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的学术与思想价值
摘 要 《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附于《书目答问》之后，因其简略、有所缺误，且作为初学目录之附录，故长期以来被忽视。其实张之洞曾对此“反复思之”，寄予深意。本文从《姓名略》编纂目的与内容、存在的问题、《姓名略》勾勒的清代学术谱系，及其“今胜于古”、诸生进学次第、学问求近知远、读书致用于世等学术理念，钩稽论析其学术与思想价值。
关键词? 张之洞，《姓名略》，清学谱系，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 ?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2-0009-11
张之洞作《书目答问》，其后附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以下简称《姓名略》）。粗略观之，《姓名略》只是一份学人名单，内容简略，且作为《书目答问》这种初学目录之附录，更易令人忽视。1935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书目答问》，甚至只留正文，而把《姓名略》删掉了。较早提出重视《姓名略》作用的是史学家柴德赓先生，他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学术史”时，就指出“《姓名略》那是七十年前的一种品评，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威的品评，分门别类，颇见斟酌”。①20世纪60年代，他在评介《书目答问》时又特别指出，《姓名略》分类列举著名学者的姓名籍贯，“这虽是当时的选择标准，未必完全妥当，但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学术的大概，也是有益的事情”。②这些言简意赅的揭示，应是柴先生多年研究清代学术史及《书目答问》的深切体会。然而，多年来对于《姓名略》的学术价值仍未引起学界更多注意，只是在论及《书目答问》时被少数学者提及，也未曾有专门的深入研究。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近年在光大陈垣、柴德赓先生的学术时，再次揭橥《姓名略》之重要性。他为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作序时，提出“掌故与目录互为表里”③的重要观点;在阐释陈垣校长之史学遗产时，则又一次强调《姓名略》与目录正文互相呼应、“牵连钩考”的重要作用，并从“文献”的古人释义，指出应从“文”与“献”之因缘中深刻体会《姓名略》的学术意义。④
蒙柴、刘二位前辈师长导夫先路之启发，本文企望从《姓名略》的具体内容、其勾勒清学史谱系的价值及其蕴含的学术思想等数端，再作展开分析与阐发，以就教于方家。
一、《姓名略》的内容及有关问题
清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作《书目答问》，以解决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两个主要问题。⑤正文后有两种附录，一种是《别录》，即在正文之后，特别附录一些专门之书，如便于指示初学者的点评本，以及适用于考据、词章、童蒙的专书。这些书有的在正文已录，有的作为补充，但仍是书目，故无特别显著之意义。另一种即《姓名略》，其内容、体例与正文迥然不同，故虽为辅翼，却与正文目录互为经纬，编织起一张网罗学术之大网，探析可见张之洞撰述之深意。
《姓名略》前有简短序言，交代缘起和目的。接着在《姓名略》题目下又有题解，然后再依14大类，记诸家姓名，姓名下附注字号与籍贯。其中有的学者治学广博，兼涉数门学术，其姓名则在多种类别下记录，重复互见。如黄宗羲可见于经学家、史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算学家、金石学家、经济家等数家之中，顾炎武也著录于经学家、史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金石学家、经济家之中。这种一人多处著录的现象不少，故从总体而言，《姓名略》的内容是以人次来呈现的。经统计，共著录708人次（如加上骈体文家附注补充的2人、经济家附注中补充的26人，则共有736人次），各类著录的人次分别见表1。①
如去掉一人身兼数家的重复，《姓名略》所记学者多少人呢？柴德赓曾指出：“去其重复，共有五百一十人，实际有五百十一人。这一个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史部。”即《书目答问》原刻本《姓名略》在史学家中记“六严（承如，江阴）”，错把六承如作为六严的字号，而实际上六严和六承如是两个人。②柴先生还考证了原刻本《姓名略》其他一些失误。他按照自己的判断，指出《姓名略》漏收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学者，比如经学家姚际恒、丁晏，史学家计六奇、汪祖辉等人。他又利用贵阳本校勘了原刻本在人名下缺记的一些字号、籍贯，其中补字号者13处，补字号和籍贯者10处。另外，还纠正了原刻本所记人名的错误，如以汉学为专的经学家毕以珣，原误作毕珣;经济家郑元庆，原误作郑余庆;又如上述误六严、六承如为一人。③
