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研究综述
郭俊婷
[摘?要]
本文主要对有关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进行梳理，归纳总结50年代天津音乐的发展概况。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迎来历史新纪元，焕发出崭新的面貌。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国家实力的提升，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给予音乐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天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九国租界的独特盛况。本土音乐文化与外来音乐文化的碰撞让50年代的天津音乐生活焕发光彩，音乐教育、音乐活动、音乐创作等也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中国音乐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8-0180-03
一、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音乐发展的文章
梁茂春的《中国当代音乐》，对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创作，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以及细致的分析做出了分门别类的叙述，是一本音乐创作专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叙述了当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这本著作中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整理记载了1949年至2000年间新中国专业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本书是以政治事件进行的时间划分，第一章“朝气蓬勃的创作年代（1949—1956）”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在中国大地进行的声乐创作、器乐创作、歌舞舞蹈以及舞剧音乐创作，对于当时的院团调整、声乐艺术中的“土洋之争”作了系统的梳理。专业音乐教育中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其他音乐院校的组织设置、音乐教师以及培养的音乐人才。传统音乐方面主要介绍了民歌、瞎子阿炳和他的二胡曲《二泉映月》以及戏曲音乐。本书的另一个亮点之处在于对当时的音乐评论，在笔者看来也可看做对音乐思潮做出了详细的介绍与细致的解释，对于了解1949—1956年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的音乐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密切相关，在了解音乐发展的同时必须对当时的政治有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对音乐的发展有全面的认知。第二章“在曲折中前进（1957—1963）”，1957年“反右运动”在中国大地开展起来，对当时一大批有才华的爱国音乐家错误的划分为“右派分子”，这些音乐家被剥夺了参加音乐文化建设的权利，其中一些音乐家被划分为“极右派分子”，遭到了严重的人身迫害。[1]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大跃进”，“大跃进”时期喊出的口号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音乐方面体现为开始大批量地进行音乐创作，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犹如雨后春笋般奇迹地涌现出来，但作品质量较低。书中第二节细致分析介绍了“大跃进”政治背景下中国的音乐思潮。详细记载并分析了1949—1960年中国音乐历史发展全貌，同时为研究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了解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需参阅的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音乐在中国大地播种发芽出现小繁荣。50年代的音乐活动记载也较为丰富，为后人了解50年代天津音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些研究性和回忆性的文章有《1950年的音乐运动》一书中的《一年来天津的音乐活动》《天津市音乐工作团1950年工作总结》《天津一年来的广播音乐工作》《天津市工人文化宫1950年的音乐活动》《纪念国庆回顾我一年来的工作》《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教学、研究、创作及演出工作基本总结》《1950年全国流行歌曲调查》、1950年孟波发表于《人民音乐》的《天津解放后的音乐工作》等，都对1950年天津的音乐运动作了初步的总结。高鲁生发表于《天津文化史料》第三辑的《天津市群众音乐活动纵横录》，《中央音乐学院院史》，《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天津通志·基础教育志》《天津通志·计划志》《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志》《天津通志·广播电视电影志》《天津简志》等天津地方志以及《天津文化概况》《天津文化史料》《天津文化史料选辑》等天津地方文化书籍，都为研究50年代天津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三、介绍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教育的文章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民族历史文化的体现。天津作为近代北方城市音乐教育的鼻祖，对于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关50年代天津音乐教育的文章有储艳梅的硕士论文《天津音乐教育史研究》的第四章天津当代音乐教育中介绍了天津国民音乐教育、天津专业音乐教育以及当时的天津音乐家。但内容只是对学校的一个简要概述，其中的教学情况、师资力量等更为细致的内容没有提及。