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电影海外接受的全球版图：从英语世界到多语境时空（下）

    石嵩　江静

    在第10期中，笔者围绕探寻中国电影海外研究的时间轨迹、呈现中国电影海外接受的空间维度、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的新进展之华语电影导演的新近研究展开论述。近些年，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并举、锐意创新的态势，除去上文论及的华语电影导演研究之外，英语世界的中国电影研究成果还可概括为如下三大方面：从跨国华语电影到华语语系电影研究的新拓展、对中国电影发展断代史的补充研究、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互动影响研究。更有英语世界学者还另辟蹊径选取了更为新锐的视角关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新问题，例如女性同性恋的视角、独立电影研究的视角、网生代观影群体的视角、中国元素影响好莱坞的视角等；这些研究角度的选取以及相关议题的深入研究，在国内学界都较少触及，“总结西方学者多元而具有差异性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特点——这必将拓宽国内学界中国电影研究的视域，促进我们自身学术观念的革新”。[1]而这些创新观点的引入恰恰为本文的论述留下了空间。

    （二）从跨国华语电影到华语语系电影研究的新拓展

    “跨国的”与“华语的”中国电影两个研究视角，最早由华裔美国学者鲁晓鹏在其1997年的作品《跨国华语电影：身份、国族、性别》和2005年的作品《华语电影：历史、诗学、政治》中系统提出并建构发展而形成比较完善的研究中国电影的学术体系。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研究的全球互动日益增多，跨国华语电影研究的提法以及介入中国电影研究的路径，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和使用。但是，对这一理论视角的批评与改善建议也不绝于耳。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奥朗·布莱恩（Brian Bergen-Aurand）与许维贤（Hee Wai-Siam）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玛丽·马兹力（Mary Mazzilli）合编的《跨国华语电影：物质、欲望与伦理失败》（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 Corporeality， Desire， and the Ethics of Failure， Piscataway， US： Bridge21 Publications， 2015）围绕跨国华语电影中所表达的物质、欲望、伦理三方面展开论述，研究当代中国电影可能碰到的伦理道德表达失败并跨国华语电影中有关物质、欲望和伦理问题的影片表达方式提出了质疑。研究者们探索物质的、心理的、情感的方面如何体现在移动的跨国华语影像体验之中，突出心理——身体的互动参与如何作用于电影生产、发行、传播、接受等一系列的生态文化实践（bio-cultural regimens）之中。研究者认为，“生态文化实践参与当下中国电影的方方面面，以此为主线探讨影像的、物质的、社会的与认知、感官、情感之间的关联从而剖析审视跨国华语电影所展现的伦理价值可以展现其表达失败的一面”。[2]研究者们将中文“身体”的“体”作为重新审视跨国华语电影表达的关键，将身体的象征与伦理的表达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身体隐喻（embodiment model）的研究范式，在物质与欲望等非物质元素互动建构的影像表达中，探索中国电影在跨国华语语境中的生产、发行、展映、接受等问题。因此，他们的研究会以跨国华语电影为媒介——关涉国族的、地域的、跨地的互动关系研究，强调语言、文化、历史、地缘政治及其区域争端——并将其与荧幕上的身体展示相关联。基于身体隐喻审视跨国华语电影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们从多重角度介入，例如影像文本的接受分析、文化研究、酷儿理论、女性研究、现象学研究、伦理研究、伤痛与离散研究、影响研究、作者研究、电影明星研究、类型片研究等等丰富了跨国华语电影研究的维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于乐（Audrey Yue）与莫纳什大学的奥利维亚·邱（Olivia Khoo）合编了《华语语系电影》（Sinophone Cinemas， Basingstoke， GB：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一书，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电影研究的外延。华语语系电影研究其实是呼应了海外学界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热潮，将这一理论移植到电影研究领域中来，包括了一系列使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多地域方言/口音、在中国大陆之外却又属于大中华地区或是海外华人社区拍摄的影片。研究者所展示的影片及其案例分析丰富多样、大大超出了国内学界研究和关注的视域范围，从香港、台湾、新加坡，到英国的唐人街、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所拍摄的影片；在影片体裁类型上包括了商业合拍、微电影、纪录片、独立电影等，极大地丰富了本土研究的类型范式。他们的研究从描绘华语语系电影覆盖的广阔地域范围做起，追溯其发展变迁的久远历史，探讨华语语系电影制作的政治经济因素、发行、消费以及相关的规则管理问题，汉语与非汉语语言在影片实践中的相互抵制——彼此协作——动态平衡，以及进行华语语系社区作为文化生产与视觉政治存在的相关研究等。研究者们围绕当代中国影像文化展开研究，尤其关注海外华人社区以及海外离散华人的相关华语语系电影制作。他们的研究极大拓展了中国电影的地理坐标，突破了固有的汉语语言限制，突显了华语语系电影区别于中国本土电影制作中的异类中国元素，观点思路极具批判意识，理论方法运用极具创新性。

