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光与中共河北省委秘密电台
曹冬梅
天津市和平区沙市道45号，曾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河北省委秘密电台所在地。1938年，时年23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士光奉命来到这里开展电台工作。他通过中共河北省委秘密电台，接收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及时传递情报，出色完成任务，为党在天津领导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里，他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新中国成立后，他与中共河北省委秘密电台的这段经历被拍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
斗争形势严峻，筹建秘密电台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7月30日晚，天津沦陷。沦陷后的天津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统治，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息。日军对天津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接连制造了多起惨案，把天津变成了人间地狱。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天津党组织坚持地下工作，继续领导天津人民进行顽强斗争。在这片敌人统治严密的沦陷区，天津各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怠工、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等抗日斗争，设法为抗日根据地提供药品、机械、电讯器材等各种军需物资，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
为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1937年8月，中共敌后河北省委在天津成立。1938年，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络，决定在天津市内建立一个秘密电台。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负责筹建并领导电台工作。王士光曾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在这里与姚依林结识。受进步书刊和进步学生的影响，王士光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于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综合考虑思想觉悟、专业能力等因素，姚依林决定将王士光“招”到天津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王士光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敬重和同情革命事业，母亲董洁如曾冒险营救和掩护多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可以说，家庭环境是影响王士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士光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经常用零花钱购买无线电器材，还自己动手组装过电台。因为这个爱好，他从北京大学数学系转学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为了顺利将他“招”来，党组织还派人去了解王士光的个人情况——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王士光爽快回应，他是“三无”，并表示“要等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得知党组织需要他从事秘密电台工作，王士光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份重任。
组建“四口之家”，掩护革命工作
考虑到一名单身男子租房居住容易引起怀疑，组织决定派中共地下党员王新假扮王士光的妻子，掩护并协助王士光开展电台工作。
王新，原名王兰芬，1921年出生，父亲是东北军将领王瑞华。王新当时正在天津读书，是河北女师附中的一名学生。按照原来的计划，17岁的王新即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当接到党组织派她掩护电台工作的任务时，她表示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她对那名要与自己“成家”的陌生男子非常好奇，于是提出要见一见这位比自己年长6岁的“丈夫”。姚依林同意了她的请求，并将见面地点定在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
第一次见面，王士光和王新两个人都有些尴尬。尽管王新特意换了稍显成熟的蓝布旗袍，但还是被王士光一眼识破了她的年纪。王士光苍白的面色和倒伏的头发，让王新对他印象深刻。姚依林告诉两位年轻人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说，搞秘密电台，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疏忽，就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同时强调，地下工作者的对手除了日本宪兵特务和伪政权警察特务外，还有国民党潜伏人员，因此要时刻注意形象，装扮应符合设定身份，以免引起敌人注意。短暂见面后，两位年轻人就分头置办行头，为奔赴新岗位作好准备。
经过慎重考虑，姚依林将秘密电台安置在英租界62号路临街一座三层楼房的顶楼（现已拆除，现为和平区沙市道45号，福林里社区居委会所在地）。这座楼房地处多条道路交叉口，交通便利，靠近当时在津的英国兵营，不仅用水用电有保障，还可以借英国兵营频繁的电台信号进行掩护；房东家住一楼，人口不多，不过问政治；二楼有两间大房子和一个晒台，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些都是保证秘密电台安全的有利条件。
考虑到王新年龄太小容易引起敌人怀疑，河北省委选派了一位烈属潘老太太扮成王士光的母亲。潘老太太带来的孩子，则成了王士光的弟弟。“小两口儿”以“丈夫”感染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了两张单人床，电台被伪装成收音机的样子。起初使用的美式收发报机噪音太大，王士光从家里拿来了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就这样，在这个“四口之家”的掩护下，中共河北省委秘密电台开始运行。
工作顺利开展，电台发挥作用
