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理论与世界
张旭鹏 王向阳
中图分类号? K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0-0003-11
采访时间：2020年9月
采访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历史教学》编辑部编辑王向阳
问：张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这次访谈。首先想请您讲一下早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以及您是怎样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
答：谢谢！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让我对自己过往的经历做一个回顾甚至自我解剖。我出生在豫北小城安阳。郭沫若曾为安阳写过“三千年前是帝都”的题词，安阳古老的历史让它与河南的另外两座城市洛阳和开封一起位列“中国七大古都”。后来我去读研究生，当别人知道我来自安阳时，都会说怪不得你会选择历史。其实，选择历史与生活在一个古城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但安阳这座城市确实让我获得了最初的历史感。我小时候经常去安阳河北岸不远的袁林（袁世凯的陵墓）玩耍，那时袁林里还有一座小型博物馆，主要展示殷商时期的文明。每次跨过博物馆的门槛时，古建筑特有的木头味儿、司母戊大方鼎的复制品、奴隶被粗劣食物磨损的牙齿、画在墙壁上的炮烙酷刑以及人牲祭祀坑模型里的累累白骨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上高中的安阳市二中，就在一个叫作天宁寺的寺庙里。大雄宝殿是报刊阅览室，校园里还有一座安阳市的象征文峰塔，始建于后周时期，一共有五层，上粗下细。高二时，老师曾带领我们全班去攀爬文峰塔。逼仄幽暗的通道、脚下吱吱作响的木板、粗糙斑驳的墙壁，都给我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尤其是登上塔顶极目远眺时的那种豁然开朗，很多年后我在汉堡圣米迦勒大教堂的塔顶上再次体验到。
当然，对我产生真正影响的还是现实中的安阳。我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早年都当过兵，转业时去了同一家工厂。安阳当时在计划经济下被定位为轻工业城市，我家的周围除了东边是一片开阔的田野外，其余地方几乎全部是工厂：毛纺厂、自行车厂、灯泡厂、机床厂、电子管厂。工人家庭的出身，让我倾向于以平和的态度去看待生活和身边的事物，也容易产生出一种理想主义。小时候看的历史书并不多，主要是文学书，尤以外国文学居多。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开始读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比如《十日谈》《堂吉诃德》《荒凉山庄》等。不过，必须承认，那不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那些冗长的文字、缓慢的故事情节，实在让人不忍卒读。高中时读的最多的是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我买的第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读了很多遍，那种恬静淡然的笔法很吸引我。高三时课业紧，一些外国文学名著都是在吃完早饭或午饭去学校前的那个时间间隙里读完的，比如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和《贝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上大学之前，我的阅读基本都是外國文学著作。高中复读时，那是在1993年，有一次同学之间谈起未来的理想，我记得当时一套很有名的“网格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编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我就说我的理想是到这个研究所工作。
问：可是您最后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那大学怎么会选择历史专业呢？
答：这其实是无奈之举。我第二次高考填报的志愿是河南大学中文系，但因为分数不够，就被调剂到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我对历史一直没有太大兴趣，可能觉得里面都是一些乏味的政治事件，而且我对数字也不敏感，记不住事件发生的年代。所以，即使上了大学，对于专业课我也是心不在焉，继续看自己喜欢的外国文学名著，然后就是以通过四、六级为目标学英语。但是，到大三时，我觉得必须做出改变。所以在确定考研目标时，我想找到一个能与自己的爱好结合起来的专业，外国文学不行，那外国文化也可以。在图书馆中厚厚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翻了半天后，我发现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是和外国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方向。恰巧当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个招生方向，我就冒昧地给四川大学这个方向的老师写了一封信，想了解一下考试的情况，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四川大学老师的回信——后来才知道给我回信的是现在在河北师范大学工作的李君芳师姐。李师姐不仅在信中鼓励我报考四川大学，还如我所愿地随信寄来两份以往的专业课试卷。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
到大三下学期，我开始系统地自学世界历史。当时，我仔细阅读了几个不同版本的世界古代中世纪教材，并把所有可能考到的知识点摘录下来。那时，很偶然地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沃伦·霍莱斯特（Warren Hollister）的《欧洲中世纪简史》，我把这本书对照着教材认真读了几遍，收获很大。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学习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入门书。1999年即研二的春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了一个东亚史的国际会议，我们世界史的研究生负责会议的接待工作。当时见到了前来参会的商务印书馆的陈应年先生，我跟陈先生说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陈先生回北京后便给我寄来一本留作纪念。基本上到大三的暑假，我把考研的三门专业课，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知识点尽可能地全部整理了出来。到考研之前，我有五个月的时间去背诵和消化它们，完全够用了。
问：从1998年到2004年，您有六年的时间在四川大学学习，这段时间对您今后的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答：其实从河南师范大学到四川大学读研究生，尤其是在硕士期间，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在本科期间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世界史方面的训练。所以在读研究生时，自己并不清楚如何研读一本书、如何发现问题，更不用说如何写文章了。硕士期间，让我收获最大的是对专业外语的学习。当时在图书馆找到了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和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英文版，我就对照着中译本进行比较阅读，并发现这种方法对于学习专业术语很有帮助。我记得商务版《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的中译本是从德文移译来的，而英文本则是从法文原版翻译而来的。但即使这样，从德文翻译的中译本和从法文翻译的英译版，几乎有着完美的对应。在对照阅读《神圣罗马帝国》的中译本和英文原版时，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一个好的中译本，是在不去改变原文的句式、语气、结构甚至标点的前提下，对原文做出符合汉语规范的转译。
刚到四川大学时，我的硕士生导师孙锦泉教授希望我去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并在见面的第一天就给了我一份手抄的书目。可我当时的愿望是做纯粹的西方历史，经过跟孙老师的沟通，我的研究方向最终定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改革。我在研究中发现，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改革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可以说是披着宗教改革外衣的政治改革。这一研究，让我对宗教在塑造和整合欧洲文明上的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孙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严谨的学风和优雅的文笔。孙老师虽然研究世界史，但文笔颇有古士之风。我读孙老师文章，常常感叹其文字的魅力：用词多姿多彩、句式灵活多变，但又条理清晰、极具逻辑性。我一直把这样的文字当作写作学术论文的典范，并努力让自己朝这方面靠近。我觉得文字，即使是研究性论文，也要饱含感情。一个学者应当珍视自己的文字。
