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见非科学出土奢华艺术品：吐蕃统治区域的伊朗图像
康马泰 李思飞
内容摘要：近年来，青海都兰警方追缴了大批被盗的精美文物，目前这些文物大部分收藏在都兰县博物馆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藏存于中国境内外的公共与私人收藏中。2018年警方在都兰的一次行动中缴获了数目可观的金银器，尽管目前尚无法确定被盗掘墓葬的精确位置，但基本可以认为这些文物大部分来自青海湖西南几公里处都兰县热水墓群遗址。本文主要讨论这些文物中最富有意趣的刻画有异域人物形象的金银器和装饰有伊朗纹样的纺织品，后者大部分属于类型学上所谓的“赞丹尼奇”（Zandaniji）織物。虽然这些奢华艺术品并非来自科学考古发掘，但对其图像学的研究无疑可为判定其年代和来源地提供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吐蕃王朝、吐谷浑与中亚（尤其是粟特）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更好地定位吐蕃王朝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所担当的角色。
关键词：都兰吐蕃墓;金银器;伊朗图像;“赞丹尼奇”织物;粟特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016-07
Abstract： Dulan（Qinghai）Police have confiscated numerous highly refined objects from ancient tombs that have been looted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these cultural relics are kept at present in Dulan County Museum and Qinghai Tibetan Culture Museum， while others have entered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A large amount of metalwork was confiscated in 2018 in Dulan during a police operation. Even though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graves that were disturbed by the criminal activity was not precisely established， it can be argued that most of these objects come from a site in Dulan County， specifically Reshui， a few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the Qinghai Lake or Koko-no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ost interesting pieces of metalwork that were recovered， some of which were decorated with exotic figures， and some textile pieces that were embellished with Iranian motifs， the latter mostly belonging to the so-called“Zandaniji”typology. Although these luxury artifacts are not from scientific excavations， the study of their various iconographies will provide some clues to establish their chronology and provenance， and shed light on the exchange and relation among Tubo， Tuyuhun， and Central Asia（especially Sogdiana）， to thus better define the role that the Tubo dynasty played in the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Sui-Tang period.