对50年代天津音乐教育研究最为全面的是温鹏翔《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教育研究》，这篇文章篇幅较大，搜集整理了非常全面的档案资料，参阅的报纸期刊有《星报》《天津日报》《天津工人日报》《群众歌声》《天津教育》。文章把音乐教育分为三类，第一为专业音乐教育，主要有两所音乐专业院校，50年代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50年代的天津音乐学院。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成立以及组织设立、课程设立、师资力量与教学活动做了全面的归纳与整理。第二节介绍了在天津时期的中央音樂学院音乐教育活动影响。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的影响，1958年成立了天津音乐学院，在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方面，1955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在附中附设课余音乐小学，又于1957年10月6日，中央音乐学院与天津市又联合举办了天津市音乐小学，对这些学校当时的招收学员要求、课程设置、考试科目以及中央音乐学院通过多种渠道对当时在职的中小学音乐教师进行音乐培训作了详尽的介绍。在社会音乐教育方面的影响，写道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主要通过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讲音乐知识。音乐内容涉及乐理、读谱法、通过“音乐讲话”和“音乐欣赏”等栏目介绍相关的音乐知识，作者搜集的资料较为全面。对群众艺术团体和文化机构进行辅导，并且成立了“业余合唱团”，对“业余合唱团”的招收对象、活动周期等有详细介绍。在社会音乐活动方面，整理了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举办的各种音乐活动。内容包括校内校外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的形式、活动演奏的曲目、参加活动的主要人物。第一章节中全面细致地整理出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音乐教育活动。
第二章节对50年代天津普通学校音乐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对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教学情况、举办的音乐活动（包括课内课外的音乐活动）以及当时考试的形式、内容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第三章是本篇文章的新颖之处，总结出通过举办培训班、出版刊物、电台广播、成立“教歌站”、开办学校的方式进行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通过电台广播进行教唱，对教唱时间、教唱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为了解50年代天津音乐教育作出贡献，为后辈学者学习天津音乐教育提供了完备的资料。
四、介绍20世纪50年代天津民族器乐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民族器乐迎来小繁荣。
有关天津民族器乐的论文有戴俊超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社团概论》、靳学东的硕士论文《近代天津西洋音乐初探》、董郑峰的硕士论文《天津“广东音乐”调查研究》等。梁冉的《1950—1966天津民族器乐发展初探》，这篇论文是对50年代天津民族器乐的专题性研究，这篇论文搜集整理1950—1966年《天津日报》《人民日报》《群众歌声》《海河说唱》《天津教育》《人民音乐》《星报》中有关于1950—1966年天津民族器乐发展情况，内容涉及民族器乐教学、民族器乐创作、民族器乐演出活动。文章结合政治因素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50—1956、1957—1963、1964—1966。第一章民族器乐表演活动，分为专业、业余以及综合性三大类别。第二章民族器乐曲的创作，分为独奏曲、合奏曲创作。在独奏曲创作中又归纳总结出吹管乐、拉弦乐、弹拨乐作品的创作。第三章民族器乐教学以及理论成果，民族器乐教学方面介绍了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开办的民族器乐课程，设立的民族器乐专业以及音乐教师和授课的音乐教材。民族器乐理论研究这一部分介绍了民族器乐理论的创作来源。民族器乐唱片出版中主要介绍了二胡和笛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的一些民族乐器，比如笙、管子、月琴、柳琴、小三弦、大三弦、阮等民族器乐在中国各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音乐家也为这些乐器演奏艺术的发展提高做出了贡献。
五、介绍20世纪50年代天津社会音乐生活的文章
有关50年代社会音乐生活的文章颇为丰富，如文史东的博士论文《1949——1966年的中苏文化交流》、明言发表于《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的《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等。对于50年代天津社会音乐生活的专题性文章相对较少，大多数是研究北京、上海等地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音乐活动。对于50年代天津社会音乐生活的专题性研究论文为陈京京的硕士论文《建国初期天津社会音乐生活初探》，是一篇地方断代史研究性文章，时间段划分为1949—1966年，搜集整理《天津日报》《人民音乐》《群众歌声》中关于建国初期的天津社会音乐生活。第一章1949—1956年的社会音乐生活，内容分为三类，分别是专业音乐表演团体的音乐活动、业余群众音乐生活、业余群众表演团体的演出活动。专业音乐表演团体主要是天津市音乐工作团、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外国音乐团体的交流演出。史料大部分来源于《天津日报》，外国音乐团体的交流演出对于西洋音乐在天津的传播、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业余群众音乐生活的活动形式主要是歌唱，内容包括天津市举办的群众歌咏活动、天津市职工业余文艺汇演，史料主要来源于《天津日报》。业余群众表演团体的演出活动主要介绍了两个机构，分别是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业余群众合唱团。