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钞写本P.3890文本形态考论

    王涵

    内容摘要：敦煌写本P.3890是一份笺注性质的书钞。钞者当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本地中下层官员，本卷则是他纂辑的文章写作材料。该卷前半部分摘自诗赋的注文和释语，后半部分则摘取了一些判文的套语和例句。其编次有较强的随意性，缺乏规律，内容并不丰富，但能反映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应用性文章的写作要求和学习过程。P.3890的文本形态当追溯到先秦西汉之际的《尔雅》前三篇。从《尔雅》前三篇到后十六篇正是从书钞之学走向类书之学的过程。

    关键词：书钞写本;P.3890;文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101-07

    Abstract： Dunhuang manuscript P.3890 is anannotated shuchao（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the compiler of which was likely a local official of middle or lower rank in Dunhuang during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first half was extracted from the notes and explanations of poems or odes， while the second half is from some formulas and examples of judicial writings. The compilation was constructed arbitrarily with no clear standard of selection and the content is not particularly rich， but it serves to reflect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practical writing of average scholars and administrators in the Dunhuang area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textual form of P.3890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Erya（Explanations on Words）from the early par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third through the sixteenth chapters clearlyshows the transition in academic practice from study through copying and compilation to study through reference books organized by subject.

    Keywords： manuscript of Shuchao; P.3890; text structure

    敦煌写本P.3890是一份笺注性质的书钞。王重民、王三庆、施萍婷等学者都曾对该卷进行过整理或研究，但由于其内容较为芜杂，诸家对其性质和结构还没有较准确的定义。本卷的体例与现存敦煌类书有较大出入，文本内容也有一定区别。其文本形态源于先秦以来的抄撮之学，是典型的写本时代治学方式。

    一 敦煌书钞写本P.3890的研究概况

    敦煌书钞写本P.3890正面书写，首残尾完，全卷均为书钞。卷首仅存下半部“柱为对……虹梁也”和“言七香……亦车名”两行，其余部分保存较为完整。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注录P.3890，拟名为“小类书”，并云：“分类编纂，多采俗事。”[1]自王重民将其定义为类书，目录学者均无异词①。

    王三庆《敦煌类书》对该卷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拟名作“对语乙”，并详细描述了本卷的基本形态：“全卷未立门目，分类编纂，辞条下并有释语。每数则即有结语云：‘言……事，亦自成类别，体例或如《初学记》之对句部分。”又判断本卷的性质“皆释成辞或叙事，不引书名及出典，似就当时书仪用语而撰设。”因本卷内容“某有幸早逢唐化，得预登和，兄弟不和，有燃箕之忿也”，認为本卷为大中（847—860）以后敦煌本地的文人所编[2]。此外，还对本卷所涉及的典故事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

    笔者通过对本卷内容、形态和体例进行考察，认为钞者当为晚唐时期的河西中下层官员，写本的体例与东洋文库藏《唐人杂抄》、P.5002《北堂书钞体丙》（据王三庆《敦煌类书》拟名）等接近，均为同类型的具有一定笺注性质的书钞。这类写本往往摘取经、史、诗赋的文本和注释，兼及文章写作的套语、典故和技巧。P.3890所钞选的注文有明显的“事义兼释”的性质，其结构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各条目之间往往具有联系性和指涉性。该卷前半部分摘取自诗赋释语，并时常疏通例句大意;为了方便判文撰写的取材，又辑录了一些相关例句和典故。该卷具有鲜明的随意性，但保存了唐代文人辑录写作材料的一些片段。书钞式的治学方式在写本时代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

    二 敦煌书钞写本P.3890的

    文本结构与内容

    P.3890出自晚唐五代之际敦煌本地文化水平有限的中层官员之手。卷末钞者以“五行”配“五伦”和《五经》，这样的说法水平不高，即使该说不是钞者所创，也失于别裁。归义军时期沙州政权具有一定的半独立性，敦煌僧众和地方豪族大都为本地节度使政权服务，少有的入朝活动也基本代表了本地利益。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使敦煌中下层官员、僧人和文士的文章写作以服务本地文化仪式、宗教仪式或政治活动为主。骈语仍然是这个时代中下层礼仪文章占主导地位的语体，诗、赋、赞、愿文等文体写作需要积累大量典故，而判文的写作则既要兼顾实践性，又需要文采和辞藻。典故知识的扩充、对偶的使用以及例句的学习和赏析，在敦煌中下层士人的文章学习中占据较大的比重。

