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运动与浪漫主义史学
摘 要? 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经济社会巨变，是在个性和自由主义的发展条件日益具备的情况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的情感和非理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与此相一致，历史编纂也从普遍史转向民族史，使用档案有声有色地撰写民族史或底层民众的历史成为一种潮流，今天有人称之为民族的总体史。兰克学派是这一追求的产物。总体而言，浪漫主义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封建意识形态的衰落。它对各学科的渗透、对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对自然界的态度以及它的某些负面作用，至今仍是学人的重要话题。
关键词 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史学，情感，非理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K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09-07
欧洲历史上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运动，①如叶秀山他们所说，是“18世纪中叶在欧洲开始兴起的一种思想文化潮流……在那段时间里，它在哲学、艺术、社会、伦理乃至社会政治革命中，都扮演着第一位的角色”。②《不列颠百科全书》甚至说，这场“势如破竹的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的运动，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横扫西方文明”。③本文拟从历史学角度谈谈它的大致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希望能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做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一、浪漫主义运动的背景及其特点
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声势烜赫，但要给它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早在1824年，法国的埃米尔·德尚就曾说过：“人们频繁地给浪漫主义下定义，一切已然变得相当混乱，不需要我做任何新的尝试再将这一局面越搅越乱。”100年后的1924年，美国的洛夫乔伊说：“‘浪漫主义一词意义如此驳杂，以致其自身已失去意义。”④又一个100年即将过去，对其定義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善。尽管如此，它的基本意思还是明白的，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言，“浪漫主义立场是对18世纪古典主义的朴素、客观和平静的一种自觉反抗”，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和感情共为一体，并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⑤有人还归纳了“浪漫的”这个词所想表达的意思，有吸引人的、无私的、充满活力的、华美的、不真实的、逼真的、无理性的、实利主义的、轻浮的、英雄的、神秘的、热情的、显著的、保守的、革命的、夸张的、主动的、日耳曼民族的、无形式的、形式主义的、感情的、幻想的、愚蠢的等等。①可见，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情感或直觉，罗素称之为“善感性”（sensibilité），并将其源头归之于卢梭。②从这一特点可看出，浪漫主义运动与个体或个人情感的表达或发泄特别有关。
为什么从18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特别关注个体的情感问题？总体而言，这是通常所说的双元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独立战争，造成经济、政治、社会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使盛行于17世纪并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达到顶峰的古典理性主义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启蒙思想家宣扬的普遍理性有抹杀个体（包括个人、群体、地方、民族或国家）的特点和需要、搬弄机械和僵化的规则的倾向，与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人们对个人自由、幸福和情感的表达和追求不相符。反对这种普遍理性的、充分肯定个体或个人自主生活的权利观念，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即使像夏多布里昂这种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其保守主义也被打上了“菲内隆、圣西门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自由主义的烙印”，因为他深知大革命所宣扬的平等和独立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③
“双元革命”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多重的，它在造成经济、政治、社会的巨大变革时，也使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处于不稳定和迅速变化中，既使他们感到命运无常，又给他们带来似乎无限的可能和希望，由此产生无数狂热或悲观或无限的想象。特别是，当人们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会对传统社会带给他们的某种稳定感到依恋，怀念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乡居生活，对后者的消逝表现出无限的感伤和惆怅，这就是主张“回到中世纪”的重要原因。
“回到中世纪”及“回归自然”的口号，也源于浪漫主义者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理论。首先，他们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并非如一些启蒙思想家所言，像机器零件那样可以拆卸和换装，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自然界万物或人的身体。这种观念使人们关注历史和社会各部分的相互联系，催生了孔德、斯宾塞的社会学。其次，他们主张人“能够凭直觉把握自然的统一性和无限性”，由此出发，他们反对普遍理性观念贬低或否定人的直觉或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极为重视人的想象力，认为“当我们的想象力被唤醒时，我们就获得了直觉力”。在他们的心目中，想象力是人与大自然交融并由此获得强大生命力或无限生机的根源，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高度赞美和推崇大自然。他们甚至认为“人性真正的陨落是失去了我们的想象力，正是这一重要能力让我们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罪恶便是与自然相分享。把自然看作无生命的，那我们必然也死气沉沉”。④
