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四个春天》文化之维：故园回望的温情感伤之旅
宋维才
随着国内纪录片市场的不断升温，纪录片的题材、类型日趋多样，传播方式、盈利模式也随之改变，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进军院线。在这一背景下，2000年左右出现的私纪录片，也开始受到资本的青睐。2019年初上映的《四个春天》就是一部比较成功的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私纪录片，尽管票房只有1058万元，但对于一部个人化标签如此鲜明的作品来说，这个成绩已经值得庆祝，毕竟它前期的直接投入仅仅是一个价值1500元的三脚架。《四个春天》更确切地说，是一部纪录片与家庭录像的混合体，家庭录像片段的插入不仅转换了记录主体、拓展了叙事时空，对人物表现、情绪传达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四个春天》的创作始自陆庆屹在豆瓣上发表《我爸》《我妈》之后非常单纯的记录冲动，对于从未接触过纪录片创作的陆庆屹来说，《四个春天》的拍摄过程不论从意识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与家庭录像都没有明显区别，《四个春天》甚至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电影作品。但这并不能抹杀它的价值。
从创作主体角度看，《四个春天》可以说是陆庆屹一个人的作品，他身兼导演、摄影、剪辑三重身份，四年断续的纪录、一年零八个月的剪辑，从来没接触过纪录片创作的陆庆屹能够独立完成这部作品，令人感佩。但《四个春天》同时又是一家人或一个家族的作品，父亲陆运昆、母亲李桂贤、大姐陆庆伟以及哥哥陆庆松不仅“出演”了这部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创作。《四个春天》以一种影像日志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中国家庭几十年变迁的样本，这种微观纪录，尤其是情感、情绪的纪录，在当代中国纪录片中是非常独特的，这种不自觉的在场、介入与自反的创作方法，也是当下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陆庆屹以一种精神、情感上的“逆行”，用朴质浓烈的故土亲情、坚毅从容的生活态度，给都市中忙碌而茫然的人们带来一份感动，一种反省，这在因票房体量不断攀升而喧嚣不已的中国电影界十分难得，它的意义与票房关系不大，它的价值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反映了去家族化、都市化进程中，人们与文化母体割裂后的焦虑、惶惑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生与死等永恒命题的思考。
《四个春天》的问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可以称得上是建立在情感共鸣和文化共识之上的一个文化事件。作为资深“北漂”的陆庆屹，之前与纪录片的关联只是多年摄影爱好所积累的一点镜头感，完全凭着一种冲动拍摄了约240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又从零开始学习剪辑。在纪录片这个相对冷门的领域，一部创作方式完全个人化、记录内容完全私人化的作品，能够获得资本的青睐并成功进入院线市场，这本身就超出了一般的投资逻辑，情怀成为这部纪录片面世的最大诉求。前前后后参与《四个春天》这个项目的公司一共有31家，其中制作方3家，出品方17家，发行方10家，营销方1家，对于一部前期几乎零成本投入的纪录片來说，这个阵容堪称奇迹，虽然最终票房只有1058万，但业界对这部纪录片所给予的厚爱令人感慨，也反映出业界对观众观影趣味转变的某种期许。《四个春天》先后获得第12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两项提名，对国产纪录片来说非常难得。在豆瓣电影平台上，迄今已有7.7万人参与评分，分值为8.9，这个表现在国产纪录片中也是不多见的。