    （一）P.3890的笺注性质与内容的指涉性

    本卷的前半部分摘取诗赋例句和注文释语，有时还指出文章对偶。一些条目由“言”“故曰”等较为典型的笺注词汇领起。“言秋风仇扇”“言夫妇相敬如宾”“言夫妇好仇”“言爻分六位者”等条目均以“言”字领，而“香车杂流水之声”“如云之盖”“怨气添秦陇之云”“丝扰之地”“花飞十影”“逐六吕而萎死”诸条都有“故曰”领句。部分条目之前没有抄写原句或者原文，出现较为突兀，如“言夫妇相敬如宾”“言夫妇好仇”。这些特点足以证明，钞者直接抄录了某些诗文的笺注，或以其作为底本讲说诗文中的例句或文词。P.3890的笺注体例有如下几种：

    1. 先解释字义，再梳理句意。如：“萎，黄也。故曰‘逐六吕而萎死。六吕主阴，阴主煞也。”

    2. 解释词意。如：“禀质，人伦也。”又如：“朝乌，日也。夕兔，月。相对。”

    3. 解释典故。如：“三星者，嫁时星也。”

    4. 抄写原句，再解释句意。如：“萧萧夏里，索索秋间。言天子左右厢莳兰种菊也。”“萧萧夏里，索索秋间”是钞者所据原文，其意义不容易明白，而注文则指出，这两句描写天子左右厢栽种兰、菊的情景，“兰”“菊”正好是对“夏里”“秋间”的解释。

    5. 引用他书，不对原文进行解释。如：“《僧家事即》云：‘生居白屋，得预缁流。”又如：“《左传》葛芦闻牛鸣曰：‘此必牺牲也。”

    6. 征引原文，再进行述评。如：“某有幸早逢唐化，得预登和，兄弟不和，有燃箕之忿也。兄弟亦有阋墙。”其中“兄弟亦有阋墙”是钞者对原句的评述。

    写本所钞选的注文条目没有类书的逻辑，而是依照所据底本的内容进行排列。写本的一些条目直接透露出，钞手在引述这些典故时，必然依据了一些文本进行辑录和再创作。首先，写本中凡是涉及“言xx”的条目均有较强的指涉性。原卷有“言池似镜，故曰‘池镜也”，《敦煌类书》于此条下注云：“本则所言过简，未详何指。”实际上，本卷不乏此类表述简单的条目，比如“披香者，殿名也”“惠炬，灯也”“昤昽者，光也”“禀质，人伦也”“春山，日没处也”“叟，老也”等。这些条目均与前后内容不相连属、各自成目且训释比较简要。其次，从卷首到“言池似镜，故曰‘池镜也”诸条均与宫廷皇城相关，所涉事类不仅有与班固《西都赋》相类者，也还有“秦陇”“承明”等与长安相关的典故，而“香车杂流水之声”“如云之盖”两则描绘的应当是京都的繁华风貌。这几条很大可能钞自唐人所撰某篇京都类的佚赋。再次，写本中多有抄录原句，再进行评述的现象。卷中有“若四时初即云‘寒退暄来，都而用之，各述其时也”一条，此处的意思是说，描述每年初春的时候可以用“寒退暄来”，也即“冬去春来”，而原卷中此条前后内容也均与气候变化相关。能够看出，“寒退暄来”一句是钞者从所据的原书中辑录而来的备用材料。