Keywords： Tubo tombs in Dulan; metalwork; Iranian images;“Zandaniji”textiles; Sogdian art
一批现身古物市场的精美绝伦的金属制品和纺织品残片，最近进入了中国境内外的公共和私人收藏中。2018年警方在青海都兰的一次行动中追缴了大批金银器，并逮捕了20余名盗墓者。尽管目前尚无法确定被犯罪活动盗掘墓葬的精确位置，但基本可以认为这些文物大部分来自青海湖西南几公里处都兰县热水乡的墓葬群遗址（图1）。
这一地区位于西藏高原东部，被称作“安多”或“大柴旦盆地”，今属中国青海省管辖。该地区发现了多座吐谷浑及吐蕃王族墓葬。吐谷浑人（藏语称‘A-zha）很可能是说阿尔泰语系的族群，他们于公元4—7世纪围绕青海湖形成了强大的王国。至少自6世纪起，汉文史籍始将西藏人称为吐蕃人，后者在同时期攻灭了吐谷浑之后，开始在喜马拉雅地区日益强盛，并将整个青藏高原统一在吐蕃王朝（Pugyel， 634—842年）的统治之下。然而，吐谷浑人在被击败后并未完全消亡，他们仍继续与吐蕃人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至少直到10世纪[1]。
这批近年由当地警方收缴的金银器及纺织物残片，展现出明显的8—10世纪由中亚商人，特别是粟特人的商贸活动而引入吐蕃的伊朗图像[2、3]。由于目前尚未对这批纺织品作精确的技术分析，任何对其的研究都应视为艺术史方面的探讨。这批追缴的纺织品几乎全部属于类型学上所谓的“赞丹尼奇”（Zandaniji）锦，而后者的起源和年代仍是一个在学界备受争议的问题。
一 都兰金银器
都兰县博物馆的一批新入藏金银器，同时也是2019年2月28日到6月30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一带一路上的青海”展览的展品。遗憾的是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并未出版相关图录。来自都兰的金属艺术品数目较多，本文仅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件文物。
第一件文物是有翼半人半鱼形金饰片，表面有钉孔，很可能用来固定在剑鞘上（图2）。在人物上半身下方可以看到两只兽足。这一细节尤其使人联想起希腊化文化中的“刻托斯”（Ketos），甚或更具体地说，一种在希腊和拉丁文獻中被称作“斯库拉”（Scylla）的海妖，斯库拉被视为直接导致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半岛海岬之间的风暴。人物头饰后方飘浮的绶带是一种典型萨珊主题纹样，而其左手所持的角形饮器“来通”（rhyton）则令人想起中亚的同类型器物[4]。与都兰县博物馆这件文物相似的有翼神兽经常出现在粟特壁画的重要人物面前，以体现神祇的护佑[5]。然而，人身部分的服饰及诸如羽翼底部的涡卷植物纹等其他细节并未在波斯或中亚艺术中找到精确参照物。总体而言，尽管它具有强烈的伊朗色彩，但这种神兽更应被视为吐蕃当地精致工艺的产物。另一件与都兰追缴文物同一形制的金片目前属香港梦蝶轩藏品。不能排除两者出自同一来源地的可能性[6]。
第二件金属文物是一件保存状态欠佳的鎏金银盘，上面装饰有在一株树前发生的一个颇有意趣的场景（图3）。场景中至少可辨识出三个人物：中央一位身着长袍姿态斜倚、形同绝望的女子，由画面左侧一青年男子搀扶着，男子曲左腿踏在一小型阶梯状物上。右侧另外一位难辨其形的（站姿？）人物的唯一可见的手中握有一棒。由于银盘弯折的部分遮挡了整个右侧图案，并不能轻易辨识其刻画的内容。尽管显露的部分并不完整，但根据人物的情态、服饰以及抓住女子的裸体男子等特征，我们可以认为银盘画面的题材应植根于希腊艺术。
这件艺术品可能是来自东罗马帝国或者巴克特里亚的舶来品。在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巴克特里亚当地文化仍深受希腊艺术影响。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萨珊时期的伊朗也生产这种具有（修饰过的）希腊题材的银盘，银盘上面的中古波斯语铭文暗示了器物的大致年代[7]。阿米·海勒（Amy Heller）对吐蕃金银器作过研究，这些器物上有时刻着铭文，其年代可追溯至吐蕃王朝时期。其中至少有一件吐蕃器物上体现了希腊装饰元素[8]。
二 都兰纺织品
同样在都兰热水墓群发现的纺织物残片也颇具特色，但数目要比当地警方收缴的金银器多得多。无论都兰县博物馆还是西宁的青海藏文化博物院都拥有许多纺织物藏品，其中甚至有保存得近乎完好的整件长袍（图4）。两座博物馆均未出版馆藏图录。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亦收藏了几件应当来源于都兰或大柴旦盆地的丝织品[9、10]。其他一些属于都兰的纺织品样本出现在中国境外的公共或私人收藏中[11]。
