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敦煌郡库与西域戍卒兵物管理

    内容摘要：敦煌郡库作为汉代边郡敦煌郡的武库，设置有库令、库丞等吏员，从简牍文书来看，库令与库丞在太守府下发文书时可以“兼行丞事”，反映出郡库在行政方面的重要地位。敦煌郡库掌管着敦煌郡车辆、马匹、兵器、什物等各种物品，是敦煌郡重要的管理机构。简牍文书还反映出敦煌郡库兼管西域兵物的职能。究其原因，一方面敦煌是河西咽喉，设两关而控西域，具有地理上的便捷性，另一方面汉代边郡往往兼管边外事务，敦煌郡正起着兼管西域的作用，因此敦煌郡库可管理西域兵物。

    关键词：敦煌;汉简;郡库;西域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123-05

    Abstract：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he armory of Dunhuang prefecture in the Han dynasty occupied the unique positions of ling and cheng. Judging from the text of historical slips， these administrators could also act as imperial officials when the commander of the prefecture issued documents. This reflect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armory in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he armory was an important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that managed and stored carriages， horses， weapons and other martial items and supplies. The slip tex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armory also took charge of the items and weapon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soldiers. Because Dunhuang served as the transportation hub between the Yumenguan and Yangguan passes controlling the traffic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because it was the frontier prefecture in the Han dynasty also in charge of affairs outside the frontier borders， it is logical that Dunhuang prefecture would control the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Keywords： Dunhuang; Han Dynasty slips; prefecture armory; Western Regions

    武库是国家兵物管理的重要机构，汉代因面临匈奴在北方的威胁，高度重视军事建设，武库的设置自然十分重要。汉代除了在长安设有守卫京师的武库外，在各地郡国也都设有各级武库。从出土汉简来看，汉代武库的设置因地制宜，有些武库虽然设在郡国，但往往具有地区性的意义，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如设在东海郡的武库，因尹湾汉简的发现可知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郡库，有学者考证：“其供应范围必超出东海郡范围，亦受朝廷直接管辖，因此它有可能是汉朝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1]又如设在河西武威郡的姑臧库，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上县库，它提供的兵物到达了河西四郡，同样是具有地区意义的武库[2]。因此，汉代武库的性质，应该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朝廷对它的战略定位有关。同样，设置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郡库，通过简牍文书可以看出，它在管理敦煌兵物的同时还兼管西域兵物，值得关注研究。

    一 从文书行政看敦煌郡库的重要地位

    汉代河西的武库设置，总体上有郡库、都尉库、县库等各级武库构成[3]。郡库作为太守府管辖的武库，在郡级行政事务中地位重要。敦煌郡库的地位，在敦煌出土汉简文书中有鲜明体现。

    七月乙丑，敦煌太守千秋、长史奉憙、守部候修仁行丞事下当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守部都尉、尉官候，移县泉、广至、敦煌郡库，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掾平、卒史敞、府佐寿宗。

    V1312{3}：44[4]

    本简是敦煌太守府下发的文书，简文有敦煌太守千秋，依据相关研究，可知时代约在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之间[5]，敦煌太守府下发文书到所属府县官置机构，其中有移“敦煌郡库”要求，可见敦煌郡库是敦煌太守府所屬的重要机构。

    使乌孙长罗侯惠遣斥候恭，上书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甘露二年二月甲戌，敦煌骑司马充行大守事，库令贺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当舍传舍，如律令。V1311{3}：315[4]142

    本简纪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二月十五日，简文性质是敦煌郡发出的传书，说明长罗侯常惠派斥侯恭上书，要求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需要关注的是本简的文书签发者，一是“敦煌骑司马充行太守事”，二是“库令贺兼行丞事”。库令为郡库之令，《汉书·成帝纪》：“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6]库令是朝廷所重的职官，《汉书·魏相传》：“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6]3133-3134这是汉昭帝时丞相车千秋之子为洛阳武库令的记载，可见武库令地位重要。敦煌郡库也为“精兵所聚”的机构，设有库令管理。简文记载库令“兼行丞事”，可见库令在敦煌郡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神爵四年正月丙寅朔壬辰，敦煌太守快、库丞何兼行丞事，告领县泉置史光，写移书到，验问审如倚相言，为逐责，遣吏将禹诣府，毋留，如律令。

