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葡萄牙人与外侨社会的权势转移
闫妍 徐永志
[摘 要]1843年上海开埠后，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跟随英国人来到上海，却因其混血身份而遭受歧视。上海葡萄牙人从经济层面依赖英国和美国商行提供的就业机会，在社会生活层面也逐步向英国人的生活方式靠拢。在这样的适应过程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上海葡萄牙人在外侨社会内部的地位上升，迎来了新的社会交往空间，表明上海外侨社会内部发生了由微到著的权力变化。
[关键词]近代上海，葡萄牙人，外侨，权势转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8-0056-06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无数的外国人从世界各地涌入这个新开放的城市，为实现对中国的侵略目的，在获取经濟权益的同时他们在客观结果上将上海建设和发展成了当时的“东方巴黎”。在这些涌入上海的外国人中，葡萄牙人因为其特殊的血缘属性呈现出了与其他欧洲国家公民不同的身份特质。上海的葡萄牙人直接来自澳门，而非远在欧洲的葡萄牙，他们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与亚洲人的混血通婚，形成了“土生葡人”①族群。如同权力关系理论的描述：“权力就像毛细血管般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弥散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②从澳门来到上海的葡萄牙人也不得不面对这里的外侨社会所表现出的与澳门截然不同的权力关系。
目前，学界对上海的外国侨民研究，特别是上海的葡萄牙侨民研究还基本围绕在对其人口构成和在上海时的部分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的考察，尚未对葡萄牙人在上海的适应过程与融入结果进行发掘，也未将不同国家侨民在上海的社会交往为切入点来窥探上海外侨社会的权力关系与变动。本文着重考察一路跟随英国人脚步从澳门和香港抵达上海定居的葡萄牙人，在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权利场域中的文化顺应与社会融入，以及日本攻占上海后对上海外侨社会尤其是葡萄牙人生存空间所带来的影响，以期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上海外国人社会内部的等级秩序、互动关系与权势转移。
一、上海开埠初期的葡萄牙人与外侨社会等级秩序
早在15世纪，葡萄牙人就率先从欧洲出发开始了向东方的航海探索。在他们抵达亚洲后为了以少数的人口维持漫长的贸易网络，葡萄牙王室鼓励进行航海探索的葡萄牙人与贸易点当地女子通婚以扩充人口。17世纪时，葡萄牙商人在澳门的对外贸易活动减弱，商业活动也逐渐转为由本地定居的葡萄牙人经营，葡萄牙人的通婚对象随之变为澳门的华人，由此在文献中开始出现了“土生葡人”这一概念。根据有关澳门历史与土生葡人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葡萄牙人占据着澳门这样一个“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商埠，也因此在占据澳门初期享受到了贸易便利带来的繁荣经济，但这之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生活一直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③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经济环境更为恶化，葡萄牙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悲惨，甚至出现了5个月都无法向公务员发工资的情况。①而毗邻澳门的香港则接替其成了新的“华南经济中心”。②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原本在澳门就是为英国人工作的葡萄牙人，和他们一同离开澳门前往香港，③迈出了近代以来葡萄牙人在亚洲迁徙的第一步。④
英国人不仅以殖民者的姿态侵占了香港，还敲开了上海的大门，紧随其后的葡萄牙人又跟着他们的老主顾一同来到了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在上海开埠之初，葡萄牙人还未能看出这个新口岸城市日后能够发展成为东方的国际大都市的前景，就连最早担任葡萄牙驻上海领事的人选，也是由时任澳门总督亚马留（Ferreira do Amaral）所选择的英国商人担任。⑤
关于近代以来葡萄牙人来到上海的最早记录，见于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之中。⑥上海开埠7年后，《北华捷报》对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进行了统计，此时生活在上海的157名外国人中有6名葡萄牙人，他们分别是字林报馆（North-China Herald Office）的监工和排字工、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 Co.）、宝顺洋行（Dent， Beale & Co.）、旗昌洋行（Russel & Co.）和森和洋行（Wolcott， Bates & Co.）的商业助理。就是从这6个到达上海的葡萄牙人开始，生活在亚洲的葡萄牙人跟随着他们历史悠久的盟友英国人的脚步，不断地扩充和发展形成了上海葡萄牙人社群。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建立人口普查制度时，葡萄牙人有115人，此后上海葡萄牙人数不断增长，在上海的外侨人数的排名中亦属前列。⑦1880年，葡萄牙人以285人跃升至外侨人口数第2位，仅次于英国的1044人。⑧到1901年，上海葡萄牙人数突破1000人;1930年，上海葡萄牙人口数目已经达到1599人。⑨而当上海受到战局影响，出现其他国家侨民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时，葡萄牙人的人口数目还在增长，在1942年达到约2700人。⑩从总体数目来看，上海开埠后先后有约6000名葡萄牙人在上海侨居。11他们对上海“情意绵绵”，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以“家庭、组织、政治关系网络”而联系起来的民族性社群。12
