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反对沙俄修建中东铁路的斗争
吴文衔
中东铁路，原称“东省铁路”或“东清铁路”，1920年10月由北洋政府交通部代管后，始改此名，俄文名称未变。它是沙俄根据1896年6月和1898年3月与中国清朝政府先后签订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在东北境内修建的一条呈“丁”字形的铁路。是沙俄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产物。
1900年6、7月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前，东北人民为了反对沙俄修这条铁路，掀起了以农民为主体、以反对占地筑路为内容的抗争，成为以后席卷东北全境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曲。过去，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主要原因是资料太少又分散。这里作者依据多年来资料的搜集和积累，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一
早在中东铁路1898年正式开工前的几年，沙俄政府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就多次派出勘测队潜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铁路线路的勘测活动。1894年、1895年和1896年这3年间从未间断过。如1895年组成近百人的勘测队。在沙俄边防部队(以后改称“中东铁路护路队”)的保护下，分四批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一批由乌苏里江俄境进入宁古塔(今宁安县)，另外三批则南渡黑龙江，经当时省城齐齐哈尔，向西到达大兴安岭一带；其中向南的一批远至千里之外的辽东湾，进行所谓多科目的“考察”活动。上述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沙俄总工程师茹格维茨亲率勘测队，对原已勘察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又多次进行复查。中东铁路的勘测工作，历时3年多才告结束。
1898年6月初，中东铁路工程局的全体官员和铁路干、支线的各工区的主管人员，在副局长依格纳齐乌斯的率领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乘坐“海兰轮”号汽船，到达哈尔滨埠头(今道里区)，并将老哈尔滨(今香坊区)田家烧锅作为铁路建设局的驻地，组织和指挥全线的修建工程。这标志着中东铁路已由线路勘测转入全面施工阶段。
中东铁路是由沙俄一手操纵的中东铁路公司直接承建的。中东铁路公司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为东线、西线和南线3个区段，由6处同时施工。这条“丁”字形铁路所经过的地方，正是我国东北的腹心地带，尤其是哈尔滨以南沿线各地，旗屯相望，人烟稠密，社会经济比较发达。铁路工程每向前伸展一步，都会使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付出毁田拆屋、甚至家破人亡的惨痛代价。根据《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以下简称《合同》)规定：“该公司凡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由公司付给。”《合同》还规定：“惟勘定之路，所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须设法绕越。”对于被占用耕地中的禾苗，也须向遭受损失的农民，交付青苗赔偿款。但是，中东铁路公司违背《合同》的相关规定，以“铁路用地”为名，大量强占土地。对于官地，多半强行侵占；对于民地，多半采取贱价强买的手段，强迫“土著将地亩让出，所给地价不及时价之半”，“土人愤愤不平”。遇到村镇、庐墓等，也不绕道改轨，而是任意拆毁民房、平夷坟墓、强行插标钉桩。对于农田中的庄稼，不仅未给予任何赔偿，反而命令护路队冲进农田，砍倒青苗。沙俄铁路当局的这些暴行，激起了铁路沿线各地农民的满腔愤怒和不断反抗。这是东北人民主要是沿线各地农民反对沙俄修建中东铁路的主要原因。
还应该提到的是，沙俄在确定铺设中东铁路的同时，还提出了对这条在异国领土上修建的铁路如何保护的问题。原先，非法进入东北境内各勘测队的所谓“保护人员”，是从俄国边境部队直接调拨来的。但《合同》中规定，俄国水陆各军和军械经由中东铁路过境者，“除转运或必须沿途转停外，不得借故中途逗留”。显然，大批俄方边防军要进入中东铁路沿线，不仅与《合同》中的上述明文规定相悖，而且也是中国政府所坚决反对的。而当时主持中东铁路修建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提出了由财政部组织一支“特殊部队”，担负起中东铁路全线的“防护”任务。以后不断扩充的“中东铁路护路队”就是这样一支“特殊部队”，并被派往中国东北三省腹心要地和主要水陆交通线上。