    掾邮国、卒史寿、书佐光、给事佐赦之。Ⅱ0215{3}：3[4]68

    本简纪年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正月二十七日，敦煌太守府移书悬泉置，因为逐债事务，需要悬泉置派遣吏员带领禹送到太守府。本简的文书签发者，一是敦煌太守快，二是“兼行承事”的库丞何，库丞应为郡库之丞。郡库丞可代太守府丞签发文书，也反映出郡库在郡级行政事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上述三简清晰地反映了汉代敦煌郡库的基本情况。敦煌郡库是敦煌郡下属的重要机构，设有库令与库丞管理。从敦煌太守府移文以及库令、库丞的设置来看，敦煌郡库应是县级机构。太守府下发的文书，往往有库令或者库丞兼行丞事的记载，反映出敦煌郡库在郡级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二 敦煌郡库对敦煌郡兵物的管理

    敦煌郡库，作为敦煌太守府管理的郡级武库，掌管着敦煌郡的各类兵物。通过简牍文书的整理，可知敦煌郡库管理的器物类别。

    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道，传车被具多敝，坐为论，易□□□□到，遣吏迎受输敝被具，郡库相与校计，如律令。

    掾望来、守属敞、给事令史广意、佐实昌。I0309{3}：236[4]80

    该简出自敦煌悬泉置，是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三月二十九日敦煌太守府发给属县与郡库的文书，说明太守巡行检查各县道，发现传车配具多破旧，需要郡库与各县道依照律令核校。该简反映敦煌郡属县发现传车配具破损，郡库要核校管理，郡库正是本郡财物的管理者。本简记载的是传车配具的管理，可见传车正是郡库管理的重要器物。

    鸿嘉三年七月辛未朔己丑，敦煌长史充国行大守事，库守令守部千人喜兼行丞事，谓郡库，效谷

    今调牛车假效谷，为遮要、县泉置运甲卒所伐茭如牒，书到遣吏持县泉置。前年所假牛车八两输郡库

    ⅠT0110{1}：22[7]

    本简纪年鸿嘉三年（前18）七月十九日，敦煌太守府对郡库行文，说明效谷县从郡库借调牛车为遮要、悬泉置运甲卒所伐的茭草，同时效谷县要将前年所借八辆牛车运送到郡库。此简反映了郡库对县置牛车的管理，敦煌郡属县要从郡库借用牛车，要通过敦煌太守府行文告知，借用牛车使用完毕要报告太守府归还郡库。

    入传马三匹，皆牡、受郡库。

    Ⅱ0115{4}：13[4]85

    本简性质为传马名籍，简文记载了三匹传马的来源，是受自郡库。考虑到本简的出土地点为敦煌悬泉置，则本简反映的应是悬泉置传马的来源。悬泉置有敦煌郡置使监管，简文反映出传马来自郡库，可见敦煌郡库对传马的管理。

    传马老锢病终不可用剥卖者，贾匹千五百，输筋革齿耳郡库

    ⅡT0114{3}：478[4]85

    本简内容是死亡传马的登记文书，说明传马因老病不能再用者，应将其剥卖，贾钱是一千五百，要将马匹的筋革齿耳输送到郡库。此简反映了敦煌郡库对死亡传马的管理。

    郡库以钱百万，付中部给吏奉诸用Ⅰ90DXT0114{1}：46[8]

    此简记载敦煌地区钱财出入的情况，敦煌郡库出钱百万，付给中部都尉给吏奉用，这是郡库管理钱财的记载。《史记·平准书》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9]可见库掌钱财，是汉代通例。《后汉书·朱儁传》：“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10]所借郡库百万钱，也可与简文互证。

    凿十

    入 剑五

    铁椎二 元凤六年闰月庚子朔丙辰，效谷县泉厩佐成受郡库，令史徐强、佐安/守令候 监

    ⅠT0209{3}：27[7]41

    本简纪年汉昭帝元凤六年（前75）九月十七日，简文性质是器物收纳簿，说明效谷县从郡库接受凿十件、剑五把、铁椎二件，并记载了接受双方的人员。简文反映出敦煌郡库对兵器工具的管理。

