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书与童蒙书
黄正建
内容摘要：蒙书的定义应该再严格一些，要研究其性质以及与民间读物、通俗读物的异同。在作性质判断时，要考虑当时人将其视为什么性质的书（《书志》的分类也是一种参考）。而且，即使确定了蒙书范围，也要区别蒙书与童蒙书，要从作者的意见出发，将童蒙书与非童蒙书区别开来。换言之，要区别儿童读过的书（如《孝经》《论语》）与儿童读物（如《千字文》《蒙求》），前者未必是童蒙书。
关键词：蒙书;童蒙书;通俗读物;儿童读物;书志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090-05
Abstract： Regarding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general， the researcher believes the definition of childrens teaching texts should be more systematic， a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ex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olk or popular literature. While judging the nature of these texts， it is suggested to consider what kind of books were regarded as 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at that time（the classification in Shuzhi， a classic text that classified and introduced books， provides a frame of reference）. Within the scope of childrens teaching texts as well，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teaching from general reading material. In other words， it is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the books read by children， notably the Xiaojing（Book of Filial Piety）and Lunyu（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childrens books like Qianziwen（the“Thousand Character Essay”）and Mengqiu（a literary primer）; the former might not strictly be childrens books.
Keywords： childrens teaching texts; childrens books; popular literature; books for children; Shuzhi
由于敦煌写本中保留了大量不见于现存史籍中的蒙书资料，因此自从敦煌遗书发现以来，蒙书研究就是敦煌写本研究的一个重点，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领域专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涉及蒙书的定义、范围、叙录、校勘，蒙书具有的价值、与教育的关系，蒙书内容反映的各类思想，等等，成果众多，成就斐然。其中郑阿财、朱凤玉所著《敦煌蒙书研究》[1]是对敦煌蒙书全面研究的一个集大成者。该书许多观点给后来的研究以非常大的影响，在蒙书研究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书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全面研究敦煌蒙书的比较厚重的著作了。
本文无力全面梳理对蒙书的研究，仅想就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这个很小的方面就是关于蒙书与童蒙书的关系，兼及蒙书范围。
关于蒙书的范围，很多学者都进行过讨论。按照张新朋的梳理，主要有三家观点：