众所周知，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未曾利用贵阳本的订正成果，故贵阳本的许多订正未能为范氏所采。范氏也只是订补了正文，未对《姓名略》等附录加以补正，所以原《姓名略》的内容仍存在不少缺误。前些年学界涌现出一批《书目答问》的整理本，在整理正文时也对《姓名略》的内容作了一些校订。比如吕幼樵、张新民的《书目答问校补》和陈居渊、朱维铮的《书目答问二种》皆通過校勘的方式以不同版本校订了《姓名略》中人物字号、籍贯的失误约30余条;又根据整理者的稽考补订了《姓名略》中13位学者的信息，这是对《姓名略》内容较为有效的勘正。④
又如徐扬杰的《书目答问补订》则以两种方式增补：一方面，尽可能地为各著述家补充生卒年;另一方面，以“增订”的方式，为一些门类的著述家增补人物。不过从所增5个门类的著述家来看，大多是《书目答问》撰成时还生存的学者，故有违《姓名略》“生存人不录”的体例，且有的门类所补著述家也不一定合适。⑤再如孙文泱《增订书目答问补正》、来新夏等《书目答问汇补》则在《姓名略》原文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部分著述家的生卒年、学术主张和主要著述等，扩充为简约的小传。⑥
暂且不论以上增补《姓名略》内容的意义和作用，仅就《姓名略》原有的著述体例而言，除以上各种订补之外，仍有一些失误需要补充更正。一是按照《姓名略》的体例，还有一些成就显著的学者未被选录。比如经学家：焦袁熹，字广期，江苏昆山人，康熙时中举，有《经说汇编》《春秋阙如编》《此木轩四书说》《读四书注疏》等;陈鳣，字仲鱼，海宁人，嘉庆孝廉，有《孝经郑注》《论语古训》《石经说》《辑六艺论》等，《姓名略》仅将其列于校勘学家，显然不能全面反映其学术造诣。史学家：夏燮，字谦甫，安徽当涂人，道光初中举，有《明通鉴》《明史考异》《中西纪事》《粤氛纪事》等;林春溥，字立源，福建闽县人，嘉庆进士，有《竹书纪年补正》《古史纪年》《古史考年异同表》《战国纪年》《孔子世家补订》等，专于古史。此外还有擅长地理的汪士铎、王凤生，擅长外国史志的徐继畬，等等。应该说，史学人物可补者还有一些。金石学家可补吴式芬，字子苾，山东海丰人，道光进士，著有《封泥考略》《捃古录》《金石汇目分编》《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等。另外，应补李遇孙，字庆伯，浙江嘉兴人，嘉庆时优贡生，著有《金石学录》《括苍金石志》《芝省斋碑录》等。李遇孙著述甚丰，在当时已为金石名家，然《姓名略》在“金石学家”中不录李遇孙，却载其从兄李富孙。据查，此二人在《清史列传》并传，然富孙专攻经学，有《校经庼文稿》《李氏易解剩义》《七经异文释》等，并无金石学专著，故此处应为《姓名略》张冠李戴之误。
二是经各种整理本校订之后，《姓名略》内容仍存在一些缺失需加补订。如“算学家”沈超远，以字行，原文只注籍贯“钱塘”，可补名“颢”;①董化星，以字行，原文只注籍贯“常州”，可补名“达存”;②秦文渊，字号、籍贯皆缺，可补籍贯“无锡”。③此外，还有“史学家”杨津，字号、籍贯皆缺;“算学家”秦文渊仍缺字号;丁维烈，原文只注籍贯“长洲”，仍缺字号;④这些还有待继续查证。
二、《姓名略》的清代学术谱系
尽管《姓名略》存在某些缺陷，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其勾勒清代学术谱系的重要学术价值。
对清代学者的叙录或者传记，其实在张之洞之前已有一些著述。时于嘉道之际，曾经风靡一时的考据之学逐渐式微，新一轮的今文经学正在兴起，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矛盾凸显。代表汉学家立场的江藩先后撰成《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书皆以扬汉抑宋为宗旨。特别是《汉学师承记》，上起清初顾炎武、阎若璩，下至嘉庆尚健在的阮元、焦循，为各人立传，厘清清代汉学之师承源流和学术成就，为汉学张大旗帜。稍后，持宋学观点的方东树撰成《汉学商兑》3卷，驳诘江氏之书，斥汉学为“鸩酒毒脯”“洪水猛兽”;道光二十五年（1845），唐鉴又撰写了表彰宋学的《清学案小识》15卷。上述著述虽是清人对当代经学作较为专门的研究著作，但毕竟有较深的门户之见，且又囿于汉学、宋学部分领域，不能勾画出清代学术的整体框架和面貌。
《姓名略》可以说是第一个全面描画清代学术体系的简谱。从框架体系上看，它按经学、史学、小学、算学等分14大类。大类之下，又于分门别派较多的经学家、理学家、算学家、古文家之下再分出小类，如理学家又分陆王兼程朱之学、程朱之学、陆王之学、理学别派等。有些专学虽分小类，但不明分，仅于所附小注中交代，如史学家、小学家等。《姓名略》虽简，然从中仍可看出其别具一格的学术价值。
（一）冲破四部体系的局限
《姓名略》所列学术谱系既以四部之学为基础，又依据清代学术的客观实情，突破了四部之学的局限，展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学术体系。四部之学，首为经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降，从《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到王俭的《七志》的“经典志”、阮孝绪的《七录》的“经典录”，再到《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皆因尊经而列各部之首。《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⑤这是古代学术体系的传统，因此《姓名略》自然以“经学家”为第一序列。经学家之后即史学家，这也是古代学术固有的传统。在史部还没有独立之前，《汉书·艺文志》将《太史公书》等史家记录于“六艺略·春秋类”，所以古人有“古无经史之分”的说法。①从元代郝经的“古无经史之分”到明代王阳明的“五经亦史”、李贽的“经史互为表里”、再到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他们皆重视史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许多经学的道理是可以通过史事证明的。