硕士期间的学习，同时也是在补本科的课，要重新学习怎样读书、怎样思考、怎样写文章。硕士期间总的来说是轻松愉快的。成都对我而言是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和最大的城市，这里和我的家乡，在语言、文化、饮食、气候、景观甚至思维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借用英国学者大卫·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的名著《过去是个异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1985）的说法，成都对我来说就是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异邦”。
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经常前往文科楼四楼历史文化学院的中世纪教研室看书。文科楼的对面就是图书馆，借书很方便。直到现在，我依然怀念在教研室看书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春天，当你打开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银杏树，微风吹过，树叶婆娑作响。离窗子不远处有一颗不大的泡桐，春天的清晨，它那弱小的花苞开始绽放。花苞打开的一瞬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股粉状的烟雾喷薄而出。我清楚地记得在教研室里读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慵懒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人身上，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译者的话”中的那句“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命运的残酷”，却推动着我去一探书中的究竟。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布洛赫的那句“‘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它对我认识过去的人物和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非凡的小人物》。我记得书的勒口上有这样一段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话：“本书所关注的大多是寂寂无闻之辈，是维护理想却屡遭失败的人，是那些出没于黑夜的布道者。他们常常辉煌一时却暗淡一世。他们虽然因为低估了黑暗的力量而身陷困境，却不知其抗争的一腔热情已经激励了我们对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向往。而这种直面荒谬的人性之光，终将照耀四方。”勒高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对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区分，也让我过目难忘。他认为前者是“精神的手工劳动者”，而后者是权贵庇护下的贵族。因此，“在宇宙这个大工厂里，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能力，参加正在兴起中的创造性工作”。总之，这些早期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历史观念、写作风格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始终对历史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和现象抱有兴趣，也更愿意倾听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所谓的“历史的细语”（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
问：您硕士的研究方向是欧洲中世纪，但您后来却跟随何平老师攻读博士学位。何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史学理论，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何老师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何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也是一步步引领我走入学术殿堂的向导。在四川大学读硕期间，世界史方向并没有博士点，尽管四川大学在文艺复兴和西方史学理论两个方向上国内领先。所以到了研究生二年级时，我准备报考外校的博士生。不过，那却是一次失败而让人沮丧的经历。等我返回学校准备硕士论文答辩时，已经错过了找工作的机会。之前，我的硕士生导师孙锦泉教授告诉我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要人，他推荐我去。但为了考博——因为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就谢绝了孙老师的好意。好在父母很支持我，他们同意我不工作继续考博。然而，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回到学校后不久，就听说世界史的博士点刚刚批下来，马上要招生。于是我联系了何老师，希望能报考他的博士。考之前，我与何老师见了个面，他拿出两本参考书给我，并预祝我考试顺利。
考入何老师门下后，何老师考虑到我之前是学欧洲中世纪史的，就建议我去研究欧盟形成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何老师告诉我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藏有欧盟议会档案，他提议我先去翻看档案，看一下欧盟政策的制定是怎样体现欧洲的价值观的。我看了大约一个月的档案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样的研究路数，就请教何老师可否只从历史上去研究欧洲统一的文化因素。何老师说欧洲一体化的很多文化因素在中世纪就开始显现了，我之前是学中世纪的，可以去试试。后来我就将“欧洲观念的内涵和历史演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读博期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古代世界的“欧洲”观念》，就参考了《勒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一些著作。我的方法是，先看一下相关著作索引中“欧罗巴”“欧洲”词条，然后找到它们在正文中的位置，分析一下这些词使用时的场合和语境，由此来判定“欧洲”一词的种种含义。初稿写好后，交给何老师审阅。何老师看过后，给了我一本英文刊物，上面有一篇谈叙事认同的论文，问我能不能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刚写的文章中，这样文章的深度和立意就会增加。我仔细看了那篇论文，将其中一些观点用在了文章中，并调整了文章的结构，从神话、地理和文化三个层次来考察那个时期的欧洲观念。文章定稿后，最终被《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采用。编辑老师给我的反馈意见是：文章使用了不少原始史料，在考证之外，也不乏理论分析。编辑老师的肯定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相信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研究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又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
