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影响
贾临清
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上，1935年到1948年的延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13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石，使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精神得以形成。温济泽是1938年初到延安的，1947年3月才随延安台战斗转移，撤离了延安，所以他基本上经历了延安精神形成的过程。1946年6月，温济泽担任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的首任主任，在延安精神的哺育下，开始了自己的广播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在广播领域先后从事管理、业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温济泽，一直在自觉地继承和发扬着延安精神，即使在备受磨难的文革期间也不曾放弃。延安生活是温济泽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温济泽的世界观、新闻观，影响着他的广播思想。
一
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刚到延安时，他牢记的两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和1945年的党的“七大”，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认识更加深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1987年，温济泽在《对国外广播四十年》一文中更全面地表达了自己对延安精神的认识：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可见，随着时间的流逝，阅历的增加，认识的提高，温济泽越来越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全面准确地认识延安精神的内涵。
在对延安精神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温济泽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它不仅是延安精神诸内涵中“第一位重要的”精神，更因为“这是我党过去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确立的、今后必须重新恢复和坚持的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温济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人生和30余年的广播生涯中，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并表现在他思想与实践的多个方面。例如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温济泽就本着事实求是的精神，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半个多世纪后，温济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依然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对相关的党史研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些讲党史的书，讲到抢救运动，说它是整风运动的支流，主流还是好的。这是对的，但是，应当说明，这个支流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次爆发的山洪，伤害过不少同志的心灵，对党造成不少的损失。为什么整风运动开始时倡导的‘实事求是，过了一年多竟会搞出这么不‘实事求是的坏事、蠢事来呢？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党后来对它一直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他对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做的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对外广播工作中对广播宣传规律的坚持，都说明在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理解中，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温济泽认为，延安精神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首先，延安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鸦片战争后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其次，延安精神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延安精神不光是延安人所具有的，也是一切老革命根据地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第三，延安精神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并且已经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它（指延安精神——引者）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得到了胜利。”因此，“今天，我们仍需要大大发扬延安精神”，“高举延安精神的圣火”，“使广播电视……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巨大、更辉煌的贡献。”
可见，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内涵、历史和作用不仅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充满信心。温济泽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他的人生与延安精神紧密相关。延安精神影响了温济泽的世界观，进而影响了他的广播思想。
二
延安精神影响温济泽广播思想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延安（陕北）台时期（1946年6月～1949年3月）。温济泽在担任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近三年的时间里，主持起草了一些规范广播宣传工作的文件，其中包括“解放区广播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宣传工作的规章制度”——《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以及对解放区广播史进行了最早研究的《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这些文件虽更多地侧重于对具体的广播工作的经验总结、业务规范，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温济泽对广播的基本认识，并突出体现了延安精神中“坚定的政治方向”这一内涵的影响。“坚定的政治方向，就当时说，就是坚定不移地为打倒日本侵略者，为解放全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温济泽对广播性质、功能、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重新工作之前（1949年3月～1978年5月）。这个时期比较漫长，政治的动荡，让温济泽饱受磨难，但延安精神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影响着他的广播思想，这首先体现在温济泽广播思想内容的拓展上。当时，温济泽主办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广播讲座节目，对广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该功能进行了有益的思考。这一尝试源于他在延安时期的工作经历：“我想起在延安时，曾经在《解放日报》副刊编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性的栏目，为什么不能在广播中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讲座节目呢？”1960年，温济泽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一直到1978年才离开。