浪漫主义强调直觉和个人感受，赞美深奥的大自然，或多或少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有一句名言：“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他们浪漫化了。”这种观念表达了浪漫主义与宗教间的一种“隐晦的关系……意在对抗世俗化的、怯魅了的世界”。⑤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布吕奈尔说：紧随着强调理性的年代，“一股强大的非理性潮流发展起来，对秘术的兴趣表明了一种新的信仰需要”。⑥当然，这方面的表现以德意志的浪漫主义为甚。
强调人的直觉，强调人自我超越的想象力，在西方，这种情况并非浪漫主义运动所独有，但都没有浪漫主义运动期间那样鲜明和突出。像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样的人物，总是持有“一种可怕的不可满足的欲望，总想遨游于无限;一种狂热的渴望，总想摆脱个体狭窄的束缚”，伯林因之称他为“浪漫主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驱”。类似现象在柯勒律治、雪莱等人的身上都可看到。⑦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定型，上述狂热开始消失或下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双元革命”不仅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幻想，也给人们带来务实精神及对科学成果的崇拜。实际上，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我们就可看到实证和务实精神的增长，实证哲学就产生在浪漫主义盛行的19世纪上半叶。所以我们在讲浪漫主义运动时，也要看到该时期社会思潮的复杂性或其他社会思潮的传播。
各国的浪漫主义均有自己的特点。德国的浪漫主义特别引人注目，除了它的宗教感、神秘感，它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也特别密切，像费希特、谢林等甚至“歌颂仇恨”“把愤怒、仇恨、战争看作普遍规律”，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中很罕见。①
二、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历史学
浪漫主义运动在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表现也非常抢眼，这里专门谈谈其在历史学中的表现，即通常所说的浪漫主义史学。由于历史学的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所以也会谈及有时被视为其他学科的内容，如民族主义。
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所决定，其史学的主要表现是从普遍史或世界史转向民族史或国别史、地区史或地方史。这是因为普遍理性观念支配下的普遍史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这一点显得非常明显。柯林武德曾谈及这一转变的原因：“18世纪渴望一种普遍的历史，但是一部真正的人类历史就必须是一部人类怎样变成为目前状态的历史，而这就蕴涵着把人性，即实际上存在于18世纪欧洲的人性，认为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然而，它却被看作是任何这类过程的永远不变的前提。”②这种情况必然要发生变化。布雷萨赫对此做过如下分析：18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历史学家们不断地调和以下两种要求之间的关系，即一方面要求变革，另一方面同样强烈地希望看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性得到维护。这个工作一般是在民族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英国，该过程显得比较平稳。法国则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开始探索一条符合法国的“合适的政治结构”的道路，这时法国人所需要的政治结构，与其说是“抽象意義而言是最好的倒不如说是适合于法国社会的”，这一答案只能在法国的历史中寻找。历史学遂成为这种探索的指南。在德国，否定传统及认为人类理性足以设计出一种完全正义和幸福的社会的观念，已经被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削弱，民族史开始大行其道。布雷萨赫还特别指出：德国人为民族身份而进行的斗争与其“保守的、渐进主义的观点”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氛围”，使德国的历史学家得以创造有很大影响的德国历史科学。③概而言之，18世纪末以来，人们普遍希望看到自己所处的地区、国家或社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放弃普遍史而转向民族史或地方史遂成为历史学的一股潮流，成为强化民族主义的重要支撑。在这股潮流中，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历史学派——兰克学派的产生，是浪漫主义思潮与德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民族史学从重视个体和情感的浪漫主义中找到发泄的缺口，这方面的撰述，包括对群体、地方文化及其独特性的探讨和论证，一跃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按照浪漫主义的观点，每个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或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价值。这一观点在德国得到特别热烈的响应，因为自17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启蒙运动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国人通过普遍理性的观念向欧洲各国大肆输出法国文化，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民族深受其苦，反对这种普遍理性的思潮也首先在德国形成系统的理论。那时，德意志民族的有识之士非常清楚地看到，只有强调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独特性，才是政治分裂的德意志民族维护自己共同纽带的好办法。兰克学派的形成，与文化传统或民族史对德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分不开，其实就处理史料的能力而言，当时欧洲各大国的差别并不大。