然而无论是在上海的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叙事文本中，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都是一个非常具有异质性的存在。总的来说这种异质性来自他们的血统属性。如前文所述，亚洲的葡萄牙人是由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与亚洲人在几百年间通婚而成的群体，他们在生活习惯上向葡萄牙人靠拢，信仰也仍保持着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统，但从面部特征来看已经不同于欧洲或传统意义上的葡萄牙人了。13在国人的记录中，这群葡萄牙人不但与中国人“面貌相同”，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完全看不出来是另一个国家的人。14
在上海工部局的官方文献中，当生活在这里的葡萄牙人被划归为单独的“澳门葡萄牙人”时，来自美洲的美国人却和英国人、法国人一同被归纳为“欧洲人”。①显然此时的“欧洲人”已经超越了地理范畴所赋予的蕴含，而成为一种身份界定上的概念。在这些“欧洲人”的记录当中，关于上海葡萄牙人的评价与用词非常单薄而统一，他们形容上海的葡萄牙人为“混血儿葡萄牙人”，②或以“混血”“等外人”③这样的用词来代指。当在洋行担任高级职务的外国人被形容为“大班”时，担任低级办公室工作的葡萄牙人则被描述为“地鼠”。④
上海的“财富、地位和声望都向着美、英、法这三个列强的公民汇集”，这些强国公民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顶端，在社会生活中也高高在上，“洋洋自得于强取豪夺来的特殊地位，对少数从其他国家来的凡夫俗子们根本不屑一顾”。⑤作为欧亚混血儿的葡萄牙人，自然也在这些“上等”公民眼中毫无地位。至于他们不屑一顾的理由，则来自对欧亚混血本身的反对。在英国人的观念中，认为欧亚混血从父母双方所继承的品质恶劣，美国人对此相对宽容，但是也从根本上不赞同欧亚混血。⑥
这种对混血身份的歧视，也体现在了由英国主导的工部局的聘用人选中。曾经有欧亚混血职员为同为混血的女儿向工部局申请职务，董事会和卫生官对该申请的态度是“此类申请人对此职务不合适”。⑦显然，“此类”欧亚混血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不适宜在工部局工作的，同为“此类”人的葡萄牙人在上海也有同样的遭遇。1916年，一个上海葡萄牙人致信代表英国立场的《北华捷报》，在信中陈述了葡萄牙人工作中的可靠与忠诚，希望能够以此为自己的同胞恳求到在工部局工作的机会：
葡萄牙人是一群忠诚、努力而且体面的人，在他们的商业生活中保持着坚定的目标，这是其他人无可匹敌的。希望在上海的英国人和其他盟友能够有广阔的胸襟允许工部局下设的部门能够有更多的葡萄牙人参与，这并不过分吧？
工部局有许多不同国籍的雇员，但是现在葡萄牙居民被拒之门外，就不能够被认为是“联合为一”。⑧
从这些关于葡萄牙人记录的片段中来看，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得到“上等”的“欧洲人”的青眼，他们的叙事文本中也不愿给葡萄牙人一席之地。而与这个群体交往更为密切，生活层级更为匹配的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的记录中，葡萄牙人形象就更为鲜活和具体了。犹太人认为“上海的葡萄牙人被认为比英国及其他列强的民低一等，和上海所有无国籍的外国人，以及那些实力不如英国的国家的侨民差不多”。⑨还认为葡萄牙人的审时度势和安于现状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他们看上去随意而快乐，不会老为自己处境的不公去斗争，真正令他们快乐的是他们的社团以及由体育构成的愉悦的生活方式。⑩土生葡人的后代也形容他们在上海的生活节奏较快、作风英式，甚至日常都说英语。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葡萄牙人对宗教的重视，并且以身为葡萄牙人而自豪。11
二、向英国人靠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葡萄牙人的生活趋向
上海的外国人当中，享有最高地位的是外交官、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位居高级公共职务的人员”和“若干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商人”，而要想得到这些所谓上流人士的认可，则必须熟悉英语和“英国人的举止风度”。12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在这样一个由英国人决定和主导生活风尚的环境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英国化”的一面，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的葡萄牙人逐渐以英语代替葡萄牙语作为其母语的过程。