东野治之《训蒙书》一文从抄手的角度入手，以“学仕郎（学士郎）”“学郎”“学生”“学士”为标准，认定《毛诗》《论语》《孝经》《开蒙要训》《兔园策》《残卜筮书》《吉凶书仪》《太公家教》《百行章》《孔子项讬》等26种，47件。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读物》认为有二十多种，二百多个卷号，按内容、性质、重点分为“识字”“教育”“应用”三类，并以《字书》《杂集时用要字壹阡叁伯言》《开蒙要训》《李氏蒙求》《姓氏书》《姓氏杂写》《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书仪①吉凶书仪》等为例，略作介绍。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主张结合写本内容、性质功能、编撰目的动机、流传抄写情况及抄者身份等因素来判断，认定《千字文》《开蒙要训》《杂抄》《蒙求》《新集文词九经抄》《百行章》等25种，250件。[2]
张新朋比较赞同《敦煌蒙书研究》的观点，认为该书所立标准较为全面具体，也相对严格一些。但他也没有否认其他两家的说法，最后的结论是：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童蒙教材是较为丰富的，依其内容而言，有《千字文》《开蒙要训》《杂集时用要字壹阡叁伯言》《百家姓》等积字成篇、或韵或否的基础识字教材，也有《蒙求》《兔园策府》《杂抄》《古贤集》等兼顾知识、以广见闻的知识类教材;有《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百行章》《夫子劝世词》等训诫为主、以求养正的德行类教材;也有《论语》《孝经》《残卜筮书》《书仪镜》《立成算经》等求取功名或经世致用的高级教材……我們不难看出当时敦煌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繁荣的基本面貌。敦煌文献中数量众多、品类齐全的童蒙课本，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兴学重教的氛围下产生的。[2]
除这三家外，研究蒙书比较重要的还有牛来颖在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写的一章《蒙书》。在此章中，牛来颖并没有给出蒙书的定义和范围，而主要由历代（特别是宋以后）《书志》来讨论蒙书，指出《中国丛书综录》将蒙书分别列入经部和子部，反映了“对蒙学内容的界定与性质划分的两难境况”;又说从宋以后“至张之洞《书目答问》，始于四部外，另立《童蒙初学各书》之目，收录《李氏蒙求》《十七史蒙求》”。从具体叙述看，特别叙述了蒙书中的“蒙求体”“家教类”蒙书，以及蒙书中的类书与书抄[3]。
此外，还有金滢坤《唐五代敦煌寺学与童蒙教育》一文。文章虽不是专门研究蒙书，但涉及童蒙读物，通过学士郎抄写的书籍，判定当时“敦煌10所寺学中学士郎所实用的读物可分为蒙书、儒家经典、诗文、书信、佛教等几大类，共计58件，29种，其中蒙书21件，儒家经典8件，诗文类17件，书信类6件，佛教类5件，其他1件，基本上都属于童蒙的课本和读物。”[4]其中蒙书9种分别为《百行章》《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王梵志诗》《千字文》《开蒙要训》《杂抄》《事森》。
我们注意到，上述研究中，张新朋将举出的所有蒙书称之为“童蒙教材”或“童蒙课本”;汪泛舟则称之为“童蒙读物”;金滢坤也称之为“童蒙的课本和读物”。总之，都将其视为儿童学习用的课本。但东野治之不同，只称其为《训蒙书》，不仅不视为童蒙书，而且区别了家训书与蒙书，合称“训蒙书”。《敦煌蒙书研究》也似有意不用《敦煌童蒙书研究》为书名，即似乎并没有完全将《蒙书》与童蒙书等同{1}。
但是我们要指出，由于蒙书性质的不确定性，因此《敦煌蒙书研究》在对蒙书的具体叙述中往往使用了蒙书、通俗蒙书、童蒙用书、启蒙教材、庶民教材、通俗读物、民间读物等不同说法。
特别是，除了一些被认定为童蒙读物（这种认定往往也是推测，例如《武王家教》《辩才家教》）的蒙书外，《敦煌蒙书研究》将大量蒙书都说成既是童蒙读物，也是一般民众的读物，例如《俗务要名林》《孔子备问书》《古贤集》《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一卷本《王梵志》等;还有的蒙书则只说是蒙书（通俗蒙书或民间教育的通俗读物），不说是童蒙书，如《杂抄》《新集文词九经抄》《百行章》等;更有连蒙书也不提，只说是“通俗字书”如《碎金》，以及“女训”类作品如《崔氏夫人训女文》等{2}。后来，郑阿财、朱凤玉在《开蒙养正》一书中，又将《上大夫》《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九九表》《古贤集》《孔子备问书》《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辩才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等明确列为“童蒙教材”[5]。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不同说法，我想就是因为没有区别蒙书和童蒙书的缘故。就像《孝经》《论语》等都可以是童蒙学习的教材，但不宜称为童蒙书一样，童蒙书应该有它比较严格的范围，似乎不宜将用于一般庶民教育的民间读物称为儿童用的蒙书。
