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态度演变及其原因
梁长胜
【摘 要】以国民党重组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国共合作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主导下进行的，经历了初期的被动参与到后来的积极参与这一转变。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态度也经历了如此过程。本文通过论述毛泽东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的演变和原因，探讨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和艰难。
【关键词】毛泽东；第一次国共合作；态度演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9-0004-03
毛泽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无可争议的。毛泽东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是从消极到积极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时期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有力的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
（一）
由于党缺乏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的全面认识，以及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无法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而企图照搬苏联“十月革命”模式，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对与其它党派关系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党的“一大”，采取了“一种独立的姿态，侵略并排斥”其他政党，并且要求共产党员要切断与非共产主义政治组织的一切联系。共产党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采取了同样的孤立主义立场，认为国民党与国内的其他政党一样只知争权夺利，并不真正的改造中国，视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为“一丘之貉”。初期毛泽东同党内的其他同志一样在此问题上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早在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二号上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就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观点。他在文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2]（P.338）这时毛泽东提出的大联合毫无疑问是包括国民党的，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的政治视野是模糊的。到了1920年冬天，毛泽东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的一些政治观点与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之间是存在着一些不同。所以我们并不能由此认定，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这一计划，毛泽东还是原来的思想，接受并支持共产国际。初期在与其它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是支持陈独秀的，反对共产国际的主张，拒绝与其他党派发生联系，包括国民党。1921年6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关于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上，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发生联系。有人提出：民众还需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教育，中国城市里的工人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最后，会议通过的纲领要求“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断绝与知识分子阶层的所有联系。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与此问题，并没有坚决支持任何一方。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1922年4月初，毛泽东参加了陈独秀主持的，包括张国焘和其它三个省党委成员在内的一次会议，“几个人通过了一项表示都不同意”任何形式联合的“决议”。1922年7月16-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虽然毛泽东为出席这次会议来到了上海，但未能与会。毛泽东曾对1936年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回忆，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结果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3]（P.108）。但是，这句话是值得推敲的，毛泽东曾多次去过陈独秀家，他应该记得陈独秀的家。而且当时的中国共产黨并没有转入秘密状态，1923年1月中国共产党才转入秘密状态。参照中共广东省委的代表因反对国共合作，而拒绝参加“二大”的例子，来看像是，“他不开会是为不同意与国民党合作”[4]（P.121）。从1922年9月4日开始，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和蔡和森相继加入国民党。但是毛泽东没有效仿他们，直到1923年3月以后才加入国民党。
随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探索，加深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意识到联合重要性。到1922年的西湖特别会议时毛泽东对于正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意识到反帝是三者的共同目标，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却以实际行动支持会议决定。时任湘区委书记的毛泽东，领导湘区委提出了“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以“推动国民运动工作”的计划[5]（P.32）。到了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开始积极宣传国共合作，他第一次公开表示他对反帝国主义同盟的支持。毛泽东在自修大学当天出版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写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6]（P.10-12）。在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最早认识到国共合作必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同时，毛泽东在文中也指出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共产党应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必要时恢复党的领导作用。在酝酿和筹备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虽然还是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担忧，但是毛泽东结合自己在湖南的革命实践和分析国内的政治环境，认识到国共合作是时势的需要，开始积极地参与国共合作。为统一党内意见，加快国共合作的进程，毛泽东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指出：“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7]（P.116）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会议初期毛泽东对于国共合作的合作方式是担忧的，在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泽东是反对的，毛泽东担心群众运动领导权的丧失。这时的毛泽东已意识到“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预知性地提出：“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意农民运动，也不难形成广东这样的局面。”[8]（P.294）由于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大多数与会者也同意时，毛泽东也作出了让步。但是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即反对陈独秀等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也反对张国焘等“左”倾思想者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毛泽东阐述了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主张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4年4月1日举行，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大会。毛泽东在整个大会期间坚决地拥护和促进国共合作，他踊跃发言，“常依据孙先生说法发挥他自己的意见”，以致“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9]（P.319）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积极融入到国共合作的这项事业之中去了，他在国民党中积极活跃。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反共日益猖獗和公开化，相继发生了廖仲恺遇刺、西山会议派和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带有反共性质的事件。