都兰的吐谷浑和吐蕃王族墓群目前仅有一小部分是经科学发掘的[2、3][12-14]。20世纪90年代在其中一座墓葬发现了一片背后有中古波斯文题记刺绣的残锦，现藏于都兰县博物馆[13]107-110[15]。遗憾的是，这块文字锦并未透露任何确凿的信息来为那些考古发掘的墓葬提供精确的断代依据，但它毫无疑问地显示出西藏和伊朗世界之间曾存在着多么紧密的关系。众所周知，至少一直到10世纪，波斯和中亚大部分地区仍在继续使用中古波斯语。一整幅保存完好但未经科学发掘的挂锦，最近在敦煌研究院“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展出，其上有两处重复的中古波斯文题记。这幅挂锦现为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藏品，该中心主任瑞谷拉·肖特（RegulaSchorta）博士友善告知笔者，柏林伊朗学研究所（InstitutfürIranistik，Berlin）的迪特·韦伯（Dieter Weber）教授正在释读此题记。挂锦的图片最近由介绍上述敦煌展览的小图册刊出。其主题纹样是一个大型团窠花环，团窠内为一对雄鹿纹样，中央为一棵树。十个较小的圆形图案出现在大团窠外周一圈，每个图案内各有一只动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左右两侧的第五枚圆形图案内各出现了一次野猪纹。
前文已述，都兰县博物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中国丝绸博物馆和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收藏的几乎所有丝织品都属于“赞丹尼奇”（Zandaniji）锦。“赞丹尼奇”是一个出现在伊斯兰文献中的不恰当的术语，用以描述在粟特西部距布哈拉不远的一个名为“赞丹纳”（Zandane）的村落织造的一类纺织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文献并未提及赞丹尼奇的任何装饰图案，而是坚持记载这类纺织品的性质是棉织物而非丝织物[16]。事实上，比利时于伊（Huy）圣母大教堂收藏的所谓的赞丹尼奇锦残片上识别出的题记已被确定是阿拉伯文，而非粟特文[17]。正如上文所论及的，令人费解的是至少还有两件来自都兰及周边地区的织物残片呈现了中古波斯文而不是粟特文题记。不管怎样，尽管知晓“赞丹尼奇”这一叫法是不正确的，学者们依然在沿用它。
仅有一件现藏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的丝绸残片似乎并不属于所谓的赞丹尼奇锦。这一推断可以从其风格上加以阐明。这件独特的织物的装饰图案由联珠圈内口衔珠链、颈后有绶带的单只孔雀纹构成（图5）。非常相似的纹样亦出现在7—8世纪来自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片治肯特（Penjikent）和瓦拉赫沙（Varakhsha）的粟特壁画上，用来表现贵族或富商的华贵服饰[18]。可以说，这件残碎的织物最初是在粟特或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建立的聚居地织造的，然后才被带入吐蕃统治区域。其生产年代极有可能追溯到8世纪，虽然早在7世纪中期阿弗拉西阿卜（前伊斯兰时期的撒马尔罕）的粟特壁画中就已出现了十分类似的纹样（图6）。用来装饰贵重服装的联珠纹图案在过去被视为来自萨珊波斯的创造，尽管每一个线索都指向这一纹饰应起源于6世纪（甚至可能是5世纪）的中亚[19]。
来自都兰地区的被归属于赞丹尼奇锦图案的丝织品数目众多。它们通常呈现出大型联珠圈纹，内有对鸟、对马、对羊或其他对兽。这类对兽往往站在形如展翅的植物基座之上。在由四个联珠圈所形成的空隙中，一般饰有精致的植物或几何元素（图7）。赞丹尼奇锦是对内有单只动物的简单联珠圈纹样的进一步精致化表现，因此，也应当从年代上把它们加以区分。然而，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丝织品最可能来自中亚，它们有可能是粟特地区的产物。