    （三）对中国电影发展断代史的补充研究

    在中国电影发展百余年的历程中，不同历史时期有其独特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不同的症候特点。但是，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进而导致对中国电影发展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识庐山真面目”。例如，对新中国建国前30年的电影研究，国内学界受限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影片、资料等方面比较匮乏，话题敏感性较高，研究者断层等多种原因，深入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海外学者反而有置身其外不受局限的优势，敢于运用西方批评理论审视这一时期的中国影片和影坛历史事件。华裔青年学者王卓毅（Zhuoyi Wang）的《1951-1979中国电影的革命性循环》（Revolutionary Cycles in Chinese cinema， 1951-197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以革命性循环为视角介入到1951-1979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电影研究中来，填补了国内学界以20世纪50至70年代作为一个断代史划分研究中国电影发展的空白。他以影片《武训传》以及《宋景诗》的剧本改编和影片拍摄为例，审视了20世纪50年代电影制作过程中话语与领导权在中国私营电影企业昆仑影业公司、具有延安背景的电影艺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批评工作者之间的变迁。他还以《花好月圆》（改编于赵树理1955年的小说《三里湾》）为例，将其认定为从国有化时期到百花奖时期的过渡关键。以《未完成的喜剧》为细读对象，将1955-1958年定义为讽刺喜剧的危险机遇。而1958-1960是中國电影从革命浪漫主义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时期，体现为大跃进与电影人风格的过往回归。1959-1963被王卓毅定义为从悲剧到哭泣——政治环境变更中的中国喜剧电影创作期。在此之后，他以《早春二月》为细读对象，评析了影片被视为糖衣毒药的悲惨境遇，以及中国电影从政治斗争到多元大众接受的历程。而1967-1979年被视为从革命的衰落到革命电影表达的终结期。以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的30年作为研究中国电影的断代划分，以革命性循环作为研究视角，无疑丰富完善了国内学界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电影的观察。

    再有，201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英语学界也应景推出了由谭景辉（Tam， King-fai）、祖润辉（Timothy Y. Tsu）、桑德拉·威尔逊（Sandra Wilson）合编的《中日电影的二战表达》（Chinese and Japanese films o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5）一书，并在纽约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英语学界研究者站在局外他者的视角，综合中日双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像表达，比较客观的再现评论了战争与电影之间的关联，从而丰富拓展了国内对这一历史时期战争叙述的视角。研究者首先系统梳理了1949-2011年间的中国抗日影片中的主角形象的发展变迁谱系，描绘其共同特征，呈现其随时代变化而发生的转型。在影片细读方面，研究者们的选择也有国内学者的关注点有所区别。例如，他们通过《回民支队》与《金鱼姬》审视了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形象在抗日影片中的表达与塑造；将《叶问》系列影片中的抗日呈现定义为一种诗意的、浪漫的抗争表达；将纪录片《东江纵队》作为历史文本的影像呈现，审视了其在香港荧屏播映的受众情况与观影反响。在日本影像的二战表达方面，研究者着重审视了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在二战影片制作方面的贡献。例如，建立修正主义的战争电影体裁：日本被占领后战争电影的新东宝团体和日本最长的一天：东宝和战争记忆的策略，1967-1972等。关注了日本的野蛮风格电影：岡本喜八和亡命之徒电影的策略以及《姬百合之塔》电影系列：文化的转换和冲绳惨案的翻拍和反战喜剧电影《笑之大学》等。研究者通过对比中日两国所拍摄的反映二战的影片，呈现出了一種他者视域下的历史影像表达的可能性。

