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西游记》影视改编中的经典重构
符冰
近几年，国产影视对传统题材的改编中，《西游记》可谓一大热点。在四大名著中，被搬上银幕的也属《西游记》最多。2013年上映的《西游降魔篇》，2014年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5年颇为业界和观众关注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2016年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以下简称《三打白骨精》），以及将要诞生的《西游记之女儿国》，可谓数量颇丰。改编最重要的是创新，不仅仅指的是技术的创新，例如使用3D、特效等等，更重要的是编剧思想和叙事的创新。在提到的这几部电影作品中，《西游降魔篇》和《大闹天宫》在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框架方面，基本上没有脱离《西游记》原著的窠臼，而之后的两部电影却充分体现出编剧在文化价值与观念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一、 对原著角色的影像化重构
（一）人物形象的重构
孙悟空——从神话英雄到人间英雄。原著中的孙悟空是一个本领高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的神话形象。但是在电影《大圣归来》中，创作者塑造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孙悟空，他仍然带着枷锁，因此一身的神通無法施展。但是他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救助弱小，重情重义，面临险境奋不顾身。电影的改编者之所以有意让他摆脱不掉魔咒，其实是想告诉观众，这不是一个神，而是一只普通的猴子，但是普通的猴子就不能做英雄了吗？非也。他仍然是一个英雄，而且这才是人类现实世界可触可感的英雄，毕竟人类社会没有72变、拿一根猴毛就可以平定天下的英雄。人类世界需要的是精神和行为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值得信任、有安全感的英雄。故事充满了人情味，人物角色也更贴近观众。
唐僧——个人信仰与精神追求的变化。对唐僧这个角色来说，电影的改编使其从一个“把取经当作一项任务”的形象，转变为“把取经当作是一种修行过程”的角色。原著中，唐僧是典型的苦行僧形象，他自小便入佛门，受佛教思想教化，是佛教的忠诚代言人。也正因如此，漫漫取经长路中他是意志最为坚定的跋涉者，并且在对待妖魔鬼怪的态度上，他也坚守佛家的“慈悲为怀”，形成了与嫉恶如仇的孙悟空之间比较明显的冲突。
但是，在电影《三打白骨精》中，唐僧是一个性格更为丰满的角色。首先，他坚守自己的信仰，那就是普渡众生。他认为即使是妖也有普渡的可能和必要，因为“众生平等”。他为了自己的信仰，不仅一次次不言放弃，而且最终选择牺牲自己去渡一个妖。其次，他虽然不同意孙悟空所持的“对妖怪要毫不留情地消灭”的看法，但是他尊重孙悟空的看法，因此二人有深度的、也是平等的交流。所以，在电影《三打白骨精》中看到的唐僧，他身上有佛性，也有人性，同时也不缺血性，他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他不再只是把取经当成一个任务，而是将过程变成了一种修行，结果不重要，过程最重要。这样的角色设计不仅更符合佛家文化的内核，而且也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修身”文化实现了契合，从当前的社会环境来看，也更贴近当下的社会文化和心理。
妖——从单纯的恶到复杂的人性转变。《三打白骨精》关于白骨精身世与遭遇的情节设计，一方面让这个角色的故事更为丰富，同时也让故事逻辑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设计，让妖精形象不再只是呈现出的单纯的“恶”，“妖”也有了人的特征和情感：白骨精前世为人阶段也曾经过着平静的生活，她也和众多平凡人一样有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但是制度、人际关系的暴力，让她心底积累了太多的恨与怨，最终导致她成了妖。“妖”是由“人”变化而来的，“妖”也并非甘愿做“妖”，她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人间极端失望之后的“从恶”选择。这不仅给唐僧感化她进行了铺垫，也让影片的角色形象和思想内涵更为丰富。可以说，在对妖的形象改编中，体现了对个体选择的宽容与理解以及救赎意识的凸显，体现了电影创作的人本意识。
（二）人物关系的重构：从等级森严到师徒平等
唐僧与孙悟空二人之间的关系，原是严格的师徒关系。之所以称之为“严格”，是因为在二人的关系当中，孙悟空是被管理和约束的一方，是必须服从唐僧的意见和要求的，否则他就会被剔除出取经的队伍，从而使得孙悟空救赎自己的目的落空。孙悟空最初是极不适应的，因此二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闹到了分裂的地步。尽管后来孙悟空又重回取经队伍，但是这种等级森严的师徒关系并无丝毫改变。
但在电影《三打白骨精》中，二人之间的关系被进行了颠覆式的改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孙悟空对唐僧的称呼不是“师父”，而是“小和尚”。简单的一个称谓，表明了二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第二，孙悟空对唐僧行为的不理解与不支持，会直截了当表达出来，而唐僧的回应不再居高临下而显得平等，没有了命令和压制。第三，孙悟空与唐僧共同踏上取经路，是互相支持而非被迫或从属关系。因此，改编的电影《三打白骨精》改变了以往经典中的师徒、服从等关系，事实上是在挑战旧有的传统文化等级观念的禁锢，实现了重要的突破。
二、 重构角色的创作理念之变
（一）对社会关系的新认知及观念嬗变
张岱年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提到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现象时，将家族本位与社会本位联系起来，解释了中国文化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认知与观念。随着“五四”运动的启蒙，再到时至今日“民主”“文明”等社会价值观念的普及，今天的中国在人际关系的认知上已经更加倾向于“平等”“和谐”的取向。
