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新型狂欢场域的建构及其隐忧

    刘亚婷 魏家文

    从2020年5月11日起,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欧阳黔森报告文学、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34集电视连续剧《花繁叶茂》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后,不仅引发了观众的关注和好评,而且“在以年轻人为主体受众的B站引发热议,获得了9.3分的高分。”[1]作为当代年轻人活跃的网络平台,哔哩哔哩(简称B站)的受众原本不是主旋律电视剧的主要受众,然而这部主旋律电视剧却在此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观众寻求自我满足的主动参与行为与《花繁叶茂》自身的艺术魅力,促使了新型狂欢场域的形成,观众在弹幕互动过程中体会到了类似狂欢节上参加演出的快感,但它对主旋律电视剧自身品性的削弱同样值得警惕。

    一、狂欢式:自媒体时代狂欢对传统狂欢的继承

    在当下自媒体时代,网络的普及为网民提供了娱乐放松、自我展示的便利平台,很多网民热衷于加入感兴趣的网络社区,尤其是像B站这样的年轻化网站,它以独特的次元文化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加入。B站的用户群体分为制作内容的UP主和观看内容的弹幕族,也有部分用户同时拥有两个身份。从欣赏趣味的角度来看,B站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B站作为网络亚文化的一种形态存在,通过狂欢与戏谑式的仪式来进行对主流社会的抵抗,[2]”主要包括对视频的再加工和弹幕吐槽两种。

    弹幕是横穿屏幕的游动评论,它能够实现视频内容与评论的同時在线,达到实时交流互动的效果,尤其是当某些弹幕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时,大量的弹幕会密集出现,这实际上是观众以弹幕为平台展开的群体狂欢。狂欢理论的代表人物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狂欢式——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3]”当人们进入狂欢状态后,就摆脱了常规生活中的规矩束缚,借助狂欢化的表演来宣泄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原本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威、等级在此过程中都被打破,“在生活中为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分割开来的人们,在狂欢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的接触。”[4]以此观之,观众通过网络参与弹幕评论的行为,同样可以视为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与观众的一种游艺,观众可以借此机会抛开现实生活中的桎梏,尽情享受着释放自我所带来的快感,在弹幕中体验到类似参加狂欢节的快感。

    从时间上看,狂欢节的庆典集中在某一段连续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时间空间上还是在参与狂欢的人群数量上都有一定的限制。在自媒体时代,人们借助网络视频可以随时参加狂欢,在时间上更为自由。从空间上看,“狂欢节演出的基本舞台,是广场和邻近的街道,[5]”没有演出的舞台,狂欢节就无法进行。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具体的空间还是虚拟的空间,只要能为狂欢节提供演出的舞台,该空间就具备了狂欢场域的意义。以此观之,观众在观看网络视频的过程中,通过发送弹幕和观看弹幕参与到视频中,与狂欢节上民众通过现场表演参与狂欢所体验到的快乐是相似的,弹幕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新型的“狂欢场域”。与狂欢节上的参与者相比,网民在弹幕平台制造的狂欢场域里,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拥有更多的自由,狂欢的自由度也更高。从狂欢的参与主体来看,“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戏的演出。”[6]自媒体下通过网络视频参与狂欢的主体同样没有外在的限制,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借助网络参与其中。相比之下,自媒体下参与狂欢的主体在人数上受到的限制更少。

    也就是说,自媒体时代的狂欢与狂欢节上的狂欢相比,不仅狂欢的本质没有改变,而且借助现代科技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宽广的平台、更新颖的表现形式。

    二、弹幕平台:自媒体时代满足自我需要的新途径

    在自媒体时代,新型狂欢场域的形成除了必要的狂欢舞台外,还需要一定规模的狂欢主体的参与,参与狂欢的主体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新型狂欢场域就无法形成。在自媒体时代,数量众多的网民之所以以弹幕的形式参与其中,究其原因与观众寻求自我需求满足的心理有关。

    美国学者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不同等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低等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继续寻找更高层次的满足,直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得到满足。在自媒体时代,弹幕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观众借助弹幕不仅可以实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可以实现社交性的互动,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当自己的意见得到他人认可时,不仅有一种找到知音的喜悦,同时也有一种受到肯定与尊重的快感。与现实生活中围绕某个具体问题展开的社交活动不同,弹幕发送者主要以闲聊的方式进行社交性的互动,有时候闲聊的内容跟剧情关系不大,它更多是一种以属于亚文化团体的身份吸引伙伴、使更多的伙伴加入到充满仪式感的签到行为。换句话说,这种方式就是一种获得参与感、仪式感的社交方式,与民众参与狂欢节时共同观看国王加冕脱冕等行为而获得的参与感、仪式感相似。此过程中,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弹幕及时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可以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及时的回应。当某人所发的弹幕引发巨大的争议、引发众多的弹幕同时出现时,就形成了类似广场、街道的狂欢场域,参与弹幕的观众不论自己的观点受到赞同还是反驳,都会体验到一种自我需求得到满足后的快感。