在这期间，温济泽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依然积极工作，使自己的广播思想拓展到了广播教育和研究领域。在教学中，温济泽常常结合延安广播的光荣传统，把广播业务和广播史融为一体。为了充分发挥延安（陕北）台广播稿件的例稿作用，温济泽曾三次主持编选了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稿选》。为了帮助师生学习革命导师的著作，他先后两次主持编选了《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一书。在他的指点下，一大批解放战争时期珍贵的广播史料被找到，为解放区广播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其次，这个时期，温济泽广播思想的主线得以明确和发展，它其实就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1955年底，温济泽作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开始分工主管对外广播部门的工作，对当时的广播宣传工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中心观点是认为广播宣传应该内外有别。尽管这些观点被概括为“对外广播特殊论”，定性为“反党纲领”，给温济泽带来了长达20年的政治磨难，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证明，温济泽的观点经受住了考验。这一观点的实质便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1987年，温济泽在总结我国对外广播40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
重新工作时期（1978年5月～1999年4月）。1978年5月，温济泽被平反时，已经年逾花甲。历尽沧桑后，他更注重对历史的反思。他清楚地看到了延安精神对个人、对广播事业、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引领与支撑作用，看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高举延安精神的圣火”——这是温济泽在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5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题目。这个时期，他做的许多工作中，都不难看到延安精神的影响，如创办社科院研究生院，为王实味平反奔波，主编《革命烈士传》《瞿秋白文集》，撰写回忆录等。在广播思想方面，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广播史学研究中。他说：“讲历史，一定要恢复本来的面目，”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积极支持并亲自参与解放区广播史料的征集工作。四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的出版，反映了温济泽的广播史学观，也凝结着他对延安精神的理解和热爱。1980年和1995年，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创建纪念日分别依据史实得到更改。其中，温济泽的首倡之功，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使他的广播思想的主线更加突出。可见，在历经坎坷之后，延安精神仍然一如既往地影响着温济泽的思想和行动，“高举延安精神的圣火”，是他对自己人生追求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对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其广播思想的集中表述。
在上述三个时期中，延安精神的影响伴随着温济泽跌宕起伏的一生，也影响了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是温济泽的人生准则，也是其广播思想的精神主线。
三
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影响了温济泽广播思想的性质。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我是一个好党员”，是温济泽对自己人生的最后总结。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的温济泽，把探寻真理与坚持延安精神相结合，用坚定不移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的实践，表现着自己对党的热爱和忠诚，他的广播思想更多的就是这种信仰和感情在广播领域的具体体现。温济泽的广播思想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组成部分。
第二，影响了温济泽对广播性质的认识。
1947年6月10日，温济泽在《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中指出：“目前我党不能在蒋管区公开出版报纸和杂志，语言广播已成为对蒋管区更重要的宣传工具”，明确表示了广播是党的宣传工具的思想，这显然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这一延安精神内涵的体现。1986年10月17日，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大会上，温济泽发表讲话《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再次指出：“我在这长期工作中的主要体会是……广播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而主要是喉舌。广播工作者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是为党和人民吹号的，放哨的，而主要是吹号的；他们是时代的号兵、哨兵，而主要是号兵”。可见，经过40年的沧桑，温济泽对广播性质的认识一如既往，且更加具体和全面。在此基础上，温济泽认为，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由于广播要比报纸更加迅速、更加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坚持党性原则，就更为重要”。广播最根本的任务是“当好党的喉舌，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培养自己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
第三，影响了温济泽的对外广播思想。
温济泽在总结自己对外广播工作经历时说：延安时期，我们把解放区看作“内”，把蒋管区看作“外”，对于“宣传要看对象”是十分重视的。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这成为我们工作的一条指导方针。那时处理广播稿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后来主管对国外广播工作有很大影响。1958年，针对有人提出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应统一发稿的意见，温济泽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反驳，系统阐述了对内广播与对外广播的不同：“第一，对象不同，一个是对国内的听众，一个是对国外的听众。第二，任务不同。对内广播和对外广播都是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内外情况，但是最大的不同是，对内广播是要教育全国各族人民，指导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广播是要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第三，内容不同。由于对象和任务不同，节目内容的选择、取舍和详略等方面也就有所不同。第四，方式方法不同。同样一件事，对于不同的对象，其报道和说明的方法和方式也不能是相同的”。很明显，其观点与延安时期“宣传要看对象”的认识有着渊源关系，而这一思想的实质，正如他总结对外广播四十年经验教训时所说，是延安精神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精神。对这一精神的遵守或违背，是他划分我国对外广播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准。
第四，影响了温济泽对广播工作的态度。