为了证明民族史的合理性和不可或缺性，赫尔德（1744—1803）提出了各国或各地区的历史如何形成全面史或普遍史的理论。他提出，人类的每一部分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特点，不能用“普遍的、哲学化的、博爱天下的语调”讨论人类的德性和幸福，不能把我们自己的理想“强加于每个遥远的异邦，历史上每个古老的时代”;人类的进步不能通过“粉饰甚至生造出一些事实，忽略或是压制另一些相反的事实”来说明。简言之，人类的进步是通过无数具有文化特色的民族通过曲折复杂的“汇合”形成的。在“汇合”的过程中，各自保留着独有的特色。他说：“你看到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了吗？看它如何从涓涓细流发源，渐渐壮大，这里分叉，那里汇合，蜿蜒迂回，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是，无论它路线怎么走，总还是水！河流！水滴汇聚！它无非是水滴，直到一头扎进海洋！人类难道不是一样？”他还强调，人类进步不是靠一个民族完成的，比如，“没有希伯来人就不会有埃及人;希腊人在埃及人的作为上再接再厉;罗马人则高高站在整个人类的肩头。这才是‘进步和‘持续发展的真实含义”。①赫尔德理论的特点，如汤普森所言，是把“康德的发展力量这个概念和卢梭的个人主义结合起来”，而且他还把“‘发展的思想应用到人类文化的一切表现上”，包括诗歌、艺术、语言和宗教。②
把现实看成过去演变的结果，既否定了把现在与过去割裂开来的观点，又肯定了个体的作用和权利，反映了18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的需要。当然，必须强调一下的是，“黑暗的中世纪”的观念要到一次或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破除。在浪漫主义运动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国家一方面需要承认历史的联系;另一方面出于反封建斗争的要求，仍必须单方面突出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与封建主义的反动性，其关于历史联系的观念常变得有名无实。
由于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把臣民改造成关心国家命运的公民，这在当时的德意志显得特别迫切，所以对下层社会的关注成为当时历史学的重要特点。弗里德里希·希尔说，1770—1830年间的德国思想家们对此都十分清楚，所以，“他们首先把长期被压制到地下的底层大众的力量引到地面上来，与统治者的政治宗教上层建筑进行对话”。这些思想家还认为自己将建立的是一个新的“天国”，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这批年轻人离开学校时，都是“以‘建立天国这句话互相道别的”。当然，这不是中世纪的天国，而是一种“以人为神的国度”，它将改变世界面貌。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一样，这些主张的表达也各不相同，在未经历革命洗礼的德国，这一思想包裹在某种神学的语言中。比如，费希特就“把神秘个人主义和古代关于救恩来自底层的思想连接起来”，用中世纪费奈隆虔诚主义和爱克哈特的“纯爱”理论，表达法国大革命的“内在意义”。理解和描写普通民众由此成为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米什莱是法国浪漫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他是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来理解民众情感的。他说：“要理解民众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劳累与苦难，我必须问自己的记忆。……因为我也曾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过。”③
把底层民众纳入历史学的视野使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民族的“总体史”。如德拉克鲁瓦他们所言，浪漫主义思潮使“历史学家们渴望撰写一种体现下层观点的历史，一种包含历史学家所考察社會的各个方面的总体史”，但“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来说，总体史是一种民族史”。④
又由于强调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个体或生命，既要写出这个国家的“感情”或个性，又要让普通民众看得懂、喜欢读，历史学家必须考虑如何撰写不只是“乏味地列举种种战功”的历史著作的问题，这里当然也包括惟妙惟肖地刻画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得出的结论非常一致，那就是“历史学家应该具备描述的才能”。描述的能力由此成为历史学家的重要能力和普遍追求。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提供了这方面的样本，他被法国的梯也里尊称为“历史预言方面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大师”（从这里可看出当时文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家如此迷恋文学家司各特，主要是因为他具有“使虚构人物和神话英雄栩栩如生的能力”，而且他笔下的“政治中的各种大场面能给人以强烈印象……犹如现实的和历史真实的戏剧”。但要学习司各特的书写或描述手法，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小说可以通过虚构来获得所需要的描写目的，而历史不可能那样做，对历史学家来说，“只有真实才能重现生动有趣的过去”。既要使用文学的描写技巧，又要让读者相信他们的著作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这使历史学家走上了充分利用过往文献的道路。利用文献中的历史细节来还原历史真实，可以增加历史著作的可读性。梯也里为了避免被人指责为空想，着手“对奠定自己描述基础的史料进行考证”，他“大量引用文献或古人的描述”，以便使自己的著作具有可信性。当史料不足时，他使用“人们不知道”“可能”之类的措辞，或“根据经验接触的材料形成一种看似正确的假设”，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①
浪漫主义史学家普遍重视档案资料，比如，在米什莱的笔下，“国家档案馆的那些收藏品发出了生命的声响”。也正是通过这种努力，夏多布里昂“指出了19世纪历史学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将史料校雠的考虑、复活历史的愿望和对运动的理解结合起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法国史学家中“出现了一种‘统一历史领域的企图”，一种“总体史的雄心”，希望把“所有社会层面的历史”结合起来。米什莱一直致力于这样做，他总是认为“‘所有事件都对其他事件有影响，因此任何因素都不能被孤立”。②这里，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浪漫主义关于过去与现在及社会各部分之间都存在有机联系的观点，对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重视史料并未能真正让人相信历史著作的真实性，这里仍有一个如何感受或解释史料的问题，浪漫主义史学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并长期影响着西方的历史学。有人提出，浪漫主义史学的历史编纂方式，成了“后现代历史学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像安克斯密特这样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就要求我们在思考历史或撰写历史时，“重温我们灵魂深处的回声”。这意味着浪漫主义史学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远未完成，将引起持续的关注和讨论”。③
