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区域发展优势与经济带生成可能
王铮 丁冠群 吴乐英 田园 翟石艳 周晓芳
摘要 基于进化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文章重点讨论了黄河流域的区域发展优势和建成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可能性。研究从黄河流域发展的历史出发，论证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地理学本性（nature）条件和现实可能性：第一，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地理学本性条件是，该区域已经完成了农业经济建设，出现了遍在性的工业化和经济区人口聚集，特别是经过长期聚集，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了中国的人口密集带，形成了具有区域发展优势的中原城市群。第二，在分析黄河流域区域发展优势基础上，提出建成“大中原-黄河经济带”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途径，即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坚持地理环境的鲁棒性建设，坚持城市创新发展，坚持发展新型产业。第三，地区发展政策重点应该关注中原城市群的工业化-城市化发育和一体化产业链的形成，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倡城市产业专业化方向，打破省界限制，发挥经济区的地缘结构优势，在空间上与环渤海经济带融合，完成黄河流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
关键词 区域发展优势;黄河流域;创新优势;区位优势;地理结构优势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2-0111-08 DOI：10.12062/cpre.20201026
2019年9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号召加强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协作配合，共同抓好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促进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比照长江流域开发，一些学者建议构建黄河流域经济带[1-2]。但是，鉴于黄河中下游无法通航，几个沿河布局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与黄河关系不大，因此，也有学者认为黄河经济带在全国层面难以形成。的确，长江流域利用长江的通航优势发展了长江经济带。然而，通航就是区域发展优势地带存在的必要条件吗？经济带是一个区域内可能高速发展的地带，由于区域发展优势的存在，才尽可能地沿着某一地带发育而形成。因此，区域经济带的形成可能借助于区域发展历史中的某一交通地带而形成，而交通带并不是区域经济带形成的必要条件。区域进化（evolution）①更多的是因为创新而推动区域创新物——产业相互之间的产业链一体化、技术与贸易一体化的形成，而非一定是依赖于一个通航带或者交通带。从区域进化的观点看，区域具有某种优势，通过创新行为，就可能促成某种经济带[3]，即一个经济发达地带、一个具有区域创新优势的地带、一个获得土地报酬递增的地域连片的地带。本文基于进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4]、进化经济地理学[5]并结合黄河流域传统的腹地——中原地区的发展状况来认识黄河流域经济带形成的区域优势，探讨黄河流域如何利用区域优势发展出一个“黄河经济带”。这个经济带是不依赖于水道的经济带，是利用产业互补、协同与区域技术溢出而具有总体性经济的经济带，即是具有逐步地发展技术与文化溢出、产业链联系的经济带。
1 黄河流域区域优势的形成与演进
经济带的形成依赖于对区域发展优势的认识，区域发展优势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亚当·斯密[6]在《国富论》就提出存在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即一个区域相对其他区域在发展中具有相对的优势地位。大卫·李嘉图[7]认为区域之间由于各自的自然禀赋不同而形成的微观经济学机制就会驱动区域为了获得更多的增长机会，从而产生有利于本区域的分工。这种区域优势最终表现在宏观经济上，就可能形成一个连片的增长地带（zone），这时一个区域增长相对其他区域具有某种先天性的经济便利。历史上，我国黄河流域地区气候湿热同期，土地以平原地貌为主，因此，从最早的聚居点进化发育了早期农业经济带。肥沃的土地、温湿的气候是黄河流域先天的区域优势，司马迁[8]认为：“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在汉代，黄河流域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城市得到了一定发展，形成了黄河流域中游的经济带，汉代、三国时期的城市发展和竞争主要发生在这一带。古代人为了建设全国统一贸易市场，在隋唐时期兴建了与黄河中游并行的大运河，发展出了黄河中游（运河）经济带，其标志就是漕运。后来，由于气候变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宋代开始，漕运已经因无水不通洛阳[9]，到13世纪的中世纪温暖期结束，更是在本区域形成了生态环境脆弱区[10]，大运河不得不迁移到山东一带（即新修明清大运河）。中世纪以来，黄河流域水量较之前减少，水资源供给短缺成为制约黄河流域发展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水资源短缺问题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潜力产生一定影响，只有当降水和蒸发与作物生长需水过程完全匹配时，气候生产潜力才最高，而水资源供应不足，会导致区域农业生产潜力的下降。