何老师早年在四川大学跟随谭英华先生学习西方近代史学史，后来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的伊懋可（Mark Elvin）。何老师的博士论文后来以《中国寻求现代性：20世纪晚期的文化话语》（Chinas Search for Modernity：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2002）为题，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何老师不止一次告诉我，他深受英國分析哲学的影响，非常看重概念的辨析。跟随何老师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他那里获得一种理论思维。我的博士论文基本上是一种观念史或思想史研究，并且涉及文化、自我认同、他者想象等理论问题。论文在写第一章时，基本还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即注重史料和文献，但已开始将文化认同理论用于分析古希腊罗马时的那些历史文本。到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后来以《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为题发表在《欧洲研究》上，基本就侧重分析了。跟随何老师这三年，是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形成时期，对今后的研究帮助很大。何老师并不干涉学生的研究兴趣，也不会要求学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会启发学生、提供方法、帮学生解开理解上的难题。除了在学术上，何老师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对我的认可与鼓励。一个年轻人，刚刚踏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其实是很不自信和没有底气的，急需前辈的扶持和鼓励。何老师待人宽厚、淡泊名利，视学术为生命。他对待人生和学术的态度，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问：博士毕业后，您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在世界历史研究所这么多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在学术上又有哪些发展和变化呢？
答：我很庆幸自己能来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工作，因为这个研究室有着良好的学风和学术传统，研究阵容也很强大。刚到世界历史研究所时，当时的所长于沛先生无论在生活还是学术上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于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年轻人要专心于学问，多出成果，尽快成长起来。我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成长，离不开于老师无私的关怀和帮助。
由于我并不是学史学理论出身，到史学理论研究室工作后，自然要面临学术上的转型。但是，如果重新去学习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我觉得发挥不出自己的学术特点和专长。我希望能找到一个结合自己之前所学专业的切入点。这时候，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一书给了我很大启发。之前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发现欧洲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有欧洲内部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他者（The Other）的建构从外部巩固了欧洲的自我意识。萨义德关于他者、殖民话语和文化想象的理论对于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入手，我开始关注后殖民史学（Postcolonial History），进而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理论与非西方史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从后殖民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我获得了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试图去揭示西方与非西方在文化与历史上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的权力问题。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思路行进的。
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另外一本书是埃里克·R. 沃尔夫（Eric R.? Wolfe）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沃尔夫从文化的可流动性和可渗透性出发，强调欧洲之外的人，即他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人”（People without History）对世界历史的塑造，这一理念与后殖民史学的方法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我尝试用后殖民理论去审视全球史在方法上的一些不足。一般认为，全球史的核心概念是“互动”（Interaction），但这个“互动”并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两个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全球史有时过于乐观化了，在很多时候，所谓的互动只是单方面的和强制性的，一方总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进程中。因此，研究全球史必须揭示互动或交往背后的权力关系。我的这些观点后来以《超越全球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发表在《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上。近年来的全球史研究已经超越了之前那种强调一致性和宏大叙事的模式，学者们从关注互动、联系（Interconnected-
ness）和网络（Network）逐渐转向了对差异（Differen-
ce）、混杂（Hybridity）和纠缠（Entanglement）等现象的重视。总之，当前的全球史研究越来越强调地方因素和去中心化现象。全球史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模式，每种模式都和地方语境紧密相连。2018年，由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和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主编的《从全球看全球史》（Global History， Globally：Resear-
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一书即体现了这一研究路径。可见我当时的那些想法还印证了现在的一些研究潮流。
问：您在同龄学者中是比较国际化的，和国外学者的交往对您的研究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答：在中国做世界史或者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肯定不能闭门造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我们这代学者要幸运得多。国家每年都会通过各种计划和项目，公派年轻学者到国外进行交流、访学和参加国际会议，这对于互通有无，推动中国学术发展是很明智的。我也是这种国际交流的受惠者。说起与外国学者的交往，还要追溯至2007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所里科研处打来电话，告诉我陈启能先生带着一批国外的史学理论学者正在从上海赶来，让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去接机。我当时刚刚上班3年，接待外国学者的任务一般都交给我们年轻人来做。
接机那刻还是很兴奋的。最先出来的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约恩·吕森（J？觟rn Rüsen），两人边走边聊，很是热烈。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两人的常态，他们由于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态度，经常会进行争论。鱼贯而出的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我大都不认识，但应该都是在国际史学理论界享有盛名的学者。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国外学者全部出来后，姜芃老师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乔治·G. 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教授和他的夫人威尔玛（Wilma Iggers），她返回机场去找也没有找到。后来才得知，伊格尔斯夫妇出关时居然被“黑车”接走，好在顺利返归了宾馆。在接待这些外国学者的过程中，我很偶然地认识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教授。我还记得当时是在陪同这些学者参观天安门广场，但大部分外国学者都走散了，最后只有梅吉尔教授和日本学者佐藤正幸和他的夫人跟着我。