浪漫主义史学可说是向科学的历史学过渡的一个阶段，兰克史学是在浪漫主义史学的中后期形成的，正如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难以分开，浪漫主义史学与兰克史学也难以分开。
至于浪漫主义史学与启蒙史学之间，表面上看似乎是前者对后者的批判与否定，实际上是一种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汤普森说的有道理：“18世纪的历史概念是纯理性的，但反对它的声音必然会出现，不过这种反对并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浪漫主义就是对非历史的推理即理性主义的形式逻辑的反抗。”④浪漫主义史学吸取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发展的观念，增加了对过去的同情”。⑤它所反对的只是启蒙思想中无视个性、无视个体情感的观念，但继承并发展了启蒙思想的其他方面。可以说，“没有启蒙哲学的帮助，没有对启蒙思想的继承，浪漫主义运动既不可能取得也不可能维护它自己的地位”。⑥但也必须看到，浪漫主义常常显得与启蒙运动势不两立，这是由它的偏颇造成的。它重视过去，但不能客观地对待同样属于过去的启蒙运动。正如卡西勒所说，“当它遇到了与它直接相关的过去时，它又不能实践自己的理想了”，这个错误“与它指控启蒙运动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⑦
三、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
说起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最通常的视角是视之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创作风格的影响，侧重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和追索，手法夸张，语言瑰丽、奔放或消沉而神秘，视所谓的“积极”或“消极”的浪漫主义而定，在我国还曾盛行“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主观情感和想象力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地球上任何地方或任何时代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天性，并都会以某种方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达这种情感。中国学者编写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涵盖了上古神话到近现代浪漫主义文人的作品，世界上其他重要的文明想来也是如此，但不同文化传统或不同时期的浪漫主义是有区别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是在双元革命的推动下并在欧洲特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其影响也是这样。
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发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深深渗透进同时代及以后西方各种思潮或各个学科中。考德威尔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着姻亲关系……未来主义者不但具有浪漫主义者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现实主义者的特性;一个作家起初看来明明是这样的，但换了一个观察角度，他就显得完全不同了。一切都不那么绝对单纯，可以一目了然。”①弗斯特也说：象征主义“在对于美的理想主义崇拜方面，在对表象之外的超验领域的神秘信念和力求以象征传达诗人的感知方面，都明显继承了浪漫主义的衣钵。……可以证明，20世纪的大量作品都是追随浪漫主义的产物：它们狂放不羁的个人主义，热情奔放的想象以及汹涌澎湃的情感，无疑都隐合在浪漫主义运动更极端的表现之中”。②
在文学艺术以外的其他领域也是这样。下面这段话可供参考：“众所周知，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一场与民族主义有着深刻而复杂联系的运动……而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是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初的联系……事实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不是孤立的运动，而是意义更广泛的几种互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的行动。对自由思想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特定联系的考察有望揭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 paradigm）一个有趣的方面。经济理性主义看来可能更多地要归功于对启蒙原则的某种根本性的拒绝，而不是归功于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本身。”③
即使对于自然科学，浪漫主义者也不是简单地采取排斥的态度。通常浪漫主义被认为对科学持敌视态度，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和他们的启蒙运动前辈一样，对科学怀有深厚的兴趣”。当然，“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并非推崇科学至上，但是他们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确认了处在自然界及灵魂深处的直觉其实是一根有生命的纽带，他们在某种更高深的心理状态下能够理解自然说出的话语”。这导致他们承认牛顿等伟大的科学家与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一样，“都是有远见卓识的天才和能独立思考的英雄”。④还有人提出，“在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和科学教育中，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科学的那些独特的贡献普遍遭到了忽视或贬低”。⑤一般而言，浪漫主义者对生物学或现在所说的生命科学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想深入理解人的情感。
浪漫主义运动发生影响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直觉的作用，它希望通过人的直觉对世界或对面临的事物做出综合认识。费伯说：“浪漫主义者不断追求主体与客体、情感与知识、事实与价值、真理和美之间的统一，他们通常将这三个领域视为一体。一些浪漫主义者向往回到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早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回归到启蒙运动之前的思想体系……大多数浪漫主义者都欣然接受了启蒙运动，但是他们想通过信仰、科学和理性寻求一个新的綜合。”通过直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世界，是中世纪神秘主义的惯用手法，浪漫主义者继承了这一点，但他们排除了神对人的统治。费伯曾就此提出：“浪漫主义者不再将自己的狂热崇拜之情垂直指向超验的上帝，而是通常会作水平方向的转移——向外指向自然深处，向内指向灵魂深处。”⑥