清代学术也正是由经学考据的需要进而推动了史学考据的繁荣，许多著名的经学家皆兼通史学，如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朱彝尊、毛奇龄等，不胜枚举。故《姓名略》列史学家为第二类，这不仅是依从四部之序，也是符合清学史实际的。《姓名略》在篇首小序中曰：“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②这是其将理学家列于第三的理由，则以为由经学、史学入理学，既不违古道，又据史学而求实，不至于高言而蹈空。当然，清代理学自康熙以后逐渐没落，已经失去其发展的生命力，所以将理学家从经学家中分出来，而并列于史學家之后，而没有像后来的《清史稿·儒林传》那样把理学家和经学家统为一编，这是更符合清学史的客观实际的。
小学、金石、校勘是清人用力最勤的三门专学，自清初而起，清代乾嘉朴学之风发达兴盛，各自形成一些严密的考据方法，在拓展考究对象、提出新论或新解、取得大量撰述成果等方面都超越前人，成为清代的显学。由于名家辈出，自需分类表彰。至于历算学，梁启超曾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历算，至清尤盛。”③清代历算学之发达，固有我国悠久的畴学传统，又因明清之际西洋算法东传的推动，故《姓名略》设“算学家”一类，并析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派，所收算学家甚多，这是清代学术远胜于前代的一个领域。还有文选学，也是在清代异军突起，清人顾广圻曰：“选学盛于唐，至王深宁时已谓不及前人之熟，降逮前明，几乎绝矣。”④在宋明时期逐渐式微的文选学在清代兴盛起来，究其原因，除了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朝廷要求在乡试、会试中加试帖诗这一科举改革的刺激之外，还与清代学术发展，突破清以前选学只作选篇、编例和注解的局限，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从小学、版本、校勘、典故考据等方面开展对选学的多途研究，促进选学的繁荣有关。张之洞在《 轩语》中说：“选学有征实、课虚两义，考典实，求训诂，校古书，此为学计。摹高格，猎奇采，此为文计。”⑤指出选学之盛有两端，一为学术之用，一为科举之需，《姓名略》中所载自是因学术而名的专门家。此外，最后一类“经济家”的设立，也是古代人物谱传中罕见的。“经济”者，经世济国也，这一专门学的设立，体现了张之洞经世致用的务实特点。从以上所述几点可以看出，《姓名略》学术谱系的布局，是从总体上蕴涵四部之学的主脉，但具体各门类的设立与前后次序，则是遵循了清代学术的客观实际，而大大突破了四部的藩篱。
（二）勾勒清学渊源流别与特点
《姓名略》与目录正文一样，充分发挥了附注自由灵活的形式，利用两级分类体系与各种附注，勾勒清代学术系统的渊源流别和特点。其主要做法是在诸家门类之前之后加以注解，说明各类著述家的特点、各门学术中关键人物的学术引领作用或著录的体例。除《姓名略》序言、解题之后各有附注外，14门类中仅金石学家、古文家不附小注，其他各类皆有，或在前或在后，或前后皆有，共见19处。各处附注所讲内容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注明著录的标准。这是比较普遍的内容，从题解的注文开始，大多数附注就点明各类谱录收载的标准，如题解前的注文就标明因清代著述诸家人数众多，“不能悉数”，故全谱收录的总标准是“举其著者，空言臆说者不录”，表明了张之洞实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不少收录标准中也体现出来，比如注“汉学专门经学家”，称所收诸家皆“实事求是，义据通深者”;注“理学家”亦称“所据诸家，其书皆平实可行，不涉迂陋微眇”。⑥当然，还有一些注文是专门解释一些具体标准的。比如“史学家”下说明所收“诸家皆考辨纂述者，其文章议论者不及”，即限定所录诸家须是考据史学，而不收偏于史评的学者。清代文选学复兴，选家众多，如何择良师而录，“文选学家”则注“此举其有论著校勘者”，则表明著录以“考典实、求训诂、校古书”为务的征实学者，而不收那些为科考编制的试帖诗文范本的选家。⑦
2. 注明一些较为特殊的体例，用以反映清学的某些特点。《姓名略》由于简略，因此并无专门之凡例，只是在简短的序言下交代了“多举别号，欲人易知，有谥者称谥，生存人不录”。①这么一句话，实际上只说明了用别号、谥号和生人不录3种情况，而其他的体例则靠各种附注来作交代。比如《姓名略》题解前附注就交代了“一门数人类叙”这一体例，所谓“类叙”，指一家之中如有数人同攻一门专学者则连续记录，而不与他人按年序排列，以显其家学渊源。此例突出反映了清代学术世家众多的特点，因而在不少门类的著述家中都有体现。以“算学家”中兼用中西之法的梅文鼎一门最为突出，从梅文鼎起，连续传承四代共类叙7人。②算学家中还有突破凡例的一次特例，在记录兼用中西法各历算家之后，其注文曰：“此编生存人不录，李善兰乃生存者，以天算为绝学，故录一人。”③“生存人不录”是张之洞编纂《姓名略》的一条重要界限，因为撰成此编之时，有许多成绩斐然、扬名于海内外的著述家尚存世，经学家如孙诒让、王先谦、皮锡瑞、廖平;史学家如杨守敬、姚振宗;金石学家如吴大澂、陆增祥等皆负盛名，其他名家亦不胜枚举。为求大略，故以“不录生存人”为限，可将已有定论的良师荐于诸生。全编特为李善兰之绝学破一例，可见他对李氏之学赞赏超乎寻常。附注特例还有一最显之处，即全编最后关于“经济家”的附注，此段注文最长，大概是张之洞著录了25位经济家之后，意犹未尽之补充。有清一代，名臣显宦众多，大多学而优则仕，既是政治家又是学问家，因此，《姓名略》在“经济家，皆举著述者”之外，又在注文中列名臣诸公26人。由此可知，上述“皆举著述者”指的是有关经邦济世的专门著述。补充之人中有很多也是其他门类的专门家，如李光地，此前已入经学家、理学家、算学家;曾国藩，此前已入古文家;还有其他人等，他们并非没有著述，只是没有关于经济之道的专门论著而已。不过张之洞认为，经济之道要在实践，另外他们平时因政务所形成的文牍也可作为著作来读，所以变通体例补充了大批人物。