接下来的两天，也就是11月7—8日，这些外国学者与世界史研究所的专家一起召开了“今日历史学：個人的思考”国际会议。这场会议是我工作后参加的第一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两天，看到那些外国学者纷纷登场，各抒己见，令我眼界大开。幸好有王晴佳教授准确高效的翻译，我得以了解到许多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未接触的理论。会后，我的同事吴英老师和我一起用“何力”的笔名写了篇会议报道，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上。你可以注意下会议报道的标题——《情感、体验与全球化的历史学是否可能？》，我们用的是问号，就是想表达外国学者在会议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观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可是你再看一下当前，情感史、个人的经验、全球史等，均已是国内史学界的研究热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个会议的前沿性。会上，印象最深刻的是怀特、吕森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
他们口才极好、侃侃而谈、精力充沛，经常抛出一些颇有创见的想法。我当时对梅吉尔教授关注并不多，只记得他开会时极为认真，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然后提出一些问题与发言者交流。
会后的晚宴上，梅吉尔教授找到了我，对我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到国外访学，可以联系他，并说弗吉尼亚大学环境很好，也有很好的图书馆。我当即表示了感谢。不过，那时我对出国访学并没有具体的规划。2008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遴选一些学者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去国外访学，我通过了外语考试，并联系了梅吉尔教授。梅吉尔教授很快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欢迎我去。因此，到2010年1月底，我得以前往弗吉尼亚大学访学一年。到达弗吉尼亚大学后，我尽量与梅吉尔教授多交流，以便从他那里学到更多东西。第一次会面时，我们就约定每周进行一次当面交流。于是，除了梅吉尔教授休假，我每周都会带着提前准备好的问题与他在历史系四楼434的办公室里会面，聊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和梅吉尔教授交流最大的收获就是观念上的转变。我发现，在国内学到的或者说自己理解的一些知识，与知识的本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像英语口语，国内学到的句式和词汇，并不是外国人在表达时常用的。与梅吉尔教授的交流，让我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对之前读过的书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每次与梅吉尔教授交谈，我都会获得大量之前并不知道的信息，然后我会在图书馆或者网上找到这些信息，加以琢磨和理解。这是一个迅速和高效的学习方法。除了与梅吉尔教授的定期交流和参加他的研讨课外，我也经常跟他一起去听一些到访学者或校内学者的讲座，记得先后听过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讲座。这些学者做讲座时，一般都是讲他们正在研究的课题，这对于了解学术动向和前沿问题很有帮助。印象最深的是去听查克拉巴蒂的讲座，报告厅里座无虚席，地上也坐满了人。听讲座的不仅有老师，还有学生;既有历史学专业的，也有其他专业的。记得是梅吉尔教授的夫人文学系教授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致的欢迎辞，梅吉尔教授主持。由此可见查克拉巴蒂在美国学术界中的地位。
梅吉尔教授的治学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我。梅吉尔教授在学术上持一种“中道”的态度，对任何一种观点既不会一味抨击，也不会只有赞扬。所以梅吉尔教授的观点是包容性的和开放性的，比如梅吉尔教授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就让怀特和吕森都引为同道。但“中道”恰恰是最难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学者要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和自己的创见，而不是人云亦云。梅吉尔教授与何老师很像，他们都是把学术研究作为一项使命，心无旁骛。2013年6月，我请梅吉尔教授来世界历史研究所访问。在机场送别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去参加7月份在根特大学召开的“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未来”国际会议暨“国际历史理论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s for Theory of History，INTH）的成立大会。
事实证明，参加那次会议是一次正确的选择，我不仅接触到西方做史学理论的大家和青年才俊，比如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觭ois Hartog）、加布丽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克里斯·洛倫茨（Chris Lorenz），以及年轻一代的伯伯尔·贝弗纳奇（Berber Bevernage）、基南·范德米鲁普（Kenan Van De Mieroop）等人，更是了解到西方史学理论的重点和前沿问题。记得会上讨论最多的是历史时间和记忆研究等问题，提及最多的学者是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和弗朗索瓦·阿尔托格。这些问题以及这两位学者的著作也成为我后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可以说，这次会议为我研究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和切入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后我返回布鲁塞尔，在那里停留两日，以便乘飞机回国。在街头我偶遇同来参会的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伊森·克莱因伯格（Ethan Kleinberg），他也是国际知名的期刊《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的主编。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这次会议，他问我对这次会议的印象是什么？我说来自西方之外的学者太少了，仅有的一个关于非西方史学的小组讨论也因为听众太少而取消了。克莱因伯格教授说，这很遗憾也有些不正常，希望以后可以做出改变。我建议说，为何不在《历史与理论》上用一期专门讨论非西方的史学和史学理论，克莱因伯格教授表示同意并说回去后和编辑部的同仁商量一下。2014年1月，克莱因伯格教授发来电子邮件，告知他们准备出一期“全球框架内的历史与理论”专刊，并邀请我写一篇论文。我随后写了篇讨论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学实践的论文《出入于西方内外：中国史学理论的过去、现在及未来》（“In and out of the West：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y”），发表在《历史与理论》2015年第4期上。
问：您发表的论著中，除了您的专长西方史学理论和西方思想史外，还有一些涉及中国史学的，尤其是您用英文写的论文。您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方面的论文，是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吗？
答：确实如此。我发现与外国学者交流，他们最想了解的是中国学者如何看待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或者某些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总之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学者的历史经验、历史意识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举个例子，梅吉尔教授前一段时间写信来，说他在阅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时，对开篇第一句话中的一些措辞非常感兴趣。他提到的那句话涉及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目的，即“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梅吉尔教授告诉我，让他感到惊奇的是，希罗多德所记录的“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仅包括希腊人的，而且包括异邦人的。我们知道，“异邦人”（Barbarians）这个词后来被附加上野蛮人、蛮族人、蛮夷的意思。也就是说，希罗多德在这里似乎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在对待历史中所谓的“他者”的行为。这一问题阿尔托格在《希罗多德的镜子》（Le miroir dHérodote：Essai sur la représenta-