直觉在兰克的史学思想中起重要作用。我曾指出，兰克知道不存在纯客观的历史，他认为靠资料并不能解决历史理解的问题，只有“批评性的研究，加上直观的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钥匙，写世界史特别需要这样做。他所说的直观的理解“其实是理解史实的一种直觉，一种对诸如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假设”，其中“包含着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把握”。积累资料时靠实证手段，而理解或解释史料特别是做出总的判断时靠直觉，这种历史研究方法，按巴勒克拉夫的说法，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⑦在历史研究中直觉发生作用，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恐怕概无例外，但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或在研究历史时把它摆在什么位置，不同时期或不同的文化传统却是不一样的，恐怕只有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这一点才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持续发生作用。德国在19世纪后期，有过所谓的“新浪漫主义”思潮。今天，浪漫主义仍不时地掀起新的浪花，依然与各种思潮相联系或互相渗透。所谓的“绿色浪漫主义”，其主旨就是重视生态问题，批评人类中心论。伊恩·邓肯说：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一种完全用历史方法来看待浪漫主义思潮的开始，这是这个研究领域得以拓宽和多样化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在浪漫主义思潮中仍然看到一股非常强烈的历史主义的（historicist）冲动，这种冲动与强烈的理论和哲学的兴趣同时发生”。21世纪初以来，我们还看到“一种持续把浪漫主义与当代的政治关注点联系起来的努力”，这些关注点包括关于各种权力的讨论，如主权、政府权力、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球观念（globalism）、拿破仑战争失败以后英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等等。①
浪漫主义运动也有自己的负面影响。历史上有积极的、消极的或反动的浪漫主义之分，后者指浪漫主义运动中那些反对进步、美化旧制度或消沉颓废的倾向。浪漫主义者所强调的非理性也有它的负面，即它的过度发挥而走向反面，这特别表现在民族主义上。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表现，但发挥不当会成为祸害，这在德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弗里德里希·希尔说：“19世纪里，浪漫派和理想派那些激烈、俚俗、腐化的思想开始渗入广大群众中去。”这一过程导致了许多民间运动的兴起，具有民主、进步的一面，与民族主义的高涨相一致，但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英国J. S. 米勒的开明主义或西欧式民族主义，而是恺撒威廉二世的民族主义”，倾向于“反西欧文化、反人文主义、反理性主义以及不时也反对基督教”。其最坏的后果，是1933年纳粹党“把浪漫派的想法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并且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德国式的浪漫主义后来成了德国法西斯的重要理论依据。②
四、余 论
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虽然有当时欧洲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的原因，但这场运动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其渗透性、影响的持续性及其强调直觉等等，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罗素把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看成西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两种反抗形式，值得注意。他说：“针对思想、政治和经济中的传统体系，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对向来看成是颠扑不破的许多信念和制度的攻击。这种反抗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形式，一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③塔纳斯也说：“从文艺复兴复杂的母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潮流，两种不同的西方思想特有的对待人类生存的气质或基本态度。一种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显露出来，强调理性、经验的科学和怀疑宗教的世俗主义。另一种则是前者的正好相反的补充，在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中具有共同的根基，但是往往体现那些为启蒙运动压倒一切的理性主义精神所抑制的各种人类经验。”这一趋势最初出现在卢梭、歌德、席勒、赫尔德等人那里，然后在18世纪末全面爆发出来。④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希腊-罗马传统与希伯来传统互相纠缠，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前一个传统占优势，那么宗教改革、浪漫主义运动是后一个传统占优势。只有从这两大传统关系的角度看浪漫主义运动及其影响，我们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轨迹才会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长期以来，这两种传统若即若离，今天也是这样，并常常让研究者感到困惑。比如，像列奥·施特劳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发现和理解”这两种传统的关系问题。⑤
要进一步了解两种传统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关系，需要另外撰文讨论。下面是伯林对浪漫主义的评价，也许有点高，我把它作为本文的结尾：“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⑥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欧史、史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
【责任编辑：王向阳】