    （四）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互动影响研究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与好莱坞之间的互动影响由来久矣，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并占据了超过75%的市场份额算起，中美之间的影业博弈已近70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全面禁止美国电影进口，好莱坞电影的影响逐渐减弱，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禁止美国影片在大陆放映。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制度改革，美国电影才得以通过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重新进入中国大陆。但由于1989年的风波，1990年到1992年中国大陆又禁止进口美国电影。1994年起，中国大陆采用了国际分税制，每年进口外国大片约10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改为20部，2012年开始增加了14部3D和巨幕电影）。中国因此打破了40年来只引进过时外国影片的惯例，同时也拯救了那些负债累累的国有制片厂。这些外国大片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推动了中国电影业的转型发展，并且还激发起关于政府文化政策有效性的长久讨论。因此，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好莱坞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跨国媒介资本对重塑中国国内文化景观所起的作用。华世平（Wendy Su）的《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Chinas Encounter with Global Hollywood： Cultural Policy and the Film Industry， 1994-2013，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旨在研究1994年到2013年期间在全球化的好莱坞、跨国传媒财团和美国文化的影响下全球电影和中国本土电影的相互作用。如今，文化全球化日益成为国际交流与国际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因而，《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主要关注国际和本土媒介资本呈现出的国内外动态，是第一次关于当代中国大陆与好莱坞交流碰撞的系统化研究，也是第一次关于这一碰撞如何影响中国电影业现代化转型的系统化研究。华世平通过《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中国电影业的国际地位及其与好莱坞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能否避免成为新国际文化分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国际电影与本土电影的竞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竞争形成了怎样的国际与本土文化景观以及这种竞争将进入怎样的阶段？”[3]

    华世平所提出的这些矛盾纠葛，存在于中国与好莱坞的交流碰撞中，也存在于被好莱坞阴影笼罩的中国电影业自身发展中，同样存在于中国政府、中国电影人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三者为争夺中国电影市场的竞争中。在中国电影市场内部同样存在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例如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和艺术家自由表达的权利哪个对于中国电影业的繁荣来说更重要？在市场（观众）需求与电影制作人的艺术追求之间孰重孰轻？为了研究并解决这些矛盾，《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研究分析中国、国际资本和中国电影动态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并最终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与好莱坞的竞争中，谁是胜者？二是这种国际与本土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中国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进程？

    华世平首先将中国电影置于全球化时代变革中的中国语境进行考察，并以中国为例论证了民族国家与媒介全球化的新型互动关系，即“国家与媒介全球化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受益与竞争的关系”[4]。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涌入中国，中国政府改变了原先的文化政策，从着重公共服务和思想一统变为适应市场需求的盈利性文化产业。《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即以中国为例审视了国家、市场和国际资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产生的直接影响。首先，国家电影业与好莱坞之间的冲突和竞争是常态，正如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政府决定何时何地如何向国际资本与市场力量开放，以及何时何地如何通过国有传媒公司保持政府主导力。分析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好莱坞在电影制作方面的技术、资本和经验如何有助于中国政府转变本土电影业和增强国家软实力。另外，《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也分析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本土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变化的角色及其治理国家的改良举措。再有探讨了国家政策的变化给中国电影业带来怎样实质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通过与国际资本结盟与竞争和包括电影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转型发展有效地增强了其文化统治。