    首先,弹幕平台满足了观众的社交需要,通过对《花繁叶茂》弹幕的考察发现,很多观众在弹幕上进行的是社交性的闲聊,比如:“进度条暴露了一切”“前方高能”“目测会火”“弹幕帝,吾之疆土”“非战斗人员请撤离”……这些弹幕属于B站网络亚文化的弹幕常用语,“闻迅而来”“来看松鼠啦”“电影频道吸引过来的”,这些弹幕是来表示支持的,“二刷”“三刷”“目测会火”“为了我家长辈追个番”……这些弹幕多属于签到、表示支持类的,不会具体评论剧情和人物,发送这些弹幕的观众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进行一种社交性的闲聊,满足自己渴望社交的心理需求。从发送者的角度来看,“弹幕术语作为只在某些亚文化群体内部流通的语言介质,只有其成员才能熟稔于心。即使散落在数量庞大的弹幕中,也极易识别。”[7]这就意味着,观众利用弹幕平台是一种表明身份、寻找归属感的积极行为,其目的在于召唤同伴加入到这一仪式化的签到中来。当观众通过成员的召唤聚集到一起时,弹幕平台就建立起了一个亚文化成员共有的交流平台,参与其中的成员所发的弹幕就会引起其他网络亚文化成员的回应,观众通过这些共有语言以及成员间的回应获得了参与感和仪式感。

    其次,弹幕平台满足了受众渴望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观众在发送弹幕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争议,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让弹幕发送者感到一种受到他人重视的快感,这种快感源于人的尊重需求得到满足。比如第一集中村会计何老幺广播通知开会,时间快到了却一个人都没有来,于是他“求”大家快去开会,这一场景暗示他在村子里人微言轻。此时弹幕里出现一个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词“卑微”,紧接着弹幕里游过十多个与“卑微”相关的表达,“好卑微”“卑微村干在线求人”“老卑微了”。当电视剧中出现潘梅给儿子唐多多送毛衣这一画面时,观众玩起了关于多多名字的梗:“这个多多拼不拼”“拼多多”,与“多多”相关的弹幕就达二十多个。当电视剧出现花茂村的年轻劳动力准备外出打工的场景时,观众又玩起了打工梗:“打工,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接着的弹幕一律跟风打工梗:“打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在不断的跟风模仿中,游动的弹幕冲淡了电视剧原本沉重的剧情,此时剧情的内容是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通过各种梗营造欢乐气氛,观众在这场由群体制造的狂欢场域中体验到一种参与其中的快感。

    其三,弹幕平台满足了年轻人彰显次元文化的需求。狂欢节中一个重要仪式是国王的加冕与脱冕,加冕象征权威、地位、秩序、制度,神圣不可侵犯,而脱冕则是对前者的否定,脱冕后的国王可以受到讥笑、毆打。在狂欢节上,加冕与脱冕的不断转换,是高雅与粗鄙的交换,是内在与外在的交替暴露,通过严肃与轻松的强烈反差达到令人发笑的目的,将平日常规生活中的不可能场景变成可能,排除等级的隔阂,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制造出人与人的随意而又亲密的接触,这与观众通过B站弹幕参与评论时的行为相似。比如王迅饰演的唐三草出场时,弹幕评论“本色出演”“毫无违和感”“村口大傻子既视感”,观众在观看B站视频时,以一种带着戏谑的游戏态度,将B站次元文化通过弹幕形式加入到视频中,对主旋律进行补充与自我阐释,淡化了主旋律电视剧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年轻人彰显次元次文化的新载体。

    由此可见,弹幕平台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表现自我的舞台,通过在线闲聊的方式,观众达到了表明身份、寻求仪式感、归属感的目的,这种充满仪式感的行为提高了观众参与的积极性,满足了观众寻求社交的心理需求;当观众发送的弹幕引起了他人的围观、赞识、跟风时,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满足了观众寻求他人肯定与尊重的心理需求。

    三、寻找契合点:《花繁叶茂》吸引年轻观众的原因

    反映精准扶贫的电视连续剧《花繁叶茂》无疑是一部主旋律电视剧,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它以形象、直观的符号、话语渲染主流价值观念,通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润物细无声地完成对观众精神世界的侵染。”[8]为了保证播出效果,各级电视台为主旋律影视剧提供了最佳的播放平台和播放时段。作为反映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成果的《花繁叶茂》,各级党委、政府对该电视剧制片团队、播放平台都有着严格的把控。让人惊奇的是,这部电视剧在B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社区里,其火爆程度超乎想象,主要原因在于该剧在人物形象与剧情上的大胆创新,契合了年轻观众的欣赏趣味。