从总体看，如图1所示，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农业生产潜力仍然具有一定优势[11-12]，这也是Krugman[13-14]第一区域本性及其进化的地理基础，也是黄河流域过去能始终保持着经济相对发达的原因。然而，黄河流域的年降水量在400～800 mm，是一个容易遭到旱涝灾害侵扰的区域。正是这种基本的地理结构，使得黄河流域生态状况并不理想[10]，也导致了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带的衰退。然而，根据现代经济的发展規律，区域经济产业带可能通过创新的带动发展起来，例如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旅游业，从而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2 黄河流域的人口密集带
由于农业生产潜力优势，农业经济相对发达，促进了黄河流域人口的聚集，形成了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本性。从区域进化的观点看，在农业经济主导时期，正是这种区域本性的创新，创造了区域的地理创新物——城市。凭借这一优势，发育出了西安（长安）、银川、洛阳、郑州（荥阳）、开封（大梁）、济南这些黄河流域的核心城市，形成了众多的城市。实际上在宋代，由于人口聚集，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已经出现了工业萌芽。这个地带与胡焕庸线在地理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也从侧面说明依托区域人口聚集的进化力量，可以打破环境的限制。
观察表明，黄河流域过去刻意避免发展大城市，区域城市化水平低，没有形成像上海、苏州、无锡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故郑州、济南、洛阳、西安这些城市，未表现出像沪苏锡常那样的经济、技术枢纽作用。从区域管理看，这一地区城市虽然缺乏控制区域演化的现代经濟龙头企业，但是通过吸引人口、保障就业、治理生态环境推动城市聚集，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区，发展区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对应的第二次地理学本性——交通和产业资本聚集，发展城市是黄河流域经济带振兴的康庄之路。这个发展道路就是1970—1980年代支撑长江流域发展的苏南乡村遍在性工业化走过的道路，也是长江经济带成功的典型经验。应该看到当前河南在乡村工业化基础上的产业集群发展是必然道路[23]，目前沿黄河中游区域已经呈现更先进的专业化发展之势，如郑州试图发展为全国性的服务业中心和物流中心，鹤壁已经利用山东东部的资源力量，与环渤海经济带对接，这在形式上虽不同于长江经济带，但本质上是相同的。
3 黄河流域要坚持城市化、专业化发展
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黄河流域经济需要坚持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区域经济系统进化的规律[24]，不仅如此，这个发展应该是更进一步改进的。从区域进化的角度看，这个改进意味着发展起来的城市，要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最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就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18世纪，亚当·斯密对分工作了系统研究，指出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性。1977年Dixit等[25]发展了一个内生经济模型来说明，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没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的两个区域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产生后天的（内生的）绝对优势。实际上这个优势是市场竞争选择的结果，这是区域进化的必然趋势。按这个理论，区域在首先实现了城市化后，会走向专业化，因为城市专业化这种空间进化特征，较一般性的城市动态，比如扩展，更加能够带来地域空间的边际效益递增。
在黄河流域提倡城市化发展，是否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矛盾？研究者认为，恰恰相反。我国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乡镇发展，发展乡镇公共服务，促进产业进一步专业化。而这种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与专业化城市发展相辅相成。黄河流域的乡村发展可以通过乡村振兴中的公共服务来实现。那种害怕城市化发展，片面地强调保护粮食生产，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满足黄河流域发展需求。例如生态保护需要经济投入，而一个乡村经济是维持不住整个黄河流域生态的经费投入的。黄河流域需要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这种城市化发展是以专业化产业集群来实现高质量地保护区域生态的，曾经落后的兰考就走出了这一发展道路。兰考的“三害”治理住了，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也出现了。今天兰考地区通过城镇专业化发展了起来，这表明黄河流域存在以乡村工业为基础，实行乡镇振兴进而引发区域城市化的可能性。