3. 标示各门类专家中出类拔萃的学者。《姓名略》如同书目正文标注“书何以为善”一样，在一些门类中注明其中之佼佼者，以树为良师标杆。比如“小学家”注文曰：“《说文》严、段、钮为最，音韵顾、江永为最，训诂郝、王引之为最。”分别推荐小学之下3门专学的最佳人选，文字学为严可均、段玉裁、钮树玉，音韵学为顾炎武、江永，训诂学为郝懿行、王引之。“算学家”中则以“梅文鼎、罗、李善兰为最”，罗即罗士琳。“校勘之学家”以“戴、卢、丁、顾为最”，指的是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广圻。“骈体文家”则“胡天游、邵、汪、洪为最”，胡天游之下即邵齐焘、汪中、洪亮吉3人。当然，张之洞所选之最优也不尽全面，不过，这至少代表了他的一种判断。
4. 注明一些专学中暗含的支脉流别。《姓名略》除在门类上明确将学谱分为二级标目外，分别在一些一级门类中仍有流别之分，这种不便明确标示的暗分，则通过附注说明。比如“史学家”之后附注称：“地理为史学要领，国朝史家皆精于此，顾祖禹、胡渭、齐召南、戴震、洪亮吉、徐松、李兆洛、张穆尤为专门名家。”所列8人，除胡渭、戴震外，皆在史家之中，可能由于人不多，不便在史学家中单列“地理学”为二级分类，故以附注阐明之。“小學家”也是暗分支派的，附注通过推举最优名家的形式，说明“小学家”又可分类为“说文”“音韵”“训诂”3支。再如“骈体文家”之后附注曰：“诸家流别不一，有汉魏体，有晋宋体，有齐梁至初唐体，然亦间有出入，不复分别。”此处指出，骈体文家其实还可以再分3种，但因各家互有出入，所以不便离析。此外，注文还指出，至于中晚唐体、北宋体，但无宗尚者，亦不易区分。④
总之，附注以灵活的形式，反映了清代学术史中一些具体或突出的情况，使《姓名略》在看似单薄之中呈现了不菲的学术价值。
（三）与书目互为表里的导学作用
将学谱与书目相为表里，进一步加深了目录与学术史的关系，使初学者在求书的过程中求师，从而拓展了宽阔的学术视野。《姓名略》是和目录正文前后呼应、起配合作用的重要内容，撰写的基点是人而不是书，而学人与书籍历来是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的两大主线。商周时期，学在官府，所以官守其书，官师合一，最早的书籍分类就是官师之职掌。清人章学诚说：“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他依据《周礼》记载，进一步描述了官师守书的情形，即“《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⑤这就是官守其书、官师传学的现象。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庄子·天下篇》首先条析天下学术分野，《荀子·非十二子篇》和《韩非子·显学篇》接踵而起。他们分百家之学为六派、十二子或“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都是以诸子人物为基点。迨至汉代，书籍积累越来越多，武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①于是刘向、刘歆父子相继编纂《别录》《七略》，才开始了以目录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此后相沿不绝，各种以书籍为记录基点的书目蔚为大观，成为演绎学术史的另一重要途径。因此，余嘉锡说：“目录者，学术之史也。”②然而，以人物为纲的学术史记载同样长盛不衰，而且产生了正史专传、道录体、学案体等体裁。继《汉书》之后，不少正史既有记载典籍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又有记载学术人物的《儒林传》《文苑传》《道学传》《方术传》，这些学人专传与目录一起，交织反映了学术在一朝一代的演进和发展。
《书目答问》虽然主体是书目，但是张之洞意犹未尽，他以为诸生“择良师”的形式，编撰了一编反映清代学术史脉络的学人谱作为附录，从而使书目与学谱形成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的共振效果。初学者求书由书目开始，为达到“知人论世”之目的，又从《姓名略》中寻找作者，这可以看作是从“求书”到“求师”的单向过程。通过“求师”，既从作者所处的谱系位置而略知学术门径，又可以从作者所处的谱系中发现与其相近或关联的其他学者，于是又返回书目再找新书，这是从“求师”到“求书”的返向过程。如此或择人，或择书，循环往返，左右逢源，像张之洞所希望的那样“牵连钩考”，③从而达到再三增益，扩展学术视野、造化学术的效果。这就是《姓名略》配合目录正文指导初学者的重要价值。
（四）为清学史研究奠基
《姓名略》在别分14门，12小类（如加上史家、小学家、骈体文家中暗分的小类，应有21小类）的框架下，条列著述诸家736人次，是首次较为全面记录清代学术流别的学人名录，为全面构建清代学术的谱系，系统开展清学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它虽然简略，但是对于民国初年的清学史研究则有导夫先路之影响。清亡之后，对于清学史的回顾和梳理，成为民国时期的热门话题。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钱穆等学者都有关于清学史研究的论著。不过总体而言，在清学史研究上影响之深远还是以梁启超、钱穆二人的同名专著更为显著，故以下将梁、钱两书及罗振玉的《清代学术源流概略》与《姓名略》作简要比较，以了解《姓名略》在清学史研究上提纲挈领的影响与价值。