在澳门居住时，葡萄牙人日常生活中使用葡萄牙語，随着英语在澳门的影响范围扩大，葡萄牙人也开始注重对英语的学习。到了19世纪初，澳门政府的领导就已经认识到了英语学习对于澳门的葡萄牙人的重要性了。至19世纪中期，澳门的许多葡萄牙人就已经经过正规的英语教育，并且掌握了英语，①这也是他们能够进入英国人和美国人开设的商行中工作的原因。
葡萄牙人从澳门来到上海时，还保持着较高的葡萄牙语水平，男性能够讲流利标准的葡萄牙语，女性则多使用由葡萄牙语和亚洲语言混合生成的土生葡语（Patois）。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葡萄牙人中的年轻一代则出现了葡萄牙语水平下降、英语水平上升的趋势。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够以纯正的口音说英语，大多数都可以写标准的英文，甚至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沟通中，英语也代替了葡萄牙语成为他们的日常语言。②这种情形在上海葡萄牙人的出版刊物中也可以窥见。1888年，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出版了名为《进步报》（O Progresso）的葡萄牙语周报。在这份周报中，无论是关于上海和香港的新闻，还是读者与编辑部之间的往来信件都是以葡萄牙语刊发。至1940年，以“团结上海葡萄牙侨民”为己任的月刊《为了祖国》（Pela Patria）出版时，已经无法完全以葡萄牙语刊发了。这份刊物，无论从名字到内容，都是以增强上海葡萄牙社团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塑造对于葡萄牙的国家认同感为出发点，这样一个充满异域爱国主义情怀的刊物有一半内容是以英文发表。这种逐渐失去自己母语的情况，令葡萄牙人反思，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远东的葡萄牙人逐渐英国化是很不令人意外的”。③
上海葡萄牙人的另一个“英国化”过程体现在体育活动方式的变化上，即在日常生活的娱乐休闲方式中也在向英国人靠拢。葡萄牙人在澳门生活的几百年间，一直保持着参加体育活动的传统，他们休闲时间大多进行的是击剑、决斗和游泳这类传统的欧洲骑士体育活动。④在上海这样一个由英国人引导社会风尚的环境下，这里最为流行的体育活动之一就是来自英国的现代足球，而绿茵场也是上海葡萄牙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刊中留下最多身影的地方。
足球场，不仅是上海外国人进行体育休闲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在这里进行商业周旋和人际交往的场合。⑤葡萄牙人的强大足球队，为他们赢得了和其他国家的侨民进行交往的机会。1902年，上海成立了西人足球联合会，开始正式举办沪上的足球赛事，葡萄牙人就积极地参与到了这项运动当中。⑥1909年，葡萄牙人以体育联合会的名义参加足球比赛，到了1918年又正式成立了“葡萄牙队”参赛。⑦他们的足球激情甚至超越了英国人，1930年，葡萄牙队成了唯一一支参加当年西人足球联合会举办的全部5项足球比赛的队伍。⑧从成绩方面来看，葡萄牙队也是近代上海绿茵场的强队，曾经5次获得了上海的国际杯足球赛冠军，还曾多次在联赛、万国足球赛和史考托杯足球赛中获得第2名。⑨葡萄牙人不仅参赛热情高涨，还自己举办足球比赛。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与香港的葡萄牙人不定期举办埠际足球比赛，还和中华队共同举办了5届中葡杯足球赛和中华队球员切磋球艺、联络感情。⑩
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休闲生活方式来看，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都呈现出向英国人靠拢的趋势。无论这种过程是否在主观上抱有“英国化”的目的，在事实上都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也令曾经因血统而遭受歧视的葡萄牙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国家侨民，特别是英国侨民的接纳。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的上海葡萄牙人与外侨社会权势重构
影响葡萄牙人在上海外国侨民内部被接纳的因素是多重的，除了葡萄牙人自身在生活方式以及所使用的语言上向上海外侨的主流方式靠拢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的上海面临的新环境，也令外国侨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新变化。自上海开埠后，租界以外的政权交替几乎未能真正影响到这里的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远离“中国人的上海”，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安居乐业，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经济上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公司的业务稳定、贸易的繁荣都令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①而这种平稳、安适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了变化。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离开，他们要么直接返回自己的母国，要么就近前往香港和马尼拉避乱，此时驻扎在上海的英国军队也开始撤离。当其他国家侨民离开上海的时候，澳门的经济环境比上海更加糟糕，因此葡萄牙人并没有产生回到澳门的想法，反而力图在上海进一步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②譬如，20世纪初时，葡萄牙人尚在向英国人恳请获得加入工部局的机会，至30年代，已有2名葡萄牙人正式加入工部局成为财务处和卫生处的职员，而到了1940年和1941年，进入工部局工作的葡萄牙人则陡增到12人和18人。③