“中东铁路护路队，”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以“防护”和追剿“红胡子”为名，越出铁路线，甚至深入到远离铁路的城镇、村屯，骚扰和杀害无辜的中国百姓。沙俄护路队进驻中东铁路是沙俄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军事扩张的重要一环。它的种种暴行，同时激起了包括一部分爱国官兵在内的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是东北人民反对占地筑路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世纪末东北人民反对沙俄非法修建中东铁路的斗争，就是在这样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背景下爆发的。
二
在1900年7月东北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前夕，随着中东铁路建筑工程的迅速进行，在西起扎兰屯，东至松花江河谷、乌吉密至一面坡、牡丹江站至绥芬河站区段，以及哈尔滨以南至铁岭的铁路线上，共发生了70多次各种形式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如果说1898年的抗争只局限于“红胡子”的伏击或夜袭的单独行动上，并未构成严重威胁的话，那么，1899年以后的抗争则更加激烈，直至发展成农民的联合武装反抗。
(一)反对勘测线路
从沙俄非法闯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线路勘测始，东北人民就自发地、不断地开展了这种斗争。1897年秋，沙俄一面坡分区工段段长、工程师齐文斯基率领一支勘测队，从哈尔滨的北江沿马厂甸子开始，在阿什河以东的荒山嘴子、恒隆兴、义兴泉、渲浑河、大小海沟旗屯、半拉城子等地勘测线路。齐文斯基一伙“不论田地、荒垠、沟洼、壕甸、居房、坟茔、分路钉立木桩”，引起了阿什河沿岸人民的不满。1898年“时当春耕临近，田地立桩，窒碍农作，人心惶惶，流传纷纷”。当地农民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由此而喷发出来，各村屯的农民纷纷走出家门，将田地里所有的木桩统统拔掉，从而迫使沙俄铁路当局改划轨道。同年6月，齐文斯基率领的这支勘测队在乌吉密以西20俄里处和筑路华工结算工资时，遭到了当地持枪农民(所谓“红胡子”)的伏击。齐文斯基本人的臂部和肩部被打伤。7月齐文斯基一伙在同一地点测量时，又遭到了武装农民的袭击。护卫这支勘测队的沙俄第10骑兵连的6名哥萨克立即布成散兵线，开抢反击。两名“红胡子”被打死，余众则迅速退人沿线河谷的原始森林中。
(二)反对占地筑路
1898年6月，中东铁路工程破土动工后，沿线居民主要是农民的反占地筑路斗争，此起彼伏，
并很快走向高潮。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线和西线，“有民众数千，不准俄人修筑铁路，妇孺皆持农具以待”，位于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南部支线的农民深受其害，自然反抗更加激烈。辽宁盖平(今盖县)南乡农民因中东铁路公司强占田地，群起与之理论。铁路当局便派出一支护路队，前往恫吓，“几酿变数”。盖县知县孙长青获悉后，急忙派兵至南乡制止农民的“妄动”。在农民的强硬态度面前，铁路公司的立场软化，答应对被占用的民地，按照《合同》“按照时价”的规定，一次给付；遇有庐墓绕道改线。这时，愤怒的农民才渐渐离去。
黑龙江、吉林境内金砂矿床十分丰富。“铁路经过之地，其下皆有金矿”。所以，“矿工不愿俄人筑路，竭力抗拒。闻矿工有新式军械”。在东线的深山密林里，活跃着一支以“严厉而闻名”的抗俄武装队伍。其首领马风云(绰号“马老五”)曾在此开采金矿。这支以金矿工人为主的抗俄武装队伍，共有40多人，在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国境线一带同沙俄侵略者曾发生过多次的战斗，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1898年8月14日，沙俄第10骑兵连准尉古奇科夫率领6名哥萨克与驻在一面坡的清军管带姚聂昌率领的20多名清兵相勾结，向马风云的营地进行全面搜捕。马风云不幸被捕，但其属部仍在东线一带坚持抗俄武装斗争。
当铁路铺轨工程向南线推进时，当地农民为了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农田和家园，纷纷组织起来。他们或手持锄头、棍棒和扁担，或手持步枪，预挖战壕，向沙俄勘测建设工程队的营地和护路队哨所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1895年5～9月间，在宽城子站(今长春站)以南、公主岭站、双庙子站、铁岭站等地爆发了6次武装驱逐沙俄侵略者的战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在铁岭站附近、以大房河村为首的几个相邻村庄农民的联合武装抗俄斗争。
1899年7月26日，沙俄铁岭区段第一分段长、工程师谢列金斯基率领铁路工程人员和护路队到铁岭站进行勘测作业。由于该路段内大房河村等村民的一致抗争，使勘测作业多次被迫中止。工程师谢列金斯基为了推进勘测工程的进度，又一次来到大房河村。他们刚一进村，锣鼓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迎接他们的是手里“都拿着枪”的村民。村长对谢列金斯基说，没有中国铁岭当局的命令，“不准动工”，并要求赔偿占地损失费和交付青苗补偿款。为此，谢列金斯基于28日返回铁岭，会见铁岭地方官，并请求他派出官兵前往“调解”。30日谢列金斯基在增援的第2步兵连和第15步兵连13名哥萨克士兵的护卫下，和一位带领几名清兵的铁岭官员一起，再次来到大房河村。这时“村头挤满了人，屋顶上站着一些持枪或拿石块的中国人”。在同仇敌忾的村民面前，谢列金斯基见势不妙，把队伍撤至新屯村，等待中国地方官出面“调解”。