三部专著中，梁启超的著作问世最早，先是1920年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1924年又在前者的基础上衍为大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以其博览群书、浸润传统文化的渊博学识与会通中西、高屋建瓴的广阔视野，纵论清代学术发展轨迹，梳理学术流变的基本特征，考察重要学者的突出成就，尤其是后出专著材料更为丰富，论证更为缜密，思想更为成熟，其巨大的学术成就自然是简单的《姓名略》所不能比拟的。然而，从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看到，他对于清学格局和特征的判断是与《姓名略》相通的。比如书中用一半篇幅总结“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就按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等分为10大类，这种打破经、史、子、集四部目录体系，以及重视清学在小学、校勘、历算等专学成就的观念，与《姓名略》无异。在阐述清学发展特征方面，梁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一个总趋向叫“理学之反动”，即指对理学特别是阳明之学的排斥和反对，所以该书第一章标题为“反动与先驱”，而且许多篇章的内容亦专讲清代经世思想和主要学者之成就。这些和《姓名略》置理学家于史学家之后且著录人物甚少，又于最后创造性地设立“经济家”，以凸显经世致用思想等做法也都是相通的。在具体人物的定位上也可看出《姓名略》和梁著的某些关联，比如《姓名略》将颜元、李塨、王源三人列为清代“理学别派”，④而没有像《四库全书总目》一样把颜李归属于王学，这说明张之洞能重视颜李对程朱、陆王之学的批判和否定。而梁著将颜、李、王等人从理学中完全区分开来，设“实践实用主义”一章给予大力推荐和表彰，⑤这自然是梁著更为高明之处。
罗振玉的《清代学术源流概略》源于1930年罗氏在大连讲学，该书于当年出版。原名《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日本学者松崎鹤雄曾将此讲稿译为日文，加以详细注释后出版。①近年又有李帆、黄海燕整理本出版。罗著全书分四章，分述清学之渊源、流派、研究方法并论其得失。虽然三、四章内容极少，第一章又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为清室歌功颂德，但第一章毕竟归纳了一些清廷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举措和成就，第三、四章亦能反映他一己之见。总之，罗著以专著形式，在所涉问题和演绎归纳的内容上，自然比《姓名略》要丰富得多。不过，从构建清代学术谱系的识见上，《姓名略》却比罗著略胜一筹。以罗著的核心内容第二章“清代学者之流派”而言，对有清一代的学术仍循经、史、子、集的四部次序进行介绍，虽冠以“学术流派”之名，实乃按四部分类的体系罗列作者、书名，形同书目。相比之下，就不如《姓名略》冲破四部分类局限，依清学实际条分缕析诸学流别，又以附注作各种钩稽说明更有识见。在列举学者书目时，罗著同样按一人兼涉多个门类的体例，共著录648人次，也不及《姓名略》700余人次之多。
相比前述二书，钱穆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为厚重翔实，尤其是该书借助学案体特点，在阐述学人思想观点时大量引用原著材料，夹叙夹议，因而资料极为丰富。在学者思想的阐述上，比梁著更为详细完备、严谨深刻。大体上梁著体例侧重于学术宏观走向的分析，钱著则致力于学术内在联系的微观探究。因此，无论从论述的首尾一贯、材料的剪裁排比，还是分析见解的独到精辟而言，《姓名略》与钱著都不可同日而语。唯在宏观主旨上，可看到二者相通之处：一是钱著论述的基点也是以人为本，全书在结构布局上以人为题，分章阐述，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李塨、阎若璩、毛奇龄、李绂到中期的戴震、章学诚、焦循、阮元、凌廷堪，再至晚清的龚自珍、曾国藩、陈澧、康有为。各章结构类如学案，在上述17位主要学者之下，附列其师友门生或学术相近之家，全书共收学者51人，每人之下大致述其传略、学术大要和代表性的思想观点。二是与《姓名略》一样，钱著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该书撰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钱穆在《自序》中主张通过梳理近世学术，传承两宋以降“经世明道”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②救民族之危亡。这与张之洞在《姓名略》中设“经济家”，提倡士人读书有用于世的思想是相通的。只是迫于日本侵略的局势，钱著的家国责任更为强烈。
总之，张之洞以当朝人写当朝事，又因其朝廷重臣、学界宿儒的身份，对清代著述诸家的源流得失应比他人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感受，故在此基础上所撰《姓名略》有较高的可信程度。尽管其后又有许多优秀的清学史研究成果问世，然《姓名略》的学术史价值仍值得重视。另外，由于至今仍无一部像《姓名略》那样分类细致、著录人数众多的清学人名录，因此尽管它很简略，但是若要了解清学史的大致布局，或某位清代学者的学术流别和定位，《姓名略》仍是最简便、快捷的检阅对象，這也是它又一学术价值之所在。