    华世平还将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互动理解为全球交流背景下的文化研究课题。通过关于电影文本、学者讨论、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方面文本和语境的分析论证了“全球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包含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歧和本土文化结构、产业的力量及其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还包含了北大西洋和非北大西洋构成之间的关系”[5]。因此，该书也是关于中国文化政策的研究——“在中国，文化政策是由相关国家机构制定实施的政府管理准则。在后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产业与国家文化政策息息相关。”[6]这一关键性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涉及了亚洲与中国研究、文化研究，而且涉及全球研究和电影与媒介研究，因而众多领域的不同受众应当接触了解。

    《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研究分析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与好莱坞之间交流碰撞产生的影响，即产生了一种斗争中的现代性。指出了中国本土发展战略举措和中国的文化政策及其对于中国电影业转型的直接影响——文化政策的制定有助于国际本土竞争中权力的斗争与妥协，也有助于国家用以抵抗好莱坞霸权。《中国与全球化好莱坞的交流碰撞》既关注全球化世界电影发展格局中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同时也研究关于国际资本、国家政策、本土电影产业和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四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极大的拓展了中国电影研究的理论阐释空间。

    结语

    除了上述代表性的英语世界新近研究成果之外，更有不少研究者还另辟蹊径选取了更为新锐的视角关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新问题。例如，美國迈尔密大学的石梁（Liang Shi）以中国同性恋题材电影为审视对象，撰写了专著《中国女同电影：镜子擦、拉拉、女同性恋》（Chinese Lesbian Cinema： Mirror Rubbing， Lala， and Le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佐治亚理工大学的青年学者王琦（Qi Wang）以中国独立电影为审视对象，关注独立影像中的主体性呈现，撰写了专著《主体性与中国独立电影》（Memory， Subjectivity and Independent Chinese Cinem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叶逢民（Man-Fung Yip）与丽莎·芳奈尔（Lisa Funnel）的研究，在肯定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后，更多关注了在21世纪全球互动关联的背景下中国元素、中国影片如何影响了美国影业的发展，基于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他们合编了《文化流动：中美影业的相互影响研究》（American and Chinese-language Cinemas： Examining Cultural Flows， New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一书；美国格林内尔学院的马修·约翰逊（Matthew D. Johnson）、韩国弘益大学的基斯·瓦格纳（Keith B. Wagner）、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的于天琪（Tianqi Yu）、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卢克·瓦尔帕尼（Luke Vulpiani），敏锐感知到中国网生代在观影方式和影片选择方面与以往观众的巨大不同，特别关注了3D和IMAX等新型的观影体验对电影本体意义的冲击，合编了《中国网生代：21世纪电影和移动影像文化》（Chinas iGeneration： Cinema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4）。以上的这些新近研究成果，选取的研究对象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国内学界少有触及的。它们与上文我所详论的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新进展——英语学界针对华语电影导演的新近研究、从跨国华语电影到华语语系电影研究的新拓展、对中国电影发展断代史的补充研究、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互动影响研究——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的新近时空版图。这一主体版图的构建形成与其他各位学者所描绘的多地域版图（非洲的、东南亚的、欧洲的）使得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全球轨迹既有时间的纵深跨度，又有空间的延展广度，研究者们合力构建起了中国电影海外研究时空版图，指出了中国电影健康持续走向全球多维度空间的方法和策略。在时光穿梭与空间挪移之间，从英语世界到多语境时空，中国电影海外接受的全球版图已然成形。

    参考文献：

    [1]石嵩.中国电影“走出去”：一种海外研究的视野[J].电影评介，2016（5）：9.

    [2]Brian Bergen-Aurand，Hee Wai-Siam，Mary Mazzilli.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Corporeality，Desire，and the

    Ethics of Failure[M].Piscataway，US：Bridge21 Publications，2015：10.

    [3][4][5][6]Wendy Su.Chinas Encounter with Global Hollywood：Cultural Policy and the Film Industry，1994-2013[M].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6：3，4，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