那么如何来区别呢？我想还是应该尊重当时人特别是作者的意见，通过作者的序言来予以区分。凡是作者为一般民众而编撰，没有特意指出是为儿童学习编撰的，属于一般民众的通俗读物、民间读物（或也可以说是通俗蒙书）;凡是作者明确说是为儿童学习而编撰的，则属于童蒙书。
先举几个非童蒙书的例子。像《崔氏夫人训女文》，一般都承认是“女子临嫁时，母亲的告诫训示”，则决非儿童学习的教材是可以肯定的{3}。此外如：
1. 《碎金》序中说由于很多俗难字，“不在经典史籍之内”，导致常人“口则言之，皆不之识”，“至于士大夫及转学之客，贪记书传典籍之言计，心岂暇繁杂之字？”{4}[1]107编写这部《碎金》就是为这些“士大夫及转学之客”服务的。从编撰宗旨看，与儿童教育似乎没有关系。因此《敦煌蒙书研究》也不说它是童蒙书，只说它是通俗字书。
2. ?《杂抄》序中说编撰此书是为了“照察”天地之玄、祖宗之源、人事之矣，最后说“余因暇日，披览经书，略述数言，已传后代云耳”[1]170。从编撰意图看，是要编一种他认为很重要的知识性图书，以传后世，并非为儿童学习而编撰。《敦煌蒙书研究》有时认为它是“为庶民教育而编”的。
3.《兔园策府》是杜嗣先奉蒋王教而作，序中说“忽垂恩教，令修新策。今乃勒成一部，名曰《兔园册府》，并引经史，为之训注……传之君子，有惭安国之言;悬之市人，深乖吕韦之旨。”[1]266-267由此而知，这是为君子而作（或曰为士人对策而作）的文字，最初与儿童教育无关{5}。
4. 《新集文词九经抄》序言说是“包括九经，罗含内外，通阐三史，是要无遗，古今参详，礼仪咸备”，是“以群书纂义，且济时须”，即以群书的要义来应付现实需要，最后达到“训俗安邦”和“正心”的目的{1}[1]299，并非为儿童学习而编撰，所以《敦煌蒙书研究》有时认为它是一部“撷取九经诸子之要言与圣贤文章之粹语，摘抄辑录以资研读检索的编著”{2}[1]299。
5. 《文词教林》序言中说“故以鸠书摘义，理义相扶，删简繁文，通罗内外，援今引古，是要无遗，政（正）俗匡家，咸由此起”[1]315，明确说编撰此书的目的是“正俗匡家”，针对的是“俗”和“家”，显然对象是整个社会和所有民众。《敦煌蒙书研究》就将其定位为“训诫类读物”或“通俗读物”[1]314，320。
6. 《百行章》为杜正伦所作，在序言中作者认为光学不做是不行的，“但以学而为存念，得获忠孝之名，虽读不依，徒示虚谈，何益存忠？”，批评了“广学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养，遇沾高位，便造十恶之愆;未自励躬，方为三千之过”的现象，然后说编写此书的宗旨为：“每寻思此事，废寝休餐，故录要真之言，合为《百行章》一卷。臣以情愚智浅，采略不周，虽非深奥之词，粗以诫于愚浊。”[1]326可见《百行章》的编写是为了劝诫“愚浊”，不仅要学习忠孝也要实行忠孝，与儿童教育无关。所以《敦煌蒙书研究》也说它是“庶民启蒙的教材”[1]344。前述金滢坤文虽然认定它是童蒙读物，但也说“《百行章》……主要从《论语》《孝經》中摘引忠孝节义‘要真之言，以‘忠孝等德行等标准指导儿童和士人的学习、生活和仕宦等‘百行。”[4]117说它“指导儿童”并无证据，指导士人则是确然无疑的。
7. 《辩才家教》序中说“昔辩才者，是不可思议人也，是善知识，教化阎浮提众生成道，免堕迷愚之中，痴顽之类。”[1]390分明说是要“教化”众生，本与儿童教育无关，不知《敦煌蒙书研究》为何要说它是“寺院用来教育童蒙而编的德行教材”[1]388。不过该书在后面又说“《辩才家教》是以普通老百姓为对象，以明哲保身为主要目的，内容多为品德陶冶与行为规范，是一本带有浓厚佛教劝世色彩的家教类蒙书”[1]397，将此书的服务对象扩大到“普通老百姓”。
以上7种蒙书，从作者序中的编撰主旨看，都不是为儿童编写的，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蒙书，甚至是否蒙书都有疑问。那么真正的童蒙书有哪些呢？我们再从作者序言出发举几个例子。
1. 《新合六字千文》开头说“钟铢撰集千字文，唯拟教训童男”[1]48，明确说出了编撰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儿童。