尽管专业人员介入后《四个春天》在后期制作上进行了许多调整，有的技术难度也很高，但总体而言，《四个春天》仍然是一部很难用专业水准去衡量的作品，因为前期缺乏相对完善的创作设想，后期主要根据时序推移连缀起一个家庭因春节而聚的四段时光。作为一部私纪录片，真实不足以解释这部纪录片所受到的关注和激赏，在平淡如水的日常影像中，亲情的温暖和命运的感伤才是最让人动容的，也可以说，陆庆屹不自觉地做到了“对世界诗歌般的或修辞性的回应”。[1]有评论者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人，诗意的栖居”来形容陆庆屹父母在小城独山的生活，但不应将这种生活理想化，因为“诗意栖居”的现实境遇是“当生命充满艰辛”。如果说《四个春天》表达了一种诗意的生活状态，那这种状态不是世外桃源式的，而是饱尝生活艰辛后的平和与达观。《四个春天》里没有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冲突，也没有人内心的挣扎，家成为子女（漂泊者）身体与灵魂的庇护所。
《四个春天》的镜头语言虽然非常克制，但浓烈的情绪充盈其间，第一人称的视角也让观者感同身受，这是这部纪录片最动人的地方。陆庆屹15岁离家，在几十年的“北漂”的岁月里，远在西南小城独山的父母和家其实已变得熟悉而陌生，这次拍摄实际上也是陆庆屹本人对父母、家庭的一次回归和凝视，这种回归和凝视因当代中国社会“空巢家庭”的普遍性而成为情绪的共鸣点。陆家的子女都离家很早，大姐陆庆伟上大学时离开，哥哥陆庆松10岁就被中央民族学院录取，陆庆屹是15岁离家闯荡，这使得春节团圆变得弥足珍贵。父母抱着一种亏欠的心态对待每一位短暂归巢的孩子，从灰头土脸地熏制腊肠到给病重的女儿洗脚，殷殷之情，无以言说。尤其是陆庆伟住院期间以及故去以后，父母的坚韧和爱护之情，神圣而伟大，他们养育了陆庆伟又亲手埋葬了她，不仅精心照料她的坟墓，还时常来陪伴并在坟前唱歌、跳舞，这份心意，大概也只有父母对儿女可以做到。陆庆屹刻意回避了父母抱头痛哭的镜头[2]，但这种引而不发的情绪更具有冲击力。父母对子女感觉亏欠，子女对父母则充满愧疚，陆庆屹在受访时就表示，15岁离家闯荡是“这辈子唯一愧疚的事”。《四个春天》中，随处可见陆庆屹对父母的欣赏、感激之情。父母的吃饭、劳作、自娱自乐，镜头随意而散乱地记录着，但这种日常生活，恰是漂泊者容易忽视但物是人非以后又追悔莫及的，陆庆屹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忏悔者的角色，而这种忏悔是多数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具有的，《四个春天》实际上触碰了当下中国社会一个无可奈何但又不容回避的痛点。
除了强烈的情绪共鸣，《四个春天》另一个重要的价值，是提供了一种生活态度的参照或者反思。和当下很多社会纪录片不同，《四个春天》透露出对生活的无比热爱。虽然父母也承受着生活的缺憾和痛苦，比如儿子尚未成家、抱孙子的愿望一时无从实现以及女儿遽然离去的巨大打击，但父母从不抱怨，顺应天命，继续自立自强维系着家庭，父亲甚至仍然要求自己“每天为家里多做一件事”，这对一位年逾八旬、历尽艰辛的老人来说，极其平凡也极其伟大。母亲更是处处表现出对生活的坚毅、乐观，她虽然迷信，但无伤大雅，信仰也成为她生命的一种色彩。她会在做饭的间隙练习舞步，会随时随地放声歌唱，会自己采药自己配药，会在女儿的坟墓种花种菜，还为未来的孙子、孙女准备衣服，活得很充实也很精彩，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年龄段母亲形象的一般认知。父亲的精神世界也是《四个春天》让人惊喜的地方，父亲其实也是一个漂泊者的身份，他离开故乡罗甸已经64年，但父亲的家族观念并未因距离而淡漠，或者说，父亲并未出现家族身份认同的危机。家中供奉祖先牌位、陆庆屹二伯生病住院时父亲携全家前去探望、返乡这些举动，显示出父亲对“陆家人”这一身份的强烈自觉，而这些，在城市化进程中，正在成为远去的文化背影。如果说对家族身份的认同在父亲这一代人身上具有普遍性，那么父亲众多的文艺爱好则让他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虽然当过音乐老师，但主业是物理的父亲在艺术上谈不上有多专业，在唱歌方面还不如母亲，但他土洋结合，自得其乐，这份洒脱令人羡慕。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父亲对母亲的求神问卜自然是一笑置之，但他从不试图改造母亲（可能也认识到改造不可能），而且心甘情愿地配合，这种妥协中所体现出的深情厚谊和生活智慧，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如童话一般的美好。