城市专业化发展，必然进化出专业化的城市，世界上已有先例。调查发现，河南鹤壁利用它位于交通干线上的优势，交通便利，物资集散方便的条件，又利用区位上接近鲁西南的木材基地，发展为专业化的家具工业基地，而且它进一步地开发出智能化的现代门窗生产，创新发展为一个现代家具的专业化生产城市，发展的产业是具有创新特色和绿色的。这是黄河流域继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后的又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案例。
对我国来说，区域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制造业。朱艳硕等[17]通过大数据挖掘，获取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信息，全国排列前10的制造业城市只有西安和青岛在黄河流域，交通网络最为发达的郑州并不在其中。不过这一地区的中等城市如宝鸡、汉中、咸阳、洛阳、鹤壁、南阳、许昌、新乡等，由于“三线建设”等原因，已经成了制造业的专业化城市。鉴于产业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等因素，现在的数字经济、信息化的发展似乎正在进化出新的机会，这个机会正是黄河流域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郑州的物流航空港作用、交通枢纽地位，以及青岛、烟台、威海的海运枢纽作用发挥起来，在横向交通联系下，就可能形成新型的“中原-黄河经济带”。沿黄河建成经济带的构想不是伪科学的命题，不过需要创新发展。
这个经济带以纵向发展为树干，横向可以次生出枝叶来，这些枝叶可以成为创新枢纽城市。近年来，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下，王发曾和刘静玉[26]、冯德显和汪雪峰[27]等学者正在积极探讨发展“中原城市群”，其中一种观点是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驱动等六个因素，正在驱动中原城市群发展。研究认为以城市群为特征的中原城市群就是以人口、产业聚集为标志的“黄河经济带”雏形，或者说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基础。因为这个带上有明显的供应链关系，有一定的物流体系。不必以线状结构来要求流域结构，就像当年产业带一开始被认为是城市内部结构，具有环状特征的误解一样，在后来的发展中，人类最终认识到，环状结构仅仅是城市内部的一种类型，而产业的地理空间可以有更多存在的形态。
4 黄河流域需要创新结构优势
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了沿人口密集带的、沿黄河呈“几”字形的所谓“中原城市群”经济带，但这个经济带要发展起来还需要在空间创新出新的结构，即需要区域的地缘结构的配合。地缘结构是由于地域之间存在政治相互关联和经济上互相竞争、协同进化而形成一种空间类型。区域中存在地缘优势（geo-structure advantages），是由于这种结构带来了地缘关系，这种关系不一定是空间的，也可能是产业相互配合联系的，甚至是产业链的，具有文化、制度和知识（技术）溢出的联系。其中一个地域的创新，可能引起邻近空间的变革和产业-人口重组。
对于黄河流域地区来说，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个长期原因是创新力不足，郑钦月[28]根据统计资料得到的全国创新产出分布，发现整个黄河流域创新创业处在较低水平，这就要求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创新产业。在当前情况下需要发展类似于上海、深圳那样的创新枢纽城市[29]，这些城市的经验表明，正是这些枢纽城市发展带来了新型产业发展，与周边区域产业联动发展而形成经济带，这种在空间上具有某种地缘经济联系的结构支撑了一个经济带。例如长三角就形成了基础工业的一个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则是一个通过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完备的经济带，他们都不是简单线性带状区域。我们根据空间经济覆盖理论模型[30]寻找支撑黄河流域产业进化的最优创新城市区位，它们在济南、郑州、兰州-银川间，这些城市是支撑黄河流域创新的空间枢纽空间覆盖的区位分析，不是仅仅可用于一个城市内部的空间分析，可以在一个地区内应用，如美国需要用它分析全国性的物流调度。。
根据朱艳硕等[17]区位优势分析的结果，研究者认为整个黄河流域的发展在当前条件下是有可能发展出区域枢纽的大城市的。西安、郑州、济南、青岛都是在这方面具有发展潜力的，在空间区位上，除了青岛、西安分别具有港口的龙头地位和制造业枢纽地位外，鄭州、银川、济南都有空间运筹的中心地位，特别是这一地区劳动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丰富，是可以利用的区域优势，尤其是经济带的枢纽区位。关键要把握好区域专业化方向，防止区域发展中内部摩擦，找到合作点，这些城市通过经济和技术溢出的地缘关系，建立区域的产业城市群产业链，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带，这个经济带再复合上正在城市化的中原城市群，就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区。因为西安、郑州、济南一带历来是中原文化的发育地带，所以该经济区或可以称为“中原经济带”或“大中原-黄河流域经济带”。