第二章结合政治因素对时间段进行划分，介绍1957—1963年天津的社会音乐生活。1957年夏，《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一场声势浩大的“击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2]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以及开展的各类音乐活动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政治色彩，1958年“大跃进”开始，为了实现“大跃进”时期的“远大目标”便开始“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地大搞音乐创作群众运动的热潮在全国音乐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无论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何，多带有那个时代的强烈印记，很少例外。绝大多数都是粗制滥造，风格雷同，公式化、概念化及标语口号式倾向极为严重，无甚艺术价值可言。[3]陈京京《建国初期天津社会音乐生活初探》第二章总结了“大跃进”时期天津地区的群众歌咏活动、音乐创作与生活。
六、介绍20世纪50年代天津西洋音乐的文章
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对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以传播西洋近代音乐为主线，构成了对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科学启蒙。30年代以后，一批批陆续学成归来的中国留学生，主要以上海国立音专为主要基地，开始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为全面的传播西洋音乐文化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和各地人民政府纷纷成立专业交响乐团。交响乐团的成立对于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创建了基地。有关天津西洋音乐的文章有郑琦的硕士论文《“文革”时期天津地区西洋器乐音乐研究》、王莹的硕士论文《1928年至1935年天津音乐生活》、李晓鹏发表于当代音乐的《近代天津管乐队初探》、曹硕的硕士论文《20世纪40年代天津音乐社团及演出活动初探》、肖承福的硕士论文《清前期西洋音乐在华传播研究》等，这些论文及期刊的内容都涉及到天津西洋音乐。内容包括西洋音乐的创作、演出、教学等。温鹏翔的硕士论文《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教育研究》中对西洋音乐的教学以及演出活动作了介绍。陈京京的硕士论文《建国初期天津社会音乐生活初探》中写到天津市音乐工作团，但也只是提及天音工作团内部组织包括管弦乐队，对于管弦乐队举行的音乐活动以及音乐创作等都未讲述。外国音乐团体的交流活动中主要是歌唱性的活动，也有少数西洋器乐的演出活动，史料来源于《天津日报》。
七、20世纪50年代天津音乐的发展特点
1949年1月15日天津正式解放，“天津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十分重视群众文化工作，专门成立了群众文艺工作组，组织专业文艺团体及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学校辅导和推动工人、学生开展业余文艺活动。当时群众性文化活动非常广泛，主要活跃在欢庆解放、祝捷、纪念重大节日的游行、联欢及各种群众集会上，艺术形式有陕北大秧歌、新歌剧、活报剧、腰鼓等。在活动中涌现出大批群众文艺骨干和一些优秀作品。”[4]
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主要有两所高等音乐学院的建立，分别为1950年6月在天津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京后建立的天津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和研究人员达到近二百名，其中教授、副教授（包括一些不在编的教师在内）以上的高级教学，研究人员共四十名左右，占全部教学研究人員的20%”[5]这些音乐教师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天津乃至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天津音乐学院：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址北京后在天津建立天津音乐学院，在西洋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上有所成就，开设音乐理论课程，除在校内进行音乐教育活动外，还经常通过音乐讲座、举办进修班的方式进行社会性的专业音乐教育。
50年代天津专业音乐教育、业余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以及音乐活动较为繁荣，西洋音乐在这一时期也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在日常的音乐活动中也不乏西洋器乐的表演，职工业余文艺会演以及群众歌咏活动丰富了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歌唱性的音乐活动已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的同时学习西洋音乐，中西结合，融会贯通。音乐同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休闲娱乐活动密切结合，融为一体，具有实用性和娱乐性。
结?语
20世纪50年代初，天津市民欢呼雀跃的庆祝新中国成立，积极投身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音乐。50年代末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判断，“反右”“大跃进”浪潮在全国开展，音乐的发展受其政治因素的影响，音乐创作数量之庞大，音乐内容之雷同。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音乐作品感受到50年代天津音乐的繁荣景象，激励着后辈学者为天津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韩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