    P.3890文本内容的指涉性还表现在各条目之间的逻辑性联系。如“《易》陈八卦，男女标六爻之文;《礼》备五经，夫妇著三周之御。”原卷接着抄录了其注文：“言三周，是绕马三匝也，亦言三年服也。言夫妇相敬如宾也。”而抄录了“夫妇好仇”等婚姻题材的典故之后，原卷又有“言爻分六位者，是《易》家男女之事，別用之最妙”，“礼三周也”两条。可以看出，这两条释语也是对前文“六爻”“三周”的阐述，此处重出显得颇为累赘。钞手摘录的这几条内容，均来自婚姻家庭关系的判文，“六爻”和“三周”在此类判文中较为常见，故钞手与之相关的注释材料都抄了下来，以资撰文参考。又如一组罪状内容之间，钞者辑录了两个条目：

    汉成（宣）帝赐霍光车，上有金凤飞鸟，被王（黄）君仲网之。

    龙飞去香莲之中，被预沮网之。

    霍光金凤鸟的传说见于《续齐谐记》，龙飞入香莲被网之事则不详，应当也是唐宋时期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两则传说都涉及瑞兽被捕捉，而前后两则均为描述犯罪且录自判文的骈句。钞手大概认为，这两则典故可用于判文写作，尤其适用于描述犯人被捕的情形和叙述法律的高效性与威严性。

    钞者还时常指出文章中的对偶，反映出钞者对文本材料的有意识组织和剪裁。虽然所据原文已不可考见，但仍能从用事特征看出它们大致是诗赋或判文，而这些文体的写作都非常重视对偶。本卷所指出的对偶有“言寒与火相对”“朝乌，日也;夕兔，月也，相对”“金钿玉钏为对”“兰肴竹叶为对”“清规戒慎为对”“狗性狼贪为对”“婵娟轻盈为对”等条，而仅有“言寒与火相对”一条抄录有原句。还有引述骈句并加以说解的现象，大都比较巧妙。除前文引述的“萧萧夏里，索索秋间”之外，还有“子夏衣似悬鹑，相如有百结衣。言学日进，如日新吐玉，月进含金，则能文辉濯锦。”钞者所据的文本必然使用了子夏和司馬相如身居贫贱却砥砺勤学的事迹{1}。阐述部分的“日新吐玉”“月进含金”也涉及骈偶和对应，钞者所据原文很可能分别施之于“悬鹑”和“百结”。又如所载韩信和范雎的一条：“韩信与南阳市中行盗，被辱于脚间;张禄被厕中之辱。信后蒙淮王追物主，兀两足。遇屈共途穷为对。”本条记载韩信在南阳行盗而被辱，且后来淮王追查到了物主，将其“兀两足”，此说不见于传世文献。在叙述了韩信和范雎遭受耻辱、得以复仇的典故之后，原卷继续抄写了“遇屈共途穷为对”一句。“遇屈”和“途穷”当是钞者所据文章中的词汇，且分别施之于韩信和范雎。据此推理加以还原的话，此条目疑即钞者对“韩信……遇屈，张禄……途穷”一联骈句的解释。

    （二）写本后半部的判文材料及其价值

    诗赋的笺释和评说内容之后，钞者又辑录了一些判文写作材料。王三庆《敦煌类书》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指出这些文字和白居易《百道判》类似{1}。实际上，本卷摘取的写作套语、范式和词汇不止《敦煌类书》所举两则。写本自“《易》陈八卦，男女标六爻之文;《礼》备五经，夫妇著三周之御”一条之后，抄录的均为判文中所涉及的典故。比如婚嫁相关的“三周”“三星”诸条，涉及“兄弟不和”诸条，涉及“县令神明”诸条，涉及子女不孝的“枭镜成群”一条，涉及“牛事”诸条，涉及“节妇”诸条，等等。钞手还直接引述了一些判文需要用到的套语。一类是为判官颂德的句子，如“沐舜海之珠潭”“荫尧云之玉叶”，两句后还附有阐述和解说。另一类是描述罪状的例句。比如“言罪状即云‘引沧波之锦浪，流罪无穷;斩昆岭之龙筠，书恶难尽”，这是形容犯罪的恶劣影响。又如“言犯罪即云‘成汤一面，自此难容;萧何九章，犹其有罚”，这是形容即使是网开三面的成汤，也无法容忍的罪行;在萧何的仁政治理之下，也依然会被惩罚。这两联骈语显然是从判文中直接摘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