三、《姓名略》的学术思想
《姓名略》开篇序言即曰：“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这是张之洞开宗明义地交代《姓名略》的编纂目的。张之洞说，巡行州县时，常有诸生求为择师，他“反复思之，无从措手，今忽思得其法，录为此编”。张氏“得其法”即以清朝著述名家为诸生“无数之良师”，通过《姓名略》区分的学术流别“循途探讨”，进而求各代之良师。③当然，求师的目的最终还是要与求书结合在一起，才能跨越时空与良师对话。正如前文所述，张之洞编纂《姓名略》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诸家名录与书目配合起来，互为表里，引导诸生不断开阔视野，成就学问。
《姓名略》虽简略，但绝非轻率之作，而是张之洞“反复思之”、寄予深意的成果，故其中蕴含丰富的学术思想，以下试钩稽论析其学术思想为数端。
（一）清学“今胜于古”
在《姓名略》序言中，张之洞明确指出：“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④这种主张学术进化、今胜于古、推崇清代学术的思想，就是在晚清也是不同凡响的观念。在传统的儒家理念中，厚古薄今、是古非今是主要的思想倾向，孔子就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唯古式训”，他对于三代圣王之治极为推崇，对于西周社会更是高度赞扬，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种思想倾向在宋代理学中也如出一辙，如朱熹理学就认为三代天理流行，是王道盛世;三代以后人欲横流，是霸道衰世。当然，历史上也不乏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反对“今不如古”的思想倾向，比如与朱熹同时的思想家陈亮就曾与朱熹往返书信，反驳朱熹“汉唐不如三代”的说法。②在此之前更有东汉思想家王充提出“汉盛于周”的历史发展观点，他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以事实证明“周不如汉”，③又指出在学术文化上，“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辞论说，安能不茂”，④认为汉代文化是在周朝以后数百年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的，必然后来居上。他历数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班彪等人的著述，说明“汉作书者多”，⑤是学者辈出，文胜于周的时代。
显然，像王充、陈亮那样敢于宣扬历史进化的儒者并不多，但张之洞却能够提出“今胜于古”的主张，这不仅仅出于学术勇气，更是其务实学风使然。因为他是根据清代学术发展的实际和治学路向提出的这种观点，他在“今胜于古”之后注文曰：“经史小学、天算地舆、金石校勘之属皆然;理学、经济、词章，虽不能过古人，然考辨最明确，说最详，法最备，仍须读今人书，方可执以为学古之权衡耳。”⑥这里，他指出“今胜于古”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根据清初发展至乾嘉极盛的经史考据、小学、金石，以及吸收西学知识而拓展精深的历算、舆地之学等情况，可以断定这几门专学确然超越前人;二是其他几门不能确定“今胜于古”的专学，也需依据清人对前人著述的考辨和解释作为评判标准，择善而从，因而“仍需读今人之书”。
张之洞推崇清代学术，主张“今胜于古”“须读今人书”的思想在《书目答问》的目录正文中也有具体的体现。其《略例》注文就说：“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⑦这两者所言皆清人之书，而且按其所述比例，清人书绝对占全目的大多数。再看实际著录的内容，以《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中的礼学典籍为例，“周礼之属”共14部，皆为清书;“仪礼之属”共29部，清书占26部;“礼记之属”共23部，清书占21部;“三礼总义之属”共20部，清书15部。可见在书目著录中是认真贯彻了《略例》规定的。应该说，张之洞的这一思想，既符合清代学术在古代学术史中历史地位的客观实际，又具有历史进化论的积极思想意义。
（二）为学“由近知远”
与“今胜于古”相关的是为学“由近知远”的思想，这是张之洞指导诸生问学的重要方法。首先，“由近知远”的问学方法建基于“今胜于古”的理念，即依照《姓名略》，“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从近处入手。一方面，清人经学、史学、小学、地理、天文历算、金石学、校勘之书皆胜于前人，自可“笃信深思”;另一方面，清人之书亦易寻易得。其次，通过清朝学术诸家的著述了解前代学者的著作。张之洞说：“即前代经史子集，苟其书流传自古，确有实用者，国朝必为表彰疏释，精校重刻。凡诸先正未言及者，百年来无校刻精本者，皆其书有可议者也。”⑧这里讲对前代著作的了解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凡是经过清朝著述诸家推崇的、演绎的、或精心校勘而重新刊刻的，必然已通过专家选择，不同凡响，皆可求索而深研;另一方面，有些古书不见清代学者表彰注解，亦长期未曾校刻重印，便说明该书已被学界自然淘汰，这样的古书则不知不读亦无妨。由近知远的办法，其实就是利用清代著述名家的眼光来权衡以前各代著述的得失利弊，从而达到选好书、读好书的目的。这种由此及彼，由彼及其余的问学路径，重在善于联系，因此张之洞补充说，《姓名略》所录诸家“其自著者及所称引者，皆可依据”“书有诸家序跋，其书必善，牵连钩考，其益无方”。这里他又提供了两种联系的对象，即前代之书凡被清代学者引用者、或清代学者为之序跋者，皆为可读可用之书。总之，可联系的途径和对象应该是很多的，不一而足，所以张氏提出“牵连钩考”的原则，强调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系和比较;学问之事如能善于“牵连钩考”，便可左右逢源，受益无穷。