在谈判过程中，代表全体村民的村长强烈要求赔偿1898年、1899这两年的占地损失费和交付每亩4块银元的青苗补偿款。谢列金斯基表面上接受了这些要求，并称还须经中国地方当局的批准。谢列金斯基担心在中国官员回城禀报时，村民还会采取“敌对行动”，又急忙从吉林调来由连长捷尼索夫率领的第8骑兵连。谢列金斯基来到作业地点后，公然违背诺言，下令手持军刀的哥萨克冲进高粱地，砍倒青苗，并劈出一条田间小道，然后强行插标划线。被激怒的村民蜂拥而至，一齐冲上来，并向沙俄哥萨克开枪。一名哥萨克应声落马、两匹战马受伤。连长捷尼索夫一边组织反击，一边往后撤退。村长以猛烈的火力，向狼狈逃往大房河村的谢列金斯基射击。
这次战斗是在村长直接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参加战斗的有大房河村、新屯村等几个村庄的村民、民团、甚至还有一部分清兵参加。村民们使用步枪，还推出两门旧式火炮，在一些地方挖了战壕，显然，是准备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这次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东铁路沿线农民的武装抗俄斗争。
(三)打击作恶多端的护路队
中东铁路护路队之所以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就在于：名义上它不是正规军，实际上却起着正规军的作用；在指挥系统上，不归陆军部，而由财政部统辖、由中东铁路公司直接指挥；从组成人员上看，不从现役的正规官兵中挑选，而是从后备役的非军职人员中招募；在制服样式上，也与正规军有着显著的不同。不论官兵，一律不带肩章。这支“特殊的部队”被定名为“中东铁路扩路队”。1898年1月首批护路队在司令葛伦格罗斯上校的率领下，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开进中东铁路沿线工地。随着铁路工程的进程，这支特殊部队先后进行过6次扩编。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00年6、7月间，护路队计有8个步兵连、19个骑兵连，有2000多名步兵和2500名哥萨克骑兵。最初，护路队设置的哨所并无定规，以后随着铁路的全面铺设和重要车站、桥梁的选址和动工，哨所的驻地也逐渐被固定了下来。他们一般采用骑兵、步兵的混合编制，一个骑兵连负责守卫100至130多公里的工段；而一个步兵连则要跨驻两个甚至3个工段。他们除了守卫正在建设中的铁路工程、铁路人员和铁路器材外，还要执行侦察和邮递业务、护送过往的辎重车辆和铁路职工、押送包括工钱在内的货款等。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骑兵连中应役的哥萨克，大多在俄国中亚和外高加索边远地区服过兵役，在长期的战守中，养成了贪得无厌和纵欲嗜殺的特征。当被派往中东铁路沿线驻守后，自然地会把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当成其施展那套本领的“乐园”。
中东铁路护路队未经中国地方当局的同意，以追捕“红胡子”为名，越出铁路线，有时甚至还深入到远离铁路的城镇、村屯、矿区、林场，骚扰和杀害无辜的中国百姓，抢走谷物和粮食，诈骗钱财，奸污妇女等。最令农民痛恨的是，他们动辄动用军刀、步枪，甚至用机枪来驱赶保卫自己家园的农民。护路队的这些暴行，充分暴露了它的侵略本质，从而更加激起了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1898年8月初，在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站附近的松花江畔，当地居民击毙两名哥萨克骑兵。以后，沿线居民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对护路队发起袭击和伏击。他们攻打哨所、夺取枪支、截击铁路公司过往的车船和货款等，使沙俄护路队处于首尾难顾、惶惶不可终日的惊恐状态中。
(四)筑路华工的抗争
中东铁路建设工程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除了关内大量流动的人口(主要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涌入铁路沿线、矿场和林区外，中东铁路公司亲自出面或通过当地承包人到内地城市招募华工。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00年6、7月前，中东铁路包工头在河北天津和山东烟台，一次就招募了10万工人。最多时筑路华工达到20余万
人。他们在沙俄监工和护路队的监视下，从事土方、采掘和运输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劳作10多个小时，工钱却不足30戈比，比同工种的白种工人要低了3～5倍。剋扣少得可怜的工资屡有发生。而且还要经常受到人身污辱、甚至惨遭杀害。盛京将军增祺曾指出：“自兴工以来，强占民地，虐待土工”，筑路华工和沿线居民“无不疾首痛心”。1899年8月9日在南线老少沟南40俄里的布海车站附近，筑路华工痛恨沙俄工长，掀起暴动。工人们拿起手中工具，要痛打俄方工长。工长跑到护路队哨所，并向俄方分段长报告说：“工人要暴动!”分段长、工程师亚某急忙带领护路队第3步兵连和第1骑兵连的10名哥萨克赶到现场。群集的筑路华工严阵以待，做好战斗的准备。沙俄分段长、工程师亚某走到愤怒的人群面前，就命令护路队士兵，从人群中抓走他们所认定的“主犯”。同时还派哥萨克将中国工人包围起来。这一暴动激起了筑路华工的满腔怒火。他们操起劳动工具，扑向俄兵。一场战斗开始了。沙俄第3步兵连一名列兵在战斗中被打死。另一名列兵受了伤。那个行凶作恶的分段长、工程师亚某也遭到一顿毒打。4名筑路华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00年4月1日，在西线兴安岭一带，沙俄铁路当局剋扣工人工资，引起筑路华工的极大不满。他们“闯进办公室”。沙俄护路队第13骑兵连立即从兴安岭被调到现场，“几个犯罪的中国工人被抓了起来”，并被转交给中国地方当局。四平街车站附近采石场工人、旅大赞子河盐工、吴家屯金矿工人也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