tion de lautre，1980）一书中也隐约提到。梅吉尔教授就问我，中国历史中是否也存在此类现象。我回答梅吉尔教授说，中国古代也存在着“华”“夷”之间的对立，但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华”如果丢弃了文明的标准，则降格为“夷”;而“夷”一旦接受了相应的礼仪，则可以视之为“华”。但总的来说，“华”与“夷”都是相对的。就像古代希腊的蛮族人如果学会说希腊语了，就不能再称之为“野蛮人”一样。
我写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及转型，这篇文章是2012年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参加亚洲世界史学会时，应法国一份学术刊物《第三世界评论》（Revue Tiers Monde）的邀请而写，因为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史学研究动态。2016年我到波鸿大学参加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教授组织的历史叙事国际工作坊时，提交了一篇关于中国全球史中的民族叙事的文章。我在文章中试图调和全球史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也试图向西方学者展示中国学者的全球史理念。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会后的文集中，2020年冬天会出版。中国史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说其熟悉，是因为生活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中，对本国史多少会有一定的了解;说它陌生，是因为对这一领域并没有深入研究，甚至说不上入门。在中国，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缺乏应有的融合，做世界史的基本不了解中国史，反之亦然。我在涉足中国史学这一领域时，就感觉无从下手，一是对史料不熟悉，二是世界史的研究理念与中国史有很大不同，再加上我对中国史的了解更多的是后来看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得来的，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解可能并不到位。尽管有种种困难，但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想将中国学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展示给国外学者。这种展示可能不一定全面和到位，但毕竟提供了一种视角和理解。
所以我觉得中国学术应该在国际上发出声音或者与国外学术界形成有效的对话，中国学者应该尝试用英文发表意见，年轻的学者恐怕更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英语目前在全球学术界处于霸权地位，这是一个现实。但用英文写作，并不只是为了让欧美国家的学者看到，还可以让更多的非西方学者看到。因为在全球学术界，英语——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种交际工具的话——毕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进行沟通的首选语言。印度学者之所以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就跟他们能用英文写作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欧洲学术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多也是用英文写的。德国的全球史研究就很有特色，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像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马蒂亚斯·米德尔（Matthias Middell）、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xonmeier）、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tt）这样的全球史学者都可以用英文写作。借助英语这一媒介，德国学者可以将他们不同于英美学者的全球史研究路径推向世界，进而展现全球史的多样性以及它与不同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用英文写作会有意无意地受到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这个问题不能夸大，主要是看你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当今国际学术界，依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萨克森迈尔认为，这是一种全球知识等级体制（Global Hierarchies of Knowledge）的表現。查克拉巴蒂更是形象地称之为“无知的不对称”（Asymmetry of Ignorance），即非西方的历史学家不能无视西方的历史，但西方的历史学家则可以忽视非西方的历史。如果比较一下我们每年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以及西方每年翻译的中国（甚至可以加上其他非西方国家）学术著作，就会更直观地看到这种不对称性。不过，打破这种不对称的方法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对话，而对话的前提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在说什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论辩，接受各自有价值的东西。阿根廷人类学家内斯托·加西亚·坎克里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有一本书叫作《混杂文化：进入和离开现代性的策略》（Hybrid Cultures：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2005），他提到用一种文化混杂性——既非对立的亦非同化的文化状态——来解释非西方如何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我发表在《历史与理论》上的文章也持同样的观点，并借用了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戈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的一个说法“In and out of the West”，即对西方应采取一种“入乎其内”但又能“出乎其外”的态度。
问：说到与西方的关系，我们似乎总是绕不开“欧洲中心主义”这个话题。您是如何看待“欧洲中心主义”的，它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答：客观而言，每种文明中都含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周边世界和相异文明的观念。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之父”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的著作中，都以各自的文明为中心，构建或想象了文化上的他者。这种深藏于每种文明内部的自我中心主义，可以称之为“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在前现代之前是很正常的。但是近代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压倒了其他各种中心主义，一支独大，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影响更大也更加隐蔽，它伴随着这些学科及其理论和方法的对外传播，也逐渐被西方之外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充满悖论的现象，比如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时，有时使用的恰恰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理念。沃勒斯坦称这种现象为“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Anti-Eurocentric Eurocentrism）。
