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英雄》:城市空间意象的跨类型演绎

    田义贵 肖舒予

    城市作为现代人的主要生存场所,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聚合起不同人物的生活状态与命运的起伏。重庆的山城地貌和山水一色的独特景观,为电影提供了巨大的叙事空间,电影《火锅英雄》将镜头对准重庆,将目光投视于草根阶层,以一个“洞”连接起多个叙事空间,让故事的起落自然地生长于城市的母体之中,塑造出城市内部的精神本质和文化想象。

    一、 重庆城市空间:故事生长的土壤

    一部电影与一座城市的碰撞,不是架空于华丽盛景中的海市蜃楼,而是让影像融进这座城市的纹理和血液。在电影《火锅英雄》里,以防空洞、轻轨站、天台等空间意象为主要载体,让人物的社会活动和情感变化在此基础上自然生发,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

    (一)防空洞——故事缘起

    较之于乡村结构的原始性和相对固定性而言,城市常被视作欲望与堕落的渊薮,所以城市常常成为诸多影片中犯罪案件的发生地。影片开头,瓢泼大雨之中一辆面包车行驶于纵横盘桓的公路上,骤然停下之后,“长江巴商财富”几个大字印入观众眼帘,车上头戴面具、手持枪支的四个劫匪下车闯入理财机构作案。在警方赶来之后,围困于此的劫匪在慌乱中寻找出口时意外发现了金库中的一个大洞,整个故事便由此展开。一段画外音交代出防空洞与重庆火锅独特的亲缘关系,镜头随之将人们带到了防空洞这一逼仄的空间之中,刘波、许东、王平川这三个老同学合伙开了一家洞子火锅馆,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火锅馆生意凋敝。于是,三人决定将门面扩充之后转让出去,在扩建的过程中却阴差阳错挖到了钱库,跌宕起伏的剧情也因此生发出来。防空洞这一独特的建筑空间已被深深地嵌入重庆城市发展的风雨历程,它不仅是战乱时代人们的庇护所,也是陪都时期的文化符号及和平时代人们的地下城。影片将刘波三兄弟、向刘波追债的黑帮头子七哥以及劫匪三拨人的争斗贯穿于完整的剧情之中,三条线索逐渐汇合,城市意象在影片中并不是传统视角中的高楼琼宇、华灯初上,故事的主人公游离在城市的边缘,是真正的“草根”,过着底层人的生活,他们生存的空间更像是一座“都市里的村庄”。

    (二)轻轨站——致青春式重逢

    在重庆这样一座层峦叠错充满立体感的城市里,轻轨作为举足轻重的交通工具,成为连接城市空间的一个公共场域,并具有漂泊与流动的意象。影片中多次出现穿楼而过的轻轨列车,轻轨站也成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景,多场重要的戏份都发生在这里。在这个充满流动感的空间中,人物的命运不断交织,从于小惠的转学离开到与刘波的再次相遇,城市轻轨这一复杂交错的空间足以承载一切的分离与相逢,让诸多巧合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可能,刘波身后轰隆隆驶过的轻轨列车正是其复杂心境的写照。于小惠帮助刘波计划出“补洞”之策,在轻轨站台上,于小惠要求刘波把自己当年写给他的信还给她,两人多年前的情愫便因此被带入故事,并成为主要情感线索。

    (三)天台——理想化结局

    故事的结尾,经历了背街小巷的追逐与跌宕起伏的磨练之后,刘波将功补过成为了见义勇为的英雄,四位老同学在耸立的楼群和层叠的高山映衬之下,其乐融融地坐在楼顶的天台上一边吃着火锅一边谈天论地,充满了温情和希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影片前半部分四个人第一次聚集在晦暗的防空洞里吃火锅时,每个人都怀着心事,各自正面临着生活中的困境,然而在影片结束时,共同经历了一番波折的四人终于走出了迷雾,在天台上把酒言欢,所有困境得到想象性的解决。故事场景由逼仄的巷道转换到了开阔的天台,色调也由之前的暗黑变得明朗,让之前紧张的气氛得以消解,剧情的叙事空间建构在城市的物理空间意象之上,甚至带有几分超现实的意味。