    首先是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基层干部形象引发“槽点”。与传统主旋律剧中符号化的基层干部形象不同,《花繁叶茂》中的干部形象更真实也更人性化,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读者的阅读感受与期待视野一致,读者便感到作品缺乏新意和刺激力而索然寡味。相反,作品意味大出意料之外,超出期待视野,便感到振奋。”[9]为了让这部电视剧符合年轻人的欣赏趣味,电视剧从新的时代语境出发,在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上大胆创新,吸引了原本对主旋律带有偏见的年轻观众。当B站的观众看到《花繁叶茂》中富有个性又接地气的基层干部形象时不觉眼前一亮,那些原本对主旋律抱有偏见的观众很快放弃了自己的偏见,转而热情欢迎这部电视剧。《花繁叶茂》为观众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比如村会计何老幺既憨厚又滑头,对村主任唐万财言听计从,还是个“妻管严”,弹幕戏称他是“薛定谔干部”“卑微村干”;村长唐三草机智老练、有情有义,既有村主任的责任担当,又有思想上的守旧落后,弹幕说他“心系农民,好主任”,还有弹幕说“还是思想保守了点,放不开”。除了本土干部外,在担任第一书记的大学生村官中,既有像欧阳采薇这样文静温柔、机敏踏实的干部,也有像赵子奇这样憨厚老实的干部,还有像王学隆这样“官腔”十足、专做表面功夫的干部。与传统的村干部形象相比,电视剧并没有把他们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是将他们塑造为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在彰显他们身上担当与奉献精神的同时,也从不同场合展示了他们成长过程中情感与工作中的种种矛盾与挣扎。在观看的过程中,B站观众很容易从他们身上找到各种“槽点”,这些“槽点”引发了弹幕的热烈讨论,在不自觉中消除了主旋律文化与B站次元文化之间的隔阂。

    其次,电视剧对扶贫政策的生活化解读,避免了政策宣讲的说教味道,容易引发弹幕共鸣。《花繁叶茂》在解读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生活化的解读,将政策的解读放在田间地头、插入轻松的情节,让观众在不自觉中接受它。比如第三集中镇委石书记问村长唐万财“四在农家”“七个一”是什么时,唐万财只记得第一条,窘迫中他只好让在场的其他干部补充完成。这一情节引发了B站观众回答问题的热情,大家和唐万财一道重温了政策的具体内容,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这样的宣传方式赢得了B站观众的普遍认可,比那种采用考试问答形式的检查方式更容易被人接受,其效果也比传统的方式更明显。

    作为一部严肃的主旋律电视剧,《花繁叶茂》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安排上与时俱进,富有时代感的人物形象以及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情节,引发了年轻观众的共鸣。在观看视频过程中,观众被插科打诨式的弹幕评论拉进特定的狂欢场域中,严肃的主题与轻松氛围的亲密融合,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对主旋律电视剧的偏见,转而投入到群体的狂欢中。《花繁叶茂》借助B站为观众提供了自我展示与自我娱乐的新型狂欢场域,这不能不说是《花繁叶茂》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不可否认,自媒体时代的狂欢场域已经由现实空间扩大到网络空间,科技的进步不仅没有改变狂欢的本质,而且借助现代科技,狂欢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宽广的平台以及更新颖的表现形式。从B站观众的需求角度来说,对自我需求满足的追求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弹幕互动,在互动中寻求仪式感、归属感、体验狂欢感受,满足其社交和尊重的需要;从B站观众对《花繁叶茂》的接受程度来看,电视剧本身在人物设定、故事情节安排上的创新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当然,电视剧还有一些值得商榷改进的地方。比如,《花繁叶茂》的故事发生地是贵州,但人物都是用普通话,如果使用方言讲话更能体现电视剧的地域特色,四川方言电视剧就是一个例子;另外,电视剧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偏年轻时尚,比如潘梅、小翠、孙大嫂的扮演者,她们身上普遍缺少来自乡野的泥土气息,显得不够真实。比如潘梅出场时就有弹幕称:“一点都不像农村人”“潘梅的造型还是偏时尚了点”“这农村人也太白净了吧”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B站观众崇尚的是网络亚文化,当他们以戏谑的游戏态度,将B站次元文化通过弹幕形式加入到视频中时,主旋律本身的品性往往在以戏谑游戏的心态所营造出的新的狂欢化场域里不自觉地受到削弱,其对扶贫工作的借鉴启示意义也会大打折扣,《花繁叶茂》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当下众多主旋律影视剧共同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陆青剑,赵相康.《花繁叶茂》拍红三个村庄[ J ].当代贵州,2020(24):54.

    [2]高歌.仪式性抵抗与身份认同:对哔哩哔哩网站的亚文化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7:21.

    [3][4][5][6][前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58,158-159,166,158.

    [7]王蕊,刘瑞一,矫立斌,徐静怡.走向大众化的弹幕:媒介功能及其实现方式[ J ].新闻记者,2019(5):52.

    [8]杜莹杰,付伟.主旋律电视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研究[ J ].当代电视,2020(1):44.

    [9]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15.

    【作者简介】 ?刘亚婷,女,贵州畢节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

    魏家文,男,湖北枝江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硕士点项目(2019)“乡村振兴视域下贵州当代乡土文学研究”(编号:2019ssd02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