升。
（四）中日韩在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的中心性比较
1.度值
由表4可以发现，在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中，中国和日本的出度值较高，两国最高时都达到8（共包含10国的该网络，每个节点的出度值最高为9），可见中国和日本是该区域网络增加值的主要供给国，其中中国呈缓慢上升之势、日本较为稳定;韩国低于中日两国，11年间非5即4。入度方面，中日韩三国的入度值均不高，韩国在三国中相对较高，在每个节点入度值最高为9的情况下，三国中韩国入度值最高时为3、而中国最高为2、日本为1，日本有五年为0、中国有一年为0。总度值来看，中日两国非常接近，都略高于韩国。在东盟“10+3”这一区域价值链网络中，中国和日本是中间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三国均不是中间产品的主要进口国，相对而言韩国在三国中进口中间产品较多。
2.度中心性
图4显示，在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中，韩国的出度中心性值在2005—2015年间一直低于中国和日本，2013年以前，日本始终高于中国，2013—2015年间中国高于日本，中日两国出度中心性值差距不大。入度中心性值方面，三国相对从高至低依次为韩国、中国和日本，中国下降趋势明显。韩国的出度中心性值在2005—2015年间一直低于中国和日本，2013年以前，日本始终高于中国，2013—2015年間中国高于日本，中日两国出度中心性值差距不大。入度中心性值方面，三国相对从高至低依次为韩国、中国和日本，中国下降趋势明显。
3.接近度中心性
图5显示，在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出接近度中心性方面，韩国在样本期始终低于中日两国，2013—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其他年份均略低于日本。入接近度中心性方面，三国相对从高至低依次为韩国、中国和日本，中国下降趋势明显。
四、结论及对策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复杂网络节点“中心性”测算方法，以WIOD（2016）、OECD-ICIO（2018）等国家和地区间投入产出数据库为基础，从国家层面比较了中日韩三国在全球以及东盟“10+3”增加值贸易网络里的中心地位，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里，2000—2014年的样本期内中国的总度值、出度值、出度中心性值和出接近度中心性值均明显上升，2006年以后，中国的上述各项值超过日本成为三国中最高，韩国在三国中一直最低;而韩国的入度值、入度中心性值和入接近度中心性值在三国中一直最高，其次是中国和日本。可见，中国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里的总体中心地位明显提高，2006年以来，中国在三国中一直是向网络其他国家和地区总出口提供增加值最多的国家;而样本期内韩国总出口中对网络里其他国家和地区增加值的进口使用是三国中最多的，日本最少、中国居于韩国和日本之间。
第二，在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里，2005—2015年的样本期内中国和日本的总度值、出度值、出度中心性值和出接近度中心性值较为接近、均高于韩国，其中中国的出度中心性值和出接近度中心性值2013年后略高于日本;而中日韩三国的入度值均不高，相对而言，韩国最高，入度中心性值和入接近度中心性值从高至低依次为韩国、中国和日本。因而，中国和日本在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里仍是向区域网络其他国家总出口提供增加值较多的国家，而韩国总出口生产对区域网络里其他国家增加值的进口使用相对中国和日本较多。
（二）对策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依托劳动力优势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嵌入东亚生产网络在全球增加值贸易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高，[11] [12]在全球以及东盟10+3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中与日本一样，已经成为增加值的主要供给国。在当今“逆全球化”、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较强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中国要在继续开放的政策下实现在全球及区域增加值合作中地位“质”的飞跃，还需在以下几方面加强：
首先，积极参与中日韩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在当前全球一体化推进遇阻的环境下，中国应积极推动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水平的提高，2019年12月27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同意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除中日韩自贸协定之外，中国也应重视东盟“10+3”、中国-东盟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和推进。目前，亚太地区出现多极化格局、东盟是重塑未来亚太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东盟十国形成的东盟共同体是亚洲第三大和全球第七大经济体，过去十几年年均经济增长约5%，与东盟维持良好的经济合作是维持亚太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广泛且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可以扩大市场，有利于国内出口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在全球和区域增加值贸易合作中的竞争力和地位[13]。
其次，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以技术引进为主，然而近年中兴、华为等企业遇到的国外技术制裁再次说明，技术引进的同时，我国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基础科学对于创新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但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见效慢，需要政府更加重视教育改革，鼓励企业在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同时，根据自身条件坚持开放创新、在全球范围整合创新资源。[14]企业类型方面，除国有企业外，更应加强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支持。国有企业由于更容易吸引人才、融资能力强等原因，在创新资源上具有较大优势。政府需要在融资、人才等制度政策上支持民营企业，各级政府在组织科技项目、人才引进时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鼓励民营企业独立或联合承担国家各类科研项目、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通过技术改造的实施转化创新成果。
最后，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制造业是当今世界大国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体现，英、美等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后凸显，而德国依靠高质量的制造业在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中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和中心地位，因而我国应重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持续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互动影响，可以协同发展。政府通过促进交通运输、城市金融、科学技术、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有效集聚，可以降低各种服务的成本，加快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它们在不同区域的配置效率，[15]进而更好地服务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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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彤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