    二、“草根”视角:对地方文化的准确把握

    城市空间的典型意象虽然能够迅速地为观众建构起故事发生地的“拟态环境”,但真正赋予这些空间意象以“意义”的最重要因素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所以说,故事中的“人”才是空间意象的“灵魂”。活跃在防空洞、轻轨、天台等空间意象中的刘波们,既是创作者把握生活的纽带,也是观众感知和理解“意义”的核心内容。《火锅英雄》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草根”,刘波、许东、王平川三位窘迫的火锅店小老板自不必说,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于小惠也只是在那里混口饭吃而已,黑社会头子七哥以及戴着面具的劫匪们更是社会底层中的末流,整部影片中没有一个人物属于主流或精英阶层,都是人们生活中处处可见的“草根”。这样的故事设计沿袭了杨庆上一部作品《夜·店》的基本风格,即都是以他最擅长的“草根”视角去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深切观照和严肃思考。其实,重庆这座城市的社会心理结构是异常复杂的,1997年的直辖,虽然使其在全国的行政地位猛然上升,但因为地处西部,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相对落后,加之自古以来远离行政权力中心的“远民心态”根深蒂固,所以民间的“草根意识”非常浓烈、势力强大,长期与精英阶层处于对立和割据状态。因此,从“草根”角度切入,可以說是把握重庆社会文化脉搏的最佳选择,自《疯狂的石头》以来,莫不如是。

    那么,刘波等“重庆崽儿”的“草根性”是如何在重庆城市空间中被凸显出来的呢?影片一开始,三个主角的“草根”身份就被确立下来:刘波贪玩好赌,并欠着黑帮头子七哥一大笔赌账;许东当初用扩建火锅馆的钱来供奉菩萨,以后又找来“群众演员”为火锅馆撑场面,一副深谙市井之道的小市民姿态;“眼镜”王平川模样憨厚老实,为了火锅馆的生意任劳任怨,其出场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两个还是把电费交了嘛,每天都是我在偷电,挨家挨户都偷得差不多了”,听上去庸俗可笑,却画龙点睛地呈现出三人窘迫的生活状态。当三人因为扩建意外发现了钱库,面对眼前惊天的巨款,原本爱耍小聪明的三人还是打消了“骑龙骑虎”的念头,放下了心中的贪念,选择过安稳平静的生活,坚守心中的底线。后来刘波被黑社会追债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时被迫“拿”出了钱库里的钱,也只是暂时“借”出来做赌本而已,坚信赢钱以后是必须要还回去的。显然,三人在急需用钱的窘困状态下面对巨额的意外之财,虽然也免不了常人都有的贪占之念,但最终还是坚守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内心深处根本摒除了非法占有不义之财的想法。

    较之于三兄弟的困窘不堪,作为理财机构职员的于小惠虽然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不少,但她生活也并不顺利,工作中处处遭人排挤,同样处于社会“底层”,她坚持着心中的原则和规矩,却被同事视作不懂变通的老古板。然而在三兄弟寻求其帮忙时,于小惠却欣然答应,与其说这是一种变通,不如说是为了多年的同学情谊和朋友间的义气。刘波在面对危难时虽然抱着侥幸心理,但当故事从“被迫借钱”转为“拼死护钱”时,呈现出一个本质上并不算坏的灵魂——绝不赖账,绝不食言,也绝不贪不义之财!这种性格重庆人谓之“争硬气”。当刘波几乎走投无路时,坚持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论赔钱还是坐牢,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与兄弟无关,在关键时刻讲义气,勇于承担责任。而许东虽然看上去一毛不拔,但在关键时刻原本“妻管严”的他却以兄弟情谊压倒私心,决定卖掉自己的车去为刘波补上窟窿,这里又诠释出了重庆崽儿的江湖义气。

    三、 魔幻现实主义:城市气质与影像的巧妙互文

    城市空间不仅作为“草根”们生存打拼的叙事场景,重庆独特的城市建筑格局还与魔幻主义影像风格之间相互诠释,形成了巧妙的互文。重庆四面环山的地形与常年多雾潮湿的气候特征赋予了这座城市天然的神秘感,两江环抱的山地特征滋养出城市活脱的文艺气质,在平静的迷雾中又带着几分火辣的暗潮涌动。不论是《疯狂的石头》中的离奇与癫狂、《好奇害死猫》中的欲望与迷惘,亦或是《周渔的火车》中的游离与周旋,都将重庆城市空间本身所蕴含的强烈的戏剧性充分开发出来,让电影气质与城市气质巧妙贴合。《火锅英雄》中将镜头盘旋于重庆依山傍水的摩天大楼、破旧不堪的筒子楼,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穿楼而过的轻轨,勾勒出这座城市的立体感,乱象重生中孕育起影片的犯罪气质。影片中以大量写实的镜头呈现主人公的生活细节,展现出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平民英雄追逐穿梭于重庆的狭长而压抑的陋街背巷,城市不再是后现代式的冰冷剪影,在钢筋水泥中注入了人情的温度,刘波在筒子楼里为外公洗澡、王平川在火锅店里耍小聪明偷电、徐东的妻子打电话查岗……这些日常琐碎让人们嗅到一股浓厚的人间烟火气,也奠定了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影片中除了写实的手法去描述传统空间里具有浓厚市井气息的生活场景之外,还借助于重庆城市与生俱来的疏离气质,在漫天的阴雨和弥漫的雾气之中去构建悬念,用荒诞的写意手法表现现实,使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魔幻的外衣。