    九月余大杯二百，前校百卌八……八付郡库ⅡT0216{2}：857[7]275

    本简是悬泉置器物统计簿，因简文较长，只录了相关内容。悬泉置统计九月所余杯的数量，其中“八付郡库”，可見悬泉置什器有来自敦煌郡库的情况，反映出敦煌郡库对什器的管理。

    因此，通过简牍文书可以看出，敦煌郡库作为太守府管辖的武库，管理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传车、牛车、马匹、钱财、兵器工具、日用什器等各类物品，敦煌郡库与郡内各县置钱物运转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 敦煌郡库对西域兵物的管理

    上述简牍文书反映出敦煌郡库对敦煌兵物的管理，是郡库应有的职责。可是，还有简牍文书反映出敦煌郡库对西域兵物的管理，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入铁镡剑，永始三年六月癸卯，郡库掾成受罢己校前曲后……

    IV0617{3}：17[4]128

    本简纪年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六月二十六日，简文性质是兵物收纳薄。简文记载郡库掾成收入一把铁镡剑，交入方是“罢己校前曲后……”因为汉简出自敦煌悬泉置，简文“郡库”就应是敦煌郡库，“罢己校前曲后……”则是罢归的己校尉下辖吏士，如是，本简反映出己校尉所属吏卒罢归时，有将兵器交入敦煌郡库的情况。

    简文中的“己校”，涉及汉代西域设置的戊己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颜师古注：“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6]738颜师古的注释指出了既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的情况。《后汉书·西域传》：“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10]2909李贤注引《汉官仪》：“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10]2910传世史籍记载戊己二校尉设置于车师前王庭，是汉在西域的重要职官。罗卜淖尔汉简已反映出戊己校尉分置的情况[11]，本简中的“己校”也是戊校己校分设的证明。“前曲”是己校的部曲设置。《后汉书志·百官志一》：“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10]3564“后……”下简文残缺，应是吏卒身份的具体说明。因此，本简明确反映了设于车师的戊己校尉吏卒罢归时将兵器交于敦煌郡库的情况。

    与本简相关的是西域吏卒罢归的管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6]737悬泉汉简也反映出西域吏士“更终罢给北军”的情况（Ⅱ0214③：67）[4]122，有学者考证：“无论是宣帝时设立的渠犁校尉和比胥鞬校尉还是元帝时设立的戊己二校尉和后来合并的戊己一校尉，其所领的屯田吏士均属于北军。”“西域领护屯田的渠犁校尉及戊校尉或己校尉的属官服役完毕后要调回北军。”[12]那么，戊己校尉的吏士罢归北军，他们的器物是否也要带回北军呢，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证据。从河西戍卒罢归有将兵物交还姑臧库的情况来看，西域吏卒的兵物完全带回中土存在管理不便的问题，那么，简文记载西域吏卒罢归时将兵物交到敦煌郡库，就是颇为合理的情况。

    假敦德库兵，奴矢五万枚，杂驱三千匹，令敦德廪食，吏士当休，马审处

    敦80[13]

    这枚汉简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是新莽天凤三年（16）王骏征伐西域的幕府档案[14]，简文反映出西征军队欲向河西借兵物的情况。“敦德”，为新莽时期所改敦煌名称，《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6]1614所借兵物，包括“奴矢五万枚”，即弓弩所用箭五万支，“杂驱三千匹”，“杂驱”指各种畜类，简文反映出天凤三年战争所用畜类有马、骆驼等。“杂驱三千匹”数量不少，一方面是当时征伐西域战争所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敦煌武库的供给能力。“令敦德廪食，吏士当休，马审处”，是要求敦煌提供食粮，征伐西域的吏士要休整，马匹也要有地方安处。因此本简反映出天凤三年征伐西域战争时对敦煌武库的依赖。

    本简虽然是战争时期的记载，但也反映出敦煌武库与西域兵物的关系。因为简文明确说是“假敦德库兵”，那么这些兵物所有权还是在敦煌武库，这就意味着战争结束以后这些兵物要归还敦煌库。这种兵物的管理方式，与姑臧库对河西兵物的管理是一致的，如居延汉简记载：“·武威郡姑臧别库假戍田卒兵”（EPT58：55），也有“假”兵物的记载。本简记载的是征伐西域将领向敦煌武库借兵物的情况，而Ⅳ0617③：17号简记载的是西域吏士罢归时向敦煌郡库归还兵物的情况，二简正是敦煌武库兼管西域兵物的有力证明。

