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动力变革和路径优化研究
黎晓春 常敏
摘要：数字经济是各创新型城市着力培育的对象，同时也构成城市创新发展最为关键的变量。在数字经济驱动下，由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空间、创新机制、创新文化构成的创新型城市发展动力系统正在发生变革。相应的发展路径得以优化，全域创新理念推动创新型城市耦合发展，全域创新生态的构建驱动创新型城市协同发展，局部創新突破带动了创新型城市整体发展。在具体对策选择上，应坚持产业引领城市创新、着力打造全域性创新平台、构筑数字经济与创新型城市发展“共同体”、全力打造数字经济条件下创新型城市长远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创新型城市;动力系统;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1-0093-007
2005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设定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此后，天津、上海、杭州等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截至目前，全国共有78个城市（区）获批试点建设创新型城市。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31.3万亿元，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上升至34. 8%，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给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对城市创新发展也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新华三数字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中，上榜的100个城市涵盖了绝大多数试点建设的创新型城市。数字经济是这些城市着力培育的经济对象，同时与城市自身融为一体构成城市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深刻改变了我国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动力体系、发展路径。紧抓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夯实创新型城市发展基础条件，突破转型升级瓶颈限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重要抓手。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创新型城市动力体系、发展路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对策。
一、研究回顾
（一）关于创新型城市发展方面的研究
1998年，英国规划大师Hall开始关注城市与创新间的关系，将创新型城市界定为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中，许多新事物不断涌现并融合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具有创新特质的城市。对于创新型城市更多的研究出现在2000年以后，以创新型城市发展动力系统构成为切入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创新型城市构成要素的研究。英国从事创新型城市研究的权威机构Comedia的创始人Charles Landry（2000）认为，创新型城市由7个要素组成，即富有创意的人、意志与领导力、人的多样性与智慧获取、开放的组织文化、对本地身份强烈的正面认同感、城市空间与设施等。我国学者周纳（2010）认为创新型城市必须具备诸如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机制、创新环境、创新绩效等5个要素。二是关于创新型城市动力系统的研究。Hospers（2003）认为高密度互动交流的集聚，人口、文化、行业的多样性以及可能引发大变革的不稳定性等，即上述各类要素的有机聚合能够形成城市强大的创新能力。尤建新、卢超等（2011）将周纳提出的5个要素进行了增删，指出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网络、创新机制和创新文化共同为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支撑，成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内驱动力。另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政府、企业、高校共同组成了“官产学研资介”系统（王宗荣，2010），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力。三是围绕上述动力系统的关于创新型城市发展对策的研究。代明、张晓鹏（2011）认为创新型城市应倚重创新型企业发展，这些企业产生于创新城市系统;高翔（2015）证明了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提高城市创新效率;代明、周飞媚（2009）认为创新型城市的造就、认定、识别、影响及辐射周边要倚重其文化特质，建设过程中不但要强化创新型城市文化的共性特质，也要注重追求个性特质。邵安菊（2017）把包括上述各类要素在内的要素划分为非生物成分和生物成分，构建了一个复杂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正是各要素的互动和循环流转才构成了创新型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上述理论为如何发展创新型城市给出了基本思考框架，尽管创新型城市类型多样，一般均具备诸如充满活力的创新主体以及集聚各种创新资源等几个典型特征，这为本文有关动力系统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对策与这一动力系统的固有特质、发展变化紧密相关。然而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动力体系各要素自身及其联结状态，这一结构的变化导致动力系统作用渠道、机制发生变化，必然引起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的变革。但上述研究对数字经济这一关键变量关注不足，据此给出的对策建议大多延续了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创新模式、方法，难以适应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这一客观条件。
（二）关于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
美国学者Lewis Mumford（1961）认为“技术方面的爆炸性发展，引发了城市本身发生极其类似的爆炸”。邓波、王莉（2009），王婷、孙斌栋（2015）等进一步指出正是技术进步推动了城市发展，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知识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日益凸显。延续这一思路，学者开始关注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本文主题紧密相关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城市空间的影响。Castells（1991）指出，在信息环境下劳动力地域分配、信息形成、生产扩散和选址的灵活性决定了新的产业空间分布，进而直接影响城市的空间分布。曾章帆（2015）将这种空间影响细化为生产组织方式变化与工业空间重构、工作生活方式变化与居住空间重构、消费方式变化与商业空间重构、休闲娱乐方式变化与文化空间重构、出行方式变化与城市交通空间重构。二是对城市功能的影响。与对空间的影响相应，孔江（2001）认为数字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城市功能由内聚开始走向分散、功能分区出现融合、非物质化服务功能将不断强化。城市的生活功能与工作功能融合并形成了“第三空间”，Chandler L.和RossP.（2017）认为人们对这种功能混合的空间需求在持续增长中。三是对城市创新活动的影响。近年，智慧城市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之一，刘巧、石大干等（2018）通过对中国171个地级市的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平均而言可提升17%～19%。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构建新型创新生态。康伟、姜宝（2018）认为杭州市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生态，围绕阿里巴巴集团等大企业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集聚区、产业基金、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深刻改变了当地的创新生态。