    影片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意味还通过荒诞的人物造型、个性化的视听语言与大量的巧合得以展现。影片中劫匪并不是以普通面罩遮面,而是分别戴着《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面具,抢劫就像在“玩”一场游戏,面具上的形象赋予了角色造型的张力,并带有强烈的解构意味。面具上人物的表情赋予劫匪以人物的活力和本质,而劫匪的个人性格被淡化为群像式的脸谱化人格,当面具被揭下的那一瞬间,看不到任何人物特征,之前累积起来的人物情绪也随之消失,仅成为一场荒诞的闹剧。在火锅店内劫匪、刘波三兄弟以及追债人三股势力群殴的场景中,白衣劫匪即使身负重伤也依然偏执地不愿放弃手中的钱,沉重的身躯被扭曲的欲望拉扯成一架空壳,最终他被不明来历的小汽车夺走了生命,一切因果借助超越逻辑的巧合变成了无常与宿命,诸多看似不合理的魔幻主义情节在重庆这座城市中得以安放。

    四、 跨类型演绎:麻辣火锅式的杂糅与变奏

    如果说错落的城市空间建构起影片的外在气质,那么麻辣火锅式的类型杂糅便对应着重庆这座城市的内在味蕾。与片名一样,《火锅英雄》像极了一锅大杂烩,以犯罪作主料、爱情为辅料,将青春情愫、兄弟情谊贯穿于剧情之中并参杂进喜剧、动作、悬疑等元素,伴随着剧情的升温逐渐沸腾,香气四溢。影片一开始便制造出极具犯罪气质的抢劫场景,但劫匪的出现仅是作为功能性的叙事,其人物身份与人物命运并未与剧情形成更多的联动力。与劫匪形成对应的是以刘波为主的三兄弟,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也为影片喜剧性的营造打下了基础,这类人道德、智商或生存境遇等通常处于普通人的平均值以下,观众可以居高临下地观看他们滑稽的表现,从而释放内心的压抑,获得优越感和心理的满足。影片中,几近中年的三人各自有着自己的烦恼和纠结,生活屡屡与他们开着玩笑,他们或贪玩好赌或爱耍些小聪明,有着不少的缺点,是不折不扣的“屌丝”,“哪个跑路还把外公带起啊”等金句层出,喜剧气氛浓厚。然而影片并未以喜剧作为噱头单纯地博取观众的笑声,而是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将小人物的性格进行立体化的刻画。影片虽然是犯罪题材,但其核心价值观依然是正义战胜邪恶,其价值取向与社会的主流文化取向和社会心理一致,并不乏诙谐地塑造出一个个充满血性的平民英雄形象,满足了类型片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在嬉笑怒骂的背后寄寓着人类的普世价值,营造出大众的白日梦想。

    影片中的一條辅线则是以于小惠为核心的青春叙事。为了将通往金库的地洞封堵住,刘波三人找到了在银行上班的中学同学于小惠,并因此牵涉出一段年少时的情愫。校园里青涩的回忆以那封没有收到的情书为由头得以展开,除了“沙坪坝草蜢”及“失恋阵线联盟”的乐队组合,影片并没有用大量闪回镜头呈现关于青春的影像。不同于近些年来青春片单一的故事类型,《火锅英雄》选择将人物安置于艰难的生活处境之下,为我们展现他们在几近中年的困惑与感伤,饱含现实关怀。最终历经波折的四个人围坐在一起,配乐升起但问题症结并未得到解决,故事逻辑被情怀取代,让矛盾得以想象性地调合,最终完成了类型神话的讲述。

    结语

    《火锅英雄》将重庆独特的城市气质贯穿于影片,以防空洞、钱库等压抑的地下空间与纵横穿梭的轻轨、敞亮的楼顶天台等地上空间为载体,从“草根”视角切入对地方文化的深入思考和严肃审视,不仅完成了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理想化变奏,而且最终实现了人物身份从“草根”到“英雄”的戏剧性转换。层次丰富的城市空间与斑驳的光影互为镜像,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架构出一个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温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