不过，西方学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主义，他们其实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这里尤其要提到全球史的先驱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麦克尼尔在1963年出版了代表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这本书现在被视为全球史的奠基之作。他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想说明所谓“西方的兴起”并非孤立地完成，而是在不同文明的相互联系中实现。麦克尼尔认为，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直至当今时代各种重大的社会变迁，无一不是世界不同地区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在该书出版25年后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麦克尼尔反思了这本书的不足之处，尤其指出了其中所隐藏的挥之不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幽灵。麦克尼尔这样说道：“现在回想起来，《西方的兴起》显然是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心境的表达。其范围和概念采用了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因为它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尝试在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传播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去理解全球史。”
我们知道，文化传播主义（Cultural Diffusionism）
将某些地方或某个地方视为文化或文明的中心，强调文明是从这个中心传播到外围的，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论点。已故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M. 布劳特（James M. Blaut，1927—2000）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1993）中对文化传播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布劳特后来还写了本《八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2000），对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的8位历史学家（有些并非历史学家，但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历史学家）逐一进行了批評。除了韦伯外，有研究科技史的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研究经济史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埃里克·L. 琼斯（Eric L. Jones）、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研究社会史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约翰·A. 霍尔（John A. Hall），以及研究环境史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不过，这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有时也会引起争议。比如，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rd）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1987—
2006）中，对西方人引以为自豪的古希腊文明的原生性提出质疑，试图从西方文明的根源上挑战欧洲中心主义，这引起了许多古典学者的抨击。同样，贡德·弗兰克（Gondar Frank）在《白银资本》中为了否认15—18世纪欧洲在世界上的中心位置，不免夸大了中国的重要性。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有时也会陷入另外一种中心主义之中。梅天穆（Timothy May）在2012年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中，仿照环境史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这一概念，提出了所谓的“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认为蒙古人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在贸易、战争方式、行政管理、宗教、疾病、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给世界带来的深远且基本上都是积极的影响。然而，梅天穆在跳出以往以欧洲或亚洲为中心的视角书写蒙古帝国史的狭隘框架的同时，基本淡化和忽视了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各文明，尤其是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破坏，从而陷入另外一个以“蒙古”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之中。
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者中，除了西方学者外，还有一些身处西方学术界的非西方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力度更大，也更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甚至反过来影响到西方知识界。这些人中著名的有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埃及裔法国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印度学者拉纳吉特·古哈（Ranaijt Guha）、阿根廷学者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等人。当然，有人批评说，这些后殖民知识分子在西方学界浸淫多年，难免不受西方影响，因而很难对欧洲中心主义做出实质性批评。但是，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一种不可多得的跨文化视野，这使他们更能看清欧洲中心主义是如何通过文化和权力机制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影响的。我认为，正是这些非西方学者的加入，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才渐有成效，也使得西方学者能够认真面对这一问题和反思这一问题。
历史地看，欧洲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在19世纪以后，欧洲确实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或者中心位置，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全部否认。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去叙述19世纪的历史，欧洲所占的篇幅难免会更多一些，它在这段历史中的权重难免会更大一些。如果完全无视欧洲的这种地位，那么我们就无法认识当时的世界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根源。所以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2010）的中译本序中，对书中出现的依然偏重欧洲的现象做出了如下解释：“在本书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在原则上并不愿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去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它所论述的这一历史时期，恰恰是欧洲在世界竞争中表现得如此强势、富有、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时代，这种状况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倘若本书对欧洲有所偏重，绝非出自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而是由欧洲在19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这种地位是客观的，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欧洲从不曾像在19世纪一样，如此势不可当，并被世界其他地区如此多的人奉为参照和定位的坐标。”这也是为什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要提出“欧洲中心主义之后还有历史吗？”这样的疑问。