学者的研究注意到了数字经济对城市本身的影响，尤其在创新空间、城市功能等方面给前述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也成为本文重要理论基础。但问题在于，这些对城市本身的影响对城市创新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要素的改变带来哪些后果尚不明确，特别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及相应的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全领域的，现有研究只进行部分侧面的研究，尚缺乏深入、系统的阐述。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以及现有的实践情况，本文给出传统经济条件下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动力系统模型，并着重分析了数字经济对这一系统要素、结构形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城市创新发展路径得以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型城市发展动力系统变革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任务是要激发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的活力，使其真正成为创新主体;要使信息、人才、资本等创新资源能够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直接有效支撑;要使创新空间在不断动态调整中，有力承载创新主体、创新资源的各类活动，三者构成了城市创新动力体系的有形要素。此外，市场性的创新机制使得有限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解决成果市场化等问题，是创新活动重要的润滑剂;创新文化为创新主体、创新资源提供更加持久的动力，二者构成了城市创新动力体系的无形要素。上述五种要素构成了传统条件下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动力系统，如图1所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数字经济由各大城市着力培育的对象，迅速演变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但数字经济并不是和其他要素一样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它更多地是改变了城市创新动力体系要素状态，在此基础上使创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模式、路径均发生了变化。
（一）数字经济驱动创新主体行为模式发生变化
数字经济条件下创新主体撬动资源的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借助各类平台发展是各类主体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方式。在“双边网络”效应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主体、资源被平台整合，创新活动中的供给或需求通常是“1：N”的配比方式，供需双方的价值交易更加便利。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例，2018年该所共链入200余家优质数据源，其中涉及金融、政府、电商、电信、征信等30多个领域，极大便利了企业创新需求。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看，一是使得城市中小型、分散的创新活动日益重要。数字通信技术给企业创造了更高的自由度和生存条件，有学者发现，新兴城市中数量众多、功能多样、规模微小且非常现代的企业集中于街道或集市，以便进行多方密切的信息沟通。特别是借助于上述平台等手段，这类主体小型、分散的创新活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使得跨技术、跨领域、跨行业的融合式创新行为日益常见，需要城市提供特定场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融合，软件与硬件技术一体化衔接;价值链全链条的深度融合，各环节界限变得愈加模糊，原有的链状结构逐渐发展成为环状或网状，传统产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数字经济要求城市必须能够支撑各类创新创造活动，为其发展提供必要场景。
（二）数字经济持续赋能各类创新资源
数字经济使得创新资源本身特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对创新型城市发展产生了新的需求。数字或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进一步独立，能够和技术、资本、人才一样可以被方便快捷地获取与处理，各类资源的联结、流动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及相应的技术;人才成为最重要的创新资源，传统公司转型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治理、瓶颈突破，最终都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存量、增量及相应的结构，人才成为数字经济各“神经中枢”的结点。这些变化导致原有各类资源的能级水平不断提升，成为解决城市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方面，高速、稳定、大并发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完善，支撑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产业发展方面，以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杭州钱塘大数据交易中心为例，二者均以“大数据+产业+金融”的业务发展模式推动数据资源开放、流通和应用。近年，金融领域借助数字经济技术产生了诸多模式、产品，对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创新活力方面，围绕数字经济领域人才年龄层次低、能力强、生活品质要求高等特点，各地纷纷增强城市宜居性，以杭州、南京、成都等地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增强政策优惠力度展开“抢人”大战，这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
（三）数字经济驱动创新空间实现新一轮有机更新