2. 《开蒙要训》结尾有云：“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蒙习学，易解难忘”[1]60，也明确说用于“童蒙”的学习。
3. 《蒙求》序中说“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之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易于讽习，形于章句，不出卷而之（知）天下，其蒙求哉！”[1]232这里更明确地说是为“授幼童”而编撰的。
4. 《太公家教》在序中说“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诱童儿，流传万代。”[1]350也是明确说编写的目的是要“助诱童儿”。
以上4种，从作者序中的编撰旨趣看，都明确说是为了教育儿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童蒙书。
虽然儿童可以读许多书，但并非儿童读的书都可以称为儿童读物，并非都是童蒙书，《孝经》《论语》《卜筮书》等不必说了，前述7种民间读物严格说也并非童蒙书。因此似乎应该区分儿童读的书和儿童读物，区分一般蒙书和童蒙书，甚至一般蒙书包含哪些，也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
前述牛来颖文指出蒙书在历代《书志》中的两难地位，其实这种两难是有原因的，即《书志》的归类并不以论著针对的对象为分类标准，不会因编写对象是儿童或是成人或是士人或是僧人而改变分类，所以一千多年来都没有专门的“蒙书”类{3}。《书志》只能从书的内容出发分类，而不论读者对象。牛来颖文主要举了宋代以后《书志》的例子，其实从《隋书·经籍志》到《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为《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宋志》）均是如此。例如：《千字文》《要用杂字》《童蒙训》等书，因其识字性质，无论《隋志》《旧唐志》《新唐志》还是《宋志》，都列入经部小学类;《蒙求》《续蒙求》等蒙求书，因其类书性质，在《新唐志》中归入子部杂家（实即类书），在《宋志》则归入子部类事类;《百行章》因其宣传忠孝，《新唐志》列入子部儒家，《宋志》列入子部杂家;权德舆的《童蒙集》（这可能是“童蒙”一词的首次出现），其实是他儿童时的作品集，因此被《新唐志》归入集部别集类;《兔园策》只出现在《宋志》中，分别被归入集部别集类和文史类。《兔园策》之所以被归入“文史”类，是将其视为作文所用的著作了。由此可见，从《书志》来讨论蒙书或童蒙书产生的困惑，原因在于我们现在的分类标准，与古人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
本文的简短结论如下：
1. 蒙书的定义似乎还要再严格一些，是启蒙书还是童蒙书，标准是什么，与民间读物、通俗读物如何区分（也许很难区分），都还要进一步思考。在作性质判断时，要考虑当时人的想法，即考虑当时人将其视为什么性质的书（《书志》的分类也是一种参考意见）。
2. 即使确定了蒙书范围，也要区别蒙书与童蒙书，要从作者的意见出发，将童蒙书与非童蒙书区别开来。
3. 要区别儿童读过的书（如《孝经》《论语》）与儿童读物（如《千字文》《蒙求》），前者未必是童蒙书。
本文在提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浙江大学主办的“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9年理事会”时，得到了郑阿财先生的肯定，并且通过交流，也知道了郑阿财先生在撰写完成《敦煌蒙書研究》大作后，一直在思考关于蒙书或童蒙书的界定问题，大致想法与我有共通之处{1}，期盼能早日见到郑先生的新作问世。
由于笔者关于蒙书的研究涉猎不多，因此以上提出的问题以及关于区分蒙书和童蒙书的建议是否妥当，是否切实可行，都希望能得到各位贤达的指教。
参考文献：
[1]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2]张新朋.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6-17.
[3]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儒学章·蒙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1-148.
[4]金滢坤.童蒙文化研究：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5.
[5]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