再次，为学由近至远还有循途探讨，了解学术渊源流别的作用。张之洞曰：“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①清学诸家在《姓名略》中已然分门别类、辨析流派了，初学者自可从诸家著述中知古代学术源流之嬗递，从清人评说之好尚或疏离中判断前代学者之流别。总之，从清代著述诸家中求得学术坐标，形成判断标准，便能分清流派、良莠，而不为他人所惑。最后，学问由近知远不仅指前此历代之“远”，也包括当代之“远”。《姓名略》序言之后注曰：“此编所录诸家外，其余学术不专一门，而博洽有文，其集中间及考论经史、陈说政事者不可枚举。然此录诸家著述中必见其名，自可因缘而知之。”②由此可知，《姓名略》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虽不称专门之家，然著述中亦自有真知灼见，实际上，仅限于专门之家，《姓名略》也不能保证囊括无遗。因此由近知远之“近”乃《姓名略》所录诸家，之“远”乃名录之外的英才宏文，亦可藉《姓名略》著述诸家“因缘而知之”。由近知远，牵连钩考，因缘而求，以达无穷，这是《姓名略》贡献给诸生的问学良方。
（三）从汉学角度讲进学次第
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讲究进学次第，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③讲的就是进学与修德的次序。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学术宗尚所异，历代名流各有自己主张的进学次第。在《姓名略》中，张之洞从汉学立场为诸生提出了进学次第。他在全篇卷首以题解的形式曰：“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这段话涉及6个门类的专学或领域，即小学、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和经济;规划了四级进学台阶，即先入小学，再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复由经史分别入于理学、词章、经济。《三字经》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入学识字是启蒙的第一步骤，而经学是立身根本，所以进学之第一、第二级就是小学和经学。張之洞在《■轩语·语学第二》中也为初学者讲进学次第，特别强调小学“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其次第先讲“通经”，又曰“通经宜先识字（字书、韵书，经学家谓之小学）”，“读经宜正音读”。他说字有形，字有声，字有义：“形声不审，训诂不明，岂知经典为何语？”④这实际上是说明了为何“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的原因。学史须先学经，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固有的观念，自汉代经学取得独尊地位后，经学就成为其他学问的思想指南。司马迁作《史记》时就明确提出史实的考量要“考信于六艺”⑤“折中于夫子”。⑥东汉的班固也表示《汉书》的编撰要“旁贯五经，上下洽通”，⑦以经学来指导史学。这种“以经正史”的观念到宋代以后被进一步放大，比如朱熹就说“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⑧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先经后史”的读书顺序。正是在这些传统的影响下，张之洞提出了“由经入史”的进学次第。
至于经学和史学为何能成为理学、词章、经济的先阶，则是由于历来儒者都认为经史关系密切。在经史关系中，虽然很多学者有“先经后史”“以经正史”观念，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经史本是一家，就是分开了也存在着必然的互补关系。比如元代郝经就说：“经史而既分矣，圣人不作，不可复合也。第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无害于今也。”⑨郝经的论说既强调了经史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史学具有配合经学、指导治学的重要作用。他讲重经重史、知理知迹，正是为了克服宋代理学某种“求名而遗实”的空疏学风，这在元以后的理学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治学思想。到了晚清，曾经信奉理学的曾国藩也说：“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①张之洞沿此传统，提出由经学、史学入理学的进学次第，也是为了使诸生入理学而务实际，少有迂腐疏陋之空谈。这和他在《姓名略》中标注所录理学家“举其有实际而论定者”，及“诸家皆非经史专门，亦皆博通古今，无浅陋者”②的标准是一致的。由经学、史学入词章之次第，则与儒家“诗言志，歌咏言”③的文学观念有关，认为文学作品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也可褒贬善恶、讽咏时政，故亦关乎盛衰。