黄河流域地区在区域经济进化的推动下可以怎样发展？当代世界经济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区域以经济一体化发展（尽管全球化受到某些国家的挑战）;第二是经济处于城市化驱动信息化引导的以数字经济为区域发展新要素的新经济时代[31]。前者，是地域空间边际报酬递增趋势的结果，后者是技术的创新，从进化经济地理学看，二者在区域经济上，都是为区域创新优势所表征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创新发展角度认识黄河流域的整体发展问题。
区域一体化在区域进化上首先表现为若干区域的协同进化，共同发展，关于黄河流域经济带，一些学者早就提出环渤海经济区、黄河流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构想[32]，因为黄河流域缺少出海的深水港，学者们认为利用黄河流域经济带和环渤海湾经济带地缘关系，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协同发展。这里的地缘关系不是政治地理学的地缘结构，而是贸易、市场、劳动力、资本共同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黄河流域劳动力丰富，环渤海经济带的资本丰富、人力资源具有优势，市场作为消费优势与人力资本相互配合，就形成地方之间相互联系的共轭市场并最终形成地缘结构或空间结构[3]。
Arce等[33]发现区域进化中的创新优势与区域的地缘优势有关，比如广东省发展的部分原因与其相邻香港的地缘结构有关[34]。Broekel和Brenner[35]研究了大约70个变量12个区域因素，该研究证实，虽然不一定表现为城市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存在行业间差异，产业相互联系和补充，是一种地缘联盟。他们除了一般的技术水平、管理文化和研发活动外，更多的因素需要考虑研发组织形态，产业链关系等等。这些区域结构关系产生了一种产业经济生态系统，产业（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产业链优势，即区域地缘结构。不同的地缘结构为区域提供不同区域优势。在我国珠江大湾区，就形成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协同进化的大湾区。Hu等[34]通过对这一地区的研究证实，广州地理位置获得了制度文化和劳动力的优势，而香港具有贸易和金融业的优势，再配合中国南方劳动力的供应，形成了这种地缘优势。这种优势与区位优势不同，区位优势是一种位置优势，而地缘优势是一种以区域供应链为基础结构关系优势。因为地缘联系，使得一个区域可获得优势地位，黄河流域经济带与环渤海经济带配合也就形成了某种地缘优势。实际上，目前鹤壁、濮阳、临沂与天津正在以家具工业为基础孕育出这样一个“大中原”地缘结构的胚胎。
黄河流域经济带与环渤海经济带的联动发展，会不会让黄河流域经济边缘化，答案是否定的。Hojman等[36]证明，传统的中心-腹地的空间结构在信息化经济下发生破缺，由于信息化经济中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随距离衰减的趋势变弱，技术和贸易的溢出强化，形成星型的空间结构，它在网络背景的联系下就在空间出现了枢纽网络结构。因而在创新发展下区域会重构出新的空间组织，具有枢纽、枢纽圈、网络体系的地缘结构体系，郑州或者西安和天津、青岛等一样可能成为枢纽网络结构中的一个创新枢纽。
因此黄河流域经济带需要发展创新创业，欧洲国家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地缘优势[37]，形成了研发产业创新联盟，而且这种联盟基础是研发产业。研发产业是美国缅因州立法提出的概念，是将研发活动市场化，推行研发活动直接面向市场，将技术成果、新颖设计、成熟的工艺流程作为耐用消费品推向市场。美国缅因州、英国的苏格兰因此分别成为了新材料制造和软件技术的产业基地。注意到缅因州、苏格兰是相应国家的落后地区，而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经济的确一度落后，但是该区域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的文化传统，有助于形成以研发产业为代表的区域发展优势。因此发展研发产业，推动区域的第三次本性发育，是黄河流域区域进化发展的根本策略。
研发产业是新型产业，我国深圳、上海、北京、西安均有发展，西安历来就是我国设备制造业的中心，山东的医药产业在持续地发展，黄河流域有可能形成以研发产业创新为代表的经济带，黄河中下游城市沿黄河中游共轭发展。
5 结论
本文从进化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地理学角度探讨了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发展问题，认为从区域进化发展的角度看，黄河流域经济带正在发展，这个经济带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人口聚集的中原城市群存在，虽然目前还没有处处存在，但正在发展，它可以被称为“大中原-黄河经济带”。显然，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目前已经进化到了新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承认区域城市化需要专业化创新发展，特别是研发枢纽城市作为核心，进而在经济一体化机制下，以区域的创新溢出或技术溢出为动力，创新地发挥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势或地缘结构优势。这样足以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
致谢：感谢郑保利、陈玉龙、花卉、郑钦月等协助。
参考文献
[1]牛国玉. 构建黄河生态经济带战略[N]. 学习时报， 2018-05-30（4）.