也正因为如此，《西游记》原著中师父与徒弟的关系，如来与孙悟空的关系，都是一种单向服从的关系。但是到了《大圣归来》《三打白骨精》这两部作品的建构时，这种单向服从的关系被明显和刻意地削弱，从而强调的是人际关系中的平等、尊重以及关系的和谐。这种文化价值和观念，本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只是在封建制的长期统治之下被主辅割裂，而今得以重新焕发生机。
（二）对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新认知
以往的影视作品，多注重表现人物在体制内的成功与发展。例如，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是因为唐王（皇权）的倾力支持，以及个体修成正果（获得天庭的认可）的需要产生的。也就是说，个体的成功是以体制的承认为标准的。这样的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也是长期被默认和确定的。
然而，以上提及的作品中则将其改编成为了个人的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与道德信仰，例如对友情的重视、拯救弱者的道德选择）而去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大圣归来》高潮部分孙悟空与妖魔之间的拼死相斗，《三打白骨精》当中唐僧的舍身渡妖）。相比之下，在这两部电影当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已经不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当一个人为了正义、为了信仰去付出努力，即使结果并非预期，但是得到的是内心的实现感，也可以说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现代意义的真实。注重心灵的修行，注重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让这些电影作品摆脱了肤浅的故事。
这种变化非常重要。对于影视创作来说，既是艺术品的生产，同时艺术品也扮演着社会意识传播和社会教化的角色。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一种，在当前90后作为观影主力军的情况下，它的思想主题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传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三、 从经典角色的重构看经典作品的译介与传播
（一）“创造性叛逆”的创作手法拓展经典改编新思路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演绎。而在译介学中有“创造性叛逆”之说。它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來的，是指翻译文学与源语言文学的一种再创造行为，它体现在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三个方面，并且三者之间互相联系。电影的“改编”就是译者层面的再创作。国产电影的创作群体当前处在新旧更替的阶段，年轻的创作群体开始涌现，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与文化教育以及媒体环境都与以往有了较大的不同。例如，毕赣的电影《路边野餐》所引起的热议，恰恰反映出电影界对于新锐导演的惊奇与渴望。在此语境下，电影作品实际上表达的也是新一代人对文化、对生命、对社会的更新的价值理解。因而可以预见，国产电影未来在文化和观念表达方面将更加贴近当下社会现实。
同时，这种译者的再创造与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密切相关。中国电影票房的迅猛增长与年轻群体的消费观念密不可分。这一群体作为电影的热心“读者”，对经典的理解与解读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所以，电影的改编和思想传播势必要以该群体的人生体验为依据而合理地创作。另外，近几年中外影视文化交流异常频繁，中外合拍的影视作品数量也大幅增加，电影界也以“电影周”的形式推介不同国家的电影。这些模式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壁垒被慢慢打破，更重要的是电影创作思想的交流与沟通以及无形的价值“围墙”的推倒重建。因而，国产电影在创作思想的把握上，也越来越具备国际视野和思想内涵，注重普世价值与民族文化的结合。这些都为传统的民族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经典重构的方式及经验使得影视作品更容易全球传播
国产电影走出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不断探讨的话题。走出去的电影作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具有民族特色，第二是思想沟通无障碍。简言之，共性与个性必须完美统一。《西游记》电影改编过程中的经典重构，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主义”回归，也符合人类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这种重构对古典名著的文化内核是一种发展和丰富，又契合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因而在对外传播中将更加顺畅。
综观近年来国产电影的创作，优秀的作品越来越多，创作态度越来越鲜活积极，创作的视野也越来越国际化，这是令中国观众和电影市场都感到极为欣慰和自豪的趋势。《西游记》系列改编电影中所体现经典重构新思路，为我国文学经典的影视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范本。
【作者简介】符 冰，女，河南南阳人，湖北文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