查克拉巴蒂同样认为，如果不诉之于那些源自欧洲的概念和分析范畴，人们在理解政治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将无所适从。查克拉巴蒂对待欧洲中心主义的这种复杂情结，可以在他提出的“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观念中看到。所谓“地方化欧洲”，就是将欧洲从居于人类历史的中心位置，转移到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众多地方位置中的一处。查克拉巴蒂认为，将欧洲“地方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认欧洲所代表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也不是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反对欧洲文化价值观念中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地方化欧洲”旨在思考，产生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欧洲的文化价值观念，缘何借助历史的进程，逐渐超越其发源地，为欧洲之外的各个地方所接受。这其中既存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地方化欧洲”观念体现了一种悖论和紧张关系，或许这正是当今时代欧洲与非欧洲（或广义上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复杂而纠结状态的真实表现。
问：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它的危害性，也要看到它合理性的地方，特别它与当下学术研究尤其是非西方的学术研究纠葛不清的一面。这是不是您看待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学实践关系的态度？或者不如这样问，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您如何看待西方理论，我们应当对之持一种什么态度？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受西方话语、思想、理论影响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试图超越它、打破它，提出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对于西方理论，有人说只需把它当作一种工具，理论不分东西，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一种有效的理论;有人说应当警惕西方理论背后所展现的西方意识形态，否则就会深陷其中，失去方向。这两种态度当然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有偏颇的一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从几个层次来看。
首先，要认识到西方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西方人所面临的问题。比如，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主要与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有着密切关系;民族主义史学理念在19世纪欧洲尤其是德国兴起，主要是为了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记忆研究的兴起，在法国是为了挑战民族国家历史的叙事架构，在美国则是出于对大屠杀的反思。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西方理论产生的背景，就会知道其应用的限度，进而避免不加分析地滥用。像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史学界一度很兴盛，但后来学者也发现，这一理论预设了美国和欧洲是现代化的典范或唯一模式，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只不过是西方的翻版。意识到这一点，非西方的学者才开始思考“替代性的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可能。
其次，理论在一个地方产生，并不一定只体现这个地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特点在于其迁徙性。也就是说，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会向原初语境之外传播，萨义德称之为“理论的旅行”（Travelling Theory）。而理论在从一地转播到另一地时，它要经过一个被改造、转化，甚至误读的过程。总之，理论会在旅行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形，以适应当地的语境。理论有时也会被创造性地误读，比如，梁启超把进化论和进步主义混为一谈，但这并不妨碍他开创了以“进步”和“发展”为特征的“新史学”。而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传播時，由于存在一种时间滞差，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的作用和现实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以民族主义史学为例，尽管这一史学编纂模式在欧美已经走向末路，但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依然可以发挥解放的潜能，不能一概否定。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反对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时，我们往往是以展现非西方历史的“特殊性”作为诉求。展现特殊性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只有特殊性，否则我们将无法与其他文化形成对话。特殊性或差异应当成为对话的基础，而不是冲突的理由。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就是过于强调少数族裔的差别权，它现在又被右翼组织和民粹主义者利用过来，以“人民”的名义去捍卫所谓的“我们”的特权。所以，包括默克尔和萨科齐在内的欧洲政治家都宣称，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已经破产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理论与我们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必须从多层次、多角度来理解，避免做出单一的判断。中国虽然是理论生产的后发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学者才更有意愿提出能解决现实问题和应对未来危机的方法和理论。
问：可否请您总结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我们从事理论研究又有什么借鉴意义？
答：总的说来，最近20年来的西方史学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并不像之前那样，有一些理论大家和起主导作用的重要理论，而是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我们知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批引人瞩目的理论家，比如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ek）、怀特、吕森、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琼·斯各特（Joan Scott）、安克斯密特等人，他们在历史时间、后现代史学、历史意识、思想史、妇女史的理论建构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当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理论生产的国家已经从法国、德国、美国等地转向了欧洲“小国”，而且理论研究者多为一些中青年学者。比如，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来自荷兰，卡勒·皮莱宁（Kalle Pihlainen）、乔尼-马蒂·库卡宁（Jouni-Matti Kuukkanen）来自芬兰，佐尔坦·西蒙来自匈牙利（Zoltán Boldizsár Simon），伯伯尔·贝弗纳奇（Berger Bevnachi）来自比利时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确实值得研究。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当前西方史学理论领域尚未出现一些明显的潮流或者有影响的理论，其未来的发展趋向还有待观察。
