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在中国形象构建与创造中的作用
聂震宁
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国家的“成长性”注定了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元素越来越频繁和突出地出现在全球媒介信息之中，共同构建了“中国形象”。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离不开大众传播，也离不开出版。本文通过论述出版业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浅析了出版业在中国形象构建与创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如何利用对外出版促进国家形象传播。
国家形象反映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力，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家形象源于一个国家的自我建构和信息传播，以及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印象和评价，对外出版则是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和全体国民作为出版主体的积极性，通过多种出版渠道，向国际公众传播中华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国家新貌，促进国际交往，实现国家目标。
一、出版业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创造
出版业是构建、创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国际社会常常通过认识一个国家的出版物，特别是通过认识关于这个国家内容的重点出版物，建立起对一个国家的印象和认识。莎士比亚作品的出版对英国形象，歌德作品的出版对德国形象，卢梭、伏尔泰作品的出版对法国形象，安徒生作品的出版对丹麦国家形象，《丁丁历险记》的出版对比利时国家形象，《摩柯婆罗多》的出版对印度国家形象，都具有很重要的帮助。在中国，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成为全世界跨语种翻译出版最多的古代哲学著作，无疑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感召力，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产生了重要作用。上述许多例证都说明出版业对国家形象构建和创造所具有的作用。
一国之出版物可以传递多重信息，其中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国家的文化艺术水准，国家的出版质量，民族的审美特点等。随着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我国出版业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而在我国出版业的较快发展中，也折射出中国发展的形象。为此，我国出版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承担起构建和创造中国形象的任务。
二、出版业构建和创造中国形象的路径
关于出版业构建和创造中国形象，笔者在此主要谈四条路径：一是国家领袖人物图书，二是人文社科和科学技术图书，三是少儿图书，四是外国人写作中国的图书。
（一）国家领袖人物图书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经濟的强大崛起，海内外读者了解中国国家领袖人物的愿望越发强烈，海外政治机构也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的国家性格和行为逻辑。国家领袖人物良好媒介形象的传播，也可成为稳固政治、增强民众凝聚力、传播国家形象的新途径和新视角。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许多新的因素参与到国家领导人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使领导人处于政治传媒化的氛围中，促进领导人媒介形象的兴起与发展;另一方面，媒介在领导人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关键环节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家领袖人物出版物的出版和传播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和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外文出版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自2014年9月出版以来，目前已经出版了28个语种、32个版本，海外发行覆盖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在海外受欢迎程度是中国出版物4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习近平主席这本有关中国执政思想和外交理论的著述在海外受到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著述本身极具对外传播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令世界瞩目，海外各界研究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此书正是帮助外界理解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一把“钥匙”，为各国读者开启了一扇观察和感知中国的窗口。
此书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中有一个原因也不可或缺，就是其出版策划和内容编辑具有较高水准。项目启动之初，即从对外传播角度进行全书内容设计，邀约外文翻译进入编写团队，参与编纂全过程，有针对性地选取外国读者感兴趣的主题和内容，编写大量注释词条、人名和词语索引，满足国外读者理解和查阅需求，总之，出版社坚持按照出版规律开展编辑出版活动。这些创新举措取得了良好反响，已经出版的28个语种中有半数的语种版本是外方主动提出翻译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创造做出了重要贡献。柬埔寨首相、泰国总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秘鲁总统等一些国家领导人用不同方式表达对此书的重视和推崇。美国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把此书放置在自己的案头，好莱坞导演由此书萌生了与中国同行合作的意愿。
许多国家的一般民众也通过这部书籍的阅读加深了对中国的印象。我们在网上搜索到匈牙利网友阿里·萨迈 、尼泊尔网友帕拉舒拉姆·夏尔马、尼日利亚网友伊洛摩·阿鲁佛哈等许多网友跟帖十分感人。此书泰文版译者、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汉语教师诗鹏·象本初说，他被习近平带领中国人民努力追寻“中国梦”深深打动：“我想起以前看过的动画片《足球小将》，主角就是一个通过不懈努力实现梦想的人。”他从当代海外青年人的视角，把习主席与著名日本励志动漫主角联系起来，增添了一份亲切感和人情味。
通过此书在许多国家的成功翻译出版，看得出我国出版业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出了不俗的贡献。
（二）人文社科和科学技术图书