三
广大贫苦农民是这场反抗斗争的主体。他们当中，既有铁路沿线、特别是人烟稠密的南部支线一带的贫苦农民，还有由直隶(河北)、山东贫苦和破产农民组成的、流动量大且带有季节性特点的筑路工。此外，还有手工业者、工人(淘金、伐木、采石等)、车船夫役和猎户等。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无以为生，加入了最先起来打击沙俄殖民者的“红胡子”队伍中。他们对沙俄铁路当局最为仇恨，并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沙俄殖民者。这是19世纪末东北人民反对沙俄修建中东铁路斗争的鲜明特点之一。
俄国外阿穆尔军区戈利岑大尉在他执笔编写的《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一书中承认：“他们(指中国人——作者)心中燃烧起来的对俄国人的仇恨可以理解的。”他还这样写到：“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们无路可走，只好拿起武器，并且在某些行动中表现得相当勇猛”。开始时，他们手拿锄头、棍棒、扁担等简单工具，有些还手持夺来的步枪等，进行自发的、不断的抗争，以后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才能严惩沙俄殖民者，才能取得抗争的胜利。南线支线铁岭车站附近几个相邻村屯农民联合抗俄武装斗争的胜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但是，由于农民自身的阶级局限，他们虽然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结局还是背井离乡、远走家园，变成了一无所有、飘泊四方的游民。
最后，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在中东铁路勘测和修建过程中，东北地方官员从一开始就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在对待线路勘测这个问题上。有的地方官按指令办事，有的地方官则公开表示反对。如伯都纳副都统在全城张贴公告，晓喻百姓要给予“大力协助”；而三姓副都统庆祺则拒绝接待俄员。他说：“不能制人，焉能事鬼”。由于一些地方官员的屈膝媚俄，沙俄线路勘测工作才得以逐步完成。”在筑路问题上，同样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地方官与中东铁路当局相勾结，强占民田，强拆民房、坟墓等，并镇压奋起抗争的农民群众；有的地方官出于民族大义，从忍耐、同情最后转向公开支持群众的反抗斗争。如长春府知府组织一支自己的护路队，专门对付作恶多端的沙俄护路队，保护辖区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当然，东北地方官员中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是同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和主战派的长期对立和斗争，息息相关的。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的是，从最初贫苦大众手持原始的工具与沙俄殖民者抗争，发展到村、乡、县当政者也与贫苦大众站在一起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甚至知府这一级地方大员也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斗争风暴中，“说明东北各阶层人民普遍感受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压力，席卷东北三省的抗俄风暴到来了!”
这场抗俄风暴，不是别的，正是1900年6月、7月即将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东北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沙俄积极推行的“经济征服满洲”这一侵华政策造成的，也是东北人民长期坚持抗俄斗争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这场持续六、七年之久的武装抗俄斗争，就不可能有义和团运动一触即发、迅速席卷东北全境的局面。因此可以说，这场群众性的抗俄斗争便成为1900年东北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曲。其历史意义和作用不应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