温济泽有着良好的科学素质。他到延安之前，就阅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到延安后，他曾为边区教育厅编写了高小《自然课本》（4册），在《解放日报》副刊当编辑时，还发表了许多科普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过自然科学讲座节目，并在全国科普协会任职，出版了《苏联科学家》《温济泽科普文选》《人和自然的斗争》等科普著作。科学素质使温济泽更加重视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从而在工作实践中注重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探寻。在延安（陕北）台时期，他就很注意对广播媒介传播特性的思考和运用，如在《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件中，就对广播语言口语化问题表明了认识，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对外广播工作时，温济泽从广播媒介的传播特性出发，认为广播工作有自身的规律，广播宣传具有特殊性。1957年6月，在中联部召开的一次对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就某位领导人的某种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位领导人说：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大家再来辨别；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除掉，还可以肥田。温济泽认为此语不妥，“特别不能适用于对国外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出了还可以批驳和改正，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就不一定听了，怎么个‘锄法呢”？确实，与报刊不同，广播传播稍纵即逝，保留性差，一旦信息有误，影响很难消除。温济泽的观点是符合广播规律的。因此，虽然当时他因言获罪，遭到了批判，但他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这种对待广播工作的科学态度，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精神的又一体现。
四
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的影响是持久和深刻的。这种效果的获得，与影响过程所具有的两个特点分不开。
首先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结合。正如温济泽所认识的那样，延安精神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地域的广泛性。但它并不是先验的、抽象和孤立的教条，而是来源于包括温济泽在内的广大共产党人的思想与实践，来源于以延安为中心的老革命根据地具体的生活。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和渗透在根据地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温济泽为追求革命来到延安，在那里生活了九年多，耳濡目染，朝夕相处，无法不让延安精神在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然而，延安精神对温济泽的影响并不完全表现为后者的被动接受，相反，温济泽经常自觉地用延安精神来指导和帮助自己。离开延安后，远离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延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和忽视。而温济泽却始终把延安精神当作自己思想和实践的宝库，不断地从中获取精神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这种获取影响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与原有的“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被动性相结合，使得延安精神对其广播思想的影响更加持久和深刻。
其次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风云变幻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中，温济泽对延安精神的根本认识始终如一，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才可能成为其广播思想的主线，贯穿在思想形成的各个时期和思想内容的主要方面。然而，温济泽的思想在具有原则性的同时，也具有灵活性。他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使思想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例如，考虑到三中全会以来广播电视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受众要求的变化，他在肯定广播的“号兵”功能的同时，又指出广播电视还要“成为广大听众、观众的服务员和知心朋友，又要成为他们的向导和教师”。面对广播电视的功能已超越“新闻宣传工具”这一功能的限定的现实，他认为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任务等问题，都值得再研究。1986年他就提出“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要吸收有关学科中的有用的东西”，并特别指出应当对大众传播学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借鉴和吸取其中的一些内容和方法。这种思想的灵活性与原则性实质上并不冲突，灵活性甚至可以看作原则性的别样表现。但这种灵活性的特征，说明温济泽在理解延安精神时，多了些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角度。因此，他能够把握住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注重对事物规律的尊重和探寻，使自己的广播思想体现出科学性的特征。
当然，以上两个“结合”的出现，与温济泽自身的两个素质很有关系。一个是前文提及的科学素质。另一个则是哲学素质。温济泽到延安后，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学习和工作，讲授过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课程，研究过中国国民教育问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论》。他还参与编写了当时“最好的哲学书”《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经历了使自己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整风运动（中央研究院是中央宣传部指定的整风运动试点单位）。新中国成立后，温济泽仍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讲授哲学课程，并关心哲学动态，呼吁加强哲学学习。这些经历使温济泽具备了良好的哲学素养。这样，在学习、实践和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时，温济泽便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高度，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思想认识也更具自觉性和坚定性。
总之，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温济泽的广播思想就受到了个人经历、自身素质以及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延安精神在其中处于重要位置。研究延安精神对温济泽广播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并进行类似的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探寻延安精神与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之间的关系，探寻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思想轨迹。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教师）
参考文献
1.温济泽 《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2.温济泽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3.赵玉明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新愚 《声屏史志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本文编辑：裴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