《汉书·艺文志·诗序》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④所以君王要收集民间的文学作品，从中了解社会舆情，调整政治。从这个角度讲，文学词章也是有经世之用的。元代儒者陈旅在评论苏天爵的《元文类》时，认为《元文类》的编选原则没有只注意华丽辞藻与美文佳构，而是“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⑤可见陈旅是从用世的角度来评论《元文类》的价值的。当然，词章要做到“有补于世教”“以辅翼史氏”，必须通晓经史，所以张之洞认为要使“词章有用”，就应先明经史。有关经济之学与经学、史学的联系就更好理解了，凡经邦济世之才，自然需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学涵养，而历史的借鉴也非常重要。被张之洞视为经济之贤的曾国藩就曾说：“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⑥故张之洞以经学、史学为经济人才修养的前提。
（四）突显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是儒家的传统理念，汉学、宋学皆如此。宋代理学家本也有强烈的用世观念，像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名言，何等豪迈！只是明代以后，理学穷究心性的空疏之风愈演愈烈，直到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对理学的反动，才重新高扬起经世致用的旗帜。张之洞是具有强烈务实用世思想的学者，他从政后兴办教育和实业，推动洋务运动，追求富国强兵。他在《■轩语》《书目答问》中多处表达在治学和教育理念上的经世致用思想。《■轩语·语行第一》就提出要“讲求经济”，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表明经世的担当和责任。《■轩语·语学第二》说：“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⑦在《书目答问·略例》中也明确表示“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⑧其中“有用者”则特别关注“议论经济”“有益于经济”之书，如子部儒家类，专辟“儒家类议论经济之属”，收汉至清讨论经济之书25种。子部天文历法类收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历算书145种（以单书计算），并在最后注曰：“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求，极有益于经济之学。”⑨可知其推重致用之学，用心殷殷。
《姓名略》的经世致用思想，突出表现在专门设立了“经济家”。这类专门家除正文著录的25人之外，又在附注里补录了26人，共达51人，实际收录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理学家的22人。张之洞在“经济家”的注文中说，“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经济家既然是实干家，那么設立“经济家”类就似乎与《姓名略》“著述诸家”的主题不甚切合了。然而张之洞却深切地感受到：“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因此他不惜以变通之例，首先著录确有论及经济之道的著述者25人于正文;再以附注之法，补充由清初至晚清的名臣26位，以彰显对经世致用名家的推重。其次，他对何为经济家的著述作了补充说明，指出除了议论经邦济世之道的著作，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唐甄《潜书》等书之外，所补录的名臣“经济显著”“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因为奏议公牍所述者皆为实务，正是活生生的教材。为此，他还不厌其烦地指导诸生如何寻找这类文献，或寻检其人的文集，或查找汇编其奏议公牍的专书，或在《切问斋文钞》和《经世文编》中考求，所言《切问斋文钞》《经世文编》二书乃清代奏议公牍类文献之汇编。再次，《姓名略》的经世致用思想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指出师法经济之家，“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①“师其人”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不仅要观察经济家在社会实践中审时度势、相机权变，更要学习其道德修养和意志品格，这其实是在经世致用理念上对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言之，《姓名略》虽为简编，但是它在描绘清代学术谱系和关乎治学的一些认识上，却显示了独到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值得引起重视，并不断地发掘其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珠海校区未来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豆艳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