面对国共分裂、国民革命失败的严重局面，毛泽东以积极的态度维护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作为批判和揭露国民党右派邪恶罪行的宣传阵地。毛泽东积极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作斗争。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孙科认为：“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候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10]（P.464）。联席会议通过的重要决议有“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右派的猖狂进攻”的[1]（P.137）。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于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毛泽东在武汉积极活动力求维护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4月22日，毛澤东与其他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斥责蒋介石反共分裂罪行，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孟贼”[11]（P.329）。到了1927年5月，汪精卫策动许克祥动“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彻底断送。毛泽东及时调整了思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放弃了和平过渡到现代国家的希望。在“八七会议”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二）
在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国共合作是不热心的。即有对国民党的不信任，也缺乏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到了1922年8月的西湖特别会议，毛泽东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所改变，而在推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推动、革命斗争的实践这两个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对党正确的把握革命的前进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之所以要求国共合作是因为，列宁和莫斯科的其他领袖们先后意识到，在苏俄的东部国界线以外传播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努力面临着严重的障碍。除了左翼激进分子组成的小团体以外，在东方没有人渴望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是民族主义观点。广大群众更容易接受，也是民族主义思想，而非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抽象的国际主义观念。所以，他们认为在工业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其人口的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或半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民，如果不首先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将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的革命，其性质是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要求共产主义者要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以求掌握对群众的领导权，而不是自我孤立。虽然，必须承认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在初期，毛泽东是不能迅速的接受上述思想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成立的，随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同时党的活动经费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具有决定性权威，这就造成了党受制于共产国际的局面。面对共产国际的层层压力，党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党还处于幼年期，党的领袖还在成长阶段。同时，还需指出共产国际积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目的：是在中国培植对北洋军阀政府牵制的力量，让北洋军阀不能毫无顾忌地反苏。扶持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苏俄和共产国际来看，就是以苏俄的利益为核心，培养这种力量。但是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违背了苏俄意图，建立一个有等级制度的结构，之后依靠它推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即建立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
后来，毛泽东积极促进、巩固和维护国共合作不只是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的压力，他也有自身的考量。毛泽东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影响着他对国共合作的理解，这时的毛泽东对中国的革命道路已经有了初步认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毛泽东认为工人将是未来革命的主力。毛泽东积极在湖南组织工人运动，但是共产党和工人的孤立环境和工会运动面临的深刻危机，使毛泽东深感忧虑。吴佩孚对汉口铁路工人的血腥屠杀以及河南、湖南和河北的工会组织所遭到的大肆破坏使毛泽东感到震惊，而湖南赵恒惕的反动政策导致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垮台对毛泽东的影响甚大。为了反抗外辱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的重要性。1922年1月，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对罢工的工人和香港海员给予了大力援助，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得到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东全省人民的支持，而取得了胜利。它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探索中，越发认识到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同情，再加上来自中共中央执委会的报告和信件的影响，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国民党的消极看法。尽管有所保留，但他认为改组的国民党有可能在苏联的支持下，引导爱国主义的潜力，推动革命的进程，开始积极热心倡导和促进国共合作。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湖南填了一张少年中国学会的表格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到帝国主义，达到军阀，打到买办、地主阶级（即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12]（P.92）。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完全献身于国民党的事业。国民党的局限性决定了毛泽东只是加入国民党和国共合作的事业。国民党虽是近代社会出现的政党，但是他起源于秘密社团，主要成员散布在文化界，是由文化界知识名人发起的知识分子团体。其活动范围局限在广东与其他几个南方的省。他的“领袖”孙中山要求他的追随者发誓忠诚于他。他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动员起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他追求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而且，他极其腐败。
（三）
一个政党基本的正当性是他对革命的促进。作为革命的先驱，共产党必须在革命的形势中生存下来并利用这种形势活动促进革命。为了达到党的政治目标，政党需要做到政策的灵活性，当与其他政治利益组织合作起来可以争取共同获得特定的目标，而合作这一政策成为革命的工具变得必不可少。国共合作是三者利益的结合，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获利最大。但是，通过国共合作使共产党能公开的活动，扩大了党活动的范围，使党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而且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开始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探索并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大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态度的演变，是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成长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当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兴的、没有经验的党，对中国的历史状况、革命特点和革命规律，没有太多认识的党。而中国的革命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斗争环境的险恶性，要求新兴的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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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