为掩护开展电台工作，王士光化名吴厚和，在天祥市场一家电料行做技师。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方便购买所需的电讯器材。王新化名黄惠，负责在“家”操持“家务”，向“丈夫”传送安全信号。王新有时候去找楼下房东太太聊天，或者与另外一个租户，一个冀东大地主太太说话。虽然亲戚家就住在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但她从来没有去探望过。她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在阳台上跳绳。下班回来的王士光，远远地看到“妻子”在阳台上跳绳，就会明白“家”里安全。他便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王新一起跳會儿。除了跳绳，王新在二楼晒台上立起的一根竹竿，也是他们之间约定的安全信号。
为安全起见，收发报一般安排在晚上。王士光和王新共同收发电报，收抄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接听来自党中央和解放区的消息。姚依林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阅发电报。王新刚开始对无线电并不熟悉，在王士光的帮助下，很快便掌握了全套收发电报技术。每当夜幕降临，王士光便开始工作。在三伏天的晚上，当别人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乘凉时，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紧关，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收发报。“嘀嘀哒哒”的收发报声，化作一连串红色电波冲破黑暗夜空，为战斗在沦陷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带来了曙光和希望。
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在领导城市地下斗争的同时，迅速将抗日斗争的重点放在敌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冀东农村。在党的领导下，冀东地区20多个县（包括今蓟州区、宝坻区、宁河区、武清区）的爱国民众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中。1938年7月，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党领导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爆发。冀东各县参加暴动的队伍人数达到20多万，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王士光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就是八路军第四纵队。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当时的任务是挺进冀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按照事先约定的呼号和密码，王士光很快与第四纵队司令部建立了电讯联系。这部秘密电台在党发动领导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毛泽东经常以“天津来电”为代号，将河北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时转发聂荣臻等，并作出相应指示。秘密电台的建立，使党中央的指示能够及时传达贯彻，有力地指导了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爱情之花绽放，假夫妻成真伴侣
在不知内情的人眼里，王士光和王新是一对“恩爱夫妻”。这对“恩爱夫妻”在闲暇时候，经常到附近的黄家公园散步。两个人谈论的永远都是“如何开展工作”“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等话题。每逢看到花园里的松柏，他们都会赞赏这种树木“不怕风吹雨打和严寒霜雪”的高尚品质，并以此激励自己做好革命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使朝夕战斗生活在一起的两个年轻人逐渐对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一次，王士光持续高烧不能起床。王新日夜守护，精心照顾，还代替他完成收发报工作。这让王士光非常感动。想到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自己无意说到王新年纪小，伤害了王新自尊心，王士光感到十分愧疚。他向王新道歉，说：“论年纪，你比我小，是我的妹妹；按党龄，你比我入党早，应该是我的姐姐。”王新听后，脸上泛起了红晕。这件事悄然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
两个人的感情得到升华，还是在一次遇险中。一天晚上，侦察到周围有“情况”，两个人只得离开“家”，找了一家旅馆躲起来。他们仔细观察旅馆的地形，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研究脱险办法。当考虑到出现最坏情况的可能时，两个人都想到，要牺牲自己保护电台，掩护对方脱险，但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经历了这件事后，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不久，王士光向王新表白并求婚。1938年12月26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结为真正的革命伴侣，也成就了一段革命加爱情的佳话。
1938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在天津成立，负责领导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城市和北宁铁路沿线党的工作。秘密电台也改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1939年5月，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将秘密电臺迁往英租界康伯兰道福寿别墅4号院。1939年8月，日伪势力渗入英租界，形势日益严峻，上级党组织决定停止电台工作。王士光王新夫妇被调往平西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
此后，王士光一直从事党的电子通信工作，在党和国家电子工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通信装备和技术人才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他将缴获敌人的通信器材改装成我军作战所需的电台等多种通信设备，还亲自授课，为党培养了大批无线电机务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开办的12个电信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满足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1963年，他担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组织领导我国第一代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国防重点工程测控设备的研制。改革开放后，他组织完成了我国导弹、卫星的电子设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生产。1999年9月，作为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代表，王士光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