中国的灿烂文化绵延数千年，无疑已经证明了其独特的适应性和科学性。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华文明始终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相互融合、促进下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密。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学习汉语和对中国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乘着这股劲风，一批人文社科类图书远销海外，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相同的中国故事。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通史简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高山仰止——邓小平与现代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推拿》《暗算》《藏獒》和《山楂树之恋》等，都得到一些世界各国著名出版机构引进版权翻译出版，不同程度上引起了各国读者的兴趣，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科学技术书籍出版方面也在展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现代科技领域涌现出一批极高学术价值的图书输出海外，从系统性、专业性和实用性等不同角度，填补了业界空白。它们代表着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发展和对外学术交流，提升了中国出版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我国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铁技术系列教材”“轨道交通技术丛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哈密尔顿的辛几体原理》由世界知名出版机构购得外文版权。尤其是早年出版的我国大科学家钱学森、宋健合著的《工程控制论》在国际工程学界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我国大数学家吴文俊的《中国数学史》对国际数学界的强烈震动，凡此种种，新中国70年来的科技出版业的对外出版，为中国科学技术界的形象构建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三）少儿图书
早些年，在国际书展上，特别是在一年一度的世界最大的少儿图书展览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上，中国展区的质量不高，引起了我国少儿出版界同仁的反思。从2014年起，我国少儿图书出版界形成了高度共识，提高了对原创图书的出版力度。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我国少儿出版不仅在博洛尼亚童书展上极大提高参展水平，展区里热气腾腾，人气很旺，更重要的是，原创图书的整体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使得国际童书出版界刮目相看，提出了许多合作的意愿，也让广大童书读者有了很大惊喜。
中国的少儿出版经历了“黄金十年”后，已经完成了由“中国加工”向“中国制造”的转变，原创能力大大增强。受政策和行业环境的双重利好，有利于中国少儿出版版权输出的整体格局正在形成。通过近几年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少儿出版版权输出、合作出版、海外并购联营等动作频频，为中国出版人奉献了一份极具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的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线路图。
在我国少年儿童出版整体发展的形势下，2016年，作家曹文轩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安徒生奖;同年，我国国际童书研究专家张明舟当选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副主席，2018年又进一步获选为IBBY主席，这是首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这些，无疑都会为中国形象增光添彩的。
（四）外国作者写作中国的图书
从“他者”的视角来讲述中国故事，也就是由外国作者来写作中国内容。
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作者、出版者做出种种努力，也还寄希望中国以外的作者、出版者来写作中华内容的作品，出版中华内容的书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运用专项资金支持国外作者写作客观介绍中国的好书，架起理解桥梁，为促进相互理解并扩大文化交流、加强出版合作提供更多优秀作品。我们希望中华文化走出去，不能没有文化自信的态度，我们希望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有更多的外国人写作中国，不能没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的态度。外国人写作中国，曾经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给予了同情和敬意，对此后国际社会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给予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援助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学者、作家、记者继续写作中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物由于是对中国的客观公正的观察和友好的书写，对国际社会正确认识新中国产生了作用。现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启动了“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该计划邀约外国作者运用本土语言创作中国内容的图书，用“他者”眼光、“他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中国故事出版物。如韩国学者金胜一的作品《我眼中的中韩关系》于2017年7月正式在韩国出版，印度翻译家狄伯杰的作品《中印情缘》于2017年9月正式在印度出版，都在各自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学者维尔纳·吕格默尔写作的《新丝绸之路：没有战争的国际化》一书，聚焦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对比中美两国经济模式，总结中国经验，与海外读者分享中国人的“天下”情怀。目前，该书已经推出德文版，同时完成了英语、法语、中文版的翻译，计划于年内在国内推出中文版。由此可以看到，海内外读者对了解处于关键时期的当今中国社会的殷切期望。美国人龙安志先后写作出版过《中国的世纪》《朱镕基传》《中国第一》等著作。从2018年起龙安志开始写作《寻找中国》系列，计划在近两年由美国的DISCOVER出版社在美国出版。
支持外国人写作中国，需要我们具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我们欢迎对我友好的外国各界人士写作中国;因为文化自信，我们会坦诚表达自己应有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同样，因为文化自信，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外国人写作中国的自由，尊重他们作为写作主体应有的思想探索、风格追求和审美表达，唯其如此，这样的写作才是有国际意义的，这樣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才是具有人文价值和更高可信度的。
三、出版业要继续在中国形象的构建和创造中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国出版人当然要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出贡献。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出版人要学会“讲好故事，传播好声音”。目前，通过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创造中国形象，正呈现实践主体多元、利益关切多样、介入角度多层次的新格局，我们需要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联动、文化资源共享、各方优势互补的协同体制。
我国现代出版业先贤陆费逵先生指出：“出版业虽然是一个较小的行业，可是其与社会的关系，却比其他很多行业要大得多。”
我国现代出版业先贤邹韬奋先生指出：出版业要“竭诚为读者服务”，“我们的这种服务精神，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群众的深刻同情，于是对于我们文化事业给予非常热烈的赞助”。
出版业的国际传播事关国家大局和国家形象，当代中国出版人应当努力承担起责任和使命，更加高效地做好出版走出去，为中国形象的构建和创造不断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系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