數字经济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城市空间更加强调对各类主体和资源创新、创造活动的承载能力。传统工业社会中，技术、产业空间需求强，城市通常是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心、商业贸易中心和人类主要聚居区。而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远小于传统产业，其云、网、端等设施必须与现有基础设施结合，相关技术、产品、产业的驯化、发展必须借助城市提供的场景，极大驱动了城市空间的有机更新。这种更新是部分强化与部分消解并进的过程，城市中心仍然是快捷、准确的信息集散地，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型企业或企业高层管理机构仍将向城市聚焦，城市中心区仍然是金融和主要经济活动中心，部分甚至会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增强。而原有需考虑交通和通讯条件而集中布局在城市中心区的产业部门，受数字经济影响会向城市四周呈连续性的放射状有限分散。数字经济对城市空间的另一影响是城市功能布局发生变化。城市更加重视社会功能的发挥，更加关注提高基础设施、医疗设施水平以及提供更多教育和就业机会，且与城市空间更新同步，这些功能向着更为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除满足市民常规需要以外，要为创业创新提供综合助力。
（四）数字经济亟需创新机制与创新文化建立
除上述三种有形要素外，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创新型城市发展特别需要无形要素的支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要求城市形成足够的基础支撑，包括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逐步培育相关市场，让数字能够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发展要素;要求形成对数字经济主体及其创新行为的包容氛围，使颠覆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得以实现。一方面必须要破除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公平竞争、开放协作、监管得当的市场环境，补齐知识产权服务、社交联动机制的短板，解决数字经济条件下城市治理组织、模式、机制滞后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围绕人才这一主体资源，打造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文化，继续发扬双创文化，使企业家、各类人才、科技工作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三、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优化
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格局出现新的变化。除传统一线城市外，近年新崛起的“新一线”创新型城市，如杭州、成都等地多为伴随数字经济浪潮兴起的城市，目前已经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代表的8个数字经济城市生态群。受数字经济影响，这些城市的创新发展的动力体系发生变化，相应的发展路径得以实现优化。
（一）全域创新理念推动创新型城市耦合发展
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本身造成的影响，从横向上看是全域性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从纵向上看是不可逆转的，数字经济的特性使得城市生活、创新创造活动被加速整合在一起，每一部分都不再能单独发挥作用，全域创新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城市接受。这些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信息流更加高效便捷，促进了城市全面覆盖、充分感知的智能化;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大数据为基础进行决策，城市治理更加精细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调节更加充分，促进城市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医疗、交通、教育等服务的质量及便捷性得以提高，促进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共享，促进城市发展的普惠性;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减少有害物质排放，提高环境、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发展的宜居性。智能、精细、高效、普惠、宜居，正是当下我国城市发展理念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数字经济条件下实现创新发展所必备的条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各项传统功能与创新功能形成深度耦合，这是数字经济条件下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例如，2016年杭州市提出全区域协同、全要素配置、全链条融合、全方位保障、全社会动员的全域创新格局，就是以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为背景的行动部署，2018年“三化融合”（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的发展路径提出使这一理念越发清晰。
（二）全域创新生态的构建驱动创新型城市协同发展
生态、合作、赋能、共赢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全球化的今天，要素全球流动、人才与关键技术融为一体、资本追逐人才技术的局面已经形成，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创新走向，单纯某一政策措施已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打造创新生态是必由之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美国国家创新战略》把创新生态系统视为实现全民创新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其中创新主体是政府、企业、高校和各阶层劳动者，创新要素构成包括了教育、科研、基础设施及相应的人才政策等，这与本文上述动力系统的构成非常接近。生态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型城市发展中受到广泛重视，产业生态、金融生态、人才生态、知识产权生态均不可少。根本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平台化、融合性需要大中型企业与初创期企业共生，生产型企业与服务型企业共荣，上下游、价值链协同，政产学研资合作共赢协同创新。具体如，杭州市发展数字经济特别关注通过构建产业发展平台、促进开放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金融生态在深圳市创新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17年底，深圳的私募股权、创业基金管理人数量达2255家，管理基金规模1.67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8%、15%，有力支撑了深圳市的全域创新发展。
（三）局部创新突破带动创新型城市整体发展