父母对生活磨难的坦然承受、对大自然、生命、祖先的敬畏之情以及对社会、家族、家庭的责任意识都值得年轻人学习。受父母的影响，陆家姐弟三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也相当积极、平和，姐姐陆庆伟大学毕业后扎根东北成为国企领导，虽然英年早逝，但她对工作、家庭的责任、对生活的热爱令人印象深刻，哥哥陆庆松和陆庆屹作为自由职业者低调、平和，不抱怨，不张狂，只是默默扮演者自己在社会、家庭中的角色。就家庭成员构成和家境而言，陆家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家庭，但这个家庭在镜头下呈现出来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又让人心生感叹，这也是这部纪录片从家庭录像提升为一部院线纪录片的原因。
《四个春天》在创作上虽然算不上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由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父子、母子、姐弟、兄弟、亲戚的特殊关系，混合了家庭录像、直接电影、真理电影和自反式纪录片等多种制作方法，所呈现出的杂糅状态也非常值得探讨。《四个春天》最大的问题是松散，以2013-2016年四个春节时段来结构全片，中间穿插了全家人回罗甸看望二伯、姐姐住院到举行葬礼两个事件，没有一条叙事主线，也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所以从一般的标准来看，《四个春天》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姐姐去世后，陆庆屹因情感上难以接受中断了拍摄，剪辑时采用过去拍摄的素材引入心理时空从情绪上看是顺的，但从全片来看，打乱了整体的叙事节奏，这也是创作者的局限所在。抛开这些问题，《四个春天》还是提供了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首先是真实问题，直接电影、真理电影和自反式纪录片都以不同理念和方式追求真实，但也都存在争议，纪录片的真实问题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陷阱。《四个春天》显然没有探索真实问题的自觉，但陆庆屹漫不经心的创作状态以及特殊的拍摄者/被拍摄者关系，使得影片得以超越生活表象的真实达到一种心理/灵魂的真实，这是专业/职业创作者做不到的。与《四个春天》最相似的是焦波的《俺爹俺娘》，与后者相比，《四个春天》显得更纯粹，也更真实感人。其次，《四个春天》因特殊的拍摄者/被拍摄者关系捕捉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画面，就像朱自清的《背影》一样，《四个春天》呈现出一种“凝视”的效果，普普通通的一个镜头，却能让人感慨良多。比如有一个全景镜头，母亲在左边的房间用缝纫机做衣服，父亲则在右边的房间跟着电脑唱歌，镜头（陆庆屹）远远看着，父母则浑然不觉，这个类似分割画面的镜头安静祥和，岁月静好，颇有中国古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另外，《四个春天》非专业/职业创作者负责前期拍摄、职業/专业创作者后期介入的创作模式对数字时代纪录片的创作也具有推广价值。当下各媒体平台对纪录片的需求越来越大，题材、风格也愈发多样化，而中国专业/职业纪录片创作队伍又相对缺乏，因此《四个春天》这一案例可能会对行业发展带来某些启示。
《四个春天》本来是陆庆屹献给父母的一份礼物，由于市场对优秀纪录片的饥渴被推向了公众，陆家也因此成为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中国家庭的样本。这部没有中心事件、没有矛盾冲突的家庭生活纪录片能够顺利进入院线并产生一定反响，源于影片内敛、饱满的情感和坚毅、平和的生活态度，在当下中国社会因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而充满焦虑、失落、裂痕的语境下，这部返乡重新审视、发现原生家庭的纪录片，提供了一种疗愈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