[2]王晓巍， 温国明， 李二玲. 黄河与长江两经济带形成的分形比较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8，23（12）：77-85.
[3]DETTMANN A， VON PROFF S， BRENNER T. Co-operation over distance：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5， 25 （4）：729-753.
[4]NELSON R R， WINTER S G.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M]. Harvard：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5]LAMBOOY J G，BOSCHMA R A.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regional policy[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1， 35（1）：113-131.
[6]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王亚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王亚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8]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9]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10]ZHAO J C， JI G X， TIAN Y， et al.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for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Entropy Method[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8，91：410-422.
[11]夏海斌， 王铮. 中国大陆空间结构分异的进化[J]. 地理研究， 2012， 31（12）：2123-2138.
[12]王铮， 夏海斌， 田园， 等. 胡焕庸线存在性的大数据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特征的生态学及新经济地理学认识[J]. 生态学报， 2019， 39（14）：5166-5177.
[13]KRUGMAN P.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3， 33（2）：129-144.
[14]KRUGMAN P. Complex landscape in economic geograph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2）：412-416.
[15]宁晓菊， 秦耀辰， 崔耀平， 等. 60年来中国农业水热气候条件的时空变化[J]. 地理学报， 2015， 70（3）：364-379.
[16]莫里斯. 文明的度量[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17]朱艳硕， 王铮， 程文露.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空间枢纽-网络结构[J]. 地理学报， 2019， 74（8）：1525-1533.
[18]朱艳硕. 区域的枢纽-网络结构研究[D]. 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6.
[19]CUERVO-CAZURRA A， HOLAN P M D， SANZ L. Location advantage： emergent and guided co-evolu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67（4）：508-515.
[20]BOSCHMA R， MARTIN R.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3-39.
[21]苗长虹，李小建. 河南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4 （2）：73-80.
[22]李二玲， 李小建. 农区产业集群、网络与中部崛起[J]. 人文地理， 2006，21（1）：60-64.
[23]苗长虹.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J]. 地理学报， 2006， 64（4）：425-434.
[24]王铮， 孙翊， 吴乐英， 等. 关于“区域管理”的再讨论[J]. 经济地理， 2019，39（10）：1-5.
[25]DIXIT A， STIGLITZ J.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3）：297-308.
[26]王发曾， 刘静玉. 我国城市群整合发展的基础与实践[J]. 地理科学进展， 2007，26（5）：88-99.
[27]冯德显， 汪雪峰. 中原城市群和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28（10）：11-16.
[28]郑钦月. 区域创新模式进化及其对经济影响研究[D]. 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2019.
[29]刘筱， 王铮. 论研发枢纽城市[J]. 中国软科学， 2013，28（1）：93-102.
[30]CHURCH B， MURRAY A. Location Covering Models[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8.
[31]陸大道.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J]. 地理研究，2003， 22 （3） ：261-271.
[32]杨玉珍. 关于环渤海经济区、黄河流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思考[J].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1）：30-32.
[33]ARCE D G， et al. On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s[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5， 25 （3）：561-583.
[34]HU F Z Y， LIN G C S. Situating regional advantage in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China[J]. Geoforum， 2011， 42（6）：696-707.
[35]BROEKEL T， BRENNER T. Regional factors and innovativen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ur German industries[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1， 47（1）：169-194.
[36]HOJMAN D A， SZEIDL A. Core and periphery in network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8， 139（1）：295-309.
[37]BERGMAN E M， VARGA A. Innovativ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of Europe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8， 60（3）：443-449.
（责任编辑：王爱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