另一方面，曾经被长期隔绝在工部局以外的葡萄牙人此时也在尝试获得真正能够影响公共租界的机会。1941年，当工部局董事会名额出现变更时，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提出希望“作为旅沪最悠久的侨民之一”，能够获得其中的一个席位。④尽管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上海的葡萄牙人未能如愿以偿，但这却是葡萄牙人走向公共租界权力机构所进行的一次重要尝试了。
在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看来，日本人占据上海在某种意义上是“外国人统治上海的末日”。⑤还未离开上海的美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被日本人作为“帝国公民”对待，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俱乐部和住所也遭到了日本人的征用。⑥当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从上海的权力之巅坠落的时候，葡萄牙人则得到了远在欧洲的葡萄牙政府的“庇佑”。1939年，葡萄牙政府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⑦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也得以被日本人划定为中立国人士，甚至还在上海保留了自己的俱乐部和其他的娱乐场所。⑧
处在这样巨大的政治變局之下，上海的外国侨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被彻底改变。英国人失去了对上海的控制特别是对公共租界的控制后，原本处在权力关系两极的英国侨民和葡萄牙侨民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不同国家侨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因此减弱。曾经占据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绝对权力的“欧洲人”失去了其往日的锋芒，而因血缘关系遭受歧视的葡萄牙人也在完成其自身的文化适应，尤其是在战争影响下形成的新的权力关系之中，成了真正的上海外国人中的一分子。
从上海葡萄牙人向上海市社会局提交的《上海葡侨总会会员登记名单》来看，曾经对葡萄牙人不屑一顾的英国人、美国人，也成了葡萄牙人在上海社交核心的葡侨总会的会员，不仅在葡侨总会的活动中长期活跃，一部分人还拥有决定葡侨总会事务的表决权。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一些上海葡萄牙人曾在英国与美国洋行中担任过下层职员，虽然他们并未像滞留在上海的英国人与美国人一样被关进国际集中营，但经济上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陷入困顿。此时上海的局势令葡萄牙人越来越有悲凉之感：普通市民要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煤、电的费用攀升，“大米的暴利、垄断和禁运令都使得这里的家庭无法依靠一家之主的收入维持生计”，医疗费用增加，生活水准降低，甚至连年轻一代人的健康状况也有所下降，而“持枪抢劫的案件不断增加，连谋杀也不少见”，肆无忌惮上涨的租金让整个城市在契约的掠夺下变得更加贫穷。①
无论从上海开埠通商前葡萄牙和英国两个国家的悬殊国力上来看，还是从近代上海外侨的微观社会来看，都体现了葡萄牙人在当时中国外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不对等，而生活在亚洲的葡萄牙人的混血身份更让他们受到反对欧亚混血的英国人的歧视。近代上海葡萄牙人社群发展的过程，也是他们与上海外侨社会抗争和适应的过程。由此，葡萄牙人一直在努力向占据当时上海经济和外侨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英国人靠拢的同时，也在试图得到其他外侨群体的接纳和认可。从他们主观的努力和尝试来看，其在为英美强国在上海的企业打工的同时，一直渴望进入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工作;生活中他们也在努力迎合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葡萄牙人的内在努力，另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上海外侨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令他们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初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文化环境和政治权利上升发展的空间。但这样的局面并未得以持续，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葡萄牙人像其他国家的外国侨民一样，不得不和这座城市一同沉沦。
【作者简介】闫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及上海葡萄牙侨民社会生活。
徐永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开埠通商与近代社会文明转型。
【责任编辑：王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