野猪头是在伊朗族群和中亚（巴克特里亚、巴米扬和塔里木盆地）佛教信众中极受欢迎的一种装饰元素，但在赞丹尼奇锦中却完全不见其踪。如果中亚作为这类纺织品源出地的假设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推知其生产年代应该在伊斯兰时期，因为穆斯林有尽人皆知的避免食用猪或野猪的饮食禁忌。一些学者认为，在高加索地区发现了这种纹样的进一步精致化表现。在俄罗斯的高加索边区莫什瓦雅巴尔卡（Moshevaya Balka）遗址的9世纪墓葬中，艾米塔什博物馆考古队发掘出土了许多华丽贵重的丝绸。这一组丝绸的一个典型装饰即联珠圈内有双斧头状物，有学者将其比定为两只风格化的面对着的野猪头纹样[20]。这种纹样有可能是为了避免直白表现穆斯林颇为忌讳的但是至少直到9世纪仍在整个欧亚大陆备受青睐的动物形象。这一关于野猪头样式化的假设无疑需要古代纺织品和图像学专家学者更多的探讨。无论如何，赞丹尼奇纺织物应当被视为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特别是布哈拉的产品，布哈拉是9—10世纪间萨曼王朝的主要城市之一[21]。这里也是真正的赞丹尼奇织物的产地。
现藏于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的一件保存完好的独特织锦残片在双排联珠菱形边框内展现了复合翼兽（被错误比定为“森莫夫”神鸟）图案（图8）。这件织锦的颜色、复合翼兽周围和主体的装饰元素等每一个特征，皆指向其属于所谓的赞丹尼奇锦。在每一复合翼兽的头部上方，都有一个形似葡萄的元素。这种由狗的前半身和孔雀尾组合成的飞兽不应被当作伊朗神话里的神鸟“森莫夫”（Simurgh，中古波斯文写作：Senmurv）的表现形态，而应视为一种被波斯语称作“farr（或farreh）”，或中古波斯语称作“xwarrah”的重要伊朗观念的体现，这一观念可以翻译为“荣耀”或“神赐能力”[22]。尽管许多学者一直把这种复合神兽称为“森莫夫”，但是用“伪森莫夫”（pseudo-Simurgh）来指称它更为恰切[23]。“伪森莫夫”绝对是伊朗的象征复合动物，在7世纪从中亚和波斯向西流传到拜占庭帝国和倭马亚哈里发辖地，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它在亚洲的其他地方却相当罕见。中亚的佛教信众如巴克特里亚人和塔里木盆地居民并没有采用这样的纹样，虽然他们对联珠圈内的野猪头和深受伊朗族群喜爱的其他象征符号如含绶鸟和翼马等图案青睐有加。
这是唯一一件可以帮助鉴别众多类似丝织品出处为大柴旦盆地的例证，因为在几年前，在古物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同类型装饰有相同主题的其他例证。其中一件属于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品[10]90-91，而艺术品交易商卡洛·克里斯蒂（Carlo Cristi）的收藏中则有另外两件饰有这种复合神兽纹的丝织品[20]。据专家称，对卡洛·克里斯蒂手中的丝织品残片之一进行的紡织工艺和碳14测定表明，它们也属于8—9世纪（中亚？）某地织造的赞丹尼奇锦[20]36-37。由于上述原因，把这些丝织品的年代推定在9—10世纪之间似乎更具说服力。
三 结 论
即使上述论及的纺织品无一来自科学考古发掘，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的饰有“伪森莫夫”纹样的织锦表明，盗墓者很可能在大柴旦地区发现了以诸多方式装点的所谓赞丹尼奇型珍贵丝绸。许多进入公共和私人收藏的这类纺织品依然呈现出鲜艳如初的色泽，这可能是因为出土地的气候条件使它们得以异乎寻常地完好保存下来。它们的发现地极有可能是都兰县热水墓群，尽管也不能排除来自大柴旦地区过去被盗掘的其他考古遗址的可能性。在都兰收缴和征集的纺织品以及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品中，不仅“伪森莫夫”，其他典型伊朗装饰题材如翼马、衔有植物元素的鸭子、公羊等纹样亦频繁显现。从风格上讲，这些纺织品的装饰纹样应被视为伊朗纹样，因为它们经常出现在7—8世纪粟特壁画上[24]。然而，在粟特壁画上时常可见的联珠圈内填野猪头的纹样在来自大柴旦地区的赞丹尼奇锦中却完全缺席。这种缺席可以以年代顺序为根据来解释：这些纺织品最有可能是在伊斯兰时期的中亚织造的，因为对野猪的描绘在当时已变得不合时宜了。
如上所述，佛教徒并不喜欢“伪森莫夫”的图像，来自青海的饰有这种复合神兽的织锦似乎也不例外。实际上，在热水墓群几乎没有能与佛教有明确联系的考古发现，这仅仅是因为在墓葬完成的年代佛教尚未在吐蕃王国得到传播。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饰有“伪森莫夫”纹样的织锦，为热水及更广义上的大柴旦地区墓葬遗址更合理的断代提供了很好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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