    四 敦煌郡库兼管西域兵物的原因思考

    汉简文献反映的敦煌郡库兼管西域兵物的现象，值得关注思考。因为从武库设置来看，郡库职责应是负责本郡兵物的管理，但敦煌郡库却兼管西域兵物，反映出边郡武库的特殊性质。形成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应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敦煌郡兼管西域事务有关。

    在地理位置上，敦煌郡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是连通西域的重要门户。《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6]3871，玉门关、阳关正是汉通西域的重要关隘，也是汉朝管理西域事务的重要门户。汉朝管理西域，主要是设屯田吏士。汉武帝开西域，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6]3873昭帝时，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其在汉质子尉屠耆，“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6]3878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6]3874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6]3874汉朝在西域屯田积谷，总人数并不是很多。汉宣帝时，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6]3922可见宣帝时渠犁屯田人数一千五百多人。到西汉元始二年（2），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反叛，“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6]3926则西汉末期戊己校尉吏士为二千余人。这样西域屯田吏士总数也只有数千人，他们所需兵物并不多，由敦煌郡库提供是能够做到的。从地理位置来看，敦煌是西域吏士往来必经之地，西域所需兵物由敦煌郡库管理，既可保证兵物安全，又有利于兵物的登记使用，是最合适的地点。

    在西域事务管理上，敦煌承担着兼管西域事务的职责。如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征伐大宛，初次出师失利而退回敦煌，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再次从敦煌出师，取得征伐大宛的胜利。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欲讨伐乌孙乌就屠，后因冯夫人交涉而止。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西域诸国遣子入侍，愿请都护，光武以北边未服，报还侍子。莎车王贤横行西域，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而亡归。安帝元初六年（119），北匈奴攻没在伊吾屯田的索班，敦煌太守曹宗请出兵报耻，邓太后不许，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部署营兵三百人羁縻。东汉后期，朝政衰弱，“敦煌太守已直接负责西域事务，西域长史归其领属，按其指示行事，西域剿抚都受敦煌太守统筹处置。”[15]可见敦煌在管理西域事务方面的作用。悬泉汉简对此也有反映。

    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上赦者人数太守府别之，如诏书。

    Ⅱ90DXT0115②：16[4]115

    这枚汉简是敦煌太守府所下文书，依据“敦煌太守彊”的任职，可知简文时代为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至建昭四年（前35）间[5]176。文书有敦煌太守府下發到“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可见即使在汉对西域稳定统治的汉元帝时期，敦煌太守也可对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行文告事，充分说明敦煌太守对西域事务的管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郡库兼管西域兵物，就有其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

    综上，通过汉简文献的解读可以看出，敦煌郡库是敦煌太守府所辖的重要机构，设有库令、库丞管理具体事务，敦煌太守府下发文书，库令、库丞可以“兼行丞事”，反映出郡库重要的地位。敦煌郡库管理着敦煌郡车辆、马匹、钱财、兵物、什物等器物。汉简文献还反映出戊己校尉吏士罢归时，要将兵器交还敦煌郡库。中原对西域有战事，敦煌武库要提供弩矢、杂畜等战争用物。敦煌武库对西域兵物的出借与归还，反映出敦煌郡库对西域兵物的管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既有地理上敦煌扼守西域的便捷，也有行政上敦煌太守兼管西域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M]//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95.

    [2]马智全.姑臧库与汉代河西兵物管理[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2-64，96.

    [3]李永平.河西汉简中的库及其源流[J].敦煌研究，1998（1）：166-173.

    [4]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6.

    [5]张德芳.两汉时期的敦煌太守及其任职时间[M]//简牍学研究：第五辑.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176.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3.

    [7]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356.

    [8]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9：184.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420.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308.

    [11]黄文弼.罗卜淖尔考古记[M]//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78.

    [12]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J].西域研究，2004（3）：69-71.

    [13]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194.

    [14]胡平生.敦煌马圈湾木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M]//胡平生简牍文物论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204.

    [15]谢绍鹢.汉代西北边郡代管边外事务试析[J].西域研究，201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