在考虑数字经济影响的创新型城市发展中，我国各城市局部的创新切入点差异较大，但均具备一个共同特点，即把数字经济同时作为培育对象和创新发展基础对待。一线城市综合优势明显。以上海市为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致力于建设高效密集的信息交换枢纽、存算一体的数据中心资源高地以及深度感知的新型智慧城市应用标杆;数字运营领域，大数据管理部门运营成效明显高于新一线城市;创新要素集聚领域，致力于打造“高峰型+枢纽型”的数字人才体系，发挥长三角龙头城市引领作用。新一线城市则更加注重选准发展的侧重点。如成都市以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创新信息服务产品供给为主线，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杭州市提出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为主线，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近年在城市数字化方面则以交通领域为切入点建设“城市数字大脑”，并正在向城管、卫健、旅游等领域延伸。尽管重点不一，各地均把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本身发展、创新型城市发展融为一体，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打造产业发展空间、加强资源培育。
四、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对策思考
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创新型城市发展正在迈向创新动力系统重构、创新范式迁移、创新路径优化的阶段。各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应以自身禀赋为基础，坚持产业引领创新，强化全域性平台支撑，构建城市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共同体，打造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一）坚持产业引领城市创新
产业创新发展方向、创新发展绩效即代表了城市创新发展方向及其绩效，创新型城市发展根本上仍要以产业发展为引领。一是强化主导产业引领能力。以主导产业引领各类主体研发、创新投入方向，引导各类资源向创新性、成长性产业集聚，使企业、院所、研发机构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圍绕主导产业，强化各类主体、资源数字经济行为能力，坚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加快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入融合，提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决策、管理的能力。二是充分发挥现有第三产业服务能力。我国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储备、创新能力、新增产值均呈现由第三产业向第二、第一产业逐次递减的状态。应充分发挥现有第三产业优势，围绕主导产业，借鉴阿里云与海康威视等高科技企业建立基于云平台的战略合作模式，快速提升主体、资源创新能力。三是提升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融合特性，支持龙头企业、研发机构建立市场化特色性开放平台，着力推进“行业云”“行业大数据”平台和工业互联网产业建设，发挥其生态聚合作用，带动一批中小型企业完善区域产业形态，进一步打造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着力打造全域性创新平台
数字经济驱动下的全域创新理念必然需要全域性创新平台的支撑。一是把握城市数字化创新发展方向，全域性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借鉴杭州、上海发展方式，以城市交通、区级精细化管理为突破口建设城市大脑，大幅提高城市交通及城市管理效率，并逐步拓展医疗、环保、城管等方面应用。这一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主导性产业发展需求，完善其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二是把握主体创新行为模式的变化，全域性推进服务机制变革。在重点关注大型企业、机构的同时，适应创新活动分散、小型化的发展要求，服务上努力向中小型企业、机构倾斜，不断提升服务的精准性、灵活性、高效性，以此倒逼城市管理向组织扁平化、行为网络化变革。三是把握城市空间更新进程，优化政策作用机制。基础设施、城市功能、产业空间的数字化、均衡化、人文化将使创新活动远远溢出现有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等范围，各类政策措施应更加关注创业、创新本身而不应以划定的区域为限，特别应尊重创新的自组织过程，不断发现、培育创新增长点。四是充分整合城市存量资源，集聚高端创新要素。通过“数字技术+市场机制”的模式，突破即有区域限制破解住房、医疗、教育等配套服务难题，并借助数字经济的开放、共享、交互等特点为要素赋能，推进资本链、创新链、产业链有效对接，提升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
（三）构筑数字经济与创新型城市发展“共同体”
数字经济全方位、深层次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它不仅仅是城市着力培育的发展对象，二者已经成为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共同体”。一是坚持以数字、技术为纽带联结共同体不同部分。必须着力突破公共数据壁垒问题，完善非公共数据的数字交易市场、创新数字交易方式，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通过这一进程，强化共同体不同部位的数字联结，提高不同部位运作的高效性、协同性。二是着力数字经济创新主体与创新型城市的共同成长。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体系，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不断拓宽各类主体参与创新型城市发展的渠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等模式努力使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主体、资源参与到创新型城市建设中来，技术性增强创新主体与城市发展的粘性，達到共同成长的目的。三是着力形成对创新行为的包容能力。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创新常常颠覆传统思维、传统模式，城市应在提供必要的资源外，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接纳各类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在发展、磨合中寻找治理、规范的路径方法。在数字经济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要使城市真正成为实测及验证场地，不断根据驯化结果做出相应的改变。
（四）全力打造创新型城市长远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时代高科技人才、企业及其他要素全球范围选址，着重寻找与其自身价值观或心灵需求最为契合的场域，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是最主要因素之一。创新型城市发展不论采取哪种模式、哪种发展路径，文化均构成其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型城市应以更加宽广的、更具特质的城市文化建设满足一流企业、一流人才的发展需要，加快推进以文化人、以文铸城、以文兴业、以文惠民工作，贯彻落实创新文化兴盛行动。一是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定位城市发展坐标，逐步形成延续历史文脉、激发文化创新的魅力创新城市。重点结合现有数字技术创新传统文化外在表达形式，丰富文化活动载体，推动承载本地文化的企业品牌建设。二是要不断弘扬创新文化。借鉴《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做法，规划创新文化发展目标及运作方式，特别考虑各类数字经济人才的归属感、认同感，促进各类文化机构和组织繁盛，以吸引、留住创新型人才。三是营造安心创业氛围。针对数字经济要素特点，迎合青年科技人群需要，打造青春友好城市，鼓励组织更多的创业社群、举办更多创新大赛和创业活动，策划吸引年轻人参与的富有创造性的文体活动。
（责任编辑：徐东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