不过如果我们结合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趋向。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西方史学迄今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比如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然后就是当前的全球史阶段。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全球史无疑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但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也没有衰落，而是在当前的全球语境下，重新焕发活力。当前重要的以及有创新性的著作基本上都采用了一种全球视角，要么是研究新的领域，要么是对传统领域重新加以阐释。如果说全球史代表了一种宏观研究，那么诸如记忆史、情感史以及依旧有影响力的新文化史则代表了一种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是并行不悖的。王晴佳老师将当代西方史学的这一特点总结为一方面“越做越大”，一方面又“越做越小”，我觉得十分到位。当然，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也是可以相互交叉的。2011年，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去中心的历史：全球化世界中的地方故事和文化跨越》（“Decentering History：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指出了全球史的不足，并倡议将个体经验纳入全球史中。当前，这类的著作已经很多，可谓硕果累累。比如，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世界历史中的一位女性》（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A Woman in World History，2007）、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的《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The Dawn Watch：Joseph Conrad in a Global World，2017）、萨克森迈尔的《从未旅行之人的全球纠葛：17世纪一位中国天主教徒与其相互冲突的世界》（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2018）。萨克森迈尔的这本书颇有代表性，因为之前的同类著作大都描写在世界各地不断行走的个人，而萨克森迈尔却选择了一个几乎静止的人来考察这种复杂的全球性交往。
另一个特点是，“转向”与“回归”的交替出现。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史学经历了数次“转向”（Turn），如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性别转向、空间转向、全球转向，最近几年还有情感转向、数字转向甚至动物转向。但与此同时，西方史学还出现了种种“回归”（Return），如普遍史的回归、观念史的回归、长时段的回归、革命史的回归、政治史的回归等。“转向”如果代表了趋新，那么“回归”就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新审视。西方史学之所以具有活力，原因在于它在求新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之前的传统。相反，传统的史学资源会在新的语境下不断被发掘出来，赋之以新的意义。比如，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对法国大革命的全新考察，在记忆研究的语境中对旧有政治史再度诠释，等等。西方史学对传统资源的这种自反性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三个特点可以归结为历史理论的回归。进入21世纪以来，也就是最近20年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19世纪以来到二战之前的那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即历史的规律、主体、价值、动力等问题重新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比如，大历史的异军突起、气候史的持续升温、历史时间问题的方兴未艾等，都指向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走向这类终极问题。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界的回归，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出現了一些难以应对的危机，比如，环境和生态的恶化，对技术的滥用而导致的道德和伦理问题等;二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出现了危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回潮，给当前的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动荡和不安;三是宏观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的缺位，不利于人们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上述种种原因促使西方历史学家重新反思当前社会发展模式的合理性，重新思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走向，历史理论问题因而再次受到重视。同时，历史理论问题也愈发与史学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割。以大历史为例，它不仅涉及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等历史编纂问题，更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动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样，后人类历史观的出现，既表现为历史研究对象和视角的转换，也关乎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设想。在英语学界，用于表示史学理论的词汇“Historical Theory”或“Theory of History”本身也可以指历史理论。除非专门强调两者的区别，可以“史学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来指代我们常说的史学理论，但这一用法在西方并不流行。反观国内学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被有意地加以区分，有时甚至强调了两者的对立，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对历史研究中各种理论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融会贯通。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有什么经验和建议要与从事理论研究的年轻学者和未来愿意投身理论研究的青年学子分享呢？
答：谈不上经验和建议，但有一些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感悟和体会。首先，从事史学理论研究最好要有一个“史”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或者沉浸在一些文本中不能自拔。理论还是应当与具体的史实、事件结合起来，比如你研究历史时间问题，仅仅探讨这一概念的起源、发展、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不够的，这只是介绍而非研究。相反，你可以利用历史时间的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去分析某段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时间体制的变化，这样才会更有说服力并能提供鲜活的历史经验。学习史学理论的目的，最终是要用理论去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其次，应当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学术动态和理论动向，这样才会有一个开阔的视野，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再次，一定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问题意识会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这是原创性研究的根基所在。最后，我想说的是，从事理论研究本身就是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因为它比一般的经验性研究更加困难，更难出成果，也更需要时间的积累。有时，即使走上这条路，你也仍然需要独辟蹊径，继续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是，不必为此担心，因为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已经有一些导夫先路者在踽踽前行，为我们斩除了最刺人的荆棘。
感谢您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豆艳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